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所以说您总体上是肯定这些汉学家们的英译成果的?
朱振武：其实，说葛浩文随意增、改、删莫言作品，主要是源于葛浩文给莫言的那封信。翻译《丰乳肥臀》时，葛浩文由于不得已要调整、删除和改动一些地方，便给莫言写了那封信。莫言很大度，说你怎么翻译都行。莫言的话当然不代表葛浩文真的就随便翻译了。事实上，那封信正说明，葛浩文作为一个严谨的翻译家，由于非常重视原文、尊重作者，于是稍加增、改、删，都要征求原作者的意见。葛浩文的翻译偶尔确实有误译。但更多情况下，所谓“误译”，其实是译者以更加忠实于原作的方式，凿穿文字表层，破解文本的深层含义，并最终重新确立忠于原作而又使目标语读者喜闻乐见的译本。貌似误译，其实正是传神之笔，是妙手偶得之作。葛浩文的移译使莫言的文学想象成功地消弭了中西方语言、文化、心理和审美层面上的诸多差异，在全新的接受语境中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葛浩文的成功是译无定法的有力诠释，是对机械对等和简单“愚忠”的有力回应，不仅打破了归化异化之类的成规和窠臼，也为翻译工作者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一条不破不立的翻译路径。
正是葛浩文等汉学家们的“信”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莫言等中国作家，使他们的作品比较原汁原味地走向英语世界乃至世界各地。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中国文学“走出去”，不能一味地仰人鼻息，唯马首是瞻。没有创新，没有自己，步人后尘，机械模仿西人外人的作品，推出去也不会有什么市场。
读书：在前不久举行的“再登巴别塔———文学翻译的现状与未来”的研讨会上，翻译家黄福海将汉学家霍克思与翻译大家杨宪益的《红楼梦》英译本进行了比较，认为杨宪益的译本更好。您认为呢?中国文学由汉学家来译，或是由中国的翻译家自己译，差异化的地方在哪里?
朱振武：那个会上，我也作了发言，还专门把霍克思、闵福德翁婿的《红楼梦》英译本与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红楼梦》英译本作了比较。我认为，霍译本《红楼梦》在过去几十年里销路和影响明显超过杨译《红楼梦》，一个重要原因，是霍译本采用的归化为主(尽量从读者的接受角度出发)的译法，更适合当时及稍后的读者。而杨译本采用的异化为主 (尽量贴着原文走，以忠实为圭臬)的译法在当时和稍后有些超前。我还强调，现在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非常大，英语世界的读者越是了解和接触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学文化，杨译《红楼梦》就会越受欢迎。
读书：在当下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下，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要实现实质性的跨越与突破，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努力?
朱振武：要真正将中国文学文化推向世界，就必须统筹安排、整合和优化翻译资源，同时要改变观念，认清译入和译出的本质差异，形成翻译自觉。的确，无论是作家还是翻译家，只有拥有良好的文化自觉和社会担当，才能够使中国文学文化走得更远，并为学界带来更大价值的学术贡献。莫言的作品植根于家乡土壤，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较好地做到了兼收并蓄，这是其作品走向世界的深层原因，也应该是我们考虑选择源语文本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国文学文化要想“走出去”，译介什么和怎么译介应该同时考量才行。
首先，中国文学要想走向世界就要充分利用国外翻译资源和汉学资源，但怎样有效利用是个问题。汉学家们的译作越是忠实源语，就越能证明中国作家的独特艺术魅力。但他们的翻译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包括汉学水平、文化操控、翻译技巧、译者个性、审美差异和意识形态等各种问题。所以中国当代文学要想真正“走出去”，我们要摒弃单纯的文学思维，不顾目标语读者的接受习惯和思维方式、不考虑市场因素的一厢情愿都是要纠正的。
当然我们也要重视政治因素，加强政治思维。中国文学外译过程中不可能避免政治因素，认清政治因素的正当性与必要性，才能揭示西方在接受中国文学过程中的政治偏见，充分利用各种政治资源，提高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效率。
第三就是要注重市场因素，培养市场思维。从英语世界这些专门从事中国文学英译的翻译家所译介的作品来看，目标语翻译家和出版商对目标市场的考察都下了很大功夫，他们的译作在英语世界的畅行与市场因素显然密不可分。随着翻译商业化和产业化的不断深入，在应用翻译领域，市场已成为首要考虑的因素。
当然，尽管是“走出去”，但我们的外译工作还是要以我为中心，为我服务，必须有主体意识，而不是迷失自己，委曲求全。事实上，越是没有自己的特色，你的文学就越是走不出去。
读书：所以说您总体上是肯定这些汉学家们的英译成果的?
