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人敢死队
战斗打响了。
1938年3月24日，日军2000多人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配合下，开始向台儿庄大举进攻，目标是台儿庄的北门。
中日双方围绕古城北门的清真寺反复争夺。清真寺的望月楼，是当时整个台儿庄的最高点，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拉锯战持续了六天七夜，坚守台儿庄北门的186团1营在城北门外与日军展开白刃战，打退日军的多次进攻，1营官兵几乎全牺牲在台儿庄北门，尸体遍布清真寺内外。
位于清真寺旁的186团指挥部，是目前古城遗址中留有弹孔最密集的一处。清真寺院内的一颗柏树也难逃战争的摧残，树干处留下了一个个弹孔。
“清真寺周围一栋完整的房子都没有，全都是烂砖破瓦。”李敬善回忆说，即使没倒的屋子也都不完整，很多地方都是扒开的机枪眼。
台儿庄的守城部队是第2集团军的31师，按照战斗部署，坚守三日便可完成任务，但没想到和日军争夺了半个月。
今年82岁的屈令婉，是31师参谋主任屈伸的二女儿，她现在还有些懊悔，父亲在世时没有了解更多的战争故事。
在她的记忆里，父亲一生最难忘的就是台儿庄大战。每次回到父亲曾经战斗的地方，看着破败的街区，子弹穿透的弹孔墙，屈令婉忍不住哽咽流泪。
在台儿庄战役中，屈伸带领部队开赴台儿庄布防，在徐州面见李宗仁接受任务并领取作战地图。战斗打响后，指挥所设置在台儿庄一河之隔的铁路桥下，就近指挥台儿庄及附近的战斗。屈伸每日进寨巡逻，随时掌握战斗进展情况。
屈令婉回忆说，父亲深知此战非同一般，出发前曾向住在武汉法租界一家医院中的母亲去了一封短信，说道：此次作战不同以往，凶多吉少，九死一生，如果我不再回来，你就带着儿女回三原老家去吧。
战斗后期，师长池峰城因劳累吐血，参谋处长屈伸临危受命，代副师长之职，负责制订司令部计划，主持部队的调遣和指挥作战事宜。
日军的炮兵阵地，在台儿庄以北的刘家湖附近，白天是大炮、飞机的轰炸，夜晚放火焚烧。整个台儿庄，无时无刻不在炮火中颤动。在炮火轰击下，台儿庄上空硝烟笼罩，城内屋塌垣断，血肉横飞，官兵相继阵亡。
在一次观察指挥炮弹着力点时，一枚炮弹皮落到屈伸脚下。他俯身捡起这块发烫的弹片，上面还有淋漓的鲜血。他递给身边的战士，沉痛地说：“这是敌人的铁，我们战士的血！”
3月31日，日军已占领台儿庄五分之四的街区。为了夺回台儿庄的西北角，屈伸征集组织了20名敢死队员，加上请愿杀敌的37人，凑成了57人的敢死队。敢死队员集体立誓，“反正不活着回来，我们的生命换得成功那最好，不成功便自杀以报国家。”
57名敢死队员分成6个小组，手持大刀、长枪从日军侧背冲入城西北敌军阵地，与日军开展白刃战，活着回来的只剩下13人，其中1人因为觉得没有完成任务在返回途中自杀了。屈伸不得不派人将幸存的队员监视起来，怕他们自杀。
“给部队留点种儿”
400年繁华的运河古城化为废墟。
一名日军士兵事后在日记里写道：“四小时下天津，六小时占济南，小小台儿庄，谁知道竟至于这样困难！其惨状实为人间地狱。”
在台儿庄战斗中幸存下来的第30师176团3营营长忤德厚事后回忆，街道里到处都是烧焦的尸体。
守城部队死伤无数。31师师长池峰城曾向指挥官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请求，撤退到运河南岸，给部队“留点种儿”。
孙连仲也电话请示李宗仁，“我们把敌人消耗得差不多了，能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也是长官的大恩大德。”
这一请求遭到李宗仁的拒绝，“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指数决定于最后五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亲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这是我的命令，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
孙连仲回复，“长官有此决心，我第二集团军牺牲殆尽不足惜，连仲亦以一死报国家。”
为了稳住军心，参谋长屈伸向31师官兵下令 ，如果擅自撤退，一律格杀勿论。“我同师长一道进城共赴国难，决不让官兵牺牲而我们苟活。”
