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诞辰120周年，他的代表作《文明的进程》在出版之初无人问津，几十年后才成为畅销书，风靡整个西方世界。埃利亚斯所谓“文明的进程”是指，对本能和情绪的控制，高水平的社会分化与相互依存所需要的长远眼光的发展，或者说“合理化”行为的发展。在埃利亚斯那里，“文明”一词是对现代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一种总结性的概念；它涵盖如下的内容：较高水准的科学技术、社会组织以及某种生活方式。文明是一个过程，至少是过程的结果。
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被称为20世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也是21世纪著名的社会学家，他的学术成就可以与德国另一位社会学大家马克斯·韦伯相比肩，这样一位横跨两个世纪的学者恐怕并不多见。埃利亚斯于1897年出生于原属德国、战后划归波兰的布雷斯劳一个犹太富商家庭，今年是他诞辰120周年。他的代表作《文明的进程》曾经成为畅销书，风靡整个西方世界。一部学术书，且是社会学的著作，动辄就有数万册的销售量，这几乎是个奇迹。该书被译为几十种文字。1999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中文译本，后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接续出版，今年已经出到了第五版，每一版次都会多次印刷。算算看，中文译本的印刷量就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
“从前人手里接过火炬，跑了一程，又把火炬交给了来者”
诺贝特·埃利亚斯从小身体孱弱，几乎所有的儿科毛病都找上过他，为此，双亲没有送他去幼稚园，而是延师在家进行学前教育。年长一些，他可以去学校上学了，他所就读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名校。埃利亚斯身材不高，但他在学校里总是坐在后排，这是因为学校按照成绩排座次，成绩优秀者一律后坐。他喜欢钻研哲学，在中学时代和同学组织过一个哲学兴趣小组。该小组阅读以艰深著称的康德的著作，并在阅读速度和理解深度方面展开竞赛。埃利亚斯如此自讨苦吃，是因为他早就立志在布满荆棘的“homme de lettres”（文人、学者）之路上跋涉，要成为教授，所以才有意识地进行一番智力上的磨炼。
中学毕业后，埃利亚斯进入布雷斯劳大学，可刚一注册，席不暇暖，他便像其他同学一样，报名参军，来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东线战场。他的绝大部分同学都洒血“光荣的战场”，而体格羸弱的他竟然挺过了战场。战争让他变得坚强，并培育出一种自律的能力。他从战场归来，遵从父命学医，兼修哲学，但在通过了医学基础科目的考试之后，便逐步专注于哲学。医学知识为他后来的名山事业带来了莫大裨益，因为这大大有助于构建他的有关西方人心理发生的理论。
在布雷斯劳大学，他师从新康德主义者理查德·霍尼希斯瓦尔德（Richard Hoenigswald），为扩大眼界，他还曾游学海德堡，听过他心仪已久的贡道尔夫的课。后者是歌德专家，也是诗人。1930年，年轻的冯至来到海德堡，也将他对贡道尔夫的美好印象写给他“沉钟社”的同仁。著名的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的讨论班也使他获益匪浅。1920年，他又去弗赖堡，听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讲歌德，而对其现象学，由于受到导师霍尼希斯瓦尔德的警告，则敬而远之。
埃利亚斯在其博士论文《观念和个体》中表达了他从解剖生理学的角度出发所得出的认识，这一下子惹火了导师，要他进行根本性的修改。他一方面据理力争，坚持自己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又进行了“小修小补”，以使导师满意。
1922年他通过了以下学科的口试：哲学、心理学、艺术史和化学，1924年拿到了博士学位。
上世纪20年代，受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埃利亚斯父亲的退休金变得微不足道，于是他不得不设法自己养活自己。他进了一家中型企业做营销工作，“下海”学起商来。他经常仆仆风尘穿梭于北欧诸国，和各种人打交道，他看到工人生活的贫困，也了解到工厂主之所以孜孜为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使然。士兵的经历为他打开了一条通向社会的裂缝，而这次学商的经历则使大门洞开，对其后来的学术生涯至关重要。《文明的进程》的许多观点就是源于这次的“下海”经历。
在布雷斯劳大学拿到哲学博士学位后，埃利亚斯便转至海德堡大学的社会学系：海德堡大学的学术气氛很浓，这里的社会学全欧洲有名；他要在这里向教授论文进军。社会
学系是韦伯兄弟的天下，首先是马克斯·韦伯。他于1897年来这里任教，由于劳累过度，1899年便基本上停止了教学活动，1903年则完全放弃了这一职位。可他“人还在，心不死”，将课堂搬至家中，韦伯夫妇周围形成了一个交谈切磋的沙龙，参加者皆为学术界的名流。大家各抒己见，讨论异常热烈，时时迸发出思想的火花。韦伯在其中起着中心作用：他往往一语中的，再艰深的问题在他面前总是迎刃而解，具有使人心悦诚服的力量，他家的沙龙有“海德堡神话”的赞誉。德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般都服膺于两个“马”，一为马克思，一为马克斯 ·韦伯。韦伯的沙龙，埃利亚斯无缘躬逢其盛，可是在韦伯过世后，其夫人所主持的沙龙他却参加了。马克斯·韦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是经济学家，也是社会学家，但他一直生活在哥哥的阴影之下。埃利亚斯就是在阿尔弗雷德的门下攻读教授论文的。
