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南是旧时颇具老北京文化色彩的地区，除了众所周知的天桥和会馆文化外，它还是北京报业的发祥地，其报业文化在中国的媒体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民国时期，宣南与上海的望平街（《申报》所在地）南北并峙，成为中国报业的中心，如同英国报业的老家伦敦舰队街一般。当时，前后共有500多家报刊分布在宣南的100多条胡同内，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林白水办的《社会日报》和邵飘萍办的《京报》。今日漫步在这片古旧的街区，逼仄的街巷两旁尽是低矮古旧的建筑，很难感受到过往时代的文化气息，但这里毕竟有一些记忆是值得回味的。
小胡同里办出大报纸
魏染胡同在宣南的众多胡同中并不起眼，它北起南柳巷，南至骡马市大街中段。据民国年间出版的《北平地名志》称，其得名源自“明宦官魏忠贤曾在此巷居住，魏被诛后，此巷叫魏阉胡同，今为避恶名，改为魏染胡同”。走到胡同中间，路东现出一栋坐东朝西的灰砖两层日式小楼，外表简洁大方，在鳞次栉比的平房群落中格外显眼，这就是京报馆的旧址。京报馆是由这栋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楼和一组坐北朝南的四合院组成。楼房面阔七间，建筑面积876平方米，临街的正立面采用西洋古典式砖壁柱装饰。二层有一圈女儿墙，楼顶还曾竖着一根旗杆。楼的一侧墙壁上原有“京报”两个凸字，现仅存一“京”字。大门西向，开于一层的正中，采用塔司干柱式门廊装饰，楼门的上方是镌刻着三个已显斑驳的行楷大字“京报馆”的门额，落款是“振青题”，这是京报的创始人邵飘萍的手笔。邵飘萍，原名镜青，后改为振青，浙江东阳人，是我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
穿过大门可直接来到楼后的四合院中，正房、两厢房和倒坐房均为三间五檩，原是京报编辑部的一部分，现在成为一个杂院。京报馆的楼内现住着多户居民，楼道中摆放着杂物，墙壁脱落开裂，原有的木质楼梯和实木地板踏上去咯吱作响。而在报馆时期，内部合理实用,一层是传达室和负责报纸销售及刊登广告的经营所，二层是编辑部和经理室，编辑部里摆着两张黑色的长桌供编辑们工作。当年，报纸编好后，报样就被送到设在报馆对面的平房院内,那里是属于京报馆的“昭明印刷局”,备有住房、校对室、印刷间、铅字房、铸字炉等20余间房子，报纸在那里完成印刷。出报后，报差将报纸送到北柳巷的报房里，再从报房发给卖报的小贩们。
触景生情，不禁思及京报馆的往事。邵飘萍先生自幼便才华横溢，14岁考上了秀才，16岁又考入浙江高等学堂接受新式教育，专修自然科学。在校期间，他就开始给《申报》撰稿。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他萌发了“新闻救国”的思想，立志献身新闻事业，依靠报纸舆论，干预政局，改变祖国悲惨的命运。民国元年，他成为《汉民日报》的主笔，开启了自己的记者生涯。1916年春，邵飘萍担任《申报》《时报》及《时事新报》主笔。邵飘萍强调记者应该具有如下品性：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等。“新闻脑”要始终紧张活动，一旦提笔行文，则又要“状若木鸡，静如处子”，倾注整个身心。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以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的面目出现在民众之中，深入实际采访，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读者。他所著的《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新闻理论著作。
