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随着国外思潮的涌入，古老的北京城里也出现了经营租赁汽车的新鲜行当——“车行儿”，车行不分大小，有的车行就一两辆车，很少有车行能有五六辆车的。
当时车行的司机，是一个非常光鲜的行当，司机们常常把自己打扮得“珠光宝气”以映衬坐车的阔主，同时围绕着车行，衍生出各种各样的行当，比如修车、攒车……北京城里，大大小小的车行存在了四十多年，在车行里发生了不少故事，这些逸闻的背后，则见证了当时鲜活的社会百态。
车行司机“讲头脚”
民国时期，北京的车行主要是经营出租汽车，车行都是些什么车呢？因为那时中国没有自己的汽车工业，车行里的自然是外国汽车。汽车以美国车居多，如雪佛兰、道济、福特、别克等品牌，另外还有欧斯比、底少托、爱赛斯等现在听起来很不熟悉的数十种牌子的车。面对这么多庞杂的车牌子，当时人们常戏称这些车为“万国车”。
车行的车有多个来源渠道，其中一个就是在华外国人自用或者本国有钱人家自用后卖到车行的。另外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北京的一些洋车行（由洋人在北京开的汽车行）。1913年，法国人率先在东单开设了兼营马车和汽车租赁的飞燕汽马车行，主要是为驻京外国使馆人员、官僚、洋买办服务。此后陆续出现了美丰洋行、公懋洋行、捷隆洋行、亨茂洋行等汽车行。
日本人也曾经在北京设立汽车行，比如滨崎商会、丸红公司、达特桑（现在的尼桑日产汽车公司）等车行。日本车行有出租汽车七八十辆，雇佣的都是中国司机。到了日本占领北平时期，日本人的势力更渗入到北京运输同业公会里，三位日本人还在同业公会担任顾问一职。据记载，直到日本战败投降，这三位日本顾问才不得已称病从北京运输同业公会辞职，可见日本人在中国开车行，不纯粹是经济行为，也是其侵略中国的一种方式。
不管是洋车行，还是中国人自己开的车行，大多还是雇佣中国司机，司机必须有驾驶执照。不过，那时候学开车，比现在可简单多了，不路考，不考机械常识，也不考交通规则，走个丁字儿不碰杆就可以。这是因为当时汽车极少，人们都不当回事。学开车当时叫“跟车的”，他们帮着师傅打下手，擦车、摇车、烧炭火、开关车门、迎送客人，有空就去鼓捣鼓捣汽车，师傅说行了，学徒就去走丁字。走丁字的场地就在前门内消防队足球场，现在的历史博物馆附近，如果走丁字合格了，就由社会局（工务局）发驾驶执照。
“跟车的”（汽车学徒）除了学车，还跟着师傅一起出车，他们一般都不坐在车上，车上坐着客人，就往脚蹬板儿上一站（老式汽车车门处都伸出一块脚踏板），胳膊往车门上一挎，也挺神气的。客人上车下车时，他们就赶紧跳下车，开关车门，搀扶客人，要是穿长袍马褂、长裙斗篷的客人，他们还得给帮着提衣服，不能让衣服夹着剐着。这个时候，他们点头哈腰，满脸堆笑，就不那么神气了。
那时候，坐得起出租车的，都是阔绰人家，开车的司机穿戴也得相称，不然没人愿意坐车。这叫“讲头脚”。司机夏天穿绸子或竹布大褂、对襟小褂等；秋天改添夹袄、毯子礼帽；冬天穿大棉袄，外边也得套件大褂、头顶长毛皮帽子。更有挣了点钱儿的司机，手上还戴个大金戒指，客人并不认为这是喧宾夺主，而认为是提气，所以，当时车行的司机都比着“讲头脚”。
