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剀弟
刚刚结束的上海博物馆特展《鸿古余音：早期中国文明展》中，让人好奇是什么展品让不少人慕名而来，“早期中国文明”这个名字让人以为是个大规模的，包罗万象的主题概念展览，但其实却不然，这一次的特展小而精，观展结束不会让人疲惫。整个展览宏观概念下用微观表现，点到为止，代表性文物引发人了解背后“中国故事”的兴趣。
展品多是珍贵“边角料”
这次展览总共展出了224件（组）展品，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仲谋在媒体采访时说：“此次展品大多是上博常规展览中难以入选的文物，因为上博常规展览讲究文物的艺术性、品相的完整性，这次的展品艺术性不一定强，品相也不见得都完美，甚至有残件。”但也正因为如此，有机会看到一些平时难以见到的上博精品，比如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纹象牙权杖、品相完好的彩绘云鸟纹漆圆盘等。
“早期中国文明”这个命题限制了展品的年代——新石器时代、夏商周三朝，截止到汉末以前，这一历史阶段属于古典阶段，但同时也是极为重要的文明伊始，是近年来考古文物发现大爆发的时代。展览开始就开宗明义地说明，围绕五大主题进行展陈：文字、统治、生活、信仰和葬仪，对应文明概念下几个主要的命题。打破了既定的文物门类，在五大主题之下，以历史信息为线索，囊括甲骨、青铜器、玉石器、陶器、漆木器、印章、钱币和建筑模型等各类代表性文物。而每一个主题下又细分小的板块，总共三十个左右，但均点到为止，也没有根据中国地域再进行详尽分类。相当于把上博几大常规收藏各挑出几件，组成一个全新组合。
文字是展览的开始，从史前刻符、商周甲骨、金文，战国竹简、玉版，直到秦汉篆隶文字，讲述了完整的古汉字发展脉络。其中，展出商代的龟甲和兽骨多块，这是中国现存可以破解的最早文字。史前符号还不能破解，商周简牍目前尚未见过，但不能否定存在。自1994年至2000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的古玩市场上抢救回归四批战国楚竹书，这是考古界重大事件之一。竹书数量已达百种，为先秦提供直接的文物证据。这一部分，虽然上博收藏为国内外最为丰富之一，但是一般深藏闺中，因为保护原因，竹简所展出者也都是复制品。
自从结束氏族部落的历史，从夏朝开始，夏商周维持宗法制度，成为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根基，而这一过程的见证者和代表器物就是青铜器。青铜工艺在史前文明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中就已经出现，但要一直到复合铸造工艺的确立，青铜器成为象征统治力量的礼器，中国才正式进入青铜时代。在古埃及、两河流域和欧洲地区都极早出现青铜铸造工艺，但是赋予青铜如此复杂的工艺技巧和如此重要的意义，只有在华夏文明之中。
鼎，绝不止食器那么简单
商代晚期开始，青铜器进入全盛时期，各种器型已经确立，里面名目复杂，种类繁多，纹样丰富，依照用途分类，大致脱不了酒器、食器、兵器、水器、乐器几大门类。这些在展览中都有表现。其中的鼎，是炊煮或盛放肉食的炊具，但是这个鼎，绝不仅仅是一个食器这么简单，一言九鼎、问鼎中原……青铜器在中国古代的意义，都可以由鼎来说明。
相传夏禹曾收九枚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象征华夏九州。鼎作为传国重器，是文明与权力的象征，国灭则鼎迁。商灭夏，将九鼎迁至商的国都亳京。周灭商，九鼎又迁于周都镐京。定都或建立王朝故称为定鼎，国君和贵族在重大场合都要铸鼎，在鼎上刻文字，记载当时的盛况。
