2017年7月22日，19：30，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内，三记钟声响起。
木门开启，谭利华入场，掌声雷动。
“为一事来，做一事去”——当谭利华第一次从老师黄晓同那儿听到这8个字时，就牢牢地把它们焊在心底。有人喜欢把他的姓氏和职业融在一句话里——“谭”指一挥间，暗示着他与这个行当之间的巧妙机缘。其实，这句话的真正意味在于它的时间跨度感，指尖划过的不只是旋律的节奏与情绪，还有一段悠长的光阴。从15岁指挥文工团演《沙家浜》开始算起，到这场《漫步经典：夏日玫瑰》交响乐，舞台中央留给指挥的位子，谭利华已经站了47年。
1.特别努力，才能看上去毫不费力
谭利华从没想过自己会跟指挥打一辈子交道，更准确地说，是跟音乐。在11岁听到邻居拉二胡之前，这个整天翻墙爬树、跟人打架的野小子，没有片刻安静的时候。
他央求邻居教他用那两根弦“变”出好听的调子，学得有模有样，曲子听几遍马上就会。小小的成就感，把刚藏好没几天的“茬架、好斗”又撩动起来，他四处打听谁会拉二胡，寻着一位对手，非要到人家当面“比试比试”。没多长时间，竟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二胡手。
旁人觉得这孩子有过人的音乐天赋——他对乐谱过目不忘的能力，对音准格外敏感。但人们并不知道，灵性是有点，但与人前“过目不忘”相伴的，是人后的“特别用劲”。关起门来，谭利华没日没夜。“有时候半夜睡着觉，突然想不起一段怎么拉的了，我非得下床点灯看清楚了不可。”
人们更不知道，“音准”来得多艰难——他攒了好长时间的钱，才买了第一把属于自己的琴。可拿回家没多久，就被觉得“这就不是什么正经事”的哥哥把蛇皮打烂，音色差得不像话。
也许命运真的不忍心让这个醉心于音符的孩子失望，也不忍心让他再这样笨拙地守着一把破琴摸索。4年后，15岁的谭利华进了济南空军文工团。在那儿，谭利华第一次拿起了指挥棒。
没有指挥经验，面对一群年龄比自己大好多的演奏员，十几岁的毛头小子根本压不住场，团长齐彦广干脆搬了把椅子坐在乐队旁边。一是给不拿孩子当指挥的文艺兵以震慑，二是为了及时救场。“我都乱成一锅粥了，齐团长上去，三下两下就秩序井然。”
在文工团的6年时间里，齐彦广手把手地教这个聪明的江苏小兵演奏、作曲、指挥。直到1977年，谭利华幸运地赶上了国家恢复高考的大潮。凭借一曲在全军文艺汇演上夺得“作曲、指挥特别奖”的《上前线》，谭利华免试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师从著名指挥家黄晓同深造。
黄晓同给学生的规矩是，课前必须背谱。回顾古典音乐史，背谱其实是李斯特开始的习惯。它的最大好处在于，能让演奏者和指挥把舞台上的全部精力投放在演绎中。但在黄先生的课上，光背下来不行，还得能准确地说出每一段落的节奏组合、编曲方式、调式特征。
学二胡背谱时打下的“童子功”，这会儿派上了用场。谭利华又过上了“背不下来不睡觉”的生活。这一半是倔强好胜的脾气使然，一半是出于对黄先生的畏惧——肚子里准备了多少“货”，黄先生一眼就能看到底。若是随意糊弄，他也不发脾气，只是转身就走，留下一屋子凝固的空气。
“真的，我、余隆、陈燮阳、杨又青、汤沐海，这些黄门弟子，都五六十岁了，甭管在外面被捧到什么位置，见到黄老师还是40年前那副心惊胆战的学生样，他还是永远不表扬，开口就是挑毛病。”
说这话的时候，黄晓同已离世两年。但提到那个名字，谭利华还是挺了挺陷在黑皮椅里的身子，仿佛向一种严厉致敬，已经成了改不掉的习惯。
在同学眼中，谭利华记忆力超群，别人三星期才能完成的进度，他一星期就轻松过关。但他自己最清楚，只有特别努力，才能看上去毫不费力——30年后，这句话成为甚是流行的励志金句时，谭利华的感慨可能要比随手转发的网友深刻得多。
