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史和微观史当共存互惠
大数据、数字化资源、数字化档案和信息储存等的发展改变了历史学家参与政策的程度。阿米蒂奇直言，这给历史学家带来差异化，但同时也拓宽了历史学家参与更广泛公共讨论的余地。大数据正在从我们身上搜集每时每刻的数据。数字化的历史研究和分析、可视化、数据处理，这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机遇，而对社会活动家而言则有点像是危机。他们在寻求数据，历史学家也是。史学家需要找到某些数字历史学家称为“远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的方法，并在数据中找寻更大的模式，后者能够指引史学家深入研究的方向和研究的问题，以及在大量信息资料中要关注哪些档案和材料。
当然，面对大数据，史学家面临的是抽样和挑选的风险。他们可以用这些数据证明想要证明的问题，但也会有另一批人用另外一些数据去驳斥前者基于大数据的论点。史学家可以用统计学证明任何想要证明的问题，也能用历史案例研究论证要想论证的观点。政治家们很好地掌握了这一点。克里斯·斯基德莫尔拿英国下议院的例子说明了这个问题：“两边的政治家可以选取简单的事实，使其有利于自己的观点。”
对此，《历史学宣言》强调：“我们不是要用宏观史去反对微观史，而是要提出大问题，这些大问题源于特定案例研究。将宏观和微观、长期视野和短期主义相融合，这才是关键。”历史有着识古通今、去伪存真的力量。长时段历史可以开阔视野，拓宽研究和治理的思路，利于史学家和政治家破除束缚我们展望未来的绳索，看到更为清晰的发展前景。微观考据则可以去伪存真。在这个信息超载、大数据成为一种时尚的时代，微观考据对大量信息数据的历史式处理更加不可或缺。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希望复兴的历史，“既要延续微观史的档案研究优势，又须将自身嵌入到更大的宏观叙事，后者要采信多种文献数据”。只有微观史（短期分析）和宏观史（长时段概述）相结合，才能产出内容厚实、观点鲜明、富有道德蕴含的综合性学术作品，达成历史后顾前瞻的使命。
批判性历史：史学家如何参与政治
当然，历史学家能够谈论的不仅仅是这些长期性的大问题，对日常较小的政策变化他们也能发话。“历史和政策”组织主任路西·德拉普介绍说，该组织运行了十二年，期间汇集了五百名历史学家，产出上百篇研究成果。研究成果中包括从十八世纪“金酒醉乱”时期的酒类法律法规，到十九世纪威廉·格莱斯顿首相的《售酒法案》，帮助他们对酗酒和酒类单价展开讨论，而这些正与当下息息相关。历史学家要注意的是这些现象发生的不同方式和不同背景，然后看当下的政府和公众人物对此如何评说，以及哪些政策会奏效。
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在《历史学宣言》中叹息道，伴随长时段的退却和短期主义盛行的，是史学家失去了一度享有的对政策的影响力。过去，历史学家在政治中的投入比现在多很多。也许不能说那是一个“黄金时代”，但确实有过历史学家居于领导地位的时候。比如，十九世纪末阿尔弗莱德·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有数十年时间是美国、德国、日本海军院校军事战略课的指定教材。韦伯夫妇撰写了十一卷本的英国政治史，使英国历史上的诸种制度能够成为未来改革的参照。
又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R.H.托尼赶赴中国进行调查研究。托尼是著名的费边主义历史学家，其对十六世纪英国圈地运动的研究非常有名。他的研究看上去好像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相去甚远。然而那段时期国际联盟这样的国际组织十分关注土地改革的前景以及中国的农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正经历着什么。同时，历史研究是可转换的技能，就像托尼那样深深沉浸在土地变化以及农民与土地关系的英国历史研究中，却也可以轻松地将其运用到其他地方，比如中国。由此，研究英国圈地运动的托尼被派去了中国，并书写了一部中国农业史的书稿，且书稿与他所写的英国农业史有颇多契合之处，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样的长时段史和比较研究揭示了土地改革的阶级斗争，引领学者和政治家认清当代制度、探索可行的社会变革。
然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历史学家开始逐渐退出公共领域，取而代之占领这块高地的是其他学科的学者，他们的历史观往往不是基于历史证据而是普遍模式，其中最突出的是经济学家。拉纳·米特论辩道，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的交流减少，不是因为历史中的政治少了，而是多了——事实上，历史学家需要走近政治家，反之亦然，因为历史变得更具政治性了。
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呼吁批判性的历史。对此，德拉普认为，隐含在《历史学宣言》中的观点是政治化的历史。那么，为何不称其为政治化的历史？“历史记载的政治相当复杂，通常我们不能将其简化为左和右——那都是非常落伍的分类。历史学家总有他们的观点，但史学领域整体不会有任何政治偏向。”德拉普这样解释书中采用“批判性的历史”而非“政治化的历史”的做法。
对此，阿米蒂奇表示赞同。“关于批判性是否等同于政治化的问题，我认为政治化可以不从政党政治或政治谱系的角度去说，而是要意识到，作为历史学家，至少有一件事我们是可以去做的，就是让我们的长官和领导摆脱满足于左和右的现状。这绝不是一个政党问题。”