那时候开出租车，绝对是令人羡慕的职业，因为收入多。其实开始的时候，车行里不给司机工资，司机的收入就靠客人给的小费和跑饭局饭庄给的饭钱。饭钱不上交，小费要交到柜上，再与车行里的其他伙计二八分成，另外跑长途搭来回的收入也得上交，这是规矩，没人昧这笔钱。
分成的事由掌柜主持，按人头平分然后塞在各自的褥子底下（司机除歇班都住在车行），所以回家歇班的司机回到车行，第一件事就是掀开褥角，有钱就收起来，不用多言语。
围绕车行衍生众多行当
民国时期，出朝阳门往丰润（河北唐山）是少有的长途线路之一。当时，京东玉田、丰润、蓟县一带有很多商人在北京城里做买卖，时不时五六个人合伙雇一辆车回家，一趟四五十块钱，每个人摊不了多少，又方便又实惠。等回程的时候，搭车进北京的就在路边等汽车过来，有时候，一辆车能塞七八个人，连驾驶室也得挤上两个，不行就蹲着，车门脚步踏板上还能站上一个两个的。回来的车费收入叫“搭来回”，司机在交柜时，多少都得说一声，搭来回的收入司机也提成，其余不再分。
当年，司机跑长途搭来回的活儿，最怕过卡子。京东白庙桥有一个，帮沟有一个，守卡子的警察让司机捎带二两茶叶、一条毛巾、一个手电筒是常有的事儿。有时，还让司机留个座位，司机不得不答应。开车的司机都习惯了，也有应对的招儿。汽车一到卡子，司机就把路单递过去，里面夹上一块钱，警察一挥手就过去了，不然，就等着找麻烦吧。
有时，警察帮着留座上来的客人，车钱也很难要出来，一问客人要车钱，他说给警察了，弄得司机也没辙。这事儿掌柜的也理解。
当年，北京的车行儿都知道一件事，一个叫伊达绵的司机路过河北三河，车抛了锚，遇上了解放区的八路军，八路军给他做了吃的，并告诉他，如果他答应留在解放区干，北京城里的一家老小每月有人送米面。司机放心不下老爹老妈和老婆孩子，就很犹豫，八路军也没强求，给他路费，还背他过了河，并送他上路回了城。这件事在车行里传开了，人们都说八路军好。
民国时期，围绕着车行和汽车，产生了很多相关联的行当。比如，在火车站等汽车出入频繁的地方，有一些专门给维持汽车秩序的人，人称“跑合的”。“跑合的”管理汽车，让汽车先来后到排好队，等火车到站客人出来，按先后顺序派车辆，有时候还帮客人提行李。开车的司机也愿意有这么一帮人，省事。于是就形成了一个规矩，车行司机走一趟火车站，得给“跑合的”三两毛钱。
在戏园子门口也有“跑合的”，不过他们负责的事与火车站那里的人略有区别：送人来看戏的汽车，停在一边，司机可找地喝茶歇着去，车由“跑合的”看着，散戏后，客人一出门口，“跑合的”便吆喝司机过来。秩序井然。不过，到了年根底下，“跑合的”一准会挨着车行走一圈，说是拜年，其实是让车行给点钱，不过车行也感谢他们一年的关照。
跟车行沾得上边的，还有一个修车的行当。当年北京这行当里最有名的叫孙伯海，他就住在万明路南头路东，他是天津美国洋行里的半科班生。至今后人还保存着美国汽车修理手册。
孙伯海因为有名气，采用坐地经营的方式，等着人家找上门来。真正开车行的都是自己修，白天拉活，夜里修车。找人家修车，不是把钱往人家口袋里塞吗？车行里修车，只要最后引擎能打着，车轱辘能转就行。
当然，也有走街串巷的修理匠，工具包往腋下一夹，修小毛病，赚点小钱儿，他们就叫“夹包的”。
香厂路附近曾有汽车配件一条街