海德堡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那就是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曼海姆是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曾在卢卡奇那里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有着精深独到的见解，著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该书在上世纪20年代出版，第三帝国时代也曾再版，但并非出于纳粹的宽容，而是由于愚昧无知。这是一部常销书，德国友人曾将一部出版于1985年的第七版赠给笔者。曼海姆那时在海德堡还是一个私人讲师，即有了教授资格，但无教授身份。曼海姆倾向于历史唯物主义，而阿尔弗雷德·韦伯则有较多的唯心主义色彩。两人在学术观点上每每不合，这也影响了两人的私人关系。两人在两次国际学术会议上甚至闹到公开冲突的地步，使埃利亚斯也无法置身事外。比如1929年9月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社会学大会上，曼海姆向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发起了进攻，而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就是阿尔弗雷德·韦伯。后者则反唇相讥曼海姆是在玩弄“唯智主义的把戏”“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后来埃利亚斯也发了言，他说阿尔弗雷德·韦伯是“永恒思维的代表”，而曼海姆是“过程思维的代表”，但他还是表明他倾向于曼海姆，说他“带来了全新的理论”，尽管他彼时正在阿尔弗雷德·韦伯手下赶写教授论文。在苏黎世会议上，他还作了有关艺术起源的发言，也非常精彩。锋芒初试，崭露头角，埃利亚斯从此也登上了国际社会学的舞台。
也就在1929年，曼海姆应聘担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教授，他约埃利亚斯偕行，做他的助教，并许下三年之后便可通过其教授论文的诺言，而在阿尔弗雷德·韦伯这里要等十年的时光。法兰克福大学是人文荟萃之地，马克斯·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执掌社会研究所，阿多诺（Theodor W.Adorno,1903-1969）则成了前者的得力助手，后来又有马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等人加入，形成了声名赫赫的辩证批评派，亦即法兰克福学派。这里的学术空气甚至比海德堡还要浓，课堂里、讲座上辩论不完的问题，便在私人聚会或咖啡馆里继续辩论。不但有学者教授学生参加，一般的市民也趋之如骛。曼海姆的讲座最为叫座，对那些上流社会的女性最具吸引力，人称“面纱讲座”。可埃利亚斯很少参加这些讨论会，因为他要花大量的时间和学生、特别是博士生“泡”在一起。他对人总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那种乐于助人的精神有口皆碑。
在这样的氛围中，埃利亚斯如鱼得水，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他论文的题目为《宫廷社会》，1969年才得以出版。他写论文，语言独具一格，明白晓畅，形象生动，没有故作高深的学究腔，而又不失科学性。后来他写《文明的进程》，采用了该教授论文的不少材料。论文通过了曼海姆的鉴定，埃利亚斯甚至被告知，私人讲师的资格水到渠成，只差试讲这一最后环节。在大学任教的梦想就要实现，学者的奥林匹斯山顶已经在望。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风云突变——希特勒上台了，成了帝国总理，以授权法为尚方宝剑，对大学进行砍杀，清除犹太人，整肃知识分子。埃利亚斯的试讲再也无法进行，眼看要成为私人讲师的计划也要胎死腹中。
连曼海姆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都低估了纳粹的力量，认为他们太粗野、太蛮横、太无知，对其不屑一顾。他们探讨这个问题，研究那个问题，就是没去认真对待纳粹。希特勒上台后，曼海姆还预言，希特勒这么疯狂，六个星期就会垮台。可六个星期后，社会研究所关门大吉，社会学系亦遭封闭，曼海姆不得不远走英国，埃利亚斯也手提一个小行李去了法国，等待他的是30多年的流亡生活。生存所迫，他不得不再次“下海”，这次是自己开办玩具工场，但运气不佳，到头来弄了个血本无归。1935年深秋，埃利亚斯来到了英伦，幸而他得到犹太人流亡组织的一份奖学金，于是他便经常出入大英博物馆，为他那部构思已久的伟大著作《文明的进程》收集资料。1937年，《文明的进程》由私人试印出版，但完全为世人所承认，则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与英国社会学界的人士接触愈益频繁，他和大名鼎鼎的曼海姆的关系也有助于他结识圈内的人物，其中就有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系的系主任根司贝尔克（Morris Ginsberg，1889-1970），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是英国独一无二的社会学教授，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埃利亚斯个别通晓德文的英国同事读了他的《文明的进程》之后，感到这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并向根司贝尔克推荐。两人过从甚密，当前者需要一个助教时，大家猜想，非埃利亚斯莫属。可后者竟然没被选中。谁都没料到，原来此事是坏在10年前为埃利亚斯打开高等学府发展大门的曼海姆手里。原来曼海姆也应根司贝尔克之请来伦敦经济学院，在他手下担任讲师，可他下车伊始，便和根氏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处处以最为高明的社会学家自居，而他也确实讲课生动活泼，学生都涌进他的课堂。招来这样一个对手，使根氏受到伤害，最后只得让这个异邦人走人。根司贝尔克向埃利亚斯解释，聘他为助教，会使他想到曼海姆，想到那令人伤心的往事。实际上根氏是唯恐曼海姆事件重演，而埃利亚斯却被迫承担了两雄相争的后果。
由于德国军队在法国势如破竹，英伦三岛一夕数惊。英国当局忽然发布命令，所有外国人，即使是明白无误的流亡者一律进拘留营。埃利亚斯逃脱了纳粹的虎口，而今又进了英国的龙潭。护照被英国当局收去“统一保管”，连身上的钞票也被搜去，生活要靠外面接济。根司贝尔克也真是够仗义的，是他定期给埃利亚斯汇款，助其渡过难关。在拘留营中，埃利亚斯再次表现出适应环境的能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竟办起了“大学”。他待人温和，为人随和，善于协调各方面关系，成了事实上的“校长”。拘留营的英国军官对这场战争毫无概念，对被拘留的埃利亚斯报告了这样一个“好消息”：“德国军队占领了巴黎。”1941年春，埃利亚斯走出了拘留营，英国朋友甚至为他开了欢迎会。曲终人散，瞻念前途，不寒而栗：在大学谋一教席，功败垂成；《文明的进程》出版了，但似乎被人忘却。埃利亚斯只得在提供成人教育的业余大学上课，人家需要什么，他就教什么。他的许多学生成了教授，而他自己还是没有功名的“一介寒儒”。直到1962年，埃利亚斯终于圆了他的教授梦：在加纳的阿克拉大学出任社会学教授。那时加纳是在恩克鲁玛领导下的英联邦的成员，其大学教师主要从英国聘请。在加纳的两年，埃利亚斯教学科研可谓双丰收：生动活泼的授课受到欢迎，还搜集了大量有关非洲社会起源的资料，收集的面具和雕塑亦不计其数。加纳归来，1964年4月底埃利亚斯去海德堡参加德国15届社会学家大会，可说是“三十一年还旧国”。从此他便被德国各大学请来请去，担任客座教授。他也被请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等地讲学。1969年《文明的进程》再版，这使他声名鹊起，该书后来更成为畅销书。1977年，他已年满80岁，在其希望的明灭之地法兰克福，埃利亚斯接受了社会科学最高荣誉——阿多诺奖金。此时的埃利亚斯已经名满天下了，得奖之后，他表现得极为平静，也很谦虚，说他是从前人手里接过火炬，跑了一程，又把火炬交给了来者。