而后来，周王朝式微，有实力的大国、强国都开始觊觎九鼎，这才发生了问鼎中原这一事件，记载在《左传·宣公三年》中，周朝使节王孙满对问鼎的楚庄王说：“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意思是轮不到他来问。
九鼎究竟什么样子，我们也不知道，有人认为这只是周王朝编纂的一个传说，但是它屡见于今存之先秦文献记载，周之诸侯亦多有见者，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九鼎见证夏王朝的建立，从各地献上的“贡金九枚”，熔融成为一件器物，“铸鼎像物”，鼎上铸不同地域的物，象征这些地域进入了以夏为中心的同一政治实体。楚庄王问鼎、周大臣颜率护鼎、秦武王举鼎……关于鼎的故事说明了它的分量，九鼎存在不存在都已经成为符号，至于它最后如何，有一说是周王朝灭亡时，九鼎便沉于河中。
这次展出了成套的五件变形交龙纹鼎，让人除了关注到青铜器本身的造型工艺之精美活泼之外，也着重于强调上述的礼制方面的表现，五件鼎，纹饰相同，大小依次递减，代表西周开始出现的列鼎制度，其出现的鼎数量越多，所有者身份地位越高。实际的考古发现其实情况更加复杂，但大致可以确定的是，鼎同时具有实用功能，只限于统治阶级，用于祭神享祖、礼仪交往、宴飨宾客等活动，一般情况下是绝不随意拿出来的。
看完整个展览，你会发现不少类型的展品在每个主题都会出现，每一处所要说明的则不一样。比如说青铜器既是表示权力和统治的祭祀礼器，其上的文字——金文则直接传达了历史信息，其上的花纹——则可以复原彼时的贵族生活场景，如镶嵌画像纹壶，某些器皿本身可以见证历史，比如商鞅方升，器外壁刻的铭文75字，确立了商鞅变法时所规定的标准升的容量。
玉衣、陶俑与墓葬文化
另外一种大量贯穿全部展览的重要器物，就是玉器。从分布于长江三角洲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玉器，一直到汉代的玉衣，展览完整的呈现了玉的几种重要的不同属性：灵玉、礼玉、葬玉等。
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飞鸟纹玉琮，石家河文化的玉神人，商墓中出土的璧、琮、圭、璋等，大部分玉器原型从巫术道具演变而来，具有灵性。到了周朝，玉器则是礼的载体之一，此时思想家开始用玉来比附君子品德，将玉的物理属性等同于儒家道德信条，《礼记》对各种制度的描述内容繁琐，等级森严，佩玉大有讲究，甚至对行走时玉佩所发之玉声提出要求。再到汉代，礼乐崩坏，玉的使用也无关礼制，大量出现在墓葬中，为亡人辟邪除厉，祈求冥福。
这一次的“明星展品”就是徐州博物馆的金缕玉衣和银缕玉衣，这是展览唯一外借的展品。两件并不同时展出，而是分期轮流展出，为整个展览神秘收尾。在这个葬仪主题下的玉器还包括西周的幎目缀玉、崧泽文化的玉琀和西汉的玉蝉、玉猪。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量玉殓藏被发现，考古上的成就把玉随葬的习俗向上追溯到了新石器时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玉衣目前已经出土了18具，幎目缀玉则首次发现于山西南部的晋侯墓地，古人相信使用玉能够保持尸骨不朽，使精气长存，墓葬刘胜和窦绾的出土，更让人发现玉殓葬的复杂配套模式，而玉衣随着汉朝结束，从魏晋开始被完全禁止。
除了青铜器和玉器，陶器背后也有代表性的意义——陶俑代替人牲制度，并发展到侍女俑、舞女俑、动物俑和生活场景各个部分，在秦汉达到极致，为死者铺陈一个微型世界……在展览中，陶器既被用来作为生活物品和场景的参照物，同时陶俑也作为丧葬文化的重要代表，展出了四川出土的吹箫陶俑等精彩物品。
将不同类别的文物打散，放在不同的主题之下，从而看到文物的复杂丰富内涵，纵观整体，各个主题之间也存在交汇融合，互相印证的情况；可以展开的故事有很多，从史前到华夏文明的确立，经历过巅峰，再遗留到今天，很多物质形态已经消失，但其背后的联系和意义却一遍遍响起，鸿古余音也是这个意思吧。
