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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可可艺术风格的形成,中国瓷器功不可没

2017-07-07 10:14 文汇报

来源标题:洛可可艺术风格的形成,中国瓷器功不可没

记者:明清之际,中西艺术通过何种路径传播与交融?

章宏伟:在郑和下西洋活动结束以后,中国商人的海上商路就局限在东亚海域,很少越过马六甲海域与印度、阿拉伯商人做生意。但西方人开辟了新航路。从西欧出发,有两条航线可以直航中国东南沿海。一条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横渡印度洋,经苏门答腊岛西南部海面穿越巽他海峡,北上进入南海,到达中国的澳门和广州。或者绕道马六甲海峡,过新加坡海域,从中南半岛海面到达中国。另一条是横渡大西洋,从美洲绕过麦哲伦海域,横渡太平洋,航行至菲律宾群岛,再从菲律宾出发,直航中国东南沿海。后来美国加入对华贸易,美国船舶又开辟了新的太平洋航线。陆路方面,中国主要与俄罗斯发生联系。

记者:中国艺术是怎样影响世界的?“中国风”为何会风靡18世纪的欧洲宫廷?

章宏伟:明清之际,大量中国瓷器、丝绸、茶叶、漆器、银器等运往欧洲,丰富了西方人的经济与社会生活。所有的物品都发挥着传播文化的作用,但瓷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是其他任何商品无法替代的。瓷器以及它上面的纹饰,把中国的各种形象广为传播。当然,在定制的外销瓷纹饰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反映了欧洲文化传统和风俗时尚。

瓷器最初进入欧洲,是作为艺术品用来装饰房间的。当时欧洲上层社会,从国王到贵族,都以使用、收藏中国瓷器为时髦,王室还专门设置“瓷器室”,陈列精美的中国瓷器。例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有专门收藏瓷器的凡尔赛宫镜厅,还特地建筑了瓷宫;波兰王约翰三世在维拉努哈宫侧殿有专陈瓷器的中国厅;德国大选帝侯的夫人路易斯·亨丽埃蒂,在柏林南部的奥拉宁堡宫殿,设有带护壁板的大厅,专门陈列中国瓷器;他们的儿子腓特烈 (1701年为普鲁士国王) 在夏洛滕堡为妻子索菲·夏洛特建立的宫殿中,也设有瓷器厅,陈设中国瓷器400余件。英国玛丽二世与其夫威廉三世继承英国王位后,把这种时尚带进了英国宫廷。

当时,欧洲出现了一批从事“瓷器室”整体设计的室内装饰设计大师,最负盛名的是荷兰籍的法国建筑师丹尼尔·马罗特,他1685年从法国流亡到荷兰,供职于奥兰治王室。后来,随威廉三世到英国,参与了汉普顿王宫“瓷器室”的设计。马罗特绘制的室内装饰图一直保存至今。

瓷器所表达的文化意境、艺术情趣,影响了欧洲的时尚和潮流,淡雅的瓷器、色彩飘逸的丝绸,对洛可可艺术风格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洛可可作为室内陈设、装饰、绘画、建筑和雕刻的一种艺术,精巧、优美、雅致、清新,与路易十四时代盛行的巴洛克风格迥然不同,洛可可风格装饰中大量运用曲线和自然形态,讲究非对称;色彩则以浅蓝、象牙白、金色为主;还经常使用镜子装饰房间。洛可可并不是对中国艺术手法的简单模仿,实际上是一种欧洲艺术时尚,只不过这种艺术表现手法借用了一些中国的艺术手法而已。洛可可艺术风格18世纪初在巴黎产生,不久即风靡整个法国,1730年代传遍欧洲其他国家。洛可可在欧洲盛行的时间与中西贸易的发展几乎同时,可以称作是一种中国-法国式美术。

1757到1763年曾在瑞典东印度公司服务过的英国园艺家詹伯斯来到广州,赞赏中国园林建筑模仿自然、千变万化的优点。他后来出版了 《东方园林论》 《中国建筑、家具、服装和器物的设计》,为肯特公爵设计欧洲第一座中国式花园别墅———逑园,一时成为荷兰、法国、德国等国模仿的对象。

记者:西方器物主要以什么样的方式输入中国? 其中哪些在东西方交流史上独具价值?

章宏伟:包括故宫在内的中国博物馆所藏的外国文物从来不是通过侵略得来的,要么来自使节进贡,要么来自正常贸易。

输入中国的外国文物中,最有特色的主要是这样两类。一类是钟表,故宫所藏的2000多件机械钟表,是故宫众多文物庋藏中一个较为特殊的种类。这类文物是明末以来西学东渐的产物,是反映中国宫廷与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遗存。它们大多是英国、法国和瑞士等地制造,种类造型包括钟、怀表、唱机、八音盒、街头风琴、炮车模型、船舰模型和机械玩偶等。当年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为了谋求教务的发展,采取了展现西方科学为主旨的传教策略,把钟表作为礼品进献宫廷。钟表一进入中国宫廷,就受到皇帝和后妃的喜爱,宫廷内务府造办处还专门建立了制作钟表的机构。现在宫中所藏钟表从产地来划分,就有来自欧洲、内务府制造和广州制造。

另一类是科学仪器,包括天文、数学、度量衡、医学等多个方面。它们曾广泛应用于清代宫廷,促成科技的交流与发展。以康熙朝的大地测量以及绘制的 《皇舆全览图》 为例,中外学术界对此都曾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世界测绘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诸如在世界上最早采用以子午线上每度的弧长来决定长度标准;首次发现经纬一度的长度不等,为地球椭圆体提供了重要实证;第一次采取科学的经纬度测量法绘制地图,为中国地图的科学化奠定了基础;清初绘制全国地图的情况和资料被传教士带回西方,并对世界地学和制图学的发展有所贡献,等等。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对 《皇舆全览图》 的评价是:“这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表明“中国在制图学方面又再一次走在世界各国的前面”。我曾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以为这些认识或与事实有出入,这次全国范围的经纬度测量和地图测绘,其理论基础是中国古代从来不曾有过的,采用的技术是中国之前不具备的。它其实更应被视为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结出的硕果。

责任编辑:王漓鹂(QF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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