宏观史和微观史当共存互惠
大数据、数字化资源、数字化档案和信息储存等的发展改变了历史学家参与政策的程度。阿米蒂奇直言，这给历史学家带来差异化，但同时也拓宽了历史学家参与更广泛公共讨论的余地。大数据正在从我们身上搜集每时每刻的数据。数字化的历史研究和分析、可视化、数据处理，这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机遇，而对社会活动家而言则有点像是危机。他们在寻求数据，历史学家也是。史学家需要找到某些数字历史学家称为“远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的方法，并在数据中找寻更大的模式，后者能够指引史学家深入研究的方向和研究的问题，以及在大量信息资料中要关注哪些档案和材料。
当然，面对大数据，史学家面临的是抽样和挑选的风险。他们可以用这些数据证明想要证明的问题，但也会有另一批人用另外一些数据去驳斥前者基于大数据的论点。史学家可以用统计学证明任何想要证明的问题，也能用历史案例研究论证要想论证的观点。政治家们很好地掌握了这一点。克里斯·斯基德莫尔拿英国下议院的例子说明了这个问题：“两边的政治家可以选取简单的事实，使其有利于自己的观点。”
对此，《历史学宣言》强调：“我们不是要用宏观史去反对微观史，而是要提出大问题，这些大问题源于特定案例研究。将宏观和微观、长期视野和短期主义相融合，这才是关键。”历史有着识古通今、去伪存真的力量。长时段历史可以开阔视野，拓宽研究和治理的思路，利于史学家和政治家破除束缚我们展望未来的绳索，看到更为清晰的发展前景。微观考据则可以去伪存真。在这个信息超载、大数据成为一种时尚的时代，微观考据对大量信息数据的历史式处理更加不可或缺。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希望复兴的历史，“既要延续微观史的档案研究优势，又须将自身嵌入到更大的宏观叙事，后者要采信多种文献数据”。只有微观史（短期分析）和宏观史（长时段概述）相结合，才能产出内容厚实、观点鲜明、富有道德蕴含的综合性学术作品，达成历史后顾前瞻的使命。
批判性历史：史学家如何参与政治
当然，历史学家能够谈论的不仅仅是这些长期性的大问题，对日常较小的政策变化他们也能发话。“历史和政策”组织主任路西·德拉普介绍说，该组织运行了十二年，期间汇集了五百名历史学家，产出上百篇研究成果。研究成果中包括从十八世纪“金酒醉乱”时期的酒类法律法规，到十九世纪威廉·格莱斯顿首相的《售酒法案》，帮助他们对酗酒和酒类单价展开讨论，而这些正与当下息息相关。历史学家要注意的是这些现象发生的不同方式和不同背景，然后看当下的政府和公众人物对此如何评说，以及哪些政策会奏效。
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在《历史学宣言》中叹息道，伴随长时段的退却和短期主义盛行的，是史学家失去了一度享有的对政策的影响力。过去，历史学家在政治中的投入比现在多很多。也许不能说那是一个“黄金时代”，但确实有过历史学家居于领导地位的时候。比如，十九世纪末阿尔弗莱德·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有数十年时间是美国、德国、日本海军院校军事战略课的指定教材。韦伯夫妇撰写了十一卷本的英国政治史，使英国历史上的诸种制度能够成为未来改革的参照。
又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R.H.托尼赶赴中国进行调查研究。托尼是著名的费边主义历史学家，其对十六世纪英国圈地运动的研究非常有名。他的研究看上去好像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相去甚远。然而那段时期国际联盟这样的国际组织十分关注土地改革的前景以及中国的农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正经历着什么。同时，历史研究是可转换的技能，就像托尼那样深深沉浸在土地变化以及农民与土地关系的英国历史研究中，却也可以轻松地将其运用到其他地方，比如中国。由此，研究英国圈地运动的托尼被派去了中国，并书写了一部中国农业史的书稿，且书稿与他所写的英国农业史有颇多契合之处，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样的长时段史和比较研究揭示了土地改革的阶级斗争，引领学者和政治家认清当代制度、探索可行的社会变革。
然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历史学家开始逐渐退出公共领域，取而代之占领这块高地的是其他学科的学者，他们的历史观往往不是基于历史证据而是普遍模式，其中最突出的是经济学家。拉纳·米特论辩道，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的交流减少，不是因为历史中的政治少了，而是多了——事实上，历史学家需要走近政治家，反之亦然，因为历史变得更具政治性了。
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呼吁批判性的历史。对此，德拉普认为，隐含在《历史学宣言》中的观点是政治化的历史。那么，为何不称其为政治化的历史？“历史记载的政治相当复杂，通常我们不能将其简化为左和右——那都是非常落伍的分类。历史学家总有他们的观点，但史学领域整体不会有任何政治偏向。”德拉普这样解释书中采用“批判性的历史”而非“政治化的历史”的做法。
对此，阿米蒂奇表示赞同。“关于批判性是否等同于政治化的问题，我认为政治化可以不从政党政治或政治谱系的角度去说，而是要意识到，作为历史学家，至少有一件事我们是可以去做的，就是让我们的长官和领导摆脱满足于左和右的现状。这绝不是一个政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