出色的背谱能力、文工团的指挥基础……种种优秀条件，让谭利华迅速成为班上最出众的学生，开始在外宾参观时担任示范表演重任。那时，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见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尚且稀罕，更遑论给他们表演示范。初露头角的谭利华，风光无限。最重磅的外国“腕儿”，是1979年率波士顿交响乐团到上海演出的小泽征尔，他有着“世界三大东方指挥家之一”的美誉。小泽征尔中国行的其中一站，就是去上海音乐学院观摩指挥课。上百个带着相机的记者把教室堵得水泄不通，这阵势，谭利华也是第一次见。它意味着担任示范表演的那个孩子还没走出校门，就先跃入国际视野了。但那次，镜头对准的是另一张面孔——黄晓同把这机会给了班上的西藏同学俄珠多吉。
下了课，谭利华拉着俄珠多吉一头扎进学校旁边的天津菜馆里，从中午坐到晚上，直言嫉妒，不藏痛苦。384杯啤酒后，他一下懂了许多事——是自己太急于求成，太渴望炫技的机会了。其实机会有的是，不见得非是这一次。当春风得意的脸上第一次有了失意的表情，该踏实还是该表现，该酝酿还是该喷薄……所有问题都有了清晰的答案。
2004年，谭利华在中山公园音乐堂背谱指挥了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那是一部异常艰难的超大乐队作品，纵是经验丰富的指挥家，看谱指下来也不是件容易事。当时，世界上能背下那谱子的指挥家只有两个，一个是谭利华，另一个，就是25年前他“失之交臂”的小泽征尔。
2.没有规矩，不成交响
北京交响乐团的人都知道，1991年，是李德伦的一句“你去国外，是锦上添花；留在这儿，是雪中送炭”让谭利华把威尔士大学的就读手续压在箱底，开始在北京交响乐团简陋的排练室里拿起了指挥棒。
但鲜为人知的是，同时被收起的光鲜出路，是一张中央乐团的指挥聘书，它至今躺在谭利华的抽屉里。落款年份，1991年。
不到40个人、一年20来万的经费、两只手就能数过来的演出场次，谭利华知道自己接了个烂摊子。
说上世纪90年代初的北京交响乐团“默默无闻”，其实不够恰当，它经常被音乐院校的老教授们挂在嘴边。当学生露出懈怠、敷衍、潦草的苗头时，最有效的厉声震慑就是一句：“现在不好好练，等毕了业你们就去北交！”
治，就先从这慵懒闲散、参差不齐的人员治起。谭利华首创了“拉幕考”的方式，他找来七个评委，韩中杰、黄飞立、李德伦……个个都是音乐圈里响当当的名字。从全世界交响乐团都考的曲目困难片段中抽题，拉上幕布，现场演奏。规则也简单：扣掉最高和最低，取平均分，过了80分留下，不过走人。
这幕一拉不得了，不仅把团员的面孔挡住了，也把递条子、走后门的心思统统挡在门外。气急败坏的落选者，开始对这个砸了自己饭碗的新总监进行花样百出的报复。有人从深夜11点开始打骚扰电话，一小时一次，锲而不舍地搅和着谭家人的睡眠，有人直接发出人身威胁与咬牙切齿的恫吓。
谭利华不吃那套，大幕拉下，就再没收起。通过选拔进了乐团也不能万事大吉，因为谭利华把“拉幕”变成了日常考核，3个月一考，不行还是得走人。
翻起谱子的他，能细腻地捕捉到音节间每一处微妙的情绪变化，把柏辽兹《幻想交响曲》中每一丝兴奋、猜疑、嘲讽、仇恨变成指尖的动作。但在是非与好坏的问题上，他简单又大条。
“好就是好，错就是错，没得通融，音乐也得讲规矩。”
规矩，一个自带严肃刻板属性的词汇，好像天生跟艺术不沾边。人们不吝以最大的宽容与耐性，溺爱着恣意随性的艺术家。唯恐框框多了一点，束缚了手脚，让那些敏感的灵魂庸俗起来，但谭利华不这么认为：