朱振武：其实，说葛浩文随意增、改、删莫言作品，主要是源于葛浩文给莫言的那封信。翻译《丰乳肥臀》时，葛浩文由于不得已要调整、删除和改动一些地方，便给莫言写了那封信。莫言很大度，说你怎么翻译都行。莫言的话当然不代表葛浩文真的就随便翻译了。事实上，那封信正说明，葛浩文作为一个严谨的翻译家，由于非常重视原文、尊重作者，于是稍加增、改、删，都要征求原作者的意见。葛浩文的翻译偶尔确实有误译。但更多情况下，所谓“误译”，其实是译者以更加忠实于原作的方式，凿穿文字表层，破解文本的深层含义，并最终重新确立忠于原作而又使目标语读者喜闻乐见的译本。貌似误译，其实正是传神之笔，是妙手偶得之作。葛浩文的移译使莫言的文学想象成功地消弭了中西方语言、文化、心理和审美层面上的诸多差异，在全新的接受语境中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葛浩文的成功是译无定法的有力诠释，是对机械对等和简单“愚忠”的有力回应，不仅打破了归化异化之类的成规和窠臼，也为翻译工作者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一条不破不立的翻译路径。
正是葛浩文等汉学家们的“信”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莫言等中国作家，使他们的作品比较原汁原味地走向英语世界乃至世界各地。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中国文学“走出去”，不能一味地仰人鼻息，唯马首是瞻。没有创新，没有自己，步人后尘，机械模仿西人外人的作品，推出去也不会有什么市场。
读书：在前不久举行的“再登巴别塔———文学翻译的现状与未来”的研讨会上，翻译家黄福海将汉学家霍克思与翻译大家杨宪益的《红楼梦》英译本进行了比较，认为杨宪益的译本更好。您认为呢?中国文学由汉学家来译，或是由中国的翻译家自己译，差异化的地方在哪里?
朱振武：那个会上，我也作了发言，还专门把霍克思、闵福德翁婿的《红楼梦》英译本与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红楼梦》英译本作了比较。我认为，霍译本《红楼梦》在过去几十年里销路和影响明显超过杨译《红楼梦》，一个重要原因，是霍译本采用的归化为主(尽量从读者的接受角度出发)的译法，更适合当时及稍后的读者。而杨译本采用的异化为主 (尽量贴着原文走，以忠实为圭臬)的译法在当时和稍后有些超前。我还强调，现在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非常大，英语世界的读者越是了解和接触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学文化，杨译《红楼梦》就会越受欢迎。
读书：在当下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下，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要实现实质性的跨越与突破，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努力?
朱振武：要真正将中国文学文化推向世界，就必须统筹安排、整合和优化翻译资源，同时要改变观念，认清译入和译出的本质差异，形成翻译自觉。的确，无论是作家还是翻译家，只有拥有良好的文化自觉和社会担当，才能够使中国文学文化走得更远，并为学界带来更大价值的学术贡献。莫言的作品植根于家乡土壤，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较好地做到了兼收并蓄，这是其作品走向世界的深层原因，也应该是我们考虑选择源语文本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国文学文化要想“走出去”，译介什么和怎么译介应该同时考量才行。
首先，中国文学要想走向世界就要充分利用国外翻译资源和汉学资源，但怎样有效利用是个问题。汉学家们的译作越是忠实源语，就越能证明中国作家的独特艺术魅力。但他们的翻译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包括汉学水平、文化操控、翻译技巧、译者个性、审美差异和意识形态等各种问题。所以中国当代文学要想真正“走出去”，我们要摒弃单纯的文学思维，不顾目标语读者的接受习惯和思维方式、不考虑市场因素的一厢情愿都是要纠正的。
当然我们也要重视政治因素，加强政治思维。中国文学外译过程中不可能避免政治因素，认清政治因素的正当性与必要性，才能揭示西方在接受中国文学过程中的政治偏见，充分利用各种政治资源，提高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效率。
第三就是要注重市场因素，培养市场思维。从英语世界这些专门从事中国文学英译的翻译家所译介的作品来看，目标语翻译家和出版商对目标市场的考察都下了很大功夫，他们的译作在英语世界的畅行与市场因素显然密不可分。随着翻译商业化和产业化的不断深入，在应用翻译领域，市场已成为首要考虑的因素。
当然，尽管是“走出去”，但我们的外译工作还是要以我为中心，为我服务，必须有主体意识，而不是迷失自己，委曲求全。事实上，越是没有自己的特色，你的文学就越是走不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