◎剀弟
刚刚结束的上海博物馆特展《鸿古余音：早期中国文明展》中，让人好奇是什么展品让不少人慕名而来，“早期中国文明”这个名字让人以为是个大规模的，包罗万象的主题概念展览，但其实却不然，这一次的特展小而精，观展结束不会让人疲惫。整个展览宏观概念下用微观表现，点到为止，代表性文物引发人了解背后“中国故事”的兴趣。
展品多是珍贵“边角料”
这次展览总共展出了224件（组）展品，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仲谋在媒体采访时说：“此次展品大多是上博常规展览中难以入选的文物，因为上博常规展览讲究文物的艺术性、品相的完整性，这次的展品艺术性不一定强，品相也不见得都完美，甚至有残件。”但也正因为如此，有机会看到一些平时难以见到的上博精品，比如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纹象牙权杖、品相完好的彩绘云鸟纹漆圆盘等。
“早期中国文明”这个命题限制了展品的年代——新石器时代、夏商周三朝，截止到汉末以前，这一历史阶段属于古典阶段，但同时也是极为重要的文明伊始，是近年来考古文物发现大爆发的时代。展览开始就开宗明义地说明，围绕五大主题进行展陈：文字、统治、生活、信仰和葬仪，对应文明概念下几个主要的命题。打破了既定的文物门类，在五大主题之下，以历史信息为线索，囊括甲骨、青铜器、玉石器、陶器、漆木器、印章、钱币和建筑模型等各类代表性文物。而每一个主题下又细分小的板块，总共三十个左右，但均点到为止，也没有根据中国地域再进行详尽分类。相当于把上博几大常规收藏各挑出几件，组成一个全新组合。
文字是展览的开始，从史前刻符、商周甲骨、金文，战国竹简、玉版，直到秦汉篆隶文字，讲述了完整的古汉字发展脉络。其中，展出商代的龟甲和兽骨多块，这是中国现存可以破解的最早文字。史前符号还不能破解，商周简牍目前尚未见过，但不能否定存在。自1994年至2000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的古玩市场上抢救回归四批战国楚竹书，这是考古界重大事件之一。竹书数量已达百种，为先秦提供直接的文物证据。这一部分，虽然上博收藏为国内外最为丰富之一，但是一般深藏闺中，因为保护原因，竹简所展出者也都是复制品。
自从结束氏族部落的历史，从夏朝开始，夏商周维持宗法制度，成为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根基，而这一过程的见证者和代表器物就是青铜器。青铜工艺在史前文明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中就已经出现，但要一直到复合铸造工艺的确立，青铜器成为象征统治力量的礼器，中国才正式进入青铜时代。在古埃及、两河流域和欧洲地区都极早出现青铜铸造工艺，但是赋予青铜如此复杂的工艺技巧和如此重要的意义，只有在华夏文明之中。
鼎，绝不止食器那么简单
商代晚期开始，青铜器进入全盛时期，各种器型已经确立，里面名目复杂，种类繁多，纹样丰富，依照用途分类，大致脱不了酒器、食器、兵器、水器、乐器几大门类。这些在展览中都有表现。其中的鼎，是炊煮或盛放肉食的炊具，但是这个鼎，绝不仅仅是一个食器这么简单，一言九鼎、问鼎中原……青铜器在中国古代的意义，都可以由鼎来说明。
相传夏禹曾收九枚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象征华夏九州。鼎作为传国重器，是文明与权力的象征，国灭则鼎迁。商灭夏，将九鼎迁至商的国都亳京。周灭商，九鼎又迁于周都镐京。定都或建立王朝故称为定鼎，国君和贵族在重大场合都要铸鼎，在鼎上刻文字，记载当时的盛况。
而后来，周王朝式微，有实力的大国、强国都开始觊觎九鼎，这才发生了问鼎中原这一事件，记载在《左传·宣公三年》中，周朝使节王孙满对问鼎的楚庄王说：“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意思是轮不到他来问。
