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画中，写意花鸟是众品类中最难的一种。特别是自20世纪写意花鸟中诞生了齐白石、潘天寿这两座高峰之后，后来者便仿佛着了齐白石所说的“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魔咒，在高峰林立的传统面前，除了顶礼膜拜之外已经难寻出路。
但在后来者中，尚涛的大写意花鸟却“独树一帜”，评论家喜欢用“凝重”“拙厚”来形容尚涛的作品。在这种带有装饰意味的凝重、拙厚中，尚涛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写意花鸟的书写性和抒情性，赋予了花鸟、静物近乎建筑与雕塑的体量感和力度。他的笔触与传统写意花鸟散发出的潇洒、飘逸、甜美大相径庭，也由此打破了写意花鸟画风格单调带来的“审美疲劳”，散发出一种别样的写意之美。近日，“取诸怀抱——尚涛水墨作品展”正在广东美术馆展出，本报记者也借机对这位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艺术家进行了专访。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金叶
不套用大师范式
爱尝试水墨与颜色结合
广州日报：这次画展中，我们看到不少您近几年的作品。在您自己看来，这几年有哪些新的突破？
尚涛：总体而言，我进一步深化了过去的艺术主张。而这艺术主张就是：要在作品中体现自我的精神内涵，而且运用、发挥自己的艺术语言、笔墨技巧，展现自我个性。
广州日报：能否以几幅作品来详细说明？
尚涛：展馆中的第一幅作品《无穷碧》，是我2月21日才画完的。当天晚上送去托裱，23日上午送到美术馆，把原来的一张画替换下来，才赶上了24日的开幕式。宋人有“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诗句。我很欣赏这诗句的意境，所以画的这荷花，就有了点顶天立地的感觉，实际上是把诗句中所描写的绿意无限延伸。在画面的表现上，我比较多地发挥了颜色的作用，让颜色跟水墨结合，是我的一种新尝试。《平生三和》这幅作品里也运用了这种方法，这幅画里不仅有颜色和水墨的对比，还有粗犷和精致的对比。画中的花瓶上是很细致的水墨山水画，而用颜色画的荷花、荷叶则相对粗犷。
这个尝试是比较有难度的。画荷叶的颜色，太浓容易结在一起；太淡，干了之后颜色就没有了。所以要充分掌握具体的水分和时间，多次尝试才能画到满意的程度。
广州日报：那您画画一定很慢？
尚涛：很慢。很多人画花鸟画，喜欢采用现成的技法。学齐白石、学吴昌硕，这些大师画画的方法已经成为一种范式，总跟他们学，是中国花鸟画一直没有办法突破的重要原因。我觉得要突破，就得无论从立意、艺术语言还是表现手法，都要有所突破。如果我也学齐白石，用红色画个荷花，用泼墨画一片叶子，会画得很快，但那不是创作，创作得有自己的新东西。但追求新东西就一定会面临失败的风险，有时候一幅画，画好的部分已经很不错了，但另外一部分，想试试新的方法，一试就作废了。从失败到成功，这个过程是很长的。 天性“笨拙”
一意孤求
尚涛早年就读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受教于蒋兆和、李苦禅、叶浅予、李可染诸大家，功底扎实。虽然如今的他以花鸟画著称，但其实人物、山水也画得相当不错。但尚涛最终选择了花鸟画作为自己的探索之路。究其原因，尚涛说，是因为他试来试去，还是觉得花鸟画最能表现作者的“性灵”，与他所钟爱的书法有着某种相通之处。“相比之下，画人物画也好，山水画也罢，总让我觉得不够舒畅。对我而言，花鸟画是最能够直抒胸臆、‘取诸怀抱’的。”
尚涛画笔下的大鱼大鸟、大叶大花、猫熊蛙蟾、鹰鹫鹏鹄，都蕴藉着一种可亲可近、憨厚可爱之感。尚涛说，这并非他有意为之，而是画着画着便成了这副模样。“也许是一种自然流露，因为我本身就是很笨的性格，从来都不是精明、灵活的。最初画花鸟，也曾想像郑板桥那样飘逸潇洒，但发现我做不到，画成那个样子我也不舒服。现在画的样子，其实就是我自己的样子。”
都说性格即命运，而对于艺术家而言，性格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他的艺术之路。
若非这份笨拙，尚涛不会成为广东画坛独来独往的“怪咖”，他不扎堆、不抱团，几乎是“孤立”于山头林立的美术江湖；若非这份笨拙，尚涛也许不会从求学时期便对汉印魏碑的美学风范和精神情有独钟，并在长时间的实践和揣摩之后，以“琢石铸铁般”的创作手法，让写意花鸟画的精神内核同刻碑凿印的兴味联系起来；若非这份笨拙，尚涛说不定会和许多花鸟画家一样，采用现成的、已经形成范式的技法，沿着前辈大师已经开拓出的道路，轻轻松松画些甜美潇洒的东西，而不是立志在立意、表现手法方面都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语言，哪怕这条道路特别漫长、辛苦又前途未卜。