1990年8月1日，埃利亚斯在阿姆斯特丹逝世，终年93岁。他的其他著作还有：《宫廷社会》《什么叫社会学？》《干预和间距》《论时代》《社会学和历史学》《德国人研究》等。
“埃利亚斯和他的《文明的进程》属于世界社会学”
埃利亚斯将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心理分析、经济学、种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熔为一炉，冶炼出《文明的进程》这部作品。它对人类的过去进行了总结，对未来又有所启示。如今，这本书已是攻读社会学，特别是攻读历史社会学的学人必备的参考书。但此书在1937年试印出版之后，却是经历坎坷；人们对它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试印本出来后，埃利亚斯曾分发给有关学者，但反响并不热烈。1939年夏，在二战爆
发前夕，该书由鹰房出版社正式出版。托马斯·曼接到埃氏的赠书后，曾写下这样的话：“埃利亚斯这部书比我想象的有价值得多，特别是对中世纪的表述，以及对走向没落的骑士时代的论述。”这几句话大约是对该书最早的评论之一。先后还有几篇正式评论，但在烽火连天中，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直至上世纪50年代，荷兰的社会学家高茨洛姆（Johan Goudslom）“发现”了《文明的进程》，手不释卷地一口气读完，有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感。高茨洛姆是很有影响的学者，由他开路，该书开始在荷兰风行，甚至成了教师的必备参考书。埃利亚斯离国时尚未成名，流亡在外，在国内没有知名度，这也影响了该部著作的传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风行的是由北美传来的系统论；六七十年代时兴的则是新马（新马克思主义）或者说西马（西方马克思主义），他的文明理论难以插足其间，天时、地利、人和，不得其一。1969年《文明的进程》在瑞士再版，每部70马克，这是令人望而却步的价格。
1975年，《新苏黎世报》刊登了冯·克罗考夫（Chirstian Graf von Krockof）的长篇评论，特别提出《文明的进程》的现实意义：埃利亚斯对各方力量保持平衡的国王机制对于西方民主是否可行的辩论是个启发；埃氏提出的相互交织的心理和社会机构的改变是极为复杂的问题，这对第三世界的发展是个参考；暴力垄断和外部与内部规范的问题。这篇长文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文明的进程》于1976年由苏尔卡姆普（Suhrkamp Verlag）出了简装本之后，才算取得了真正的突破。当时出版社很有些担心，唯恐出书容易卖书难，没想到当年销售了20000部，很快突破了80000部！这样畅销，绝非寻常。后来苏尔卡姆普出版社简直成了埃利亚斯的专属出版社，他的其他著作也纷纷在这里面世。
而今有关“文明”和“文化”的定义不下千种，在埃利亚斯那里，“文明”一词是对现代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一种总结性的概念；它涵盖如下的内容：较高水准的科学技术、社会组织以及某种生活方式。文明是一个过程，至少是过程的结果。埃氏没有进行价值判断，只试图进行客观的表述。而以往，正如埃氏所说：“我们习惯把文明看成是一种财富，一种摆在我们面前的现成的财富。至于我们究竟是如何达到这一步的，……则不加闻问。”
对埃利亚斯的基本论点可进行如下的概括：源于本性，人总是要竞争的，竞争结果使得社会经济情况发生分化，表现为职能（功能）分工的复杂化。职能分工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单个的行动和过程要愈益相互协调配合，这样就会愈益提高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和依存的水平。随着功能分工的日益复杂化，相互依存的链条也会越来越长。这种行动链条需要一种可靠的、可调节、可监控的行为加以配合，否则就会运转不灵。埃氏在大量社会历史调查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说，人的行为方式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冲动、本能、情绪化的行动逐步为经过调控的、自我强制的习惯所代替。人的每一行动都处于相互依赖、错综复杂的网络之中；这一网络要求人在采取行动之时瞻前顾后。这种瞻前顾后慢慢形成了自动化的机制，亦即成了自我调控的机制，从而也成了人的个性结构的因子。
对本能和情绪的控制，高水平的社会分化与相互依存所需要的长远眼光的发展，或者说“合理化”行为的发展，埃利亚斯称之为“文明的进程”。而经过调控的、“文明化”的行为又会翻转过来促进社会的进一步分化或者说多元化，所以说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两种进程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
社会的共同生活总要采取一种形式，而今最重要的形式依然是国家。国家有其稳定的规则和建制，其中最重要的乃是对暴力的独占，有了它，内部的和平才能得以保障。不过国家形式的出现只有在个人行为文明化，比如对攻击性的自我监控，达到一定水准时才有可能。而今习以为常、自然而然之事，绝非原本如此、天然如此，而是历经数百年演变的结果，是心理逐步积淀规范的结果。他以人的就餐、如厕、擤鼻涕、吐痰、男女关系和攻击性等方面的行为举止为例，来表明这种规范进程的方向。在平和的社会里，稳定的政权为个人提供了足以使其放弃暴力的安全，个人攻击性的监控只有通过自我强制才会有效；自我强制来遏止攻击的冲动，或将攻击性的情绪扼杀于萌芽之中。暴力实施的心理调节的前提是社会对暴力的调节，其形式正是国家对任何暴力实施的独占。
《文明的进程》另一部分主要内容是谈国家的社会发生。在埃利亚斯看来，国家是社会秩序的同义语。政府和行政机构，法律和警察暴力成了调节社会共同生活、强制个人进行情绪监控，同时也使个人有可能进行情绪自我调控的建制。情绪调控的心理发生适应于国家的社会发生。他认为国家是一种统一的、完整的、稳定的社会形体。中世纪早期那些分分合合的王国算不得国家。
