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肯
烈日下曾光着膀子挥汗如雨从三轮车上搬微机的柳传志
联想的一辆辆三轮车穿梭而至，二十来人把一大堆微机从三轮车上搬进院子，烈日下的柳传志、李勤，这两个日后中关村叱咤风云的人物干脆光了膀子，跟天桥的板爷儿一模一样。那是联想的“爬雪山过草地时期”。
1985年，或1986年，柳传志第一次到长城饭店参加IBM代理会。那时的联想不过是一个刚刚成立两年不到的民营企业，拿到代理资格已非常自豪。柳传志记得自己那时连像样的衣服也没有，穿上了父亲的呢子大衣，先是坐公共汽车，快到长城饭店了下来，打了个出租车，表示是坐车到的。以为有人在门口迎接，结果一个人也没有，柳传志后悔打了车。到了会议厅，柳传志脱了大衣，里面穿的也是父亲早年的咖啡色西装，包括领带。一切好像不是1980年代而是1930年代，像上海滩。会间有茶点，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第一次看到点心可以随便吃，柳传志就忍不住了，大吃起来。多少年后回忆起来，柳传志都觉得那点心好吃，不少是没见过的点心。那时完全想不到有朝一日会收购I BM，更别说做IBM那样世界级的企业的领袖。柳传志记得那时IBM虽有中文环境，但非常不好使，不适应中国的办公环境，那次会上他向 IBM高管推荐联想汉卡，对方极其傲慢，你为他好，你是在帮助他，看上去你倒是在求他。
大公司就是大公司，高山仰止，你能傍上做一个小小的代理就不错了。但柳传志这点好，承认对方的实力，尊重甚至崇敬对方的实力，没二话，但同时也把自 己做好。每一次感到对方的傲慢，柳传志都在心里增加一分决心，一种意志，一种无法形容的东西。
柳传志是一个能够把握大势的人，时代的关口到了什么地方，他会义无反顾且又极审慎地做出抉择。
1983年，出于两个原因，他从中科院计算所调到干部局。一方面是他自己的原因，他看到所里的问题，研究出的东西总是束之高阁，于实际毫无用处，事实上非常荒谬，而他又不是一个能改变课题的人。一方面是干部局的原因，上面看他是个人才，有人望，有辩才，准备在仕途上重用。这两种原因柳传志都非常清楚。但更加或越来越清楚的是:仕途不是他的路，时代在发生变化，大势已清晰可见:那就是陈春先走出了科学院，“两通两海”已打破体制，表现出一种活力，且这种底下的活力与上边的活力是一致的，这是大势，虽然充满风险，但是是大势。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时也真是太穷，太窘迫了，物质匮乏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人没有尊严，能看到一点转变的机会都会抓住。以住房为例，柳传志是中国科学院的科技人员，在普通市井人心目中是高级人物，但即便像这样的人那时竟然住在自行车棚里，连普通的筒子楼都住不上。自行车棚靠计算所的东墙根儿，房子高仅两米，宽三米，头顶是石棉瓦，脚下是水泥砖，被分成一间间方格子，用泥巴掺着芦苇秆填补四围缝隙，在东围墙上打出方洞当作窗户，在另一面墙开出缺口，安装门框。不久这片自行车棚改造的区域已有相当规模，有一条狭长的小巷贯穿，被进驻这里的人戏称中关村的“东交民巷”。
所以，当计算所所长曾茂朝来找他，希望他能回到所里办公司时，两人一拍即合。到1984年底，竟纠集了所里的十几个人，曾茂朝大笔一挥给了二十万元开办费，公司正式开张。所谓开张，没有锣鼓，没搞任何仪式，就是公司可以免费使用计算所的传达室，一间小平房。多少年后———即使是在北京五洲大酒店收购I BM那天，面对全世界的闪光灯，柳传志也没忘记那间幻觉般的小平房。回忆起来像幻觉，当年可不是幻觉，不再是传达室的小平房腾空后，空空荡荡，满是灰尘。公司在灰尘中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而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搬运桌椅，打扫卫生。一通暴土扬尘的忙活之后，大家在三个长条凳上坐下来。