也是在这笨拙之中，尚涛的作品中自然而然就生发出一种童心的天真和慈祥的仁爱，还有一种百折不挠的信念来。
“李苦禅曾直言尚涛‘笨拙’，但又慨叹，这是一份殊为难求的笨拙，是黄庭坚梦想了一辈子仍未能得到的笨拙。从本质上讲，尚涛更具‘儒者’——文人学士典雅温文的气质。如果说他的画有一种‘笨拙’之味，可以说这是一种‘大智慧’的‘笨拙’，一种充满着文人古雅气息的‘拙’。”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如是说。
理性的装饰性强的画也可能是好画
广州日报：您的花鸟画作品个人风格很突出，这种风格也是慢慢形成的吗？
尚涛：是慢慢形成的。早期我也受到一些现成的花鸟画影响，比如说我的老师李苦禅先生，和他推崇的一些艺术家，吴昌硕、傅抱石等人。人总要有个起步，而起步的时候都要有所依靠，我早期的作品多多少少会有他们的影子。但我对他们的学习，主要还是一种理论上的学习。比如李可染先生，他画山水画的时候，社会上已经有了很多成名的老画家，都是模仿古人的风格，甚至提款就直接仿古人意。但李可染先生在那种环境下，画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别人的画，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美感，他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上对我的影响都比较大。我画花鸟画时也有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在，虽然一入手的时候全都是传统，但接下去则是一个逐渐减少传统、发展自我的过程。就像李可染先生说的那样，全力打进去，还要全力打出来。我觉得这种对待传统的态度特别好。对于传统的“打进去”，不是说一定要对古画全部临摹、反复临摹，而是强调应该研究、认识、深刻理解，再把这种理解吸收到自己的绘画当中。
比如说，中国画和西洋画不同的地方是讲究结构、本质和笔墨，而西洋画强调光线和体面的表现。我画一块石头，用传统的方法勾线，但在明面和暗面的交界线位置，采用了一种新的画法——用中国画的“笔墨”去表现这个交界线。这样的石头，有中国画的笔墨味道在里面，但又是我自己的方法。它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是西方的，又是东方的。是我自己的追求。
广州日报：您从求学时期就对汉印魏碑的美学风范和精神情有独钟，而您的写意花鸟画的风格也的确同刻碑凿印的兴味有所联系。请问您是怎么看待“书法入画”这件事情的。因为我见过一些艺术家，他们会说自己的画中，这一笔取自篆书，那一笔取自隶书。您觉得“书法入画”是书法的形式美入画，还是精神入画？
尚涛：我觉得应该是精神入画。人家评价吴昌硕是篆书入画，但实际上你在他的画中看不到具体哪笔来自篆书，或者也可以说笔笔都是篆书，因为主要是一种精神。他把篆书那种浑厚、高古的感觉、韵味画到画里了。
广州日报：很多人说您的画装饰感强——以一种夸赞的语气。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因为在评论其他艺术家时，“装饰性强”经常是一个负面的评价。您是怎么做到装饰感和格调、艺术性并举的呢？
尚涛：所谓的装饰性，我主要是从形式美感的角度来探索。中国传统有一种折枝画，画面上出现一个枝杈，几片叶子，再点几朵花。这种文人画的精神是很好的，很适合文人把玩，但跟现代人的审美和生活有差距。我希望我的画作具有适合当代人的形式美感。我吸收了一些西方版画的感觉，黑白灰大色块入画。这样的画作，无论是展示还是欣赏，都更符合当代的情景和人的感受。
我这种画风，不太强调笔墨的潇洒。但潇洒也是画，严谨也是画，热情也是画，冷静也是画。郑板桥的叶子撇得很潇洒有力，但扬州八怪里金冬心的梅花，很细致、很严谨、不潇洒，但艺术水准比郑板桥高，有郑板桥缺少的韵味。所以，不是只有潇洒、热情、奔放就一定格调高，理性的装饰性强的画也可能是好画。中国传统绘画讲究什么蚯蚓描、兰叶描之类的，但石涛的画，万点恶墨满纸飞舞，“乱七八糟”本是件不好的事，但石涛让它变成了好事。足以证明画的好坏不在于具体方法，而是得以审美、品位论高下。
尚涛
1938年生于北京。1957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96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现为广东画院画家（已退休）、国家一级美术师、广州美术学院院外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画学会创会理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在中国画中，写意花鸟是众品类中最难的一种。特别是自20世纪写意花鸟中诞生了齐白石、潘天寿这两座高峰之后，后来者便仿佛着了齐白石所说的“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魔咒，在高峰林立的传统面前，除了顶礼膜拜之外已经难寻出路。
