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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为什么忘记了“人”?

2017-07-21 09:14 北京青年报

来源标题:纪念邓广铭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今年是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诞辰110周年,三联书店再版了《陈龙川传》、《岳飞传》、《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辛弃疾传·辛稼轩年谱》、《韩世忠年谱》,即通称的“四传二谱”。邓广铭先生是宋史大家,成果丰富,而他最为人熟知的著作,莫过于“四传二谱”。

由司马迁开创的史传传统,绵延千载,原本是中国历史研究的“正宗”。然而回头一望,近几十年,能够进入大众视野的历史人物传记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二月河、唐浩明等人的历史人物小说,为历史人物做传的历史学家更是凤毛麟角,“四传二谱”不知不觉间成了历史书写的遗迹。人物传记,是大众理解历史的最佳入口,历史学家为什么放弃了这块园地呢?

带着这些问题,青阅读记者采访了邓广铭先生之女、北大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并约请历史学家李开元先生撰写回忆文章。邓广铭先生的“谱传史学”,是一份需要被重新激活的遗产。

“史学家似乎觉得写传记不是我们的事了”

20世纪30年代中期,邓广铭先生在北大读书,民族危亡之际,他的内心与历史上的忠烈之士有着强烈的共鸣,同时受到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等西方传记文学的影响,他发愿融合文史,为英雄立传。在胡适先生的指导下,他完成了《陈龙川传》,由此开启“谱传史学”之路。

这条道路在当代的“中断”,史学家很少涉足人物传记以及叙事型作品,和时代的变化、学术追求的变化有关,也和学科分工和学术评价体系有关。

“我父亲那一代史家有比较突出的个性色彩,棱角鲜明,民族情结、人文情怀也非常突出。不像我们都是在一个训练背景里被磨得方方正正,大家研究的题目虽不一样,可是多数人的风格很接近。”邓小南教授告诉青阅读记者,“那一辈人的性格是时代塑就的,背负着近代以来列强的压迫、日本的侵略,这和我们在和平年代长大非常不一样,做研究选择题目和行文风格都会不同。像我父亲研究岳飞、辛弃疾,他和研究对象是一样的壮怀激烈,如果看从没修改过的《陈龙川传》和1945年出版的《岳飞》,这个特点尤其明显;而我们会觉得要和研究对象拉开距离,客观、公正、冷静,是我们写作时的关键词。”

邓广铭先生为历史上杰出人物立传,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胡适先生当年开设的传记文学习作课,他在课堂上走入谱传的门径,受到很大的鼓励。胡适讲这门课,一方面是训练学生科学地分析和处理史料,一方面也体现了融合文史的倾向。但是在当代学科体系之下,文和史截然分家了。

“我们多半会认为,传记写作以中文系出身的学者见长,现在写传记的学者也多半是文学史背景的,他们也强调以史料为基础,我们之间的距离不算太远。”邓小南教授说,“但是现在一些面向大众的传记,越走越远,基本上把握不到它里面的历史脉络和历史积淀的深厚性,就是一个人物故事而已,它和史学传统下传记的内涵已经很不同了。”

“学科分开,史学家似乎觉得写传记不是我们的事了。”邓小南说,“现在提倡‘双一流’,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历史学就得打造历史学的东西,而不是把精力放在跨学科、交叉学科上。而传记写作是交叉跨界的,要求文史兼通。”

邓小南回忆起1978年读大一的时候,张广达教授曾经说,如果写论文选不出题目,不妨写一个人物,因为写人物脉络清楚,对于本科生而言比较好把握。而现在她自己的学生,很少有人以历史人物为题,写单一人物的,仅有一篇本科生论文。“学生会觉得人物研究老套,题目一看就没有创新。现在提倡创新,但往往是题目翻新、说法翻新,而不是实质内容新。大家好像都被催着往前跑,没工夫停下来认真看看研究是否有实质的突破。而且真正的创新对研究者要求很高,像人物研究,这片园地往往是别人翻耕过的,下功夫深耕细作才有可能出新,所以你想谁愿意选这种题目呢?”

