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当选中国音协主席，便召开了三十年都未曾开过的全国性音乐创作会议，还创作了《新歌行》、《敦煌》等新作品，叶小钢认为，当下中国音乐创作处于一个瓶颈期，自己压力很大，责任也很大，“就是做点事儿吧”。
在艺术创作方面，有人认为《新歌行》是音协主席的“职务作品”，对此，叶小钢对北京青年报记者说：“我必须承认，自己创作心态上是有些变化，有时候要考虑更多，怎么让更多的人来接受。”
“自己创作心态有些变化，
有时候考虑更多”
北青报：当选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这与你现在的创作状态有什么关系吗？
叶小钢：当选音协主席后，我很快就写了一部作品，叫做《光明行》。我到无锡去，参观了阿炳和刘天华的故乡，我萌生了这么一个愿望，我要写六首和他们同名的作品，分别是《光明行》、《烛影摇红》、《寒春风》、《龙船》、《变体新水令》和《听松》，刘天华三首阿炳三首，这给我自己很大的压力。
《光明行》已经演出过了，在美国演出反响特别强烈。《光明行》原是刘天华的二胡独奏名作，我写了一部8分钟的同名作品，没有用他的素材。“中国故事”音乐会（之前一直进行叶小钢作品音乐会——编者注）今年要到莫斯科、柏林、爱丁堡、格拉斯哥举办，而小型作品的“中国故事”在印度的演出也很成功。我想身体力行，尽管这些作品是个人体验。
有人说，《光明行》像音协主席的职务作品。我必须承认，自己在创作心态上是有些变化。有时候要考虑更多，怎么让更多的人来接受。作品谁都听不懂，那也不行。
北青报：您这些年在创作时，没有那么大的紧张度，却不知不觉就写出这么多作品出来？
叶小钢：我写东西不费劲，说苦是体力上的，精神上不会觉得憋。我不是那种憋不出来型，属于拿起笔来就有的那种类型。多风格是有意识的，我想尝试哪种东西在历史上能留下来，而哪种东西能受欢迎。
过去我不怎么考虑。给外国人写东西可以不怎么考虑，你写五声音阶的他们也拉不好，没那个血液，还不如让他们去拉韦伯恩或勋伯格。我给外国人写东西不太五声化，不抠那些细节，比如越剧味道，或中国音乐里面的小拐弯。我只考虑大风格，不考虑小味道。
“小味道”是在中国的《光明行》里面，要更用心，因为不用心味道就跑了。这也是一种学习。写《光明行》我会跟二胡演奏家沟通，我要写六个民乐独奏，二胡、高胡、琵琶，作品名字跟大师一样的名字，压力很大。不好都不敢拿出来。
北青报：怎么会有那么好的创作状态？
叶小钢：时不我与，时间来不及。我要把事情都做了。60岁了，不开玩笑，形势逼人强，需要你站出来。像民乐的六首作品完全是给自己加的，没人请我写，我自己要写。大师都在那里，阿炳和刘天华，你怎么超越呀？要有这个魄力！其实我面临的压力很大，要让老百姓朗朗上口没那么容易，所以自己要下大功夫，看书，写文章。你看我微信平台里写的文章，其实都是学习。
“艺术家一方面要减负，
一方面要加强责任心”
北青报：作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请您谈谈中国音乐现在的状态？
叶小钢：我觉得中国音乐创作处于一个瓶颈期，原因是我们对艺术作品的正能量应该体现在对人的要求上，不能只是在作品上贴标签。为什么说以前的作品比现在要真诚，歌为什么好听，第一条是创作者真信，第二条是创作真诚。现在看上去万炮齐发，好像都在搞，不能说没有好的，但是不多。
相关部门希望达到的效果和艺术家本身所具备的条件不匹配，所以做出来的东西看是动用很大力量，说繁荣也繁荣，但是优秀的作品不多，但没有量又不可能有质，这是矛盾双方。现在千帆进发，但还没有真正突破。
现在作曲家的生存方式和状态跟过去那些大师或者老艺术家们不一样了，艺术是强求不来的，关键是从业者怎么提高追求。创作者本身心态要好，不要对他们过于苛求，他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他擅长写什么就写什么。
我们希望相关部门在这方面能让艺术家发挥更大的特长，也希望艺术家自己提高意识、增加责任意识、提高自己的技艺。一方面要减负，一方面要加强自己的责任心。音协主席，看看我能做什么？我压力很大，责任也很大，就是做点事儿吧。
“有四件事要抓”
北青报：当选音乐家协会主席后，您准备做哪些事情呢？
叶小钢：做音协主席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开了一个全国的音乐创作会议，三十年没有开了，任务布置下去了。另外在深圳做了一个“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中国音协终于有了自己的音乐节，每年都做，为音乐家搭了一个很大平台，是很大一件事。
