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城市DADA
时间：2017.6.10至8.10
地点：北京坊露天美术馆
说到美术馆，一般而言，我们的联想都离不开室内空间，就好像它们是绘画和雕塑的天然居所。当然也有不畏风吹日晒的雕塑造像，它们连同它们身处的空间，融成一片艺术的氛围。不过，这类空间可能是公园、广场，甚至是依山而凿的石窟，如果称之为美术馆，似乎不太符合我们的日常语言习惯。然而，在日本箱根，有一片有着多座现代雕塑名作点缀其间的宽阔林地，当地人把它叫做雕刻之森美术馆，而不是公园。当这种违反日常语言习惯的称呼真正出现时，我们又常常为之辩解：无论露天或室内，一旦有了艺术品们在其间彼此呼应，这些空间就都成为了引发人们的审美经验的奇妙空间——这类空间以美术馆最为典型，不如索性以美术馆为其命名。于是，被故意误用于命名露天空间的“美术馆”一词成了一个亮点和一种标志，提示和引发一种对空间的新思考和感受。
北京也有了露天的美术馆。2017年初，北京坊露天美术馆开馆。它自有特色，别具一格。
它所在的前门大栅栏一带成为商业区已有数百年历史。从明朝永乐年间朝廷在前门一带建造数千间民用和商用的廊房，到清朝嘉庆年间已分出四条廊房胡同，到乾隆年间修建大栅栏，再到光绪年间在廊房头条改建提倡实业振兴国货的京师劝业场等等，四百年来，这一大片区域里人流汇聚，商贾云集，餐饮、百货、珍玩，琳琅满目，好不热闹；同仁堂、瑞蚨祥、内联升、吴裕泰、全聚德等等民族商业佼佼者的美名流传至今。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前门大街一带被政府划定为国粹商业区，仍然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露天美术馆就在这一片繁华喧嚣的商区开辟出一方别样的天地。
前门大街西侧最北的胡同是廊房头条。从廊房头条东口向西走不到五十步，见左侧一面铁墙高起约七八米，平滑地向西延伸，直到胡同的另一端，变成一根直立的火柴长短。依着铁墙，高出地面处铺有大约一米宽的铁板作走廊，廊外有方形铁柱支撑着廊檐和廊顶，每隔五六米立一条，恰如在横向绵延的线条上有节奏地反复跳跃。在烈日下，对面连绵的浅色建筑一派清朗，这边深灰色的铁壁斜切下一溜阴凉。这一列铁壁长廊就是露天美术馆。前门一带的其他胡同里，沿街两侧商铺挤满，热闹喧哗，廊房头条不然。这里行人不多，沿街南侧的露天美术馆前，偶有逗留观看的人，与沿街北侧那些保留有昔日样貌的百年商铺以及新建的玻璃橱窗与门廊同样安静。在安静的氛围里，在艺术品前，恰好可以驻足凝思。
这一不避风雨享尽日月光华的美术馆，向来往行人舒展开去，又在喧闹的商业气氛中脱颖而出，与之保持有某种距离，这种距离提供了对其进行反思的余地。露天美术馆以其展出的作品对周围空间洋溢出的当代商业文化气氛做出了回应，或者说形成了和声与共鸣。现有的两期展览作品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色彩鲜艳、对比强烈、几何形状或某种其他图像元素重复出现的作品，包括绘画和雕塑；这类作品和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的作品相类似，它们使人联想到商业广告，被认为具有浓厚的商业特征。这无疑呼应了周围空间的商业气氛，并且让暂时脱离商品消费的观众通过联想和解读来反观消费、商业与生活的亲密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生活在商品消费之中，消费影响了以艺术欣赏为代表的情感模式；消费的过程迅速而刺激，与之相应，这种氛围中生长出的绘画给人强烈的视觉刺激、并且减少了深度的内容——不像之前的绘画，这些绘画几乎不再讲述历史事件或宗教故事。第二类作品单指那件从《街道的面孔》一文中摘录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被放大打印，陈列在露天美术馆的长廊西段，它提示着人们：街道贯串起城市中的不同建筑，也成为了城市的人流、消费、声音、图像等印象的见证。它试图为这条胡同的露天美术馆的空间实体——街道——向观众和行人做一番独白，一番文辞流畅优美的解释和深刻的自我剖析。剩下的水墨画等作品归为第三类，可能是为了标识这一片百年老字号集聚的商业空间的民族身份，也可能是为了引发一种传统与当代并行、相互映衬相互激发的联想。每一类作品都引发不同的思绪，艺术作品这种兴发的力量给这一方天地增加了不少趣味。
所有的绘画和雕塑都具有四五米高的尺寸，体量惊人，凑上前去，仿佛有磅礴的气势倾泻而出。不过那些绘画并非原作，而是采用数字喷绘技术印刷而成——在露天的美术馆展览原作有很大风险。然而对于第一类作品，这种类似波普艺术的作品，它的价值就是在复制中得以体现，或者说，正因为这类艺术品可以被复制，它们才获得了与流水线生产的商品相似的性质，才疏浚了艺术与商业的通道。它们推动观众革新观念、将原作与复制品等量齐观，这是一种观念上的创新。露天美术馆展出数字喷绘技术制成的印刷品，正是落实这一观念的表现。这同样是这一展览空间通过艺术品对于其所处的商业空间的一种回应。
北京坊露天美术馆在前门一带的商业区独辟蹊径，营造了一个相对安静的、艺术的空间，这一空间引发的感受和思考，可能是我们在日常消费行为等商业活动中由于不曾有反思的距离而难以感受和思考到的。