“乐团就像台机器，里面每个小齿轮都必须合格，这机器才能运转起来。德国交响乐为什么那么出色？这跟德国人骨子里对秩序的尊崇、对规则的敬畏绝对有关系。”
当兵出身的谭利华，信奉“军事化管理造就高手”。他给北交立了一堆规矩——排练时不许迟到，手机不许发出声响……谭利华知道，这些“不许”本身不新鲜，但空有一纸约束，谁都不会拿它当回事。对规则的敬畏，只能在为失范付出代价的痛感中慢慢磨合。于是，每一条“不许”后，谭利华标注了明确的价码。失了规矩，对不起，罚款，再歉意满满的表情也没得商量——没人敢提出异议，这跟行政职务的威严没关系。这位年轻的团长向自己开刀时也没手软，尽管那声短信提示淹没在音符中，根本无人察觉。
2001年至2009年，谭利华先后四度率领北京交响乐团赴欧洲巡演。每次出国前，他都先把规矩说清楚：“说几点就几点，晚一分钟我都不等。误了车，你自己想办法去音乐厅。误了机，你自己掏钱买国际机票。”没人觉得谭利华在拿狠话吓唬谁，在纪律的问题上，他不懂通融。
北交的秩序，是与其对作品的理解与演绎一同走进世界视野的。当他们第一次带着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在著名的林茨布鲁克纳音乐厅亮相时，欧洲媒体如是说：“阵容庞大的北京交响乐团无论在人员素质、演出状态、指挥与演奏员的配合，还是音乐表现手法的变换以及艺术造诣方面都表现出一流的专业水准，不愧为亚洲最棒的交响乐团。”
3.为一事来，做一事去
乐团指挥不比一般演奏员，他对一支队伍的气质、文化之形成至关重要。当人们说起一个乐团时，常常同时说起台中央那个执棒的人。提起柏林爱乐乐团，人们想起卡拉扬；提起列宁格勒爱乐交响乐团，人们想起穆拉文斯基。一个指挥把自己对音乐的理解融入上百人的指端，需要耐心，也需要时间。如果脸还没认全，就匆匆跳到另一支出价更高的乐团，那么指挥台就只是一个功利的跳板与镀金台。
从上世纪90年代初那个毕业生唯恐避之不及的散摊子，变成第一个与EMI唱片公司签约的中国乐团，北交走过的每一枚足迹，都嵌着谭利华的名字。
一切步入正轨。但谭利华的气，其实没喘匀几口——他不是个安于现状的人，关于古典音乐，他还有好多力气没下。
作为中国乐坛最活跃的指挥家之一，谭利华开始致力于交响乐的普及。除了在全国各大城市的数十场演出外，他每年都要率团走进学校、进军营、进厂矿，举办专场音乐会，曲目皆是通俗易懂的世界名篇。
“这么个演法，不挣钱吧？”经济人的本能，让人不得不替他算笔账。
“不是不挣钱，完全就是赔钱。”他比谁都明白。
古典音乐，本就是阳春白雪的小众嗜好，赔钱去“布道”，在人看来无异于一意孤行。但懂的人知道，他这是在完成李德伦的遗愿。
“李先生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普及交响乐。”隔着30年的时光，谭利华还记得跟随李德伦走过的上百场演出。“大到万人礼堂，小到几十个人、几个人的小教室，他都在不厌其烦地讲，讲交响乐对一个人的性情多么重要，讲接受美的享受对一个民族有多重要。”
都说浸泡在音乐中能陶冶人的情操，但具体怎么个“陶冶”法儿，恐怕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明白。
接受采访的前一周，谭利华见了他多年没见的发小。发小总觉得面前这个三句话不离音乐本行的人，怎么看也不像当年打遍周围无敌手、而且“专挑没人的高粱地里狠揍，绝不给对方留求救机会”的谭家老三。
音乐之美雕琢性情的宗旨一脉相承，但跟李德伦靠脚力推广不同的是，谭利华很清楚，普及交响乐，归根结底是要靠专业化的团队运作。