战场形势逐渐扭转。一直到4月3日，战斗进入尾声，日军残部开始突围。
在尸体遍布的城池上，有幸存的官兵高声哼唱抗战歌曲：“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亡国的条件不能接受。”
本版文/本报记者 郑林
内存
退休老教师20年搜罗日军暴行
“国破山河碎，同胞遭蹂躏，刻骨铭心的一段历史”。回忆起这段历史，台儿庄战役研究会顾问、83岁的任世淦坐在沙发上不禁一声长叹。
“我出生在这里，对日本鬼子的印象很深。我嫂子的父亲是被日军杀害的，我老伴的祖母外祖母是被日军杀害的。”全面抗战爆发80年以后，任世淦平静地陈诉着家中的遭遇。
1997年，从山东滕州官桥中学校长岗位退休后，任世淦开始实地调查日军侵华罪证。他想知道，在鲁南苏北的土地上，日军到底做了哪些抢掠、奸淫、屠杀的恶行。这些事实不是历史课本泛泛而谈的“日军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
这是一场历史文化苦旅，却一发而不可收。20年时间，任世淦骑着自行车，按照地图，几乎走遍鲁南苏北，行程约6万里，访问了大大小小1600多个村庄，从活在世上的数千位老人那里“抢救”即将消失的战争记忆，形成了百万字的调查资料。在任世淦的家中，珍藏近40本泛黄的笔记本和数千张黑白照片。
悲惨、触目惊心……任世淦屡屡提及这些词汇。在调研中，一位幸存者哭诉说，日本兵用一把斧头就砍死他一家14口人。在藤县的白沙河镇，一个清晨，日军就屠杀了83个村民，任世淦先后进村十次，反复核实。
岁月逝去，很多人已不愿意将过去的苦难重新拿出来诉说，任世淦只能不断地做思想工作。临沂一个村庄的一位男性告诉他，自己的奶奶就是被日军侮辱后杀害的。
任世淦说，在他访问的这些见证者老人中，约99%的老人已经不在了。“唯一庆幸的是，这些老人在若干年前，活着的时候，我到了他们的面前，记下他们想说的话，把他们的这份记忆留了下来。”
这两年，年岁渐大，体力不允许任世淦再频繁出去调研，他开始整理资料，百万字的资料分成了逃亡卷、屠杀卷、性暴力卷、烧光卷、掠夺卷、奴役卷、死鬼子卷。
工整的繁体楷书，一笔一画将散落的历史记录在册。“我希望借此安慰为我们这个民族牺牲的无数烈士的英灵。”说到这里，任世淦难掩激动。
57人敢死队
战斗打响了。
1938年3月24日，日军2000多人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配合下，开始向台儿庄大举进攻，目标是台儿庄的北门。
中日双方围绕古城北门的清真寺反复争夺。清真寺的望月楼，是当时整个台儿庄的最高点，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拉锯战持续了六天七夜，坚守台儿庄北门的186团1营在城北门外与日军展开白刃战，打退日军的多次进攻，1营官兵几乎全牺牲在台儿庄北门，尸体遍布清真寺内外。
位于清真寺旁的186团指挥部，是目前古城遗址中留有弹孔最密集的一处。清真寺院内的一颗柏树也难逃战争的摧残，树干处留下了一个个弹孔。
“清真寺周围一栋完整的房子都没有，全都是烂砖破瓦。”李敬善回忆说，即使没倒的屋子也都不完整，很多地方都是扒开的机枪眼。
台儿庄的守城部队是第2集团军的31师，按照战斗部署，坚守三日便可完成任务，但没想到和日军争夺了半个月。
今年82岁的屈令婉，是31师参谋主任屈伸的二女儿，她现在还有些懊悔，父亲在世时没有了解更多的战争故事。
在她的记忆里，父亲一生最难忘的就是台儿庄大战。每次回到父亲曾经战斗的地方，看着破败的街区，子弹穿透的弹孔墙，屈令婉忍不住哽咽流泪。
在台儿庄战役中，屈伸带领部队开赴台儿庄布防，在徐州面见李宗仁接受任务并领取作战地图。战斗打响后，指挥所设置在台儿庄一河之隔的铁路桥下，就近指挥台儿庄及附近的战斗。屈伸每日进寨巡逻，随时掌握战斗进展情况。
屈令婉回忆说，父亲深知此战非同一般，出发前曾向住在武汉法租界一家医院中的母亲去了一封短信，说道：此次作战不同以往，凶多吉少，九死一生，如果我不再回来，你就带着儿女回三原老家去吧。
战斗后期，师长池峰城因劳累吐血，参谋处长屈伸临危受命，代副师长之职，负责制订司令部计划，主持部队的调遣和指挥作战事宜。
日军的炮兵阵地，在台儿庄以北的刘家湖附近，白天是大炮、飞机的轰炸，夜晚放火焚烧。整个台儿庄，无时无刻不在炮火中颤动。在炮火轰击下，台儿庄上空硝烟笼罩，城内屋塌垣断，血肉横飞，官兵相继阵亡。
在一次观察指挥炮弹着力点时，一枚炮弹皮落到屈伸脚下。他俯身捡起这块发烫的弹片，上面还有淋漓的鲜血。他递给身边的战士，沉痛地说：“这是敌人的铁，我们战士的血！”
