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情”和“师牛堂”是父亲常用的两方印章，“师牛堂”也是他晚年画室的堂号，这里蕴含着他画牛时的两种心境——“寄情”表达了他生命和艺术中始终保持的淳朴而浪漫的真性，还有对田园乡土、人与自然和谐境界的向往；“师牛”则成为父亲经历时代沧桑及艺术实践过程中，敬畏和坚持的一种精神。
“牛”成为他绘画重要内容始于上世纪40年代初的重庆沙坪坝，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刻。父亲住的农舍与牛栅相邻，国之危难与窗外水牛早出晚归的田园风景形成强烈对比，更增添了他对乡土的热爱、对和平的期盼。自此，父亲开始大量画牛，牛成为他心性与真情的宣泄，也是精神象征的一种寄托。
在父亲晚年多次画的题材“五牛图”中，题有“牛也力大无穷，俯首孺子而不逞强，终生劳瘁，事而不居功，纯良温驯，时亦强犟，稳步向前，足不踏空，皮毛骨角无不有用，形容无华，气宇轩宏。吾崇其性爱其形，故屡屡不倦写之”，其中的“足不踏空”，正是他人生观与艺术态度的写照，与“实者慧”一样成为他人生感悟的铭志。父亲早期画牛以线为主，潇洒、写意，表现牧童嬉水、牧童戏鸟等题材，充满了田园牧歌般的文人气息；拜白石老人为师后，他深深感悟到笔墨表现的真谛——白石老人敏感而大胆地抓住生活中的新鲜感受，以特殊性的笔墨表现其韵味。他从白石老人画的虾、蟹中汲取到简洁笔墨的韵味，画牛的意境也绝不是简单承袭古人，而是把更个人化的新鲜感受会集到画面上。
牛的题材虽有单一性，可父亲总会出其不意地表现出不同的境界与看点：他巧妙地画出春柳下牧童骑牛于水中畅行的情景，以焦墨描绘带有幽默和自喻的“犟牛”。《牧韵图》中，勾画了盛夏时分的浓荫树下，牧童甩掉鞋子，躺靠在树干吹笛，牛伴着笛声酣睡，一片和谐惬意；《秋风吹下红雨来》的秋日落叶中，牧童在牛背上追逐被秋风吹远的草帽，画面灿烂生动；上世纪80年代的《林茂鸟竞归》，描绘了牧童在归途中仰望成群的鸟在天空盘旋，想要回到浓郁的树林里栖息的情景，预示祖国的强大将会吸引大批海外学子归来……他在抓住题材、内容丰富性的同时，不断锤炼笔墨表现的单纯性、整体性、书写性、写意性，从而增强了画面的感染力。
传统有“翰墨缘”之说，画牛也成为父亲与友人交往的纽带。记得父亲的老友力群的儿子郝明要赴香港求职，临走时来家里告别，父亲为他画了一幅牛，郝明希望为他题上款，父亲说：“不要了吧，万一哪天有困难要卖，没上款更容易。” 1972年，著名旅美记者赵浩生在离开大陆多年后重返祖国，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回国的起因：“去国二十多年后，是一部电影和一张画，撩起压在我心底的无限乡思。这部电影是1971年夏我在巴黎看到报道河南林县修水利的《红旗渠》；这幅画是1972年我在香港买的李可染的《牧牛图》。”回国后，赵浩生做了《李可染、吴作人谈齐白石》的深度采访，发表于香港《七十年代》，这件事也使人感到水墨寄情的力量。著名物理家李政道也曾希望父亲用中国画的形式，来表现他的科研成果“核子对撞产生新的能量”。父亲便为他画了斗牛，题“核子重如牛，对撞生新态”。李政道十分欣喜，感到父亲将无法看见又难以表达的物理现象，用单纯生动的艺术形象智慧地表现出来，使科学与艺术得以完美结合……
（作者为李可染先生之子）
