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直抵人心的作品，更是一部爱的疗愈书。英国《独立报》首席艺术评论员汤姆·卢布兰其被诊断为脑肿瘤，他的妻子玛丽安·库茨记录了他从确诊到病逝的这两年令她倍感煎熬的时光。其间，他们的儿子艾弗正在学习说话，而汤姆的语言能力却在逐渐丧失。面对生死别离，玛丽安和汤姆选择用爱共渡难关，用勇气和坚强面对人生中一个个不得不面对的困境……
有了这身行头，我站在大街上就会被人们当作一把标尺，一份在死亡和理性对待死亡时留下来的活生生的遗嘱
我在期待一个回应。这个期待一直困扰着我，好像全身瘙痒一般，需要马上消除。我想要的，是一个公开的回应。我知道自己会有很多不合时宜的想法，比如我想做一套衣服，只要汤姆还活着，我就每天穿着它，这样，大家就会把我和汤姆以及汤姆的病情联系在一起。我真的没病，也没有发疯，我也没有孟乔森综合征。我只是一个目击证人。一个目击证人能做什么呢？
至于衣服的设计，我偏向于西方先锋主义和更东方一点的设计，前东德或包豪斯风格，比如罗德琴科、马列维奇、施莱默等人的风格。有一次，我和汤姆去参加了荷兰人范杜斯堡的展览，我们都很欣赏他的卓越才智，那些贴瓷砖、裤子、流线型的凳子、原色的校园设计，还有社会建筑，都显示出荷兰风格。我曾经在阿姆斯特丹生活了四年时间。那里的人说，好的设计才会带来更好的公共生活，而更好的公共生活才会带来更高品质的生活。我想象着一件厚实的黑色或驼色的套装，或者带有伦敦交通特色的紫红色加黄绿色的制服。好几个星期里，这个想法占据着我的脑海，而它源自于愤怒。我不会要一根颜色保守的腕带，或者是一件看起来比较酷并且自信的年轻人的T恤衫。我要的是一套让人无可争议的衣服，它应是一套看起来像盔甲那样的怪异甲壳。我感觉到自己变得扭曲、面目全非，那么，为什么不能把它穿在身上让人看到呢？我的主意恐怕和目前提倡的公共意识格格不入，它会让人们对我敬而远之：一个穿着肿瘤皮囊的女士。汤姆可以理解我，尽管他觉得穿一身这样的衣服很可笑。
我带着艾弗在公园里玩耍。一个同样带着孩子的爸爸朝我走了过来，他听说了我们家的情况。我的内心已经开始诅咒这该死的地方。这块地方已经很久没有维护过了，开裂的沥青地面、斑驳剥落的油漆，还有磨损的栏杆。如果有人不小心摔倒，肯定疼得要死。不过，他看起来挺友善，不仅主动提供帮助，还摇着头说，了解我们的处境后，他重新审视了他和妻子在对待金钱方面的分歧。
我蜷缩着身体，坐在一辆电动玩具小马车里，看着艾弗在玩采沙游戏，他看起来就像是个赚了钱的商人，特别开心。我感觉自己已经被卡在这个玩具车里，我的屁股被压住，双腿蜷缩。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寓言故事里的人物，是一个象征，一个别人生活的象征。法国雕刻师尼古拉斯·德·拉梅森曾经创作了关于商人的一系列作品，里面大量描绘了商贸活动中各种各样的生意人：屠夫、帽商、磨刀人。他还有一部针对死亡之舞的讽刺作品，取名为工作之舞。我的生意是坏运气测量。我可能会穿一件“受害者”束缚衣，一件磨破的“不走运”外套，还有一条“从来没有这么糟糕”破裙子。有了这身行头，我站在大街上就会被人们当作一把标尺，一份在死亡和理性对待死亡时留下来的活生生的遗嘱。人们常说，小孩子知道怎么合情合理地看问题，包括死亡。那么其他时候呢？为什么小孩子很多时候并不在乎情理？
我心里清楚，我的这套衣服是没有指望了。服装只是最肤浅的一种姿态，我可能会给它做一些与众不同的造型，但过多的装饰不过是把聚焦在汤姆身上的视线转移到我的身上，把他的理由变成我的理由。假如设计出这身衣服，也不过是让我显得引人注目，或被人视为疯子，而这种“引人注目”和“发疯”同样值得同情和关注。“我，我，还有我呢。”这身衣服要表达的不过如此而已，它并不能阻挡公众对我的关注，也不能阻止大家对我们的看法。此外，我穿着它怎么跑马拉松，怎么为社区相关机构募集善款，这些还都没想过。医疗给了我更多前卫、实验性的想法，但死亡让我变得保守起来，设计衣服的想法就像被一阵风吹落，最终被放弃了。