分散和集中，竞争和垄断，最终导致国家的形成。相邻的封建诸侯之国总是处于相互竞争的态势。在一个地区，各方势力处于相持不下的局面不会维持太久，我们所说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也是这个意思。竞争的结果是一人或一个集团垄断了该地区的权力，在自然经济阶段，也就是垄断了该地区的土地分配权，其他势力全都依附于它，此乃“分久必合”。然而“合久必分”，封臣的独立性日益彰显，离心力量重又取得上风，竞争重又开始，如此循环往复，陷入怪圈之中。如何从中走出来呢？中央领主光是占有土地还是不行，还要完成对暴力的独占，而后者的前提则是税务独占。有了税收，方能养活一支常备军。军队是镇压臣下的反抗，巩固国内政权的必备手段。没有暴力的独占，捐税也收不上来。暴力独占和税务独占是相互依存的。随着中央领主对其领地的统治日趋巩固，便会出现埃氏言说的“垄断的社会化”。暴力和税务的独占起初似乎是领主或国王的家事，后来事务愈益繁杂，家庭成员或近臣无法胜任管理的重任，于是渐渐从王室家族和宫廷中发展出一个行政管理机构。所统治地区越大，军事力量越强，税收越多，建立一个分工明晰的管理机构，亦即国家机器就越是必要，国王对行政机构的依赖也会日益加深：于是个别人对行政机构的私人独占也会逐步社会化：先是转变为社会阶层的独占，继而公共独占，进而转变为一个国家的中央机关。埃利亚斯将垄断的社会化称为“固有的法理”，这是一种社会相互依存的功能。相互依存意味着：不仅是被统治者受到统治者的制约，反之亦然。
垄断社会化之后，竞争又转至另一个层面，即为着独占内部的机遇展开竞争。在王国内部，贵族、教会和崛起的市民阶层为着权势和财富相互争斗不已。国王为捍卫其统治地位也向离心力量进行斗争。国王处于竞争的中心地位，因之能够进行调控，使竞争向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最后将各个领主和利益集团纳入埃利亚斯所说的“国王机制”之中。其特点是：国王利用其分配权挑动各个集团相互争斗，消蚀其实力，使其无法对自己反抗。国王所遵循的原则是：“分而治之”，使各方实力保持平衡。国王机制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它不仅透露出中央政权一步步走向稳定的轨迹，也使人认识到各个相互依存的社会集团的相互交织的关系。各派力量平衡的结果，使各派相互依存的关系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与此相应的是宫廷社会高雅的风范，对感情的调控也达到了高水准。翩翩的风度、潇洒的举止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而是取得成功的必备条件。重大的机遇只有通过赏赐，通过拉帮结派，通过溜须拍马，通过行贿收买才能得到。
然而这种“国王机制”并不能千秋万代，永世长存下去。随着等级社会、专制主义社会的崩溃，社会的逐步分化，崛起的市民阶级将特权看成是分工细密的社会经济进程的障碍。法国大革命的一声炮响，不但第一第二等级归于消灭，而且第三等级中有官衔和特权的市民阶层也被剥夺了权力。可是国家对暴力、对税务的独占并没有被削弱，反而加强了。埃利亚斯认为，民主民族国家的独占抑或垄断，不仅实际上，而且法律上也是社会化了。
《文明的进程》第二卷末的“文明论稿”，是理论上的概括，其重要的结论是：社会发展的进程是没有计划的，却有阶段性，并沿着一定方向进行。
对《文明的进程》的评价总括起来有以下几点：埃利亚斯克服了各个学科之间的人为的藩篱，使其相互贯通，精心打制出这部著作，为21世纪的社会学指明了方向，所以他被称为革新者和克服者；埃利亚斯使历史研究达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不仅研究社会经济，而且考察人的情绪气质和思维方式的变迁，不仅重视重大的事件，而且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探讨行为举止，日常生活，以小见大。埃利亚斯以其《文明的进程》成为了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开拓者，在西方世界兴起了研究宫廷或近代初期的衣食住行的热潮；传统社会学把个人和社会看成是各自独立的两个实体，而埃氏推翻了这种错误的两分法，提出两者不可分割：“同是人的两个不同的、相互联系的方面。”他认为它们的关系不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抑或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而是，个人不可能在社会之外，社会也不可能在个人之外。人的个性化不仅不能脱离社会，相反，有了人群的高度多元化，才会有人的高度个性化；在埃氏看来，人是一个统一体：他将生物的人、社会的人、历史的人、形而上的人综合在一起，联结成为“人”，所以对人不可单方面去看，而是要综合分析。《文明的进程》表明，人类社会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人类历史应被看作是人际关系不断分化和整合的过程。埃氏使人以另外的眼光来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使人愈益增长一种地球上所有人都密切联系的意识。此外，《文明的进程》还使人从两种极端的历史观——要么把历史看成是无法调控、无法把握的一团混乱，要么把历史看成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进程——解脱出来。埃利亚斯认为，历史是过程，是偶然和系统有序的结果，其长期的能动性是有轨迹可寻的。《文明的进程》主要以法国为例展开论述，兼及其他国家。埃利亚斯将19世纪的进化论和20世纪的社会变革论综合于这部著作之中，他的整个社会长期的结构变迁的进程模式也为21世纪的社会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有人认为，从来没有哪一位社会学家像埃氏一样为国际社会学作出这么大的贡献，“埃利亚斯和他的《文明的进程》属于世界社会学”。
在笔者看来，《文明的进程》影响巨大，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绕不过它，对研究政治，甚至对当前的国际政治都有参考价值。然而，本书的主张是否适用于东方、适用于中国，这是需要重新思考的题目；埃利亚斯从经济的发展、从生产关系的变革、从人与人相互交织的关系来考察文明进程，这是一条我们所熟悉的路子，也是正确的路子。所谓“人的相互交织的关系”，所谓“人际关系网络”，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总和”，埃利亚斯谈得最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可意识形态、精神等因素所起的作用很少触及。行文至此，不禁想到：如果写中国的文明进程，难道能撇开孔夫子吗？——这是我的不解之处。但无论如何，《文明的进程》本身是一部值得介绍到中国来的著作。
[作者为同济大学德语系教授、《文明的进程》下卷译者（上卷译者为王佩莉女士），本书近期由上海译文出版社第五次再版]■