2007年，国家大剧院建成。那枚横卧在天安门西侧的蛋壳，成了全国表演艺术的最高殿堂，这让谭利华看到了新的可能。
剧院是建成了，但怎么去运营中国文化交流的最大平台，怎么管理近10万平方米的展厅，谁都没经验。
建院后的首场交响乐，谭利华执棒，两天连演两场。第三天，没有演出安排了，作为大剧院艺术委员会副主任，谭利华又去蛋壳里转了一圈。进了空无一人的候场室，拿手指在桌子上抹了一圈，把工作人员叫来：“观众看不见的地方，也是大剧院的脸面。你开门迎客了，就得拿世界级标准要求自己，不把细节做到极致，就配不上国家表演艺术最高殿堂的身份！”一如既往的不客气——他的指肚上，蒙着一层细密的尘。
“我只说了一次，他们再没出过那种疏漏。”
“专业、规范、细致。”整整10年的合作后，谭利华对大剧院的评价浓缩成6个字。谭利华很在意演出地点。在他看来，国家大剧院远不止是场地的提供者，臻于细节的服务，能让更多人在欣赏交响乐中收获切实可感的享受，让人愿意走近交响乐，才能让管弦乐的旋律在更广阔的天地间传扬，接近他“普及”的初衷。
“为一事来，做一事去”——这话原是黄晓同的座右铭。20岁出头第一次从黄先生那儿听到这8个字时，它们就牢牢焊在了谭利华心底。以准确的手势诠释每一小节，让古典音乐走进更多人心里，是他前半生最清晰的线索。
除了北交的艺术总监，紧跟在“谭利华”名字后面的头衔还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国家大剧院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尽管这些身份意味着开不完的会，聊不完的座谈和签不完的文件，但它们仍然远比一个“指挥”更具备世俗意义上的诱惑与亮度。
问他最中意哪一个，他的回答并不出人意料：“只有走到台口时，那个我才是真正的我。”
2017年7月22日，19：30，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内，三记钟声响起。
木门开启，谭利华入场，掌声雷动。
“为一事来，做一事去”——当谭利华第一次从老师黄晓同那儿听到这8个字时，就牢牢地把它们焊在心底。有人喜欢把他的姓氏和职业融在一句话里——“谭”指一挥间，暗示着他与这个行当之间的巧妙机缘。其实，这句话的真正意味在于它的时间跨度感，指尖划过的不只是旋律的节奏与情绪，还有一段悠长的光阴。从15岁指挥文工团演《沙家浜》开始算起，到这场《漫步经典：夏日玫瑰》交响乐，舞台中央留给指挥的位子，谭利华已经站了47年。
1.特别努力，才能看上去毫不费力
谭利华从没想过自己会跟指挥打一辈子交道，更准确地说，是跟音乐。在11岁听到邻居拉二胡之前，这个整天翻墙爬树、跟人打架的野小子，没有片刻安静的时候。
他央求邻居教他用那两根弦“变”出好听的调子，学得有模有样，曲子听几遍马上就会。小小的成就感，把刚藏好没几天的“茬架、好斗”又撩动起来，他四处打听谁会拉二胡，寻着一位对手，非要到人家当面“比试比试”。没多长时间，竟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二胡手。
旁人觉得这孩子有过人的音乐天赋——他对乐谱过目不忘的能力，对音准格外敏感。但人们并不知道，灵性是有点，但与人前“过目不忘”相伴的，是人后的“特别用劲”。关起门来，谭利华没日没夜。“有时候半夜睡着觉，突然想不起一段怎么拉的了，我非得下床点灯看清楚了不可。”
人们更不知道，“音准”来得多艰难——他攒了好长时间的钱，才买了第一把属于自己的琴。可拿回家没多久，就被觉得“这就不是什么正经事”的哥哥把蛇皮打烂，音色差得不像话。
也许命运真的不忍心让这个醉心于音符的孩子失望，也不忍心让他再这样笨拙地守着一把破琴摸索。4年后，15岁的谭利华进了济南空军文工团。在那儿，谭利华第一次拿起了指挥棒。
