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宏音斋，那可是京城乐器制作界的百年老字号。据资料显示，宏音斋的渊源最早追溯到清末贝勒爷吴启瑞。具有艺术禀赋的吴启瑞和宫里的乐官乐手往来频繁，不经意间竟然学会了制作乐器的手艺。1920年，吴启瑞的儿子吴文明子承父业，在北京房山良乡北大街创办了乐器制作小作坊“宏音坊”，后发展成为“宏音斋”乐器铺。到了吴彤这儿已经是吴氏家族的第四代传人了。
大多数人知道吴彤都是通过摇滚乐队——轮回乐队，吴彤回忆：“我当时被摇滚吸引，但并不意味着我放弃了民乐，因为我很清楚地认为，民乐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些年，作为民族音乐演奏家，吴彤拿着手中的乐器——笙，驰骋在国际乐坛，他参与制作的两张专辑还获得格莱美大奖。同时，他心中还始终惦记并和姐姐一起打理着父亲传下来的老字号——宏音斋。
手艺是父亲给的“人生礼物”
宏音斋第三代掌门人吴仲孚先生，被中国的民乐演奏家尊称为“制作大师”和“现代管乐之父”。吴仲孚有三子一女，在家庭的熏陶下，他们都精通音律，深谙制作，擅长演奏。唯一的女儿吴景馨是这个老字号的非遗传承人，老三就是吴彤。
吴彤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自己上中学的时候，一到寒暑假就帮着父亲打下手，他很快就掌握了制作的要领。他还记得自己平生制作的第一把乐器是一把唢呐，那时候刚上初中。到了高中，就已经能够独立制作一把难度更大更复杂的笙了。“做笙的所有工序中，刻簧片是最重要的基本功。笙簧古称金叶，刻簧片是个吃功夫的活儿，要拿一把三棱的刀子，把一块1毫米厚的铜板刻透，成为一个‘n’字形的簧舌，再把簧舌前端磨薄如纸，气儿一吹能响，这才是一块能震动的簧片，这个过程完全靠手工。可是开学后，同学们一看，我的手上全都是摁压三棱刀留下的刀痕，你这还是演奏乐器的手吗？”吴彤说，那时候只是觉得好玩儿，打打下手让父亲省省力气，理解没那么深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父亲留给自己享用一辈子的技艺，“那是一份儿人生的礼物”。
老一代的牌子不能倒了
每个传统技艺的传承者都会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但是作为第四代传人的吴彤似乎并没有太沉重的担子，他平淡地说：“觉得这是父亲传下来的一块牌子，几代人创下来的，不能让它倒了，而且要越做越好。”
要说到责任，吴彤想起了跟着父亲学艺多年的那些工匠师傅们，他们当中有的快三十年了，他们也上有老下有小的，自己有责任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些。他们没有了后顾之忧，乐器制作的品质也就有保证，企业才能稳步发展。吴彤表示，乐器就像凝固的音乐，也像一件雕塑，“如果乐器得心应手，演奏家可以如虎添翼。如果乐器别别扭扭，就只能搁置在那儿了。说实在的，这样的话，都对不起那块生长起来的木头。”
最近几年，因为国家制定了“非遗保护法”，而笙也成为了国家级的非遗项目，这个行业陆续得到了不同层面的支持。吴彤说：“我们的企业比前些年好过一些，但是行业危机始终是存在的，你不可能永远靠政府的扶持，最终还是需要市场买单。必须要让市场看到它的好，意味着这种乐器的文化被全面地树立起来，这个过程需要有很多的工作去做。”
制作一把笙至少半个月
人们只是看到舞台上，演奏家们拿着笙去表演，可有谁知道，这样一把乐器生产出来需要怎样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
“竹子长成至少三年，砍伐竹子之后晾晒至少也要三年，这样至少六七年。除去采集其他的原料，仅制作一把笙至少需要半个月之久。”吴彤介绍，笙的制作过程非常复杂，有100多工序，而笙的调试要求也比较细致。
此外，不是谁都有资格做笙，上手的师傅一般要有10年以上工作经验才行，其他的人只能打下手。在宏音斋，吴彤基本不上手制作，他负责试奏，质检，指出问题，并和师傅们研究复原古代的乐器规制。“其实，如果要求不高，笙的制作技术并不是很难掌握，但是如果对于乐器的品质精益求精，并且在传统工艺和现代审美中找到笙音的独特之美和文化的依托，就不得不做大量的实验和研究了。”
吴彤认为，笙正处于文化的断层以及不断修复的过程当中，“虽然复杂工序可以简化，简化到能吹就行。但我觉得这样不行，我要求不但要吹得好，吹得灵敏，甚至要符合古代的规制，以及现代人对音色音量的要求，如卫生的要求、旅行的要求。而这部分，就是我的工作。”
