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明展出的吴三桂铜像
吴三桂画像
位于贵州岑巩县马家寨的吴三桂墓碑（前立小碑仿雍正元年原碑复制，后立大碑为2015年吴氏后人新立）
近读2月9日《春城晚报》刊登一则消息：“吴三桂绝世珍宝亮相”，即金杯、玉杯与吴本人铜像。这三件宝，是否为三桂遗物，当由考古学者鉴定。若以此三物来证明三桂早有“称帝的野心”、欲与清“平分天下”，甚至当年为夺一个女人而降清，却难以服众。为澄清事实真相，有必要回顾三桂从降清到叛清的心路历程。
李自成的错误政策，“逼”得吴三桂投清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帮助清朝打天下，晚年举兵叛清，落了个身败名裂的结局。300多年来，吴三桂被定为一个反面人物，一直受到人们的唾弃。
对于一个历史人物，不论是正面、反面人物，都应实事求是。不因其反面而妄加罪名，也不因正面而掩饰过错。吴三桂缘何投向清朝？又为何与农民军结仇？
李自成进入北京时，吴三桂率辽兵正行进在进京的途中，他是奉崇祯帝之旨，率部撤离他据守的宁远（今辽宁兴城），进京勤王。三月二十日（1644年）到达丰润，传来京城陷落、崇祯帝殉国的消息。吴三桂惊惧，再继续进兵已属无益，遂回师山海关，观望时局有何变化。
下段史实，就是吴三桂接受李自成招抚，决定投入其政权。事情的起因，还是李自成与他的谋士们深虑吴三桂拥兵山海关，尚未投降，如与关外的清政权勾结，将对新建成的大顺政权造成严重威胁。计虑再三，决定许以封侯、重赏，并动员其父吴襄给三桂写信，动之以父子之情，劝其速来京归降。这一招果然奏效，三桂很动心，痛快答应李自成的条件。当然，正如人们皆知，他的爱妾陈圆圆也在北京。北京陷落，其亲人及圆圆生死未卜，何如接受招抚，他的亲人生命就会得到安全保障！
与此同时，吴三桂还有一选择：投入关外的清政权。在此一、二年前，清太宗给吴三桂写过两次信劝降，又动员已降清的舅父祖大寿、长兄吴三凤、姨夫裴国珍、表兄胡弘先及挚友张存仁等，力劝三桂速降。但三桂皆不答。惟祖大寿二次写信后，三桂回复委婉谢绝投清。原因无他，以明帝尚在，尚存希望；还有一个因素，其父未降，圆圆还在北京，他怎能背父投靠清政权！尽管他的诸多亲友已降清，不断向他劝导，他不为其所动，保持沉默而已。相反，李自成向他发出呼吁，他不多犹豫，即捲甲归顺。
接下来，一个重大情节，就是吴三桂率部进军至永平以西的沙河驿（今河北卢龙县境）时，突然变卦，与李自成反目，重返山海关。
史载，三桂率部至永平时，即得到北京方面的信息，其父正在“受闯贼刑法将死”、爱妾已被李自成大将刘宗敏掠去。原来，李自成率农民军一进入北京，就动用酷刑，对京中各级官吏追赃派饷。为要挟三桂就范，已把吴家人作为人质逮捕。吴襄身为御营提督，自然不能幸免，被“拷掠甚酷”。故三桂所派密探回复称：其父受重刑“将死”。农民军一方面大肆向各级官员搜求银两，一方面还搜求女人，将美艳之女分配给各级将领。圆圆被刘宗敏搜得，据为己有。
吴三桂听到这些消息，该作何反应呢？以人情之常，他当然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如史载：当他听到父受刑将死的消息，“不胜发竖”，简直是怒发冲冠！尤其圆圆被掠，受刺激更大，恨得咬牙切齿：“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人耶？”他的情绪愤激到了极点，有点失控吧！这就是吴三桂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在这种情绪支配下，三桂岂能宽容农民军所为，甘心投入这个政权？