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辞去《申报》的职务，与吴鼎、汤修慧、潘公弼等人创办了《京报》。邵飘萍任社长，他提笔写了“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悬挂于编辑室内，以此自勉。这一年，他倡议建立了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被北京大学聘为导师，开创了我国的新闻教育。在五四运动中，邵飘萍在《京报》发表《勖我学生》《外交失败第一幕》《速释学生》等多篇时评，揭露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报纸因而被封，他被迫再次流亡海外。
俩创办人英年早逝
1920年，邵飘萍回到北京，《京报》复刊。“二·七”惨案后，《京报》大量刊登支持工人、声援罢工斗争的文章，“五卅”惨案发生后，邵飘萍下令《京报》停止刊登日、英广告，同时免费刊登爱国广告。1925年10月26日，京报馆由珠巢街迁至魏染胡同新址。
《京报》以真实的报道和犀利的言论，揭露政治的黑暗，为民众呐喊请命。他关注社会和国家的命运；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屡次发表揭露政府腐败的文章。《京报》的进步倾向惹怒了当权军阀，1926年，奉系军阀控制北京后，被列入黑名单的邵飘萍不得不避入六国饭店。当年的4月24日下午6时许，邵飘萍在返回京报馆处理完事务后，准备乘车回六国饭店，当行至魏染胡同南口时，被军阀政府抓捕，京报旋即被查封。尽管社会各界积极营救，但军阀政府必欲置先生于死地，26日凌晨，直奉联军总执法处对邵飘萍草草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审讯后，即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判他死刑。当日5时许，邵飘萍在天桥刑场遇害，他践行了新闻救国的理想，不惜以身相殉。
《京报》的另一位创办者吴鼎，也是位20世纪初的中国优秀报人。吴鼎，字定九，上海嘉定外岗镇人。1913年3月由江苏省行政公署教育司公派赴日本留学，在名古屋工业专门学校学习土木工程。留学期间，吴鼎在东京结识了邵飘萍，志趣相投的二人遂成密友。1918年3月，吴鼎毕业，回国后任职于北京市政公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成了战胜国，他奉命负责改建原位于西总布胡同的庚子国耻建筑“克林德碑”，完工后将其更名为“公理战胜”牌坊（1952年改名为“保卫和平”牌坊），矗立于中山公园南门内。这之后，他与邵飘萍合作创办《京报》。
1923年，吴鼎辞去市政公所公职，专职于京报社，并出任总经理。1925年，《京报》馆在宣武门外魏染胡同建成新馆，从实地勘测到画图设计均由吴鼎精心策划实施，镌刻在楼顶上端的“京报”两个大字，及《京报》报头也是出自他的手笔。1925年10月26日，京报馆由珠巢街迁至魏染胡同新址。吴鼎除负责《京报》的经营管理外还从事采访、写作。曾对冯玉祥进京、孙中山病逝等重大历史事件作过专题采访。办报之余，吴鼎潜心新闻学理论的研究，所著《新闻事业经营法》一书，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该书是我国第一部新闻经营管理方面的专著，专业指导性强，实用价值高，具有开拓性。
1926年4月24日，邵飘萍在《京报》馆附近被奉系军阀逮捕，吴鼎逾墙而逃，幸免于难。邵被害后，《京报》被封，两年后随奉系军阀倒台而得以复刊。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为使《京报》复刊，吴鼎费尽了心力，终因长期过度操劳而积劳成疾，患上肺痨病，于1930年5月病逝，年仅40岁。北京的新闻界同仁为其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南洋中学也送了花圈，对这位杰出新闻人才的英年早逝无不扼腕叹息，誉为“京报元勋”、“京报元功”。
国与家的命运相交汇
这之后，《京报》就由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女士主持。这位中国报业的女中豪杰，与邵飘萍具有同样的风骨，1931年9月20日，她不惜以死为价，率先报道了“九一八”事变。《京报》最终在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前的1937年7月28日出版了最后一期，走完了它19年不凡的风雨历程，但它在中国新闻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行走在楼中，我与以往探究古迹有着不同的感觉，那是一种能融入其中的亲切感，因为这里还承载了我自己的一部分家族史。在这里，国家的大历史和家族的小历史有了交汇点。
