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者，韦力有很多头衔：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国学传播研究院学术委员、全国古籍评审工作专家委员会专家……而他最喜欢的称呼，也许是“藏书家”，最爱干的事，也许是寻访藏书楼。
“一定有前辈寻访过古代藏书楼，可惜没留下系统的记录。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我基本调查清楚了古代藏书楼的现存情况。”韦力说。在十几年前出版的《书楼寻踪》中，他记录了80余座藏书楼，连门牌号都记了下来；在今年出版的新书《书楼觅踪》里，又有160余座藏书楼被重新发现。
私家藏书楼始于何时？韦力以自己的寻访经历判断，是秦代的二酉洞。秦始皇焚书坑儒，大儒伏胜冒死抢出一千余册典籍，历尽艰险，藏于湖南沅陵县的一处山洞中，经学火种得以保存。后人用“书通二酉”来比喻读书甚多、学识精湛。韦力把二酉洞看作伏胜的藏书楼，也是中国私家藏书楼的开端。
有这样一个略显悲壮的开端，中国的藏书楼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总显得风雨飘摇，尤其到了清代，藏书集于大成，也毁于旦夕。但关于藏书楼的传奇从未消散，藏书楼，是文人的精神家园，也是文人的精神坚守。
藏书家对民族历史的传承有汗马功劳
寻找藏书楼，是一个费时费力费脑子的大工程。韦力一般的策略是，先查藏书楼的名字，查到后接着查地方志和地名办，了解大致方位；然后找当地朋友了解，那一带有无遗迹，老街区是否尚存；查完资料，串出一条线，最后韦力会亲自去一趟，跑上十天八天，一条街一条街地打听。
韦力说：“古代没有影像，可是中国人对民族的历史如此熟悉，都是源于文献。我们要感谢书的保留者为此付出世代的心血，让后人得以读到这些书。我们为中华民族的历史骄傲，却常常忘了把历史留下来的藏书家们。寻访藏书楼，是向藏书家致敬，他们对民族历史的传承有汗马功劳。”
韦力所找到的藏书楼，四分之三都处在江浙一带。清代藏书家徐时栋，并不算最知名，但论执着，他可能排第一。
徐时栋建的第一个藏书楼，名叫“恋湖书楼”，后改名“烟屿楼”，藏书量达十万卷。然而，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天国攻宁波，徐时栋带全家避难，把书藏到了建岙山的金岩山洞内，却不知怎的被附近寺庙的僧人烧来取暖，损失惨重。
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攻入宁波城，“烟屿楼”第二次受损。当时，徐时栋为了“备份”藏书，还在宁波城西门外建了一个“城西草堂”，可是同治二年（1863年），“城西草堂”失火，藏书被烧了个一干二净，“劫灰十万卷”。
至此，大部分人可能对藏书已然没有信心，但执拗的书生就是不认命，三毁三建，又在“城西草堂”旧址上再起藏书楼，命名为“水北阁”。终于，这座藏书楼无灾无难，直到徐时栋去世后，仍完好保存了38年。
徐时栋“屡败屡战”，却并没有将藏书锁起来秘不示人。同治七年（1868年），他参加了《鄞县志》的编写工程，为了方便工作人员查阅古籍资料，他干脆把编辑部搬到了自家的“水北阁”中。
和徐时栋一样，很多藏书家藏书，并不仅为了“藏”，而是为了更好地“用”。甚至，清末的启蒙也可以说是从藏书始。比如，康有为，现在年轻人的第一印象是来源于高中课本的维新派领袖，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藏书家。在“万木草堂”，他搬来了藏在南海老家的古籍，还大量购买西学著作，供弟子们学习。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所有财产被查抄，藏书的一部分被焚烧，据传多达300多箱。
中国实业和慈善事业的开创者、曾经的中国“首富”盛宣怀，在江苏常州建有藏书楼“愚斋”。他的藏书观非常开放，认为贻之子孙不如公诸同好。在日本收书时，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志在备将来开办图书馆，公诸同好，与收藏家不同，故和汉新旧，不拘一格。惟山海壤流，愧无以裨助学界尔。”
1910年，位于今天上海淮海路附近的“愚斋图书馆”落成。可惜，目录尚未编完，盛宣怀就病逝了。此后，盛家后人将愚斋藏书全部捐给了民国政府，再由政府分藏于由盛宣怀参与创办的南洋公学、圣约翰大学和山西铭贤学校。