尽管时代变迁，宏音斋依然是旧时的“手工作坊”，他说：“我不希望乐器厂的规模发展很大，我只希望出精品，师傅们可以生活得很好，可以心无挂碍地踏踏实实地做一件精品出来。而且一旦出一件乐器，就可以传代了。”令他很开心的是，从订单上看几乎是供不应求，生产计划已经排到了一年以后才能完成。
大学生学徒占相当比例
吴彤说，在父亲那个年代，他的徒弟大多来自农村，要求厚道踏实聪明，“我父亲对于这些孩子像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我和这些师兄弟在一起吃在一起住。”如今，很多干了二三十年的老师傅，依然一边带着徒弟，一边制作着他们喜爱的乐器。
笙的制作是个清贫而又寂寞的工作，这个时代有着太多的诱惑，而年轻的从业者要抵御这些诱惑一门心思地跟老师傅学习掌握这门技艺。吴彤对此感到乐观，这几年国家对于国学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人们对根和文化的属性也变得越来越敏感，已经变成了一种精神价值在生活中体现出来。如今，这个行业的文化层次有较大的提高，大学毕业的学徒占相当比例，甚至还有海外归来的学生，来实习义务打工。
坚持做人与做事的操守
说到工匠精神，吴彤表示，要有一个起码的操守——做人的操守、做事的操守。吴彤说，这一点在他父亲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不好的东西，他不会拿出来，他的口号是“一辈子管修管换”。“乐器拿回来，重修一下，可能比原先还好。木头时间久了，经过风吹雨打反而不易开裂。”吴彤说，自己父亲做乐器最要求品质，曾经有一位有名的演奏大师，把乐器拿回来说乐器做得不好，修了几次对方还是不满意，老人家直接拿斧子把乐器劈了。不打不成交，后来这位大师和他父亲变成了很好的朋友，在一起研究发明了很多乐器。
“答应别人的事情，就一定言出必行。”吴彤回忆，父亲晚年得脑血栓和他的一位朋友连夜赶工有关，“当时，那位演奏家说第二天要去美国演出，让父亲临时赶制一件唢呐。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连夜开工，一夜没睡。第二天，演奏家走了，他就住院了。嘴歪了，手也掰不开了，一个手艺人手不能动，天就塌了。但是，他从来没有跟他那位朋友说起这件事儿，他觉得这是自己的本分。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工匠精神。”
说起宏音斋，那可是京城乐器制作界的百年老字号。据资料显示，宏音斋的渊源最早追溯到清末贝勒爷吴启瑞。具有艺术禀赋的吴启瑞和宫里的乐官乐手往来频繁，不经意间竟然学会了制作乐器的手艺。1920年，吴启瑞的儿子吴文明子承父业，在北京房山良乡北大街创办了乐器制作小作坊“宏音坊”，后发展成为“宏音斋”乐器铺。到了吴彤这儿已经是吴氏家族的第四代传人了。
大多数人知道吴彤都是通过摇滚乐队——轮回乐队，吴彤回忆：“我当时被摇滚吸引，但并不意味着我放弃了民乐，因为我很清楚地认为，民乐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些年，作为民族音乐演奏家，吴彤拿着手中的乐器——笙，驰骋在国际乐坛，他参与制作的两张专辑还获得格莱美大奖。同时，他心中还始终惦记并和姐姐一起打理着父亲传下来的老字号——宏音斋。
手艺是父亲给的“人生礼物”
宏音斋第三代掌门人吴仲孚先生，被中国的民乐演奏家尊称为“制作大师”和“现代管乐之父”。吴仲孚有三子一女，在家庭的熏陶下，他们都精通音律，深谙制作，擅长演奏。唯一的女儿吴景馨是这个老字号的非遗传承人，老三就是吴彤。
吴彤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自己上中学的时候，一到寒暑假就帮着父亲打下手，他很快就掌握了制作的要领。他还记得自己平生制作的第一把乐器是一把唢呐，那时候刚上初中。到了高中，就已经能够独立制作一把难度更大更复杂的笙了。“做笙的所有工序中，刻簧片是最重要的基本功。笙簧古称金叶，刻簧片是个吃功夫的活儿，要拿一把三棱的刀子，把一块1毫米厚的铜板刻透，成为一个‘n’字形的簧舌，再把簧舌前端磨薄如纸，气儿一吹能响，这才是一块能震动的簧片，这个过程完全靠手工。可是开学后，同学们一看，我的手上全都是摁压三棱刀留下的刀痕，你这还是演奏乐器的手吗？”吴彤说，那时候只是觉得好玩儿，打打下手让父亲省省力气，理解没那么深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父亲留给自己享用一辈子的技艺，“那是一份儿人生的礼物”。
老一代的牌子不能倒了
每个传统技艺的传承者都会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但是作为第四代传人的吴彤似乎并没有太沉重的担子，他平淡地说：“觉得这是父亲传下来的一块牌子，几代人创下来的，不能让它倒了，而且要越做越好。”