“寄情”和“师牛堂”是父亲常用的两方印章，“师牛堂”也是他晚年画室的堂号，这里蕴含着他画牛时的两种心境——“寄情”表达了他生命和艺术中始终保持的淳朴而浪漫的真性，还有对田园乡土、人与自然和谐境界的向往；“师牛”则成为父亲经历时代沧桑及艺术实践过程中，敬畏和坚持的一种精神。
“牛”成为他绘画重要内容始于上世纪40年代初的重庆沙坪坝，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刻。父亲住的农舍与牛栅相邻，国之危难与窗外水牛早出晚归的田园风景形成强烈对比，更增添了他对乡土的热爱、对和平的期盼。自此，父亲开始大量画牛，牛成为他心性与真情的宣泄，也是精神象征的一种寄托。
在父亲晚年多次画的题材“五牛图”中，题有“牛也力大无穷，俯首孺子而不逞强，终生劳瘁，事而不居功，纯良温驯，时亦强犟，稳步向前，足不踏空，皮毛骨角无不有用，形容无华，气宇轩宏。吾崇其性爱其形，故屡屡不倦写之”，其中的“足不踏空”，正是他人生观与艺术态度的写照，与“实者慧”一样成为他人生感悟的铭志。父亲早期画牛以线为主，潇洒、写意，表现牧童嬉水、牧童戏鸟等题材，充满了田园牧歌般的文人气息；拜白石老人为师后，他深深感悟到笔墨表现的真谛——白石老人敏感而大胆地抓住生活中的新鲜感受，以特殊性的笔墨表现其韵味。他从白石老人画的虾、蟹中汲取到简洁笔墨的韵味，画牛的意境也绝不是简单承袭古人，而是把更个人化的新鲜感受会集到画面上。
牛的题材虽有单一性，可父亲总会出其不意地表现出不同的境界与看点：他巧妙地画出春柳下牧童骑牛于水中畅行的情景，以焦墨描绘带有幽默和自喻的“犟牛”。《牧韵图》中，勾画了盛夏时分的浓荫树下，牧童甩掉鞋子，躺靠在树干吹笛，牛伴着笛声酣睡，一片和谐惬意；《秋风吹下红雨来》的秋日落叶中，牧童在牛背上追逐被秋风吹远的草帽，画面灿烂生动；上世纪80年代的《林茂鸟竞归》，描绘了牧童在归途中仰望成群的鸟在天空盘旋，想要回到浓郁的树林里栖息的情景，预示祖国的强大将会吸引大批海外学子归来……他在抓住题材、内容丰富性的同时，不断锤炼笔墨表现的单纯性、整体性、书写性、写意性，从而增强了画面的感染力。
传统有“翰墨缘”之说，画牛也成为父亲与友人交往的纽带。记得父亲的老友力群的儿子郝明要赴香港求职，临走时来家里告别，父亲为他画了一幅牛，郝明希望为他题上款，父亲说：“不要了吧，万一哪天有困难要卖，没上款更容易。” 1972年，著名旅美记者赵浩生在离开大陆多年后重返祖国，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回国的起因：“去国二十多年后，是一部电影和一张画，撩起压在我心底的无限乡思。这部电影是1971年夏我在巴黎看到报道河南林县修水利的《红旗渠》；这幅画是1972年我在香港买的李可染的《牧牛图》。”回国后，赵浩生做了《李可染、吴作人谈齐白石》的深度采访，发表于香港《七十年代》，这件事也使人感到水墨寄情的力量。著名物理家李政道也曾希望父亲用中国画的形式，来表现他的科研成果“核子对撞产生新的能量”。父亲便为他画了斗牛，题“核子重如牛，对撞生新态”。李政道十分欣喜，感到父亲将无法看见又难以表达的物理现象，用单纯生动的艺术形象智慧地表现出来，使科学与艺术得以完美结合……
（作者为李可染先生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