会议第二个议程是公司干什么。既是科技公司，当然要做科技，但这只是方向，二十万元的开办费不可能马上用到科技开发，当务之急是赚钱，如果不赶快挣钱，人吃马喂二十万元很快就会花光，到时散摊子，大家真要再回所里不是件容易事。
大家七嘴八舌，集思广益，虽然具体干什么不知道，但有一点是知道的，那就是干什么挣钱就干什么，先赚了钱再说，有了资本再说。倒卖钢材吧，这样能挣大钱，谁有路子? 还是小商品吧，这样稳妥，占用资金不大。电子表怎么样?对了，旱冰鞋现在很新潮，哎，听说运动裤衩好卖，得了，冰箱彩电现在最缺了，谁有路子?大家议论纷纷，全是这个。柳传志也是如此。他派出精干人员四下打探，寻找商机。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周密侦察，终于发现，在遥远的江西省的妇联工作的一个妇女手里有一批彩电要出手。根据柳传志办事稳健缜密、万事都要留一手的一贯做事原则，必须反复叮嘱办事人员，一定要先验货，再给钱。于是属下带着领导的嘱咐，很快来到了江西，惊喜地看到了那批彩电。没错，眼睛看得真真的，赶快汇钱，晚了就让别人抢先了。钱一汇过去彩电却神奇地失踪了。江西妇联的那位大姐原来是个职业骗子，那批展示的彩电是个障眼法，就像“二战”盟军让好莱坞弄了许多假坦克让希特勒在加莱看走眼。二十万元的开办费一下折了十四万元，还剩六万元。这迎头一闷棍太狠了。因为太狠了，也激起了柳传志内心一种莫名的东西，一种很硬的东西。而这东西过去是柳传志缺乏的。柳传志发热的脑袋一下清醒下来，意识到自己的经验是办公室的经验，甚至是科学院的经验，关起门来自己算老到的，出了门差远了。
二十万变六万还给了柳传志一种东西，那就是彻底，既然已输得差不多只剩下条裤衩，那就也没什么再输的，为把窟窿堵上，柳传志亲率员工摇身一变成了卖小商品的二道贩子:带领员工在计算所门口摆摊卖电子表、运动衫。这当然是一件十分丢人的事，在外面赔了钱，跑到家门口讨饭，脸往哪儿搁?但柳传志就这样黑着脸干了，是的，我输到家了，但我还在干，这就是彻底。卖电子表挣不了几个钱，但就像一种宣言。从现在起没什么可输的了，那就只有赢了，一点一滴的赢。而且说到底也是堂堂正正，劳动所得，汗水所得，不丢人。
宁肯
烈日下曾光着膀子挥汗如雨从三轮车上搬微机的柳传志
联想的一辆辆三轮车穿梭而至，二十来人把一大堆微机从三轮车上搬进院子，烈日下的柳传志、李勤，这两个日后中关村叱咤风云的人物干脆光了膀子，跟天桥的板爷儿一模一样。那是联想的“爬雪山过草地时期”。
1985年，或1986年，柳传志第一次到长城饭店参加IBM代理会。那时的联想不过是一个刚刚成立两年不到的民营企业，拿到代理资格已非常自豪。柳传志记得自己那时连像样的衣服也没有，穿上了父亲的呢子大衣，先是坐公共汽车，快到长城饭店了下来，打了个出租车，表示是坐车到的。以为有人在门口迎接，结果一个人也没有，柳传志后悔打了车。到了会议厅，柳传志脱了大衣，里面穿的也是父亲早年的咖啡色西装，包括领带。一切好像不是1980年代而是1930年代，像上海滩。会间有茶点，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第一次看到点心可以随便吃，柳传志就忍不住了，大吃起来。多少年后回忆起来，柳传志都觉得那点心好吃，不少是没见过的点心。那时完全想不到有朝一日会收购I BM，更别说做IBM那样世界级的企业的领袖。柳传志记得那时IBM虽有中文环境，但非常不好使，不适应中国的办公环境，那次会上他向 IBM高管推荐联想汉卡，对方极其傲慢，你为他好，你是在帮助他，看上去你倒是在求他。
大公司就是大公司，高山仰止，你能傍上做一个小小的代理就不错了。但柳传志这点好，承认对方的实力，尊重甚至崇敬对方的实力，没二话，但同时也把自 己做好。每一次感到对方的傲慢，柳传志都在心里增加一分决心，一种意志，一种无法形容的东西。
柳传志是一个能够把握大势的人，时代的关口到了什么地方，他会义无反顾且又极审慎地做出抉择。