开车行一般都得有个字号、铺房和电话。不过，也有只有汽车，其他什么都没有的。那怎么办？就要借别家车行的招牌，把车停在有字号的车行里，走人家走剩下的活儿。当然，这是两相情愿的事。车行图个壮门面的效果，有时一个车行能有几辆汽车同时挂着。而借人家招牌的，就得给人家交点管理费。那时，也有几个车户合伙租一处铺房，装个电话，登记字号的，各项费用均摊，那就不叫借招牌了。
有趣的是，当时也有一没字号，二没铺面，三没电话的车户，且又不挂靠某车行的车户，他们开着车满街转，人称“野鸡车”。一般这种车户没有固定的主顾，收入也就偏少。跑野鸡车还有一个原因，一般车况都比较差，跑一趟是一趟，转一天是一天，三天两头修车，说不定哪天就不干了。
民国时期，开车行添置新车的很少，一般没有那实力。有一些是从外国洋行租赁汽车，然后分期付款。不过，更多的车行是倒腾一些旧车，拾掇拾掇就投入使用，投入极少，赚头颇丰。比如，弄个福特的车壳子，搭上一台道济的引擎，车只要能跑就行。
当时，人们主要看车的外观，汽车漂亮是首要的。人们看到了好看的汽车，就直夸司机，“您这车真漂亮！”车主往往这样回答：“嗨！攒儿车！”曾有一个车行老前辈，花2600块钱买了一辆八成新的雪佛兰，拆下引擎盖就卖了2600块，然后，他从阡儿路花二百块买了一台四缸旧引擎装上，照样用，这等于白赚了一辆车。
攒车的大多弄些旧汽车配件来攒，主要是因为便宜。原来香厂路一带车行特别多，香厂路附近的阡儿路就形成了一个汽车配件一条街：收旧车、拆旧车、卖配件一条龙。像样点儿的配件往往摆在店铺里卖，跑烂了就堆在路边，保不齐谁瞅上了就有用。干这行的，往往也都会修修配配。他们闲着的时候，东拼西凑整出个“光屁股”引擎来（不带电机、启动机、化油器等配件的），这时，车辆卖价就高了，不过，比买新的汽车还是便宜许多。
民国时期，随着国外思潮的涌入，古老的北京城里也出现了经营租赁汽车的新鲜行当——“车行儿”，车行不分大小，有的车行就一两辆车，很少有车行能有五六辆车的。
当时车行的司机，是一个非常光鲜的行当，司机们常常把自己打扮得“珠光宝气”以映衬坐车的阔主，同时围绕着车行，衍生出各种各样的行当，比如修车、攒车……北京城里，大大小小的车行存在了四十多年，在车行里发生了不少故事，这些逸闻的背后，则见证了当时鲜活的社会百态。
车行司机“讲头脚”
民国时期，北京的车行主要是经营出租汽车，车行都是些什么车呢？因为那时中国没有自己的汽车工业，车行里的自然是外国汽车。汽车以美国车居多，如雪佛兰、道济、福特、别克等品牌，另外还有欧斯比、底少托、爱赛斯等现在听起来很不熟悉的数十种牌子的车。面对这么多庞杂的车牌子，当时人们常戏称这些车为“万国车”。
车行的车有多个来源渠道，其中一个就是在华外国人自用或者本国有钱人家自用后卖到车行的。另外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北京的一些洋车行（由洋人在北京开的汽车行）。1913年，法国人率先在东单开设了兼营马车和汽车租赁的飞燕汽马车行，主要是为驻京外国使馆人员、官僚、洋买办服务。此后陆续出现了美丰洋行、公懋洋行、捷隆洋行、亨茂洋行等汽车行。
日本人也曾经在北京设立汽车行，比如滨崎商会、丸红公司、达特桑（现在的尼桑日产汽车公司）等车行。日本车行有出租汽车七八十辆，雇佣的都是中国司机。到了日本占领北平时期，日本人的势力更渗入到北京运输同业公会里，三位日本人还在同业公会担任顾问一职。据记载，直到日本战败投降，这三位日本顾问才不得已称病从北京运输同业公会辞职，可见日本人在中国开车行，不纯粹是经济行为，也是其侵略中国的一种方式。