主观愿望欠缺,研究难度巨大,评价体系的压力,使得历史学视野下的人物研究成了被废弃的土地,遑论进一步的人物传记写作。成名学者虽然考评压力较小,选题自由度增大,但既有的研究路数已经养成,也很难转向。种种原因错综纠葛,传记作为一种极受读者喜爱的体裁,从历史学家的视野中遁去了,市面上的历史人物传记越来越像历史小说,乃至历史戏说。

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已经分离了

人物传记,其实只是叙事型历史写作的一种,所谓“叙事”,简单地说大约就是讲故事,讲人的故事或者某个时期的故事,和它相对的,是那种论文式的写作。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一些,其实不仅是历史人物传记凋零了,叙事型的历史写作也基本被我们的历史学家放弃了。读者对这类作品的强烈需求,要么由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孙皓晖(《大秦帝国》)等民间作者、作家来填补,要么由“甲骨文”系列等引进的国外作品来承担。

中国的历史学家,为什么不再讲故事呢?

周一良先生在邓广铭先生去世后,就“四传二谱”说过一句值得琢磨的话,他说邓先生“不但研究历史,而且写历史”。

言下之意或许是,当代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已经分离了。

在邓广铭先生的著作里,两者是统一的。诚如“四传二谱”的编辑孙晓林所说,邓先生从人入手,观照人所处的整个时代,而且往往是宋史上的关键时代。他的考索功力,在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邓先生讲过,研究历史有四把钥匙: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他写‘四传二谱’,这些就像盐溶入水。”

邓小南教授说,在中国传统史学里,研究历史和写历史是分不开的,像司马迁、欧阳修、司马光,他们的研究和书写是一回事,历史叙述建立在个人或群体研究的基础之上。“现在的确有两分的倾向。史学近代化以来,日益要求专业性、精密性、客观性、科学性。郭沫若、范文澜那一代历史学大家,虽然受到新的论述框架限制,但大体还是接续了‘写历史’的路数。而现在,‘研究历史’是学者面向某个专题,用论文做阐释;‘写历史’则意味着叙述性的、更可读的写作,可以面向不同层次的读者。”

对此,邓小南教授觉得史学界应该反思。“现在催得太紧跑得太快,实际上有些东西是需要定一定神,停下来回头看一看,究竟有什么是我们应该继承的,有什么是需要扬弃的。我们缺乏整体的关照和思考。”她进一步介绍说,“其实,海外史学界这几十年转而强调叙述式的写作,要讲好一个故事,一个好故事或一组好故事可以成为学界承认的标志性的研究成果。但在我们心中,还是会认为叙述是比较低层次的,而研究是高层次的、真正学术性的。”

邓小南觉得,现在历史研究有自身的学科规范,不可能完全延续中国传统史学的路数,但是那种文史相通的思维,让传记重新成为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特别是和文学交叉融汇的园地,通过这个园地衔接大众,是应该去做的事。“关键是我们要意识到这个必要性。如果有内在动力,又有一些资源的支持和鼓励,把这份动力激活,调整不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有些东西只要有人肯持续去做,出现了有影响力的成果,就会逐渐做起来,吸引更多的人一起参与。”

对于当前一些畅销的“历史读物”,邓小南是有疑虑的,觉得它们大多缺乏历史视野,是“站在今人立场上,应和时下趣味的戏说”。她表示,“历史学还是需要阵地的。历史学归根结底是要让全民,让整个社会变得具备人文情怀和基本素养,从而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历史学需要传递,不光是在大学课堂上、学者著述里,还是应该用雅俗共赏的方式,面向大众传播一些真正有学术含量的内容。”

采写/本报记者  尚晓岚

责任编辑:张静(QC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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