作为学者，韦力有很多头衔：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国学传播研究院学术委员、全国古籍评审工作专家委员会专家……而他最喜欢的称呼，也许是“藏书家”，最爱干的事，也许是寻访藏书楼。
“一定有前辈寻访过古代藏书楼，可惜没留下系统的记录。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我基本调查清楚了古代藏书楼的现存情况。”韦力说。在十几年前出版的《书楼寻踪》中，他记录了80余座藏书楼，连门牌号都记了下来；在今年出版的新书《书楼觅踪》里，又有160余座藏书楼被重新发现。
私家藏书楼始于何时？韦力以自己的寻访经历判断，是秦代的二酉洞。秦始皇焚书坑儒，大儒伏胜冒死抢出一千余册典籍，历尽艰险，藏于湖南沅陵县的一处山洞中，经学火种得以保存。后人用“书通二酉”来比喻读书甚多、学识精湛。韦力把二酉洞看作伏胜的藏书楼，也是中国私家藏书楼的开端。
有这样一个略显悲壮的开端，中国的藏书楼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总显得风雨飘摇，尤其到了清代，藏书集于大成，也毁于旦夕。但关于藏书楼的传奇从未消散，藏书楼，是文人的精神家园，也是文人的精神坚守。
藏书家对民族历史的传承有汗马功劳
寻找藏书楼，是一个费时费力费脑子的大工程。韦力一般的策略是，先查藏书楼的名字，查到后接着查地方志和地名办，了解大致方位；然后找当地朋友了解，那一带有无遗迹，老街区是否尚存；查完资料，串出一条线，最后韦力会亲自去一趟，跑上十天八天，一条街一条街地打听。
韦力说：“古代没有影像，可是中国人对民族的历史如此熟悉，都是源于文献。我们要感谢书的保留者为此付出世代的心血，让后人得以读到这些书。我们为中华民族的历史骄傲，却常常忘了把历史留下来的藏书家们。寻访藏书楼，是向藏书家致敬，他们对民族历史的传承有汗马功劳。”
韦力所找到的藏书楼，四分之三都处在江浙一带。清代藏书家徐时栋，并不算最知名，但论执着，他可能排第一。
徐时栋建的第一个藏书楼，名叫“恋湖书楼”，后改名“烟屿楼”，藏书量达十万卷。然而，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天国攻宁波，徐时栋带全家避难，把书藏到了建岙山的金岩山洞内，却不知怎的被附近寺庙的僧人烧来取暖，损失惨重。
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攻入宁波城，“烟屿楼”第二次受损。当时，徐时栋为了“备份”藏书，还在宁波城西门外建了一个“城西草堂”，可是同治二年（1863年），“城西草堂”失火，藏书被烧了个一干二净，“劫灰十万卷”。
至此，大部分人可能对藏书已然没有信心，但执拗的书生就是不认命，三毁三建，又在“城西草堂”旧址上再起藏书楼，命名为“水北阁”。终于，这座藏书楼无灾无难，直到徐时栋去世后，仍完好保存了38年。
徐时栋“屡败屡战”，却并没有将藏书锁起来秘不示人。同治七年（1868年），他参加了《鄞县志》的编写工程，为了方便工作人员查阅古籍资料，他干脆把编辑部搬到了自家的“水北阁”中。
和徐时栋一样，很多藏书家藏书，并不仅为了“藏”，而是为了更好地“用”。甚至，清末的启蒙也可以说是从藏书始。比如，康有为，现在年轻人的第一印象是来源于高中课本的维新派领袖，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藏书家。在“万木草堂”，他搬来了藏在南海老家的古籍，还大量购买西学著作，供弟子们学习。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所有财产被查抄，藏书的一部分被焚烧，据传多达300多箱。
中国实业和慈善事业的开创者、曾经的中国“首富”盛宣怀，在江苏常州建有藏书楼“愚斋”。他的藏书观非常开放，认为贻之子孙不如公诸同好。在日本收书时，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志在备将来开办图书馆，公诸同好，与收藏家不同，故和汉新旧，不拘一格。惟山海壤流，愧无以裨助学界尔。”
1910年，位于今天上海淮海路附近的“愚斋图书馆”落成。可惜，目录尚未编完，盛宣怀就病逝了。此后，盛家后人将愚斋藏书全部捐给了民国政府，再由政府分藏于由盛宣怀参与创办的南洋公学、圣约翰大学和山西铭贤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