不管是洋车行，还是中国人自己开的车行，大多还是雇佣中国司机，司机必须有驾驶执照。不过，那时候学开车，比现在可简单多了，不路考，不考机械常识，也不考交通规则，走个丁字儿不碰杆就可以。这是因为当时汽车极少，人们都不当回事。学开车当时叫“跟车的”，他们帮着师傅打下手，擦车、摇车、烧炭火、开关车门、迎送客人，有空就去鼓捣鼓捣汽车，师傅说行了，学徒就去走丁字。走丁字的场地就在前门内消防队足球场，现在的历史博物馆附近，如果走丁字合格了，就由社会局（工务局）发驾驶执照。
“跟车的”（汽车学徒）除了学车，还跟着师傅一起出车，他们一般都不坐在车上，车上坐着客人，就往脚蹬板儿上一站（老式汽车车门处都伸出一块脚踏板），胳膊往车门上一挎，也挺神气的。客人上车下车时，他们就赶紧跳下车，开关车门，搀扶客人，要是穿长袍马褂、长裙斗篷的客人，他们还得给帮着提衣服，不能让衣服夹着剐着。这个时候，他们点头哈腰，满脸堆笑，就不那么神气了。
那时候，坐得起出租车的，都是阔绰人家，开车的司机穿戴也得相称，不然没人愿意坐车。这叫“讲头脚”。司机夏天穿绸子或竹布大褂、对襟小褂等；秋天改添夹袄、毯子礼帽；冬天穿大棉袄，外边也得套件大褂、头顶长毛皮帽子。更有挣了点钱儿的司机，手上还戴个大金戒指，客人并不认为这是喧宾夺主，而认为是提气，所以，当时车行的司机都比着“讲头脚”。
那时候开出租车，绝对是令人羡慕的职业，因为收入多。其实开始的时候，车行里不给司机工资，司机的收入就靠客人给的小费和跑饭局饭庄给的饭钱。饭钱不上交，小费要交到柜上，再与车行里的其他伙计二八分成，另外跑长途搭来回的收入也得上交，这是规矩，没人昧这笔钱。
分成的事由掌柜主持，按人头平分然后塞在各自的褥子底下（司机除歇班都住在车行），所以回家歇班的司机回到车行，第一件事就是掀开褥角，有钱就收起来，不用多言语。
围绕车行衍生众多行当
民国时期，出朝阳门往丰润（河北唐山）是少有的长途线路之一。当时，京东玉田、丰润、蓟县一带有很多商人在北京城里做买卖，时不时五六个人合伙雇一辆车回家，一趟四五十块钱，每个人摊不了多少，又方便又实惠。等回程的时候，搭车进北京的就在路边等汽车过来，有时候，一辆车能塞七八个人，连驾驶室也得挤上两个，不行就蹲着，车门脚步踏板上还能站上一个两个的。回来的车费收入叫“搭来回”，司机在交柜时，多少都得说一声，搭来回的收入司机也提成，其余不再分。
当年，司机跑长途搭来回的活儿，最怕过卡子。京东白庙桥有一个，帮沟有一个，守卡子的警察让司机捎带二两茶叶、一条毛巾、一个手电筒是常有的事儿。有时，还让司机留个座位，司机不得不答应。开车的司机都习惯了，也有应对的招儿。汽车一到卡子，司机就把路单递过去，里面夹上一块钱，警察一挥手就过去了，不然，就等着找麻烦吧。
有时，警察帮着留座上来的客人，车钱也很难要出来，一问客人要车钱，他说给警察了，弄得司机也没辙。这事儿掌柜的也理解。
当年，北京的车行儿都知道一件事，一个叫伊达绵的司机路过河北三河，车抛了锚，遇上了解放区的八路军，八路军给他做了吃的，并告诉他，如果他答应留在解放区干，北京城里的一家老小每月有人送米面。司机放心不下老爹老妈和老婆孩子，就很犹豫，八路军也没强求，给他路费，还背他过了河，并送他上路回了城。这件事在车行里传开了，人们都说八路军好。