今年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诞辰120周年，他的代表作《文明的进程》在出版之初无人问津，几十年后才成为畅销书，风靡整个西方世界。埃利亚斯所谓“文明的进程”是指，对本能和情绪的控制，高水平的社会分化与相互依存所需要的长远眼光的发展，或者说“合理化”行为的发展。在埃利亚斯那里，“文明”一词是对现代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一种总结性的概念；它涵盖如下的内容：较高水准的科学技术、社会组织以及某种生活方式。文明是一个过程，至少是过程的结果。
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被称为20世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也是21世纪著名的社会学家，他的学术成就可以与德国另一位社会学大家马克斯·韦伯相比肩，这样一位横跨两个世纪的学者恐怕并不多见。埃利亚斯于1897年出生于原属德国、战后划归波兰的布雷斯劳一个犹太富商家庭，今年是他诞辰120周年。他的代表作《文明的进程》曾经成为畅销书，风靡整个西方世界。一部学术书，且是社会学的著作，动辄就有数万册的销售量，这几乎是个奇迹。该书被译为几十种文字。1999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中文译本，后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接续出版，今年已经出到了第五版，每一版次都会多次印刷。算算看，中文译本的印刷量就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
“从前人手里接过火炬，跑了一程，又把火炬交给了来者”
诺贝特·埃利亚斯从小身体孱弱，几乎所有的儿科毛病都找上过他，为此，双亲没有送他去幼稚园，而是延师在家进行学前教育。年长一些，他可以去学校上学了，他所就读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名校。埃利亚斯身材不高，但他在学校里总是坐在后排，这是因为学校按照成绩排座次，成绩优秀者一律后坐。他喜欢钻研哲学，在中学时代和同学组织过一个哲学兴趣小组。该小组阅读以艰深著称的康德的著作，并在阅读速度和理解深度方面展开竞赛。埃利亚斯如此自讨苦吃，是因为他早就立志在布满荆棘的“homme de lettres”（文人、学者）之路上跋涉，要成为教授，所以才有意识地进行一番智力上的磨炼。
中学毕业后，埃利亚斯进入布雷斯劳大学，可刚一注册，席不暇暖，他便像其他同学一样，报名参军，来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东线战场。他的绝大部分同学都洒血“光荣的战场”，而体格羸弱的他竟然挺过了战场。战争让他变得坚强，并培育出一种自律的能力。他从战场归来，遵从父命学医，兼修哲学，但在通过了医学基础科目的考试之后，便逐步专注于哲学。医学知识为他后来的名山事业带来了莫大裨益，因为这大大有助于构建他的有关西方人心理发生的理论。
在布雷斯劳大学，他师从新康德主义者理查德·霍尼希斯瓦尔德（Richard Hoenigswald），为扩大眼界，他还曾游学海德堡，听过他心仪已久的贡道尔夫的课。后者是歌德专家，也是诗人。1930年，年轻的冯至来到海德堡，也将他对贡道尔夫的美好印象写给他“沉钟社”的同仁。著名的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的讨论班也使他获益匪浅。1920年，他又去弗赖堡，听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讲歌德，而对其现象学，由于受到导师霍尼希斯瓦尔德的警告，则敬而远之。
埃利亚斯在其博士论文《观念和个体》中表达了他从解剖生理学的角度出发所得出的认识，这一下子惹火了导师，要他进行根本性的修改。他一方面据理力争，坚持自己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又进行了“小修小补”，以使导师满意。
1922年他通过了以下学科的口试：哲学、心理学、艺术史和化学，1924年拿到了博士学位。
上世纪20年代，受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埃利亚斯父亲的退休金变得微不足道，于是他不得不设法自己养活自己。他进了一家中型企业做营销工作，“下海”学起商来。他经常仆仆风尘穿梭于北欧诸国，和各种人打交道，他看到工人生活的贫困，也了解到工厂主之所以孜孜为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使然。士兵的经历为他打开了一条通向社会的裂缝，而这次学商的经历则使大门洞开，对其后来的学术生涯至关重要。《文明的进程》的许多观点就是源于这次的“下海”经历。
在布雷斯劳大学拿到哲学博士学位后，埃利亚斯便转至海德堡大学的社会学系：海德堡大学的学术气氛很浓，这里的社会学全欧洲有名；他要在这里向教授论文进军。社会
学系是韦伯兄弟的天下，首先是马克斯·韦伯。他于1897年来这里任教，由于劳累过度，1899年便基本上停止了教学活动，1903年则完全放弃了这一职位。可他“人还在，心不死”，将课堂搬至家中，韦伯夫妇周围形成了一个交谈切磋的沙龙，参加者皆为学术界的名流。大家各抒己见，讨论异常热烈，时时迸发出思想的火花。韦伯在其中起着中心作用：他往往一语中的，再艰深的问题在他面前总是迎刃而解，具有使人心悦诚服的力量，他家的沙龙有“海德堡神话”的赞誉。德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般都服膺于两个“马”，一为马克思，一为马克斯 ·韦伯。韦伯的沙龙，埃利亚斯无缘躬逢其盛，可是在韦伯过世后，其夫人所主持的沙龙他却参加了。马克斯·韦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是经济学家，也是社会学家，但他一直生活在哥哥的阴影之下。埃利亚斯就是在阿尔弗雷德的门下攻读教授论文的。