对三桂与李自成反目这件事，时人或稍晚之人都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强调圆圆被掠是促使三桂先降后叛李自成的主因。如《明史》《庭闻录》等书，都是这种说法，即如吴梅村《圆圆曲》所说“冲冠一怒为红颜”，点到了此说的要害。近世《清史稿》之吴三桂传，也只说为圆圆被掠而“怒”。另一种说法，与此不同，如《謏闻续笔》称：三桂至永平，“闻其父吴襄为所系，索饷二十万，乃惊曰：‘此诱我也……’乃率兵还。”《甲申传信录》说：三桂至永平，“闻其父为贼刑掠且甚，三桂怒，遂从沙河驿纵兵大掠而东……顿兵山海城。”有意思的是，这些书根本不提圆圆被掠这件事。
不论当时人或后人如何看待这件事，我们必须看到，李自成进京不分官员大小，一律严刑追赃，继而抢劫民产，造成严重后果。特别是，连吴三桂至亲也遭此重创，对他本人的感情与人格造成严重伤害。如果说开始还未意识到，那么在向三桂招降时，李自成就该迅速采取措施，释放吴襄，还回圆圆，给以优待，事情也许不会向坏的方面发展。可惜，他错失时机，并未这么做。当三桂到达永平，北京在望时，他得到上述传来的信息，证明李自成没有纠正错误。一句话，李自成的错误政策造成这一恶果，硬是把三桂逼到清朝这一边。所以，人们独责三桂是不公平的，也与事实不符。以往迄今，一些人只突出或者只说三桂为一个女人而反李自成，是有意贬斥三桂的人格。作为三桂这一方，其父被刑拷、爱妾被掠都是一件事，任何强调一方面而不顾及另一方面，也是不可取的。
与谁“平分天下”
在清军入关前夕，多尔衮与吴三桂谈判，是否曾约定双方将来“平分天下”呢？可以肯定地说，绝无此事！
此事之缘起，实始于三桂向清朝请兵，助他抵抗李自成进攻。在他与李自成决裂后，已预感他必将受到征伐，遂定计邀清军前来山海关助战。当郭云龙、杨珅两使奉命赴沈阳途中，巧遇辅政王多尔衮率大军进关夺权。多尔衮抓住机遇，当机立断，改变经内蒙趋北京的行军路线，直奔山海关而来。很快，三桂第二次遣使，十万火急，力摧多尔衮加快进兵。多尔衮也两次写信答复，同意出兵助战，概无疑问。但信中又力劝三桂归降，不失封王之赏。三桂两信中，绝不提及降清之事，主旨就是“泣求”清军助他报君父亡国之仇，并许愿待事成，必“裂地以酬”，即赠送土地以作感谢！此时，他既无乘危称帝的野心，亦无降清之意。
四月二十一日晚，清军终于到达距山海关八里远的威远台。农民军已先清军到达，白天已与三桂军展开激战，三桂军岌岌可危，山海关险些被攻占。此战结束，预示次日必有一场恶战。三桂心急如焚，一夜间派遣使者往返于清军大营凡八次。但多尔衮就是按兵不动，意在逼三桂亲自出面，使其降清。果然，至天蒙蒙亮时，三桂遂率部分亲兵，驰出关外（农民军在关内一侧），谒见多尔衮。两人立即会谈，在如何应对李自成这个关键问题上，双方一拍即合，共同制定作战方案。三桂为表示他的真诚与决心，率先剃发易服。至此，他正式降清。他们两人还谈了什么，有何承诺，不见诸于清官方史书记载。
30年后，当三桂在云南起兵反清，发布一道讨清檄文，内中有一段话：“（击败李自成后）不意狡虏遂尔，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踞燕都（北京），窃我先朝神器”。三桂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当年他与多尔衮谈判，曾订立盟约。《謏闻续笔》明载此事：
桂念腹背受敌，势不得全，乃与清帅（指多尔衮）约云：“从吾言，并力击贼，吾取北京归汝……”。（多尔衮）问所欲？（三桂）曰：“……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黄河为界，通南北好。”清帅许之，攥刀说誓……
这段话意思是，吴三桂处境危机，请求清兵与他一起拼力“击贼”，待取得北京，就归多尔衮。他要求找到崇祯帝的皇太子及永、定两王，在南京即位，清与明以黄河为界，和平共处。这就是三桂设想的“平分天下”的方案。他一提出，当即得到多尔衮的完全赞成。于是，双方举行仪式，承诺信守誓言。
尽管明朝已亡，三桂还是力图明朝复国，为感谢清朝的帮助，他为明朝做主，让出半壁江山，与清“平分天下”。