但在后来者中，尚涛的大写意花鸟却“独树一帜”，评论家喜欢用“凝重”“拙厚”来形容尚涛的作品。在这种带有装饰意味的凝重、拙厚中，尚涛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写意花鸟的书写性和抒情性，赋予了花鸟、静物近乎建筑与雕塑的体量感和力度。他的笔触与传统写意花鸟散发出的潇洒、飘逸、甜美大相径庭，也由此打破了写意花鸟画风格单调带来的“审美疲劳”，散发出一种别样的写意之美。近日，“取诸怀抱——尚涛水墨作品展”正在广东美术馆展出，本报记者也借机对这位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艺术家进行了专访。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金叶
不套用大师范式
爱尝试水墨与颜色结合
广州日报：这次画展中，我们看到不少您近几年的作品。在您自己看来，这几年有哪些新的突破？
尚涛：总体而言，我进一步深化了过去的艺术主张。而这艺术主张就是：要在作品中体现自我的精神内涵，而且运用、发挥自己的艺术语言、笔墨技巧，展现自我个性。
广州日报：能否以几幅作品来详细说明？
尚涛：展馆中的第一幅作品《无穷碧》，是我2月21日才画完的。当天晚上送去托裱，23日上午送到美术馆，把原来的一张画替换下来，才赶上了24日的开幕式。宋人有“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诗句。我很欣赏这诗句的意境，所以画的这荷花，就有了点顶天立地的感觉，实际上是把诗句中所描写的绿意无限延伸。在画面的表现上，我比较多地发挥了颜色的作用，让颜色跟水墨结合，是我的一种新尝试。《平生三和》这幅作品里也运用了这种方法，这幅画里不仅有颜色和水墨的对比，还有粗犷和精致的对比。画中的花瓶上是很细致的水墨山水画，而用颜色画的荷花、荷叶则相对粗犷。
这个尝试是比较有难度的。画荷叶的颜色，太浓容易结在一起；太淡，干了之后颜色就没有了。所以要充分掌握具体的水分和时间，多次尝试才能画到满意的程度。
广州日报：那您画画一定很慢？
尚涛：很慢。很多人画花鸟画，喜欢采用现成的技法。学齐白石、学吴昌硕，这些大师画画的方法已经成为一种范式，总跟他们学，是中国花鸟画一直没有办法突破的重要原因。我觉得要突破，就得无论从立意、艺术语言还是表现手法，都要有所突破。如果我也学齐白石，用红色画个荷花，用泼墨画一片叶子，会画得很快，但那不是创作，创作得有自己的新东西。但追求新东西就一定会面临失败的风险，有时候一幅画，画好的部分已经很不错了，但另外一部分，想试试新的方法，一试就作废了。从失败到成功，这个过程是很长的。 天性“笨拙”
一意孤求
尚涛早年就读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受教于蒋兆和、李苦禅、叶浅予、李可染诸大家，功底扎实。虽然如今的他以花鸟画著称，但其实人物、山水也画得相当不错。但尚涛最终选择了花鸟画作为自己的探索之路。究其原因，尚涛说，是因为他试来试去，还是觉得花鸟画最能表现作者的“性灵”，与他所钟爱的书法有着某种相通之处。“相比之下，画人物画也好，山水画也罢，总让我觉得不够舒畅。对我而言，花鸟画是最能够直抒胸臆、‘取诸怀抱’的。”
尚涛画笔下的大鱼大鸟、大叶大花、猫熊蛙蟾、鹰鹫鹏鹄，都蕴藉着一种可亲可近、憨厚可爱之感。尚涛说，这并非他有意为之，而是画着画着便成了这副模样。“也许是一种自然流露，因为我本身就是很笨的性格，从来都不是精明、灵活的。最初画花鸟，也曾想像郑板桥那样飘逸潇洒，但发现我做不到，画成那个样子我也不舒服。现在画的样子，其实就是我自己的样子。”
都说性格即命运，而对于艺术家而言，性格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他的艺术之路。
若非这份笨拙，尚涛不会成为广东画坛独来独往的“怪咖”，他不扎堆、不抱团，几乎是“孤立”于山头林立的美术江湖；若非这份笨拙，尚涛也许不会从求学时期便对汉印魏碑的美学风范和精神情有独钟，并在长时间的实践和揣摩之后，以“琢石铸铁般”的创作手法，让写意花鸟画的精神内核同刻碑凿印的兴味联系起来；若非这份笨拙，尚涛说不定会和许多花鸟画家一样，采用现成的、已经形成范式的技法，沿着前辈大师已经开拓出的道路，轻轻松松画些甜美潇洒的东西，而不是立志在立意、表现手法方面都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语言，哪怕这条道路特别漫长、辛苦又前途未卜。