海德堡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那就是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曼海姆是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曾在卢卡奇那里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有着精深独到的见解，著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该书在上世纪20年代出版，第三帝国时代也曾再版，但并非出于纳粹的宽容，而是由于愚昧无知。这是一部常销书，德国友人曾将一部出版于1985年的第七版赠给笔者。曼海姆那时在海德堡还是一个私人讲师，即有了教授资格，但无教授身份。曼海姆倾向于历史唯物主义，而阿尔弗雷德·韦伯则有较多的唯心主义色彩。两人在学术观点上每每不合，这也影响了两人的私人关系。两人在两次国际学术会议上甚至闹到公开冲突的地步，使埃利亚斯也无法置身事外。比如1929年9月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社会学大会上，曼海姆向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发起了进攻，而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就是阿尔弗雷德·韦伯。后者则反唇相讥曼海姆是在玩弄“唯智主义的把戏”“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后来埃利亚斯也发了言，他说阿尔弗雷德·韦伯是“永恒思维的代表”，而曼海姆是“过程思维的代表”，但他还是表明他倾向于曼海姆，说他“带来了全新的理论”，尽管他彼时正在阿尔弗雷德·韦伯手下赶写教授论文。在苏黎世会议上，他还作了有关艺术起源的发言，也非常精彩。锋芒初试，崭露头角，埃利亚斯从此也登上了国际社会学的舞台。
也就在1929年，曼海姆应聘担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教授，他约埃利亚斯偕行，做他的助教，并许下三年之后便可通过其教授论文的诺言，而在阿尔弗雷德·韦伯这里要等十年的时光。法兰克福大学是人文荟萃之地，马克斯·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执掌社会研究所，阿多诺（Theodor W.Adorno,1903-1969）则成了前者的得力助手，后来又有马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等人加入，形成了声名赫赫的辩证批评派，亦即法兰克福学派。这里的学术空气甚至比海德堡还要浓，课堂里、讲座上辩论不完的问题，便在私人聚会或咖啡馆里继续辩论。不但有学者教授学生参加，一般的市民也趋之如骛。曼海姆的讲座最为叫座，对那些上流社会的女性最具吸引力，人称“面纱讲座”。可埃利亚斯很少参加这些讨论会，因为他要花大量的时间和学生、特别是博士生“泡”在一起。他对人总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那种乐于助人的精神有口皆碑。
在这样的氛围中，埃利亚斯如鱼得水，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他论文的题目为《宫廷社会》，1969年才得以出版。他写论文，语言独具一格，明白晓畅，形象生动，没有故作高深的学究腔，而又不失科学性。后来他写《文明的进程》，采用了该教授论文的不少材料。论文通过了曼海姆的鉴定，埃利亚斯甚至被告知，私人讲师的资格水到渠成，只差试讲这一最后环节。在大学任教的梦想就要实现，学者的奥林匹斯山顶已经在望。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风云突变——希特勒上台了，成了帝国总理，以授权法为尚方宝剑，对大学进行砍杀，清除犹太人，整肃知识分子。埃利亚斯的试讲再也无法进行，眼看要成为私人讲师的计划也要胎死腹中。
连曼海姆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都低估了纳粹的力量，认为他们太粗野、太蛮横、太无知，对其不屑一顾。他们探讨这个问题，研究那个问题，就是没去认真对待纳粹。希特勒上台后，曼海姆还预言，希特勒这么疯狂，六个星期就会垮台。可六个星期后，社会研究所关门大吉，社会学系亦遭封闭，曼海姆不得不远走英国，埃利亚斯也手提一个小行李去了法国，等待他的是30多年的流亡生活。生存所迫，他不得不再次“下海”，这次是自己开办玩具工场，但运气不佳，到头来弄了个血本无归。1935年深秋，埃利亚斯来到了英伦，幸而他得到犹太人流亡组织的一份奖学金，于是他便经常出入大英博物馆，为他那部构思已久的伟大著作《文明的进程》收集资料。1937年，《文明的进程》由私人试印出版，但完全为世人所承认，则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与英国社会学界的人士接触愈益频繁，他和大名鼎鼎的曼海姆的关系也有助于他结识圈内的人物，其中就有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系的系主任根司贝尔克（Morris Ginsberg，1889-1970），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是英国独一无二的社会学教授，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埃利亚斯个别通晓德文的英国同事读了他的《文明的进程》之后，感到这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并向根司贝尔克推荐。两人过从甚密，当前者需要一个助教时，大家猜想，非埃利亚斯莫属。可后者竟然没被选中。谁都没料到，原来此事是坏在10年前为埃利亚斯打开高等学府发展大门的曼海姆手里。原来曼海姆也应根司贝尔克之请来伦敦经济学院，在他手下担任讲师，可他下车伊始，便和根氏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处处以最为高明的社会学家自居，而他也确实讲课生动活泼，学生都涌进他的课堂。招来这样一个对手，使根氏受到伤害，最后只得让这个异邦人走人。根司贝尔克向埃利亚斯解释，聘他为助教，会使他想到曼海姆，想到那令人伤心的往事。实际上根氏是唯恐曼海姆事件重演，而埃利亚斯却被迫承担了两雄相争的后果。
由于德国军队在法国势如破竹，英伦三岛一夕数惊。英国当局忽然发布命令，所有外国人，即使是明白无误的流亡者一律进拘留营。埃利亚斯逃脱了纳粹的虎口，而今又进了英国的龙潭。护照被英国当局收去“统一保管”，连身上的钞票也被搜去，生活要靠外面接济。根司贝尔克也真是够仗义的，是他定期给埃利亚斯汇款，助其渡过难关。在拘留营中，埃利亚斯再次表现出适应环境的能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竟办起了“大学”。他待人温和，为人随和，善于协调各方面关系，成了事实上的“校长”。拘留营的英国军官对这场战争毫无概念，对被拘留的埃利亚斯报告了这样一个“好消息”：“德国军队占领了巴黎。”1941年春，埃利亚斯走出了拘留营，英国朋友甚至为他开了欢迎会。曲终人散，瞻念前途，不寒而栗：在大学谋一教席，功败垂成；《文明的进程》出版了，但似乎被人忘却。埃利亚斯只得在提供成人教育的业余大学上课，人家需要什么，他就教什么。他的许多学生成了教授，而他自己还是没有功名的“一介寒儒”。直到1962年，埃利亚斯终于圆了他的教授梦：在加纳的阿克拉大学出任社会学教授。那时加纳是在恩克鲁玛领导下的英联邦的成员，其大学教师主要从英国聘请。在加纳的两年，埃利亚斯教学科研可谓双丰收：生动活泼的授课受到欢迎，还搜集了大量有关非洲社会起源的资料，收集的面具和雕塑亦不计其数。加纳归来，1964年4月底埃利亚斯去海德堡参加德国15届社会学家大会，可说是“三十一年还旧国”。从此他便被德国各大学请来请去，担任客座教授。他也被请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等地讲学。1969年《文明的进程》再版，这使他声名鹊起，该书后来更成为畅销书。1977年，他已年满80岁，在其希望的明灭之地法兰克福，埃利亚斯接受了社会科学最高荣誉——阿多诺奖金。此时的埃利亚斯已经名满天下了，得奖之后，他表现得极为平静，也很谦虚，说他是从前人手里接过火炬，跑了一程，又把火炬交给了来者。