3月31日，日军已占领台儿庄五分之四的街区。为了夺回台儿庄的西北角，屈伸征集组织了20名敢死队员，加上请愿杀敌的37人，凑成了57人的敢死队。敢死队员集体立誓，“反正不活着回来，我们的生命换得成功那最好，不成功便自杀以报国家。”
57名敢死队员分成6个小组，手持大刀、长枪从日军侧背冲入城西北敌军阵地，与日军开展白刃战，活着回来的只剩下13人，其中1人因为觉得没有完成任务在返回途中自杀了。屈伸不得不派人将幸存的队员监视起来，怕他们自杀。
“给部队留点种儿”
400年繁华的运河古城化为废墟。
一名日军士兵事后在日记里写道：“四小时下天津，六小时占济南，小小台儿庄，谁知道竟至于这样困难！其惨状实为人间地狱。”
在台儿庄战斗中幸存下来的第30师176团3营营长忤德厚事后回忆，街道里到处都是烧焦的尸体。
守城部队死伤无数。31师师长池峰城曾向指挥官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请求，撤退到运河南岸，给部队“留点种儿”。
孙连仲也电话请示李宗仁，“我们把敌人消耗得差不多了，能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也是长官的大恩大德。”
这一请求遭到李宗仁的拒绝，“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指数决定于最后五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亲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这是我的命令，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
孙连仲回复，“长官有此决心，我第二集团军牺牲殆尽不足惜，连仲亦以一死报国家。”
为了稳住军心，参谋长屈伸向31师官兵下令 ，如果擅自撤退，一律格杀勿论。“我同师长一道进城共赴国难，决不让官兵牺牲而我们苟活。”
战场形势逐渐扭转。一直到4月3日，战斗进入尾声，日军残部开始突围。
在尸体遍布的城池上，有幸存的官兵高声哼唱抗战歌曲：“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亡国的条件不能接受。”
本版文/本报记者 郑林
内存
退休老教师20年搜罗日军暴行
“国破山河碎，同胞遭蹂躏，刻骨铭心的一段历史”。回忆起这段历史，台儿庄战役研究会顾问、83岁的任世淦坐在沙发上不禁一声长叹。
“我出生在这里，对日本鬼子的印象很深。我嫂子的父亲是被日军杀害的，我老伴的祖母外祖母是被日军杀害的。”全面抗战爆发80年以后，任世淦平静地陈诉着家中的遭遇。
1997年，从山东滕州官桥中学校长岗位退休后，任世淦开始实地调查日军侵华罪证。他想知道，在鲁南苏北的土地上，日军到底做了哪些抢掠、奸淫、屠杀的恶行。这些事实不是历史课本泛泛而谈的“日军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
这是一场历史文化苦旅，却一发而不可收。20年时间，任世淦骑着自行车，按照地图，几乎走遍鲁南苏北，行程约6万里，访问了大大小小1600多个村庄，从活在世上的数千位老人那里“抢救”即将消失的战争记忆，形成了百万字的调查资料。在任世淦的家中，珍藏近40本泛黄的笔记本和数千张黑白照片。
悲惨、触目惊心……任世淦屡屡提及这些词汇。在调研中，一位幸存者哭诉说，日本兵用一把斧头就砍死他一家14口人。在藤县的白沙河镇，一个清晨，日军就屠杀了83个村民，任世淦先后进村十次，反复核实。
岁月逝去，很多人已不愿意将过去的苦难重新拿出来诉说，任世淦只能不断地做思想工作。临沂一个村庄的一位男性告诉他，自己的奶奶就是被日军侮辱后杀害的。
任世淦说，在他访问的这些见证者老人中，约99%的老人已经不在了。“唯一庆幸的是，这些老人在若干年前，活着的时候，我到了他们的面前，记下他们想说的话，把他们的这份记忆留了下来。”
这两年，年岁渐大，体力不允许任世淦再频繁出去调研，他开始整理资料，百万字的资料分成了逃亡卷、屠杀卷、性暴力卷、烧光卷、掠夺卷、奴役卷、死鬼子卷。
工整的繁体楷书，一笔一画将散落的历史记录在册。“我希望借此安慰为我们这个民族牺牲的无数烈士的英灵。”说到这里，任世淦难掩激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