还有三件要抓，第一是抓创作。这是我的强项，我是教师出身，我在判断力上有优势。我作品在全世界演出，见的也多。什么东西是能够代表中国最好的，我心里朦胧有点数。
第二抓民族音乐收集。以前做过一套民间音乐集成，下了很大功夫，但是这个集成别看数量是一面墙，是简谱，只能给自己看，走不出国门。我想做的就是过几十年后，再翻翻我们还有多少家当？我们要做的乐谱是能世界通用的，重新记谱、落实、出版。中国音乐缺乏世界性影响就是这个道理，没有谱子。中国传统音乐浩如烟海，从文献到曲谱，先不说曲谱有多大准确性。我到苗寨听他们唱歌，唱的和以前还是不一样，时代变了，这三十年来我们还有多少家底？这是这一届音协想做的。
第三是做文化推广，明年ISCM国际现代音乐组织年会要在中国召开，这是一个有着七十年历史的国际音乐组织，每年的年会在一个国家，在国外都是市长出来接待的，这是城市的荣誉，明年要在北京办，这很辛苦。
第四就是要做文化扶贫，要做美育。有这么多事情可以做，所以我睡觉很少，每天都三四点钟睡，累了就大睡一天。
音协的工作不是编制内的工作，是编外的工作，我还是要到全国各地去宣讲，讲社会主义文艺等，同时推广一些我认为好的作品，不是说教，而是身体力行的去做，效果蛮好的。借这个机会，我也看看基层，现在基层发生很大变化。所以，民歌手唱出来的民歌发生变化，原来一唱就是苦大仇深，现在不是了，比以前要洒脱一些。
以前《走西口》等民歌一唱都是哭天喊地的，现在生态发生变化，农民唱歌也没有那么苦了。而且现在的民歌演唱者年纪大了，再不收集也没了，收集的过程也是很好的学习过程。近年我创作中的民歌元素很多，去年在天津演了一个《天津组曲》，一听就是天津调，但用我自己的和声与配器手法，音乐很直白，这也是自己创作的一些变化。现在一些后生还是现代派，我已回到一种本真、淬火提炼过、技巧不露痕迹的状态。我会珍惜这几年时间，要把压力背在身上。
“中国音乐应该形成
一个多元化的创作”
北青报：4月28日的“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将会是您的作品音乐会，其中将演奏您的新作品《敦煌》。什么原因使您能够接受上海交响乐团委约来创作这部作品的？
叶小钢：其实，为上海交响乐团委约创作《敦煌》不是这次演出的重点，整场音乐会演出才是重点，这是一个上海籍的作曲家在上海举办的一场音乐会。
目前在上海工作的作曲家几乎都不是上海籍，很多是北方、东北或其他省籍的。老一代的作曲家陈刚、何占豪、朱践耳等是上海籍（朱先生不是上海籍，但一直在上海生活），但他们也已经近80甚至更高岁数了。年轻点的五六十岁的没有上海人，所以他们拿我做文章，我说“那好，我很高兴，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厅很不错”。
北青报：您是把自己放在上海籍的作曲家这个层面上选择演出这台音乐会的？
叶小钢：本来想请我写一个上海题材，因为上海弄堂里的叫卖，上海农村人到城里来卖东西，什么磨剪刀、挑扁担、修棕梆的叫卖声我最熟悉。就像我写《临安七部》时，我把杭嘉湖平原民歌翻出来一看，我全会唱。所以为上海创作一部作品是我这两年最终极的一个打算。后来最初起因是“一带一路”主题，所以我就先写了《敦煌》。
但这次音乐会的重头并不在《敦煌》，而在我对音乐写作的整体把握，我想做到一个作品一个样。《峨眉》我原来的题材是写普贤的，后来觉得太深奥了，而写峨眉怎么理解都行。我去了峨眉山很多次，《峨眉》的理解就多样了，有人文，有宗教，有山水，还有四川的百姓，所以，考量的面比较单纯一些，比哲学思辨的内容要容易把握些。第二个作品是李叔同的诗创作的歌曲， 这个音乐写的也符合1900年比较压抑的时期。第三部作品是在奥运会开幕式上郎朗演奏的钢琴曲，这是完全另外一个现代中国的风格。作为音协主席，我开音乐会也是有所考虑的，不能太个人化，不能太学术，不能让观众听得云里雾里的，音乐学院的学术风格受众面会太窄。下半场第一个作品是《喜马拉雅之光》，写西藏的，最后则是《敦煌》。《敦煌》那个作品才十几分钟。
我过去的音乐会没有这么安排过，五个作品五个样。音乐会想体现作为音协主席全方位创作的能力，身体力行看我是怎么做的，里面有李叔同的诗是表现主义的写法，也有很通俗的像奥运会的那首钢琴曲，给观众听听我目前的创作是多样化的，这是我的目的。我想告诉观众，中国音乐应该形成一个多元化的创作，而我的创作就是多元化的。文/本报记者 伦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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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永乐》新装再演