与京报馆最早的渊源始自我的太姥爷范得林，他本是昌平人，后迁居西直门外的北下关，成为北京城里一位代写家书的写字先生。后来《京报》创刊时，他不知什么机缘，成为京报馆的庶务。妻子去世后，他就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搬到魏染胡同的京报馆，起先借住于楼下，后来租住在报馆附近的37号院中。
我的姥姥很小就在报馆中生活，在邵飘萍先生被捕的那一天，在院中玩耍的她曾目睹了两个人匆匆逾墙逃离报社，这其中就有总经理吴鼎先生。姥姥经常见到汤修慧女士，对她很是钦佩，给我们讲起时总是不住地说：“邵汤修慧特别精明能干，太厉害了。”有一次，年仅十几岁的姥姥在院中做饭，正在二楼经理室办公的汤女士闻到了刚出锅的玉米饼的香味，也许是饿了想尝尝，也许是想借机了解一下员工的生活状况，汤女士特意要了两个玉米饼做午餐。1934年，经人介绍，曾在琉璃厂开过刻字铺面的我的姥爷王振亭成为京报馆的一名刻字工人，他的工作是随时补刻字库里没有的生僻字和特异图形，人称刻字王。太姥爷与姥爷作为京报馆的最基层员工，在《京报》终刊后，作为沦陷区的留守人员，一直坚持到1938年10月10日京报馆的终结。出于互相帮扶的原因，太姥爷将姥姥嫁给姥爷，两家合成了一家。1949年，姥爷转入新华社工作。因工作勤奋，受过多种嘉奖，作为劳动模范，还曾参加过天安门的十一国庆观礼。
从太姥爷1918年进入京报馆工作开始，到我这儿，已经是四代报业员工、99年的历史了。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京报馆的短文发到博客上，没想到引起了吴鼎先生的长女、年届九旬的吴大年女士的注意，她通过网络与我联系，告诉我她与儿子钱承军先生正在整理《京报》的史料，准备写一本京报传奇历史的书。京报总经理与普通员工的后人的共同回忆，使京报馆的已将近暗淡了的历史立时又充满了鲜活感。
宣南是旧时颇具老北京文化色彩的地区，除了众所周知的天桥和会馆文化外，它还是北京报业的发祥地，其报业文化在中国的媒体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民国时期，宣南与上海的望平街（《申报》所在地）南北并峙，成为中国报业的中心，如同英国报业的老家伦敦舰队街一般。当时，前后共有500多家报刊分布在宣南的100多条胡同内，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林白水办的《社会日报》和邵飘萍办的《京报》。今日漫步在这片古旧的街区，逼仄的街巷两旁尽是低矮古旧的建筑，很难感受到过往时代的文化气息，但这里毕竟有一些记忆是值得回味的。
小胡同里办出大报纸
魏染胡同在宣南的众多胡同中并不起眼，它北起南柳巷，南至骡马市大街中段。据民国年间出版的《北平地名志》称，其得名源自“明宦官魏忠贤曾在此巷居住，魏被诛后，此巷叫魏阉胡同，今为避恶名，改为魏染胡同”。走到胡同中间，路东现出一栋坐东朝西的灰砖两层日式小楼，外表简洁大方，在鳞次栉比的平房群落中格外显眼，这就是京报馆的旧址。京报馆是由这栋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楼和一组坐北朝南的四合院组成。楼房面阔七间，建筑面积876平方米，临街的正立面采用西洋古典式砖壁柱装饰。二层有一圈女儿墙，楼顶还曾竖着一根旗杆。楼的一侧墙壁上原有“京报”两个凸字，现仅存一“京”字。大门西向，开于一层的正中，采用塔司干柱式门廊装饰，楼门的上方是镌刻着三个已显斑驳的行楷大字“京报馆”的门额，落款是“振青题”，这是京报的创始人邵飘萍的手笔。邵飘萍，原名镜青，后改为振青，浙江东阳人，是我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