民国时期，围绕着车行和汽车，产生了很多相关联的行当。比如，在火车站等汽车出入频繁的地方，有一些专门给维持汽车秩序的人，人称“跑合的”。“跑合的”管理汽车，让汽车先来后到排好队，等火车到站客人出来，按先后顺序派车辆，有时候还帮客人提行李。开车的司机也愿意有这么一帮人，省事。于是就形成了一个规矩，车行司机走一趟火车站，得给“跑合的”三两毛钱。
在戏园子门口也有“跑合的”，不过他们负责的事与火车站那里的人略有区别：送人来看戏的汽车，停在一边，司机可找地喝茶歇着去，车由“跑合的”看着，散戏后，客人一出门口，“跑合的”便吆喝司机过来。秩序井然。不过，到了年根底下，“跑合的”一准会挨着车行走一圈，说是拜年，其实是让车行给点钱，不过车行也感谢他们一年的关照。
跟车行沾得上边的，还有一个修车的行当。当年北京这行当里最有名的叫孙伯海，他就住在万明路南头路东，他是天津美国洋行里的半科班生。至今后人还保存着美国汽车修理手册。
孙伯海因为有名气，采用坐地经营的方式，等着人家找上门来。真正开车行的都是自己修，白天拉活，夜里修车。找人家修车，不是把钱往人家口袋里塞吗？车行里修车，只要最后引擎能打着，车轱辘能转就行。
当然，也有走街串巷的修理匠，工具包往腋下一夹，修小毛病，赚点小钱儿，他们就叫“夹包的”。
香厂路附近曾有汽车配件一条街
开车行一般都得有个字号、铺房和电话。不过，也有只有汽车，其他什么都没有的。那怎么办？就要借别家车行的招牌，把车停在有字号的车行里，走人家走剩下的活儿。当然，这是两相情愿的事。车行图个壮门面的效果，有时一个车行能有几辆汽车同时挂着。而借人家招牌的，就得给人家交点管理费。那时，也有几个车户合伙租一处铺房，装个电话，登记字号的，各项费用均摊，那就不叫借招牌了。
有趣的是，当时也有一没字号，二没铺面，三没电话的车户，且又不挂靠某车行的车户，他们开着车满街转，人称“野鸡车”。一般这种车户没有固定的主顾，收入也就偏少。跑野鸡车还有一个原因，一般车况都比较差，跑一趟是一趟，转一天是一天，三天两头修车，说不定哪天就不干了。
民国时期，开车行添置新车的很少，一般没有那实力。有一些是从外国洋行租赁汽车，然后分期付款。不过，更多的车行是倒腾一些旧车，拾掇拾掇就投入使用，投入极少，赚头颇丰。比如，弄个福特的车壳子，搭上一台道济的引擎，车只要能跑就行。
当时，人们主要看车的外观，汽车漂亮是首要的。人们看到了好看的汽车，就直夸司机，“您这车真漂亮！”车主往往这样回答：“嗨！攒儿车！”曾有一个车行老前辈，花2600块钱买了一辆八成新的雪佛兰，拆下引擎盖就卖了2600块，然后，他从阡儿路花二百块买了一台四缸旧引擎装上，照样用，这等于白赚了一辆车。
攒车的大多弄些旧汽车配件来攒，主要是因为便宜。原来香厂路一带车行特别多，香厂路附近的阡儿路就形成了一个汽车配件一条街：收旧车、拆旧车、卖配件一条龙。像样点儿的配件往往摆在店铺里卖，跑烂了就堆在路边，保不齐谁瞅上了就有用。干这行的，往往也都会修修配配。他们闲着的时候，东拼西凑整出个“光屁股”引擎来（不带电机、启动机、化油器等配件的），这时，车辆卖价就高了，不过，比买新的汽车还是便宜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