由陈钦智编剧、叶小钢作曲的歌剧《永乐》从本周一开始在天津大剧院连续演出四天。这是继前年夏天该剧在天津大剧院和国家大剧院首演后，再次在天津大剧院演出。
新一版的《永乐》由易立明担任导演和舞美设计。该剧讲述我国明代修撰《永乐大典》和郑和下西洋两大事件，展现出一幅大明王朝文治武功、波澜壮阔的史诗画卷。著名乐评人陈志音评论新版《永乐》说：“整体比第一版更为完整流畅，最后大船推上舞台感觉郑和回来了，那一下有头有尾，给人还是挺震撼的。”
刚当选中国音协主席，便召开了三十年都未曾开过的全国性音乐创作会议，还创作了《新歌行》、《敦煌》等新作品，叶小钢认为，当下中国音乐创作处于一个瓶颈期，自己压力很大，责任也很大，“就是做点事儿吧”。
在艺术创作方面，有人认为《新歌行》是音协主席的“职务作品”，对此，叶小钢对北京青年报记者说：“我必须承认，自己创作心态上是有些变化，有时候要考虑更多，怎么让更多的人来接受。”
“自己创作心态有些变化，
有时候考虑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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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小钢：当选音协主席后，我很快就写了一部作品，叫做《光明行》。我到无锡去，参观了阿炳和刘天华的故乡，我萌生了这么一个愿望，我要写六首和他们同名的作品，分别是《光明行》、《烛影摇红》、《寒春风》、《龙船》、《变体新水令》和《听松》，刘天华三首阿炳三首，这给我自己很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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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三件要抓，第一是抓创作。这是我的强项，我是教师出身，我在判断力上有优势。我作品在全世界演出，见的也多。什么东西是能够代表中国最好的，我心里朦胧有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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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上海工作的作曲家几乎都不是上海籍，很多是北方、东北或其他省籍的。老一代的作曲家陈刚、何占豪、朱践耳等是上海籍（朱先生不是上海籍，但一直在上海生活），但他们也已经近80甚至更高岁数了。年轻点的五六十岁的没有上海人，所以他们拿我做文章，我说“那好，我很高兴，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厅很不错”。
北青报：您是把自己放在上海籍的作曲家这个层面上选择演出这台音乐会的？
叶小钢：本来想请我写一个上海题材，因为上海弄堂里的叫卖，上海农村人到城里来卖东西，什么磨剪刀、挑扁担、修棕梆的叫卖声我最熟悉。就像我写《临安七部》时，我把杭嘉湖平原民歌翻出来一看，我全会唱。所以为上海创作一部作品是我这两年最终极的一个打算。后来最初起因是“一带一路”主题，所以我就先写了《敦煌》。
但这次音乐会的重头并不在《敦煌》，而在我对音乐写作的整体把握，我想做到一个作品一个样。《峨眉》我原来的题材是写普贤的，后来觉得太深奥了，而写峨眉怎么理解都行。我去了峨眉山很多次，《峨眉》的理解就多样了，有人文，有宗教，有山水，还有四川的百姓，所以，考量的面比较单纯一些，比哲学思辨的内容要容易把握些。第二个作品是李叔同的诗创作的歌曲， 这个音乐写的也符合1900年比较压抑的时期。第三部作品是在奥运会开幕式上郎朗演奏的钢琴曲，这是完全另外一个现代中国的风格。作为音协主席，我开音乐会也是有所考虑的，不能太个人化，不能太学术，不能让观众听得云里雾里的，音乐学院的学术风格受众面会太窄。下半场第一个作品是《喜马拉雅之光》，写西藏的，最后则是《敦煌》。《敦煌》那个作品才十几分钟。
我过去的音乐会没有这么安排过，五个作品五个样。音乐会想体现作为音协主席全方位创作的能力，身体力行看我是怎么做的，里面有李叔同的诗是表现主义的写法，也有很通俗的像奥运会的那首钢琴曲，给观众听听我目前的创作是多样化的，这是我的目的。我想告诉观众，中国音乐应该形成一个多元化的创作，而我的创作就是多元化的。文/本报记者 伦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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