1990年8月1日，埃利亚斯在阿姆斯特丹逝世，终年93岁。他的其他著作还有：《宫廷社会》《什么叫社会学？》《干预和间距》《论时代》《社会学和历史学》《德国人研究》等。
“埃利亚斯和他的《文明的进程》属于世界社会学”
埃利亚斯将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心理分析、经济学、种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熔为一炉，冶炼出《文明的进程》这部作品。它对人类的过去进行了总结，对未来又有所启示。如今，这本书已是攻读社会学，特别是攻读历史社会学的学人必备的参考书。但此书在1937年试印出版之后，却是经历坎坷；人们对它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试印本出来后，埃利亚斯曾分发给有关学者，但反响并不热烈。1939年夏，在二战爆
发前夕，该书由鹰房出版社正式出版。托马斯·曼接到埃氏的赠书后，曾写下这样的话：“埃利亚斯这部书比我想象的有价值得多，特别是对中世纪的表述，以及对走向没落的骑士时代的论述。”这几句话大约是对该书最早的评论之一。先后还有几篇正式评论，但在烽火连天中，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直至上世纪50年代，荷兰的社会学家高茨洛姆（Johan Goudslom）“发现”了《文明的进程》，手不释卷地一口气读完，有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感。高茨洛姆是很有影响的学者，由他开路，该书开始在荷兰风行，甚至成了教师的必备参考书。埃利亚斯离国时尚未成名，流亡在外，在国内没有知名度，这也影响了该部著作的传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风行的是由北美传来的系统论；六七十年代时兴的则是新马（新马克思主义）或者说西马（西方马克思主义），他的文明理论难以插足其间，天时、地利、人和，不得其一。1969年《文明的进程》在瑞士再版，每部70马克，这是令人望而却步的价格。
1975年，《新苏黎世报》刊登了冯·克罗考夫（Chirstian Graf von Krockof）的长篇评论，特别提出《文明的进程》的现实意义：埃利亚斯对各方力量保持平衡的国王机制对于西方民主是否可行的辩论是个启发；埃氏提出的相互交织的心理和社会机构的改变是极为复杂的问题，这对第三世界的发展是个参考；暴力垄断和外部与内部规范的问题。这篇长文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文明的进程》于1976年由苏尔卡姆普（Suhrkamp Verlag）出了简装本之后，才算取得了真正的突破。当时出版社很有些担心，唯恐出书容易卖书难，没想到当年销售了20000部，很快突破了80000部！这样畅销，绝非寻常。后来苏尔卡姆普出版社简直成了埃利亚斯的专属出版社，他的其他著作也纷纷在这里面世。
而今有关“文明”和“文化”的定义不下千种，在埃利亚斯那里，“文明”一词是对现代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一种总结性的概念；它涵盖如下的内容：较高水准的科学技术、社会组织以及某种生活方式。文明是一个过程，至少是过程的结果。埃氏没有进行价值判断，只试图进行客观的表述。而以往，正如埃氏所说：“我们习惯把文明看成是一种财富，一种摆在我们面前的现成的财富。至于我们究竟是如何达到这一步的，……则不加闻问。”
对埃利亚斯的基本论点可进行如下的概括：源于本性，人总是要竞争的，竞争结果使得社会经济情况发生分化，表现为职能（功能）分工的复杂化。职能分工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单个的行动和过程要愈益相互协调配合，这样就会愈益提高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和依存的水平。随着功能分工的日益复杂化，相互依存的链条也会越来越长。这种行动链条需要一种可靠的、可调节、可监控的行为加以配合，否则就会运转不灵。埃氏在大量社会历史调查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说，人的行为方式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冲动、本能、情绪化的行动逐步为经过调控的、自我强制的习惯所代替。人的每一行动都处于相互依赖、错综复杂的网络之中；这一网络要求人在采取行动之时瞻前顾后。这种瞻前顾后慢慢形成了自动化的机制，亦即成了自我调控的机制，从而也成了人的个性结构的因子。
对本能和情绪的控制，高水平的社会分化与相互依存所需要的长远眼光的发展，或者说“合理化”行为的发展，埃利亚斯称之为“文明的进程”。而经过调控的、“文明化”的行为又会翻转过来促进社会的进一步分化或者说多元化，所以说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两种进程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
社会的共同生活总要采取一种形式，而今最重要的形式依然是国家。国家有其稳定的规则和建制，其中最重要的乃是对暴力的独占，有了它，内部的和平才能得以保障。不过国家形式的出现只有在个人行为文明化，比如对攻击性的自我监控，达到一定水准时才有可能。而今习以为常、自然而然之事，绝非原本如此、天然如此，而是历经数百年演变的结果，是心理逐步积淀规范的结果。他以人的就餐、如厕、擤鼻涕、吐痰、男女关系和攻击性等方面的行为举止为例，来表明这种规范进程的方向。在平和的社会里，稳定的政权为个人提供了足以使其放弃暴力的安全，个人攻击性的监控只有通过自我强制才会有效；自我强制来遏止攻击的冲动，或将攻击性的情绪扼杀于萌芽之中。暴力实施的心理调节的前提是社会对暴力的调节，其形式正是国家对任何暴力实施的独占。
《文明的进程》另一部分主要内容是谈国家的社会发生。在埃利亚斯看来，国家是社会秩序的同义语。政府和行政机构，法律和警察暴力成了调节社会共同生活、强制个人进行情绪监控，同时也使个人有可能进行情绪自我调控的建制。情绪调控的心理发生适应于国家的社会发生。他认为国家是一种统一的、完整的、稳定的社会形体。中世纪早期那些分分合合的王国算不得国家。
