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轮到他了。如果说在文学领域，颁奖是和创作同等重要的两桩大事之一，那么以色列的三位一线作家，阿摩司·奥兹、大卫·格罗斯曼以及A.B.耶霍舒亚，该轮到一回国际级的奖项了。今年的布克国际奖的短名单里，奥兹和格罗斯曼在列，最终得奖的，是格罗斯曼。
写作35年，出书15本，格罗斯曼的作品在当代以色列的语境里占有独特的位置。他是一个“良心”式的人物，如果要在以色列推选一位“良心作家”，惯于对往事作“诗意回眸”的奥兹或者擅长写普通家庭“内伤”的耶霍舒亚，一定会在格罗斯曼面前甘拜下风。然而，格罗斯曼也为他的作品的道德气质所困，因为这个国家太特殊，太考验一个人的判断力、表述力，考验他在对立二元之间周旋的能力。
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得同时长两张嘴，向两边说话——他必须一边批评国家，一边表扬它所拥有的诸多美德；必须一边驳斥右派的残酷言论，一边耐心指出左派的各种毛病；必须一边揭示眼下的情形有多么险峻，人道主义是何等的危机四伏，一边告诉听众和读者不要放弃对未来的希望。自从1986年巴勒斯坦人发动第一次大暴动起，格罗斯曼就揽下了以这种方式表达的使命，他认为唯其如此才能做到公允周到，但他也明白，他会因此而失去人心——不是谁都能忍耐他那种端平一碗水的深度强迫症的，到头来，他难免要落得个两头挨骂的下场。以巴冲突一天没有缓和，格罗斯曼因“良心”之名而来的重负，就一天不会减轻。
“抗议啊，游行啊，联合国投票啊，欧洲所有的报纸上都会发社论，都会说，‘这个，等等吧，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伤害癌症？如果我们必须这么做，我们真的必须马上把癌症斩草除根？我们何不试试达成个妥协？何必操之过急呢？为什么不换位思考，从癌症本身的角度理解一下它是怎么体验疾病的？……难道，历史什么都没有教给我们吗？’”
一匹马走进咖啡馆
熟悉格罗斯曼的读者，会觉得这段愤世嫉俗的话不太像出自他的作品，但《一匹马走进咖啡馆》确实是他的新作，格罗斯曼正是凭此获得了国际布克奖。整本书是一份长篇独白，说话人是一个喜剧演员，离了婚，带着几个孩子，正处在一个最容易厌恶人类的年龄——五十来岁。他言语下流，脑袋里塞满了肮脏的念头，同时又身患前列腺癌，他说，假设某一天，一个以色列科学家发现了一种根治癌症之法，那么国际社会一定会如此这般地反应：“先别忙！”“等等！”“要理解癌症！”——在以色列舆论里生活过的人，立时明白这是在讽刺什么。
预计到自己恐不久于人世，这位名叫多瓦雷的演员并没有茶饭不思，而是想在一个小酒吧里完成最后的疯狂，彻底释放自己的郁闷，尖嘴薄舌地挖苦他想挖苦的一切。他说自己的演出没有什么海报宣传，看看附近的电线杆子，寻狗启事都比他的演出海报多：“毕加索（狗名），你个王八羔子，我要是你，我才不急哧呼啦地回家去呢！”接下来的几句，就是以色列人怎么都听不腻的牢骚话了：
“让家离开我！你想在什么地方受欢迎，最好的办法就是别待在那儿——你懂我的意思不？上帝搞出大屠杀这么一档子事儿，最初的动机不就是这样的吗？死亡，这整个概念的背后不就是这个吗？”
他滔滔不绝地自曝其短，说自己姥姥不亲、舅舅不爱。他吐露他的倒霉、衰弱、怨恨、沮丧，用自我贬低的方式赢得观众的笑声，但观众都听得出来，他是在以自己为喻，影射以色列和犹太民族的荒谬命运：犹太人惨遭屠杀时，世界人民争着慰问，但是劫后余生的犹太人想找片地方定居，世界人民就拉下脸来，要他们去往别处，越远越好。阿摩司·奥兹在《爱与黑暗的故事》里也揭示了这种荒谬的处境：没有以色列时，犹太人被别的民族喝令“滚开”，有了以色列时，犹太人又被喝令“滚去以色列”。
备受嫌弃的人会养成自我憎厌的性格，犹太民族心理的核心，就是这种深度的自我憎厌，不过，他们也是基于此培养出了自己的生存技能。格罗斯曼给多瓦雷设计了一个以学做小丑起家的童年，他养成习惯，以嬉皮笑脸来化解眼前的威胁，结果，周围的同龄人反而更热衷于欺负他。就像行为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那样，五十多岁、已决心彻底弃绝人生的多瓦雷主动邀请观众上来对他动粗，帮他复原早年自己的境遇，让他在重温“唾面自干”的往事中再过一把自我憎厌的瘾。