1983年，出于两个原因，他从中科院计算所调到干部局。一方面是他自己的原因，他看到所里的问题，研究出的东西总是束之高阁，于实际毫无用处，事实上非常荒谬，而他又不是一个能改变课题的人。一方面是干部局的原因，上面看他是个人才，有人望，有辩才，准备在仕途上重用。这两种原因柳传志都非常清楚。但更加或越来越清楚的是:仕途不是他的路，时代在发生变化，大势已清晰可见:那就是陈春先走出了科学院，“两通两海”已打破体制，表现出一种活力，且这种底下的活力与上边的活力是一致的，这是大势，虽然充满风险，但是是大势。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时也真是太穷，太窘迫了，物质匮乏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人没有尊严，能看到一点转变的机会都会抓住。以住房为例，柳传志是中国科学院的科技人员，在普通市井人心目中是高级人物，但即便像这样的人那时竟然住在自行车棚里，连普通的筒子楼都住不上。自行车棚靠计算所的东墙根儿，房子高仅两米，宽三米，头顶是石棉瓦，脚下是水泥砖，被分成一间间方格子，用泥巴掺着芦苇秆填补四围缝隙，在东围墙上打出方洞当作窗户，在另一面墙开出缺口，安装门框。不久这片自行车棚改造的区域已有相当规模，有一条狭长的小巷贯穿，被进驻这里的人戏称中关村的“东交民巷”。
所以，当计算所所长曾茂朝来找他，希望他能回到所里办公司时，两人一拍即合。到1984年底，竟纠集了所里的十几个人，曾茂朝大笔一挥给了二十万元开办费，公司正式开张。所谓开张，没有锣鼓，没搞任何仪式，就是公司可以免费使用计算所的传达室，一间小平房。多少年后———即使是在北京五洲大酒店收购I BM那天，面对全世界的闪光灯，柳传志也没忘记那间幻觉般的小平房。回忆起来像幻觉，当年可不是幻觉，不再是传达室的小平房腾空后，空空荡荡，满是灰尘。公司在灰尘中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而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搬运桌椅，打扫卫生。一通暴土扬尘的忙活之后，大家在三个长条凳上坐下来。
会议第二个议程是公司干什么。既是科技公司，当然要做科技，但这只是方向，二十万元的开办费不可能马上用到科技开发，当务之急是赚钱，如果不赶快挣钱，人吃马喂二十万元很快就会花光，到时散摊子，大家真要再回所里不是件容易事。
大家七嘴八舌，集思广益，虽然具体干什么不知道，但有一点是知道的，那就是干什么挣钱就干什么，先赚了钱再说，有了资本再说。倒卖钢材吧，这样能挣大钱，谁有路子? 还是小商品吧，这样稳妥，占用资金不大。电子表怎么样?对了，旱冰鞋现在很新潮，哎，听说运动裤衩好卖，得了，冰箱彩电现在最缺了，谁有路子?大家议论纷纷，全是这个。柳传志也是如此。他派出精干人员四下打探，寻找商机。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周密侦察，终于发现，在遥远的江西省的妇联工作的一个妇女手里有一批彩电要出手。根据柳传志办事稳健缜密、万事都要留一手的一贯做事原则，必须反复叮嘱办事人员，一定要先验货，再给钱。于是属下带着领导的嘱咐，很快来到了江西，惊喜地看到了那批彩电。没错，眼睛看得真真的，赶快汇钱，晚了就让别人抢先了。钱一汇过去彩电却神奇地失踪了。江西妇联的那位大姐原来是个职业骗子，那批展示的彩电是个障眼法，就像“二战”盟军让好莱坞弄了许多假坦克让希特勒在加莱看走眼。二十万元的开办费一下折了十四万元，还剩六万元。这迎头一闷棍太狠了。因为太狠了，也激起了柳传志内心一种莫名的东西，一种很硬的东西。而这东西过去是柳传志缺乏的。柳传志发热的脑袋一下清醒下来，意识到自己的经验是办公室的经验，甚至是科学院的经验，关起门来自己算老到的，出了门差远了。
二十万变六万还给了柳传志一种东西，那就是彻底，既然已输得差不多只剩下条裤衩，那就也没什么再输的，为把窟窿堵上，柳传志亲率员工摇身一变成了卖小商品的二道贩子:带领员工在计算所门口摆摊卖电子表、运动衫。这当然是一件十分丢人的事，在外面赔了钱，跑到家门口讨饭，脸往哪儿搁?但柳传志就这样黑着脸干了，是的，我输到家了，但我还在干，这就是彻底。卖电子表挣不了几个钱，但就像一种宣言。从现在起没什么可输的了，那就只有赢了，一点一滴的赢。而且说到底也是堂堂正正，劳动所得，汗水所得，不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