没有指挥经验，面对一群年龄比自己大好多的演奏员，十几岁的毛头小子根本压不住场，团长齐彦广干脆搬了把椅子坐在乐队旁边。一是给不拿孩子当指挥的文艺兵以震慑，二是为了及时救场。“我都乱成一锅粥了，齐团长上去，三下两下就秩序井然。”
在文工团的6年时间里，齐彦广手把手地教这个聪明的江苏小兵演奏、作曲、指挥。直到1977年，谭利华幸运地赶上了国家恢复高考的大潮。凭借一曲在全军文艺汇演上夺得“作曲、指挥特别奖”的《上前线》，谭利华免试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师从著名指挥家黄晓同深造。
黄晓同给学生的规矩是，课前必须背谱。回顾古典音乐史，背谱其实是李斯特开始的习惯。它的最大好处在于，能让演奏者和指挥把舞台上的全部精力投放在演绎中。但在黄先生的课上，光背下来不行，还得能准确地说出每一段落的节奏组合、编曲方式、调式特征。
学二胡背谱时打下的“童子功”，这会儿派上了用场。谭利华又过上了“背不下来不睡觉”的生活。这一半是倔强好胜的脾气使然，一半是出于对黄先生的畏惧——肚子里准备了多少“货”，黄先生一眼就能看到底。若是随意糊弄，他也不发脾气，只是转身就走，留下一屋子凝固的空气。
“真的，我、余隆、陈燮阳、杨又青、汤沐海，这些黄门弟子，都五六十岁了，甭管在外面被捧到什么位置，见到黄老师还是40年前那副心惊胆战的学生样，他还是永远不表扬，开口就是挑毛病。”
说这话的时候，黄晓同已离世两年。但提到那个名字，谭利华还是挺了挺陷在黑皮椅里的身子，仿佛向一种严厉致敬，已经成了改不掉的习惯。
在同学眼中，谭利华记忆力超群，别人三星期才能完成的进度，他一星期就轻松过关。但他自己最清楚，只有特别努力，才能看上去毫不费力——30年后，这句话成为甚是流行的励志金句时，谭利华的感慨可能要比随手转发的网友深刻得多。
出色的背谱能力、文工团的指挥基础……种种优秀条件，让谭利华迅速成为班上最出众的学生，开始在外宾参观时担任示范表演重任。那时，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见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尚且稀罕，更遑论给他们表演示范。初露头角的谭利华，风光无限。最重磅的外国“腕儿”，是1979年率波士顿交响乐团到上海演出的小泽征尔，他有着“世界三大东方指挥家之一”的美誉。小泽征尔中国行的其中一站，就是去上海音乐学院观摩指挥课。上百个带着相机的记者把教室堵得水泄不通，这阵势，谭利华也是第一次见。它意味着担任示范表演的那个孩子还没走出校门，就先跃入国际视野了。但那次，镜头对准的是另一张面孔——黄晓同把这机会给了班上的西藏同学俄珠多吉。
下了课，谭利华拉着俄珠多吉一头扎进学校旁边的天津菜馆里，从中午坐到晚上，直言嫉妒，不藏痛苦。384杯啤酒后，他一下懂了许多事——是自己太急于求成，太渴望炫技的机会了。其实机会有的是，不见得非是这一次。当春风得意的脸上第一次有了失意的表情，该踏实还是该表现，该酝酿还是该喷薄……所有问题都有了清晰的答案。
2004年，谭利华在中山公园音乐堂背谱指挥了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那是一部异常艰难的超大乐队作品，纵是经验丰富的指挥家，看谱指下来也不是件容易事。当时，世界上能背下那谱子的指挥家只有两个，一个是谭利华，另一个，就是25年前他“失之交臂”的小泽征尔。
2.没有规矩，不成交响