该轮到他了。如果说在文学领域，颁奖是和创作同等重要的两桩大事之一，那么以色列的三位一线作家，阿摩司·奥兹、大卫·格罗斯曼以及A.B.耶霍舒亚，该轮到一回国际级的奖项了。今年的布克国际奖的短名单里，奥兹和格罗斯曼在列，最终得奖的，是格罗斯曼。
写作35年，出书15本，格罗斯曼的作品在当代以色列的语境里占有独特的位置。他是一个“良心”式的人物，如果要在以色列推选一位“良心作家”，惯于对往事作“诗意回眸”的奥兹或者擅长写普通家庭“内伤”的耶霍舒亚，一定会在格罗斯曼面前甘拜下风。然而，格罗斯曼也为他的作品的道德气质所困，因为这个国家太特殊，太考验一个人的判断力、表述力，考验他在对立二元之间周旋的能力。
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得同时长两张嘴，向两边说话——他必须一边批评国家，一边表扬它所拥有的诸多美德；必须一边驳斥右派的残酷言论，一边耐心指出左派的各种毛病；必须一边揭示眼下的情形有多么险峻，人道主义是何等的危机四伏，一边告诉听众和读者不要放弃对未来的希望。自从1986年巴勒斯坦人发动第一次大暴动起，格罗斯曼就揽下了以这种方式表达的使命，他认为唯其如此才能做到公允周到，但他也明白，他会因此而失去人心——不是谁都能忍耐他那种端平一碗水的深度强迫症的，到头来，他难免要落得个两头挨骂的下场。以巴冲突一天没有缓和，格罗斯曼因“良心”之名而来的重负，就一天不会减轻。
“抗议啊，游行啊，联合国投票啊，欧洲所有的报纸上都会发社论，都会说，‘这个，等等吧，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伤害癌症？如果我们必须这么做，我们真的必须马上把癌症斩草除根？我们何不试试达成个妥协？何必操之过急呢？为什么不换位思考，从癌症本身的角度理解一下它是怎么体验疾病的？……难道，历史什么都没有教给我们吗？’”
一匹马走进咖啡馆
熟悉格罗斯曼的读者，会觉得这段愤世嫉俗的话不太像出自他的作品，但《一匹马走进咖啡馆》确实是他的新作，格罗斯曼正是凭此获得了国际布克奖。整本书是一份长篇独白，说话人是一个喜剧演员，离了婚，带着几个孩子，正处在一个最容易厌恶人类的年龄——五十来岁。他言语下流，脑袋里塞满了肮脏的念头，同时又身患前列腺癌，他说，假设某一天，一个以色列科学家发现了一种根治癌症之法，那么国际社会一定会如此这般地反应：“先别忙！”“等等！”“要理解癌症！”——在以色列舆论里生活过的人，立时明白这是在讽刺什么。
预计到自己恐不久于人世，这位名叫多瓦雷的演员并没有茶饭不思，而是想在一个小酒吧里完成最后的疯狂，彻底释放自己的郁闷，尖嘴薄舌地挖苦他想挖苦的一切。他说自己的演出没有什么海报宣传，看看附近的电线杆子，寻狗启事都比他的演出海报多：“毕加索（狗名），你个王八羔子，我要是你，我才不急哧呼啦地回家去呢！”接下来的几句，就是以色列人怎么都听不腻的牢骚话了：
“让家离开我！你想在什么地方受欢迎，最好的办法就是别待在那儿——你懂我的意思不？上帝搞出大屠杀这么一档子事儿，最初的动机不就是这样的吗？死亡，这整个概念的背后不就是这个吗？”
他滔滔不绝地自曝其短，说自己姥姥不亲、舅舅不爱。他吐露他的倒霉、衰弱、怨恨、沮丧，用自我贬低的方式赢得观众的笑声，但观众都听得出来，他是在以自己为喻，影射以色列和犹太民族的荒谬命运：犹太人惨遭屠杀时，世界人民争着慰问，但是劫后余生的犹太人想找片地方定居，世界人民就拉下脸来，要他们去往别处，越远越好。阿摩司·奥兹在《爱与黑暗的故事》里也揭示了这种荒谬的处境：没有以色列时，犹太人被别的民族喝令“滚开”，有了以色列时，犹太人又被喝令“滚去以色列”。
备受嫌弃的人会养成自我憎厌的性格，犹太民族心理的核心，就是这种深度的自我憎厌，不过，他们也是基于此培养出了自己的生存技能。格罗斯曼给多瓦雷设计了一个以学做小丑起家的童年，他养成习惯，以嬉皮笑脸来化解眼前的威胁，结果，周围的同龄人反而更热衷于欺负他。就像行为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那样，五十多岁、已决心彻底弃绝人生的多瓦雷主动邀请观众上来对他动粗，帮他复原早年自己的境遇，让他在重温“唾面自干”的往事中再过一把自我憎厌的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