要说到责任，吴彤想起了跟着父亲学艺多年的那些工匠师傅们，他们当中有的快三十年了，他们也上有老下有小的，自己有责任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些。他们没有了后顾之忧，乐器制作的品质也就有保证，企业才能稳步发展。吴彤表示，乐器就像凝固的音乐，也像一件雕塑，“如果乐器得心应手，演奏家可以如虎添翼。如果乐器别别扭扭，就只能搁置在那儿了。说实在的，这样的话，都对不起那块生长起来的木头。”
最近几年，因为国家制定了“非遗保护法”，而笙也成为了国家级的非遗项目，这个行业陆续得到了不同层面的支持。吴彤说：“我们的企业比前些年好过一些，但是行业危机始终是存在的，你不可能永远靠政府的扶持，最终还是需要市场买单。必须要让市场看到它的好，意味着这种乐器的文化被全面地树立起来，这个过程需要有很多的工作去做。”
制作一把笙至少半个月
人们只是看到舞台上，演奏家们拿着笙去表演，可有谁知道，这样一把乐器生产出来需要怎样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
“竹子长成至少三年，砍伐竹子之后晾晒至少也要三年，这样至少六七年。除去采集其他的原料，仅制作一把笙至少需要半个月之久。”吴彤介绍，笙的制作过程非常复杂，有100多工序，而笙的调试要求也比较细致。
此外，不是谁都有资格做笙，上手的师傅一般要有10年以上工作经验才行，其他的人只能打下手。在宏音斋，吴彤基本不上手制作，他负责试奏，质检，指出问题，并和师傅们研究复原古代的乐器规制。“其实，如果要求不高，笙的制作技术并不是很难掌握，但是如果对于乐器的品质精益求精，并且在传统工艺和现代审美中找到笙音的独特之美和文化的依托，就不得不做大量的实验和研究了。”
吴彤认为，笙正处于文化的断层以及不断修复的过程当中，“虽然复杂工序可以简化，简化到能吹就行。但我觉得这样不行，我要求不但要吹得好，吹得灵敏，甚至要符合古代的规制，以及现代人对音色音量的要求，如卫生的要求、旅行的要求。而这部分，就是我的工作。”
尽管时代变迁，宏音斋依然是旧时的“手工作坊”，他说：“我不希望乐器厂的规模发展很大，我只希望出精品，师傅们可以生活得很好，可以心无挂碍地踏踏实实地做一件精品出来。而且一旦出一件乐器，就可以传代了。”令他很开心的是，从订单上看几乎是供不应求，生产计划已经排到了一年以后才能完成。
大学生学徒占相当比例
吴彤说，在父亲那个年代，他的徒弟大多来自农村，要求厚道踏实聪明，“我父亲对于这些孩子像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我和这些师兄弟在一起吃在一起住。”如今，很多干了二三十年的老师傅，依然一边带着徒弟，一边制作着他们喜爱的乐器。
笙的制作是个清贫而又寂寞的工作，这个时代有着太多的诱惑，而年轻的从业者要抵御这些诱惑一门心思地跟老师傅学习掌握这门技艺。吴彤对此感到乐观，这几年国家对于国学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人们对根和文化的属性也变得越来越敏感，已经变成了一种精神价值在生活中体现出来。如今，这个行业的文化层次有较大的提高，大学毕业的学徒占相当比例，甚至还有海外归来的学生，来实习义务打工。
坚持做人与做事的操守
说到工匠精神，吴彤表示，要有一个起码的操守——做人的操守、做事的操守。吴彤说，这一点在他父亲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不好的东西，他不会拿出来，他的口号是“一辈子管修管换”。“乐器拿回来，重修一下，可能比原先还好。木头时间久了，经过风吹雨打反而不易开裂。”吴彤说，自己父亲做乐器最要求品质，曾经有一位有名的演奏大师，把乐器拿回来说乐器做得不好，修了几次对方还是不满意，老人家直接拿斧子把乐器劈了。不打不成交，后来这位大师和他父亲变成了很好的朋友，在一起研究发明了很多乐器。
“答应别人的事情，就一定言出必行。”吴彤回忆，父亲晚年得脑血栓和他的一位朋友连夜赶工有关，“当时，那位演奏家说第二天要去美国演出，让父亲临时赶制一件唢呐。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连夜开工，一夜没睡。第二天，演奏家走了，他就住院了。嘴歪了，手也掰不开了，一个手艺人手不能动，天就塌了。但是，他从来没有跟他那位朋友说起这件事儿，他觉得这是自己的本分。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工匠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