这是一本直抵人心的作品，更是一部爱的疗愈书。英国《独立报》首席艺术评论员汤姆·卢布兰其被诊断为脑肿瘤，他的妻子玛丽安·库茨记录了他从确诊到病逝的这两年令她倍感煎熬的时光。其间，他们的儿子艾弗正在学习说话，而汤姆的语言能力却在逐渐丧失。面对生死别离，玛丽安和汤姆选择用爱共渡难关，用勇气和坚强面对人生中一个个不得不面对的困境……
有了这身行头，我站在大街上就会被人们当作一把标尺，一份在死亡和理性对待死亡时留下来的活生生的遗嘱
我在期待一个回应。这个期待一直困扰着我，好像全身瘙痒一般，需要马上消除。我想要的，是一个公开的回应。我知道自己会有很多不合时宜的想法，比如我想做一套衣服，只要汤姆还活着，我就每天穿着它，这样，大家就会把我和汤姆以及汤姆的病情联系在一起。我真的没病，也没有发疯，我也没有孟乔森综合征。我只是一个目击证人。一个目击证人能做什么呢？
至于衣服的设计，我偏向于西方先锋主义和更东方一点的设计，前东德或包豪斯风格，比如罗德琴科、马列维奇、施莱默等人的风格。有一次，我和汤姆去参加了荷兰人范杜斯堡的展览，我们都很欣赏他的卓越才智，那些贴瓷砖、裤子、流线型的凳子、原色的校园设计，还有社会建筑，都显示出荷兰风格。我曾经在阿姆斯特丹生活了四年时间。那里的人说，好的设计才会带来更好的公共生活，而更好的公共生活才会带来更高品质的生活。我想象着一件厚实的黑色或驼色的套装，或者带有伦敦交通特色的紫红色加黄绿色的制服。好几个星期里，这个想法占据着我的脑海，而它源自于愤怒。我不会要一根颜色保守的腕带，或者是一件看起来比较酷并且自信的年轻人的T恤衫。我要的是一套让人无可争议的衣服，它应是一套看起来像盔甲那样的怪异甲壳。我感觉到自己变得扭曲、面目全非，那么，为什么不能把它穿在身上让人看到呢？我的主意恐怕和目前提倡的公共意识格格不入，它会让人们对我敬而远之：一个穿着肿瘤皮囊的女士。汤姆可以理解我，尽管他觉得穿一身这样的衣服很可笑。
我带着艾弗在公园里玩耍。一个同样带着孩子的爸爸朝我走了过来，他听说了我们家的情况。我的内心已经开始诅咒这该死的地方。这块地方已经很久没有维护过了，开裂的沥青地面、斑驳剥落的油漆，还有磨损的栏杆。如果有人不小心摔倒，肯定疼得要死。不过，他看起来挺友善，不仅主动提供帮助，还摇着头说，了解我们的处境后，他重新审视了他和妻子在对待金钱方面的分歧。
我蜷缩着身体，坐在一辆电动玩具小马车里，看着艾弗在玩采沙游戏，他看起来就像是个赚了钱的商人，特别开心。我感觉自己已经被卡在这个玩具车里，我的屁股被压住，双腿蜷缩。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寓言故事里的人物，是一个象征，一个别人生活的象征。法国雕刻师尼古拉斯·德·拉梅森曾经创作了关于商人的一系列作品，里面大量描绘了商贸活动中各种各样的生意人：屠夫、帽商、磨刀人。他还有一部针对死亡之舞的讽刺作品，取名为工作之舞。我的生意是坏运气测量。我可能会穿一件“受害者”束缚衣，一件磨破的“不走运”外套，还有一条“从来没有这么糟糕”破裙子。有了这身行头，我站在大街上就会被人们当作一把标尺，一份在死亡和理性对待死亡时留下来的活生生的遗嘱。人们常说，小孩子知道怎么合情合理地看问题，包括死亡。那么其他时候呢？为什么小孩子很多时候并不在乎情理？
我心里清楚，我的这套衣服是没有指望了。服装只是最肤浅的一种姿态，我可能会给它做一些与众不同的造型，但过多的装饰不过是把聚焦在汤姆身上的视线转移到我的身上，把他的理由变成我的理由。假如设计出这身衣服，也不过是让我显得引人注目，或被人视为疯子，而这种“引人注目”和“发疯”同样值得同情和关注。“我，我，还有我呢。”这身衣服要表达的不过如此而已，它并不能阻挡公众对我的关注，也不能阻止大家对我们的看法。此外，我穿着它怎么跑马拉松，怎么为社区相关机构募集善款，这些还都没想过。医疗给了我更多前卫、实验性的想法，但死亡让我变得保守起来，设计衣服的想法就像被一阵风吹落，最终被放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