穿过大门可直接来到楼后的四合院中，正房、两厢房和倒坐房均为三间五檩，原是京报编辑部的一部分，现在成为一个杂院。京报馆的楼内现住着多户居民，楼道中摆放着杂物，墙壁脱落开裂，原有的木质楼梯和实木地板踏上去咯吱作响。而在报馆时期，内部合理实用,一层是传达室和负责报纸销售及刊登广告的经营所，二层是编辑部和经理室，编辑部里摆着两张黑色的长桌供编辑们工作。当年，报纸编好后，报样就被送到设在报馆对面的平房院内,那里是属于京报馆的“昭明印刷局”,备有住房、校对室、印刷间、铅字房、铸字炉等20余间房子，报纸在那里完成印刷。出报后，报差将报纸送到北柳巷的报房里，再从报房发给卖报的小贩们。
触景生情，不禁思及京报馆的往事。邵飘萍先生自幼便才华横溢，14岁考上了秀才，16岁又考入浙江高等学堂接受新式教育，专修自然科学。在校期间，他就开始给《申报》撰稿。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他萌发了“新闻救国”的思想，立志献身新闻事业，依靠报纸舆论，干预政局，改变祖国悲惨的命运。民国元年，他成为《汉民日报》的主笔，开启了自己的记者生涯。1916年春，邵飘萍担任《申报》《时报》及《时事新报》主笔。邵飘萍强调记者应该具有如下品性：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等。“新闻脑”要始终紧张活动，一旦提笔行文，则又要“状若木鸡，静如处子”，倾注整个身心。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以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的面目出现在民众之中，深入实际采访，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读者。他所著的《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新闻理论著作。
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辞去《申报》的职务，与吴鼎、汤修慧、潘公弼等人创办了《京报》。邵飘萍任社长，他提笔写了“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悬挂于编辑室内，以此自勉。这一年，他倡议建立了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被北京大学聘为导师，开创了我国的新闻教育。在五四运动中，邵飘萍在《京报》发表《勖我学生》《外交失败第一幕》《速释学生》等多篇时评，揭露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报纸因而被封，他被迫再次流亡海外。
俩创办人英年早逝
1920年，邵飘萍回到北京，《京报》复刊。“二·七”惨案后，《京报》大量刊登支持工人、声援罢工斗争的文章，“五卅”惨案发生后，邵飘萍下令《京报》停止刊登日、英广告，同时免费刊登爱国广告。1925年10月26日，京报馆由珠巢街迁至魏染胡同新址。
《京报》以真实的报道和犀利的言论，揭露政治的黑暗，为民众呐喊请命。他关注社会和国家的命运；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屡次发表揭露政府腐败的文章。《京报》的进步倾向惹怒了当权军阀，1926年，奉系军阀控制北京后，被列入黑名单的邵飘萍不得不避入六国饭店。当年的4月24日下午6时许，邵飘萍在返回京报馆处理完事务后，准备乘车回六国饭店，当行至魏染胡同南口时，被军阀政府抓捕，京报旋即被查封。尽管社会各界积极营救，但军阀政府必欲置先生于死地，26日凌晨，直奉联军总执法处对邵飘萍草草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审讯后，即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判他死刑。当日5时许，邵飘萍在天桥刑场遇害，他践行了新闻救国的理想，不惜以身相殉。
《京报》的另一位创办者吴鼎，也是位20世纪初的中国优秀报人。吴鼎，字定九，上海嘉定外岗镇人。1913年3月由江苏省行政公署教育司公派赴日本留学，在名古屋工业专门学校学习土木工程。留学期间，吴鼎在东京结识了邵飘萍，志趣相投的二人遂成密友。1918年3月，吴鼎毕业，回国后任职于北京市政公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成了战胜国，他奉命负责改建原位于西总布胡同的庚子国耻建筑“克林德碑”，完工后将其更名为“公理战胜”牌坊（1952年改名为“保卫和平”牌坊），矗立于中山公园南门内。这之后，他与邵飘萍合作创办《京报》。