北京交响乐团的人都知道，1991年，是李德伦的一句“你去国外，是锦上添花；留在这儿，是雪中送炭”让谭利华把威尔士大学的就读手续压在箱底，开始在北京交响乐团简陋的排练室里拿起了指挥棒。
但鲜为人知的是，同时被收起的光鲜出路，是一张中央乐团的指挥聘书，它至今躺在谭利华的抽屉里。落款年份，1991年。
不到40个人、一年20来万的经费、两只手就能数过来的演出场次，谭利华知道自己接了个烂摊子。
说上世纪90年代初的北京交响乐团“默默无闻”，其实不够恰当，它经常被音乐院校的老教授们挂在嘴边。当学生露出懈怠、敷衍、潦草的苗头时，最有效的厉声震慑就是一句：“现在不好好练，等毕了业你们就去北交！”
治，就先从这慵懒闲散、参差不齐的人员治起。谭利华首创了“拉幕考”的方式，他找来七个评委，韩中杰、黄飞立、李德伦……个个都是音乐圈里响当当的名字。从全世界交响乐团都考的曲目困难片段中抽题，拉上幕布，现场演奏。规则也简单：扣掉最高和最低，取平均分，过了80分留下，不过走人。
这幕一拉不得了，不仅把团员的面孔挡住了，也把递条子、走后门的心思统统挡在门外。气急败坏的落选者，开始对这个砸了自己饭碗的新总监进行花样百出的报复。有人从深夜11点开始打骚扰电话，一小时一次，锲而不舍地搅和着谭家人的睡眠，有人直接发出人身威胁与咬牙切齿的恫吓。
谭利华不吃那套，大幕拉下，就再没收起。通过选拔进了乐团也不能万事大吉，因为谭利华把“拉幕”变成了日常考核，3个月一考，不行还是得走人。
翻起谱子的他，能细腻地捕捉到音节间每一处微妙的情绪变化，把柏辽兹《幻想交响曲》中每一丝兴奋、猜疑、嘲讽、仇恨变成指尖的动作。但在是非与好坏的问题上，他简单又大条。
“好就是好，错就是错，没得通融，音乐也得讲规矩。”
规矩，一个自带严肃刻板属性的词汇，好像天生跟艺术不沾边。人们不吝以最大的宽容与耐性，溺爱着恣意随性的艺术家。唯恐框框多了一点，束缚了手脚，让那些敏感的灵魂庸俗起来，但谭利华不这么认为：
“乐团就像台机器，里面每个小齿轮都必须合格，这机器才能运转起来。德国交响乐为什么那么出色？这跟德国人骨子里对秩序的尊崇、对规则的敬畏绝对有关系。”
当兵出身的谭利华，信奉“军事化管理造就高手”。他给北交立了一堆规矩——排练时不许迟到，手机不许发出声响……谭利华知道，这些“不许”本身不新鲜，但空有一纸约束，谁都不会拿它当回事。对规则的敬畏，只能在为失范付出代价的痛感中慢慢磨合。于是，每一条“不许”后，谭利华标注了明确的价码。失了规矩，对不起，罚款，再歉意满满的表情也没得商量——没人敢提出异议，这跟行政职务的威严没关系。这位年轻的团长向自己开刀时也没手软，尽管那声短信提示淹没在音符中，根本无人察觉。
2001年至2009年，谭利华先后四度率领北京交响乐团赴欧洲巡演。每次出国前，他都先把规矩说清楚：“说几点就几点，晚一分钟我都不等。误了车，你自己想办法去音乐厅。误了机，你自己掏钱买国际机票。”没人觉得谭利华在拿狠话吓唬谁，在纪律的问题上，他不懂通融。
北交的秩序，是与其对作品的理解与演绎一同走进世界视野的。当他们第一次带着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在著名的林茨布鲁克纳音乐厅亮相时，欧洲媒体如是说：“阵容庞大的北京交响乐团无论在人员素质、演出状态、指挥与演奏员的配合，还是音乐表现手法的变换以及艺术造诣方面都表现出一流的专业水准，不愧为亚洲最棒的交响乐团。”
3.为一事来，做一事去
乐团指挥不比一般演奏员，他对一支队伍的气质、文化之形成至关重要。当人们说起一个乐团时，常常同时说起台中央那个执棒的人。提起柏林爱乐乐团，人们想起卡拉扬；提起列宁格勒爱乐交响乐团，人们想起穆拉文斯基。一个指挥把自己对音乐的理解融入上百人的指端，需要耐心，也需要时间。如果脸还没认全，就匆匆跳到另一支出价更高的乐团，那么指挥台就只是一个功利的跳板与镀金台。