也是在这笨拙之中，尚涛的作品中自然而然就生发出一种童心的天真和慈祥的仁爱，还有一种百折不挠的信念来。
“李苦禅曾直言尚涛‘笨拙’，但又慨叹，这是一份殊为难求的笨拙，是黄庭坚梦想了一辈子仍未能得到的笨拙。从本质上讲，尚涛更具‘儒者’——文人学士典雅温文的气质。如果说他的画有一种‘笨拙’之味，可以说这是一种‘大智慧’的‘笨拙’，一种充满着文人古雅气息的‘拙’。”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如是说。
理性的装饰性强的画也可能是好画
广州日报：您的花鸟画作品个人风格很突出，这种风格也是慢慢形成的吗？
尚涛：是慢慢形成的。早期我也受到一些现成的花鸟画影响，比如说我的老师李苦禅先生，和他推崇的一些艺术家，吴昌硕、傅抱石等人。人总要有个起步，而起步的时候都要有所依靠，我早期的作品多多少少会有他们的影子。但我对他们的学习，主要还是一种理论上的学习。比如李可染先生，他画山水画的时候，社会上已经有了很多成名的老画家，都是模仿古人的风格，甚至提款就直接仿古人意。但李可染先生在那种环境下，画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别人的画，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美感，他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上对我的影响都比较大。我画花鸟画时也有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在，虽然一入手的时候全都是传统，但接下去则是一个逐渐减少传统、发展自我的过程。就像李可染先生说的那样，全力打进去，还要全力打出来。我觉得这种对待传统的态度特别好。对于传统的“打进去”，不是说一定要对古画全部临摹、反复临摹，而是强调应该研究、认识、深刻理解，再把这种理解吸收到自己的绘画当中。
比如说，中国画和西洋画不同的地方是讲究结构、本质和笔墨，而西洋画强调光线和体面的表现。我画一块石头，用传统的方法勾线，但在明面和暗面的交界线位置，采用了一种新的画法——用中国画的“笔墨”去表现这个交界线。这样的石头，有中国画的笔墨味道在里面，但又是我自己的方法。它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是西方的，又是东方的。是我自己的追求。
广州日报：您从求学时期就对汉印魏碑的美学风范和精神情有独钟，而您的写意花鸟画的风格也的确同刻碑凿印的兴味有所联系。请问您是怎么看待“书法入画”这件事情的。因为我见过一些艺术家，他们会说自己的画中，这一笔取自篆书，那一笔取自隶书。您觉得“书法入画”是书法的形式美入画，还是精神入画？
尚涛：我觉得应该是精神入画。人家评价吴昌硕是篆书入画，但实际上你在他的画中看不到具体哪笔来自篆书，或者也可以说笔笔都是篆书，因为主要是一种精神。他把篆书那种浑厚、高古的感觉、韵味画到画里了。
广州日报：很多人说您的画装饰感强——以一种夸赞的语气。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因为在评论其他艺术家时，“装饰性强”经常是一个负面的评价。您是怎么做到装饰感和格调、艺术性并举的呢？
尚涛：所谓的装饰性，我主要是从形式美感的角度来探索。中国传统有一种折枝画，画面上出现一个枝杈，几片叶子，再点几朵花。这种文人画的精神是很好的，很适合文人把玩，但跟现代人的审美和生活有差距。我希望我的画作具有适合当代人的形式美感。我吸收了一些西方版画的感觉，黑白灰大色块入画。这样的画作，无论是展示还是欣赏，都更符合当代的情景和人的感受。
我这种画风，不太强调笔墨的潇洒。但潇洒也是画，严谨也是画，热情也是画，冷静也是画。郑板桥的叶子撇得很潇洒有力，但扬州八怪里金冬心的梅花，很细致、很严谨、不潇洒，但艺术水准比郑板桥高，有郑板桥缺少的韵味。所以，不是只有潇洒、热情、奔放就一定格调高，理性的装饰性强的画也可能是好画。中国传统绘画讲究什么蚯蚓描、兰叶描之类的，但石涛的画，万点恶墨满纸飞舞，“乱七八糟”本是件不好的事，但石涛让它变成了好事。足以证明画的好坏不在于具体方法，而是得以审美、品位论高下。
尚涛
1938年生于北京。1957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96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现为广东画院画家（已退休）、国家一级美术师、广州美术学院院外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画学会创会理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