1923年，吴鼎辞去市政公所公职，专职于京报社，并出任总经理。1925年，《京报》馆在宣武门外魏染胡同建成新馆，从实地勘测到画图设计均由吴鼎精心策划实施，镌刻在楼顶上端的“京报”两个大字，及《京报》报头也是出自他的手笔。1925年10月26日，京报馆由珠巢街迁至魏染胡同新址。吴鼎除负责《京报》的经营管理外还从事采访、写作。曾对冯玉祥进京、孙中山病逝等重大历史事件作过专题采访。办报之余，吴鼎潜心新闻学理论的研究，所著《新闻事业经营法》一书，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该书是我国第一部新闻经营管理方面的专著，专业指导性强，实用价值高，具有开拓性。
1926年4月24日，邵飘萍在《京报》馆附近被奉系军阀逮捕，吴鼎逾墙而逃，幸免于难。邵被害后，《京报》被封，两年后随奉系军阀倒台而得以复刊。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为使《京报》复刊，吴鼎费尽了心力，终因长期过度操劳而积劳成疾，患上肺痨病，于1930年5月病逝，年仅40岁。北京的新闻界同仁为其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南洋中学也送了花圈，对这位杰出新闻人才的英年早逝无不扼腕叹息，誉为“京报元勋”、“京报元功”。
国与家的命运相交汇
这之后，《京报》就由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女士主持。这位中国报业的女中豪杰，与邵飘萍具有同样的风骨，1931年9月20日，她不惜以死为价，率先报道了“九一八”事变。《京报》最终在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前的1937年7月28日出版了最后一期，走完了它19年不凡的风雨历程，但它在中国新闻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行走在楼中，我与以往探究古迹有着不同的感觉，那是一种能融入其中的亲切感，因为这里还承载了我自己的一部分家族史。在这里，国家的大历史和家族的小历史有了交汇点。
与京报馆最早的渊源始自我的太姥爷范得林，他本是昌平人，后迁居西直门外的北下关，成为北京城里一位代写家书的写字先生。后来《京报》创刊时，他不知什么机缘，成为京报馆的庶务。妻子去世后，他就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搬到魏染胡同的京报馆，起先借住于楼下，后来租住在报馆附近的37号院中。
我的姥姥很小就在报馆中生活，在邵飘萍先生被捕的那一天，在院中玩耍的她曾目睹了两个人匆匆逾墙逃离报社，这其中就有总经理吴鼎先生。姥姥经常见到汤修慧女士，对她很是钦佩，给我们讲起时总是不住地说：“邵汤修慧特别精明能干，太厉害了。”有一次，年仅十几岁的姥姥在院中做饭，正在二楼经理室办公的汤女士闻到了刚出锅的玉米饼的香味，也许是饿了想尝尝，也许是想借机了解一下员工的生活状况，汤女士特意要了两个玉米饼做午餐。1934年，经人介绍，曾在琉璃厂开过刻字铺面的我的姥爷王振亭成为京报馆的一名刻字工人，他的工作是随时补刻字库里没有的生僻字和特异图形，人称刻字王。太姥爷与姥爷作为京报馆的最基层员工，在《京报》终刊后，作为沦陷区的留守人员，一直坚持到1938年10月10日京报馆的终结。出于互相帮扶的原因，太姥爷将姥姥嫁给姥爷，两家合成了一家。1949年，姥爷转入新华社工作。因工作勤奋，受过多种嘉奖，作为劳动模范，还曾参加过天安门的十一国庆观礼。
从太姥爷1918年进入京报馆工作开始，到我这儿，已经是四代报业员工、99年的历史了。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京报馆的短文发到博客上，没想到引起了吴鼎先生的长女、年届九旬的吴大年女士的注意，她通过网络与我联系，告诉我她与儿子钱承军先生正在整理《京报》的史料，准备写一本京报传奇历史的书。京报总经理与普通员工的后人的共同回忆，使京报馆的已将近暗淡了的历史立时又充满了鲜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