分散和集中，竞争和垄断，最终导致国家的形成。相邻的封建诸侯之国总是处于相互竞争的态势。在一个地区，各方势力处于相持不下的局面不会维持太久，我们所说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也是这个意思。竞争的结果是一人或一个集团垄断了该地区的权力，在自然经济阶段，也就是垄断了该地区的土地分配权，其他势力全都依附于它，此乃“分久必合”。然而“合久必分”，封臣的独立性日益彰显，离心力量重又取得上风，竞争重又开始，如此循环往复，陷入怪圈之中。如何从中走出来呢？中央领主光是占有土地还是不行，还要完成对暴力的独占，而后者的前提则是税务独占。有了税收，方能养活一支常备军。军队是镇压臣下的反抗，巩固国内政权的必备手段。没有暴力的独占，捐税也收不上来。暴力独占和税务独占是相互依存的。随着中央领主对其领地的统治日趋巩固，便会出现埃氏言说的“垄断的社会化”。暴力和税务的独占起初似乎是领主或国王的家事，后来事务愈益繁杂，家庭成员或近臣无法胜任管理的重任，于是渐渐从王室家族和宫廷中发展出一个行政管理机构。所统治地区越大，军事力量越强，税收越多，建立一个分工明晰的管理机构，亦即国家机器就越是必要，国王对行政机构的依赖也会日益加深：于是个别人对行政机构的私人独占也会逐步社会化：先是转变为社会阶层的独占，继而公共独占，进而转变为一个国家的中央机关。埃利亚斯将垄断的社会化称为“固有的法理”，这是一种社会相互依存的功能。相互依存意味着：不仅是被统治者受到统治者的制约，反之亦然。
垄断社会化之后，竞争又转至另一个层面，即为着独占内部的机遇展开竞争。在王国内部，贵族、教会和崛起的市民阶层为着权势和财富相互争斗不已。国王为捍卫其统治地位也向离心力量进行斗争。国王处于竞争的中心地位，因之能够进行调控，使竞争向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最后将各个领主和利益集团纳入埃利亚斯所说的“国王机制”之中。其特点是：国王利用其分配权挑动各个集团相互争斗，消蚀其实力，使其无法对自己反抗。国王所遵循的原则是：“分而治之”，使各方实力保持平衡。国王机制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它不仅透露出中央政权一步步走向稳定的轨迹，也使人认识到各个相互依存的社会集团的相互交织的关系。各派力量平衡的结果，使各派相互依存的关系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与此相应的是宫廷社会高雅的风范，对感情的调控也达到了高水准。翩翩的风度、潇洒的举止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而是取得成功的必备条件。重大的机遇只有通过赏赐，通过拉帮结派，通过溜须拍马，通过行贿收买才能得到。
然而这种“国王机制”并不能千秋万代，永世长存下去。随着等级社会、专制主义社会的崩溃，社会的逐步分化，崛起的市民阶级将特权看成是分工细密的社会经济进程的障碍。法国大革命的一声炮响，不但第一第二等级归于消灭，而且第三等级中有官衔和特权的市民阶层也被剥夺了权力。可是国家对暴力、对税务的独占并没有被削弱，反而加强了。埃利亚斯认为，民主民族国家的独占抑或垄断，不仅实际上，而且法律上也是社会化了。
《文明的进程》第二卷末的“文明论稿”，是理论上的概括，其重要的结论是：社会发展的进程是没有计划的，却有阶段性，并沿着一定方向进行。
对《文明的进程》的评价总括起来有以下几点：埃利亚斯克服了各个学科之间的人为的藩篱，使其相互贯通，精心打制出这部著作，为21世纪的社会学指明了方向，所以他被称为革新者和克服者；埃利亚斯使历史研究达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不仅研究社会经济，而且考察人的情绪气质和思维方式的变迁，不仅重视重大的事件，而且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探讨行为举止，日常生活，以小见大。埃利亚斯以其《文明的进程》成为了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开拓者，在西方世界兴起了研究宫廷或近代初期的衣食住行的热潮；传统社会学把个人和社会看成是各自独立的两个实体，而埃氏推翻了这种错误的两分法，提出两者不可分割：“同是人的两个不同的、相互联系的方面。”他认为它们的关系不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抑或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而是，个人不可能在社会之外，社会也不可能在个人之外。人的个性化不仅不能脱离社会，相反，有了人群的高度多元化，才会有人的高度个性化；在埃氏看来，人是一个统一体：他将生物的人、社会的人、历史的人、形而上的人综合在一起，联结成为“人”，所以对人不可单方面去看，而是要综合分析。《文明的进程》表明，人类社会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人类历史应被看作是人际关系不断分化和整合的过程。埃氏使人以另外的眼光来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使人愈益增长一种地球上所有人都密切联系的意识。此外，《文明的进程》还使人从两种极端的历史观——要么把历史看成是无法调控、无法把握的一团混乱，要么把历史看成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进程——解脱出来。埃利亚斯认为，历史是过程，是偶然和系统有序的结果，其长期的能动性是有轨迹可寻的。《文明的进程》主要以法国为例展开论述，兼及其他国家。埃利亚斯将19世纪的进化论和20世纪的社会变革论综合于这部著作之中，他的整个社会长期的结构变迁的进程模式也为21世纪的社会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有人认为，从来没有哪一位社会学家像埃氏一样为国际社会学作出这么大的贡献，“埃利亚斯和他的《文明的进程》属于世界社会学”。
在笔者看来，《文明的进程》影响巨大，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绕不过它，对研究政治，甚至对当前的国际政治都有参考价值。然而，本书的主张是否适用于东方、适用于中国，这是需要重新思考的题目；埃利亚斯从经济的发展、从生产关系的变革、从人与人相互交织的关系来考察文明进程，这是一条我们所熟悉的路子，也是正确的路子。所谓“人的相互交织的关系”，所谓“人际关系网络”，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总和”，埃利亚斯谈得最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可意识形态、精神等因素所起的作用很少触及。行文至此，不禁想到：如果写中国的文明进程，难道能撇开孔夫子吗？——这是我的不解之处。但无论如何，《文明的进程》本身是一部值得介绍到中国来的著作。
[作者为同济大学德语系教授、《文明的进程》下卷译者（上卷译者为王佩莉女士），本书近期由上海译文出版社第五次再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