展览：城市DADA
时间：2017.6.10至8.10
地点：北京坊露天美术馆
说到美术馆，一般而言，我们的联想都离不开室内空间，就好像它们是绘画和雕塑的天然居所。当然也有不畏风吹日晒的雕塑造像，它们连同它们身处的空间，融成一片艺术的氛围。不过，这类空间可能是公园、广场，甚至是依山而凿的石窟，如果称之为美术馆，似乎不太符合我们的日常语言习惯。然而，在日本箱根，有一片有着多座现代雕塑名作点缀其间的宽阔林地，当地人把它叫做雕刻之森美术馆，而不是公园。当这种违反日常语言习惯的称呼真正出现时，我们又常常为之辩解：无论露天或室内，一旦有了艺术品们在其间彼此呼应，这些空间就都成为了引发人们的审美经验的奇妙空间——这类空间以美术馆最为典型，不如索性以美术馆为其命名。于是，被故意误用于命名露天空间的“美术馆”一词成了一个亮点和一种标志，提示和引发一种对空间的新思考和感受。
北京也有了露天的美术馆。2017年初，北京坊露天美术馆开馆。它自有特色，别具一格。
它所在的前门大栅栏一带成为商业区已有数百年历史。从明朝永乐年间朝廷在前门一带建造数千间民用和商用的廊房，到清朝嘉庆年间已分出四条廊房胡同，到乾隆年间修建大栅栏，再到光绪年间在廊房头条改建提倡实业振兴国货的京师劝业场等等，四百年来，这一大片区域里人流汇聚，商贾云集，餐饮、百货、珍玩，琳琅满目，好不热闹；同仁堂、瑞蚨祥、内联升、吴裕泰、全聚德等等民族商业佼佼者的美名流传至今。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前门大街一带被政府划定为国粹商业区，仍然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露天美术馆就在这一片繁华喧嚣的商区开辟出一方别样的天地。
前门大街西侧最北的胡同是廊房头条。从廊房头条东口向西走不到五十步，见左侧一面铁墙高起约七八米，平滑地向西延伸，直到胡同的另一端，变成一根直立的火柴长短。依着铁墙，高出地面处铺有大约一米宽的铁板作走廊，廊外有方形铁柱支撑着廊檐和廊顶，每隔五六米立一条，恰如在横向绵延的线条上有节奏地反复跳跃。在烈日下，对面连绵的浅色建筑一派清朗，这边深灰色的铁壁斜切下一溜阴凉。这一列铁壁长廊就是露天美术馆。前门一带的其他胡同里，沿街两侧商铺挤满，热闹喧哗，廊房头条不然。这里行人不多，沿街南侧的露天美术馆前，偶有逗留观看的人，与沿街北侧那些保留有昔日样貌的百年商铺以及新建的玻璃橱窗与门廊同样安静。在安静的氛围里，在艺术品前，恰好可以驻足凝思。
这一不避风雨享尽日月光华的美术馆，向来往行人舒展开去，又在喧闹的商业气氛中脱颖而出，与之保持有某种距离，这种距离提供了对其进行反思的余地。露天美术馆以其展出的作品对周围空间洋溢出的当代商业文化气氛做出了回应，或者说形成了和声与共鸣。现有的两期展览作品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色彩鲜艳、对比强烈、几何形状或某种其他图像元素重复出现的作品，包括绘画和雕塑；这类作品和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的作品相类似，它们使人联想到商业广告，被认为具有浓厚的商业特征。这无疑呼应了周围空间的商业气氛，并且让暂时脱离商品消费的观众通过联想和解读来反观消费、商业与生活的亲密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生活在商品消费之中，消费影响了以艺术欣赏为代表的情感模式；消费的过程迅速而刺激，与之相应，这种氛围中生长出的绘画给人强烈的视觉刺激、并且减少了深度的内容——不像之前的绘画，这些绘画几乎不再讲述历史事件或宗教故事。第二类作品单指那件从《街道的面孔》一文中摘录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被放大打印，陈列在露天美术馆的长廊西段，它提示着人们：街道贯串起城市中的不同建筑，也成为了城市的人流、消费、声音、图像等印象的见证。它试图为这条胡同的露天美术馆的空间实体——街道——向观众和行人做一番独白，一番文辞流畅优美的解释和深刻的自我剖析。剩下的水墨画等作品归为第三类，可能是为了标识这一片百年老字号集聚的商业空间的民族身份，也可能是为了引发一种传统与当代并行、相互映衬相互激发的联想。每一类作品都引发不同的思绪，艺术作品这种兴发的力量给这一方天地增加了不少趣味。
所有的绘画和雕塑都具有四五米高的尺寸，体量惊人，凑上前去，仿佛有磅礴的气势倾泻而出。不过那些绘画并非原作，而是采用数字喷绘技术印刷而成——在露天的美术馆展览原作有很大风险。然而对于第一类作品，这种类似波普艺术的作品，它的价值就是在复制中得以体现，或者说，正因为这类艺术品可以被复制，它们才获得了与流水线生产的商品相似的性质，才疏浚了艺术与商业的通道。它们推动观众革新观念、将原作与复制品等量齐观，这是一种观念上的创新。露天美术馆展出数字喷绘技术制成的印刷品，正是落实这一观念的表现。这同样是这一展览空间通过艺术品对于其所处的商业空间的一种回应。
北京坊露天美术馆在前门一带的商业区独辟蹊径，营造了一个相对安静的、艺术的空间，这一空间引发的感受和思考，可能是我们在日常消费行为等商业活动中由于不曾有反思的距离而难以感受和思考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