九鼎究竟什么样子，我们也不知道，有人认为这只是周王朝编纂的一个传说，但是它屡见于今存之先秦文献记载，周之诸侯亦多有见者，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九鼎见证夏王朝的建立，从各地献上的“贡金九枚”，熔融成为一件器物，“铸鼎像物”，鼎上铸不同地域的物，象征这些地域进入了以夏为中心的同一政治实体。楚庄王问鼎、周大臣颜率护鼎、秦武王举鼎……关于鼎的故事说明了它的分量，九鼎存在不存在都已经成为符号，至于它最后如何，有一说是周王朝灭亡时，九鼎便沉于河中。
这次展出了成套的五件变形交龙纹鼎，让人除了关注到青铜器本身的造型工艺之精美活泼之外，也着重于强调上述的礼制方面的表现，五件鼎，纹饰相同，大小依次递减，代表西周开始出现的列鼎制度，其出现的鼎数量越多，所有者身份地位越高。实际的考古发现其实情况更加复杂，但大致可以确定的是，鼎同时具有实用功能，只限于统治阶级，用于祭神享祖、礼仪交往、宴飨宾客等活动，一般情况下是绝不随意拿出来的。
看完整个展览，你会发现不少类型的展品在每个主题都会出现，每一处所要说明的则不一样。比如说青铜器既是表示权力和统治的祭祀礼器，其上的文字——金文则直接传达了历史信息，其上的花纹——则可以复原彼时的贵族生活场景，如镶嵌画像纹壶，某些器皿本身可以见证历史，比如商鞅方升，器外壁刻的铭文75字，确立了商鞅变法时所规定的标准升的容量。
玉衣、陶俑与墓葬文化
另外一种大量贯穿全部展览的重要器物，就是玉器。从分布于长江三角洲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玉器，一直到汉代的玉衣，展览完整的呈现了玉的几种重要的不同属性：灵玉、礼玉、葬玉等。
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飞鸟纹玉琮，石家河文化的玉神人，商墓中出土的璧、琮、圭、璋等，大部分玉器原型从巫术道具演变而来，具有灵性。到了周朝，玉器则是礼的载体之一，此时思想家开始用玉来比附君子品德，将玉的物理属性等同于儒家道德信条，《礼记》对各种制度的描述内容繁琐，等级森严，佩玉大有讲究，甚至对行走时玉佩所发之玉声提出要求。再到汉代，礼乐崩坏，玉的使用也无关礼制，大量出现在墓葬中，为亡人辟邪除厉，祈求冥福。
这一次的“明星展品”就是徐州博物馆的金缕玉衣和银缕玉衣，这是展览唯一外借的展品。两件并不同时展出，而是分期轮流展出，为整个展览神秘收尾。在这个葬仪主题下的玉器还包括西周的幎目缀玉、崧泽文化的玉琀和西汉的玉蝉、玉猪。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量玉殓藏被发现，考古上的成就把玉随葬的习俗向上追溯到了新石器时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玉衣目前已经出土了18具，幎目缀玉则首次发现于山西南部的晋侯墓地，古人相信使用玉能够保持尸骨不朽，使精气长存，墓葬刘胜和窦绾的出土，更让人发现玉殓葬的复杂配套模式，而玉衣随着汉朝结束，从魏晋开始被完全禁止。
除了青铜器和玉器，陶器背后也有代表性的意义——陶俑代替人牲制度，并发展到侍女俑、舞女俑、动物俑和生活场景各个部分，在秦汉达到极致，为死者铺陈一个微型世界……在展览中，陶器既被用来作为生活物品和场景的参照物，同时陶俑也作为丧葬文化的重要代表，展出了四川出土的吹箫陶俑等精彩物品。
将不同类别的文物打散，放在不同的主题之下，从而看到文物的复杂丰富内涵，纵观整体，各个主题之间也存在交汇融合，互相印证的情况；可以展开的故事有很多，从史前到华夏文明的确立，经历过巅峰，再遗留到今天，很多物质形态已经消失，但其背后的联系和意义却一遍遍响起，鸿古余音也是这个意思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