从上世纪90年代初那个毕业生唯恐避之不及的散摊子，变成第一个与EMI唱片公司签约的中国乐团，北交走过的每一枚足迹，都嵌着谭利华的名字。
一切步入正轨。但谭利华的气，其实没喘匀几口——他不是个安于现状的人，关于古典音乐，他还有好多力气没下。
作为中国乐坛最活跃的指挥家之一，谭利华开始致力于交响乐的普及。除了在全国各大城市的数十场演出外，他每年都要率团走进学校、进军营、进厂矿，举办专场音乐会，曲目皆是通俗易懂的世界名篇。
“这么个演法，不挣钱吧？”经济人的本能，让人不得不替他算笔账。
“不是不挣钱，完全就是赔钱。”他比谁都明白。
古典音乐，本就是阳春白雪的小众嗜好，赔钱去“布道”，在人看来无异于一意孤行。但懂的人知道，他这是在完成李德伦的遗愿。
“李先生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普及交响乐。”隔着30年的时光，谭利华还记得跟随李德伦走过的上百场演出。“大到万人礼堂，小到几十个人、几个人的小教室，他都在不厌其烦地讲，讲交响乐对一个人的性情多么重要，讲接受美的享受对一个民族有多重要。”
都说浸泡在音乐中能陶冶人的情操，但具体怎么个“陶冶”法儿，恐怕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明白。
接受采访的前一周，谭利华见了他多年没见的发小。发小总觉得面前这个三句话不离音乐本行的人，怎么看也不像当年打遍周围无敌手、而且“专挑没人的高粱地里狠揍，绝不给对方留求救机会”的谭家老三。
音乐之美雕琢性情的宗旨一脉相承，但跟李德伦靠脚力推广不同的是，谭利华很清楚，普及交响乐，归根结底是要靠专业化的团队运作。
2007年，国家大剧院建成。那枚横卧在天安门西侧的蛋壳，成了全国表演艺术的最高殿堂，这让谭利华看到了新的可能。
剧院是建成了，但怎么去运营中国文化交流的最大平台，怎么管理近10万平方米的展厅，谁都没经验。
建院后的首场交响乐，谭利华执棒，两天连演两场。第三天，没有演出安排了，作为大剧院艺术委员会副主任，谭利华又去蛋壳里转了一圈。进了空无一人的候场室，拿手指在桌子上抹了一圈，把工作人员叫来：“观众看不见的地方，也是大剧院的脸面。你开门迎客了，就得拿世界级标准要求自己，不把细节做到极致，就配不上国家表演艺术最高殿堂的身份！”一如既往的不客气——他的指肚上，蒙着一层细密的尘。
“我只说了一次，他们再没出过那种疏漏。”
“专业、规范、细致。”整整10年的合作后，谭利华对大剧院的评价浓缩成6个字。谭利华很在意演出地点。在他看来，国家大剧院远不止是场地的提供者，臻于细节的服务，能让更多人在欣赏交响乐中收获切实可感的享受，让人愿意走近交响乐，才能让管弦乐的旋律在更广阔的天地间传扬，接近他“普及”的初衷。
“为一事来，做一事去”——这话原是黄晓同的座右铭。20岁出头第一次从黄先生那儿听到这8个字时，它们就牢牢焊在了谭利华心底。以准确的手势诠释每一小节，让古典音乐走进更多人心里，是他前半生最清晰的线索。
除了北交的艺术总监，紧跟在“谭利华”名字后面的头衔还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国家大剧院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尽管这些身份意味着开不完的会，聊不完的座谈和签不完的文件，但它们仍然远比一个“指挥”更具备世俗意义上的诱惑与亮度。
问他最中意哪一个，他的回答并不出人意料：“只有走到台口时，那个我才是真正的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