以多尔衮为代表的清朝统治集团，赞成三桂“平分天下”的方案，不过是权宜之计。这有利于争取并利用三桂的军事实力，彻底打败李自成，天下便唾手可得。形势的发展只在转瞬间，所谓“平分天下”的设想便沦为泡影！三桂只能顺其势而行，真正成了清朝的一位“平西王”，效命疆场，助大清完成了对全国的重新统一。
“屯兵集粮于昆明”，准备“反清称帝”？
问题又来了：三桂奉命镇守云南兼辖贵州时，是否“屯兵集粮于昆明”，以图实现“反清称帝”、与清“平分天下”的野心？
这的确是个重大问题。迄今为止，还未发现有一部史书对此有明确记载。三桂自顺治十六年（1659）迁入云南，迄至康熙十二年（1673）底离开云南，他在昆明生活了15年。说他“屯兵集粮”，准备反清，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臆断。
与上述说法正好相反，他把云南看作是他的世守之地，将他的平西亲王爵传之于子子孙孙，与清朝共终始。史称，三桂“自以为西南一隅，真子孙万世之业”，“世守云南”。他的本意在于，“冀得世守藩封，如沐氏故事，永踞滇中。”希望如明代把云南封给沐英之例，永远踞云南。
当撤藩令下达，云南巡抚朱国治催他搬迁时，他还争辩说：“吾挈天下以与人，只此云南是吾血挣……”他是说，他把天下给了人，只此云南是我用血汗换来的！他眷恋其封地，并未想夺天下之意。
在撤藩前的几年中，三桂为消除朝廷对他的疑虑，主动采取行动：康熙六年（1667）正月，以“精力日减”为由，自请辞去云贵总管的职务，同时又把选任当地官员的人事权上交。三桂的权势进一步削减。
军队是夺取政权与维护政权的根本。三桂掌握一支数万人的精锐军队，也主动提出裁军，还在他请辞云贵总管前，即康熙四年（1665）正月，一次就裁去云南额兵7200余名。他创建的“忠勇”与“义勇”两营亲军，也几经消减；其心腹之将，也纷纷调离，故其两营已是有名无实。
由此可见，今人所说三桂“屯兵集粮于昆明”，准备“反清称帝”等说法，并不符合事实。还有诸多事实能证明三桂居滇并无谋反之企图。早在顺治五年（1648），三桂就把长子吴应熊送到北京，入侍世祖。其他两王：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也把长子送到北京来。实则是充作人质，以牵制三王或有不轨之事。康熙十一年，三桂60岁，应熊奉命回昆明拜寿，事毕即回北京。此时离叛清只有一年多，如果三桂真有叛意，他一定会想办法将长子留下的！
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这期间，不断有“反清”志士给三桂写信，鼓动他起兵反清。如原南明弘光朝官员查如龙，给三桂“上血书”策动他造反。三桂毫不留情地将此人连同血书送交北京处理，已见其忠清之心不变。
康熙撤藩，逼反吴三桂
三桂最终叛清，绝非蓄谋已久，真正的原因则是圣祖突然撤藩，伤及三桂与其部属的根本利益，逼其铤而走险。
三桂在云南近20年，他的意图就是力图保住云南这块地盘，传给子孙，世代承袭平西亲王的爵位。他的部属，跟随他从东北打到西北，再打到西南，最后落脚于云南，子孙繁衍，各个富且贵。
事情的缘起，当始于平南王尚可喜申请撤藩。可喜与三桂并列为王，镇守广东。他自感位高权重，必会引起朝廷的疑虑。为自己及后世子孙计，何不主动交权，引身全退！于是，可喜于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主动上疏，向圣祖提出撤藩的请求，重返他的故乡——海洲（今辽宁海城）养老。
可喜的举动，正合圣祖的本意，当即批准。他也期待平西王吴三桂与靖南王耿精忠仿效，主动提出撤藩。但三桂压根儿就不曾想过撤藩回故乡。迫于形势，不得不申请撤藩，但心存侥幸，以为朝廷一定会挽留他。正如他的谋士刘玄初警告：若申请撤藩，必是朝辞夕准。果如其言，圣祖批准的旨意很快传到云南，三桂半晌说不出话来！事到如今，如果他执行旨意，搬出昆明，什么乱事也不会发生。
但是，三桂与可喜的想法完全不同。在他看来，云南这块地盘是他用生命换来的，朝廷予之，今又剥夺，当然无法接受！不只是他个人，他的部属反应尤其激烈。撤藩令下达时，“全藩震动”，人心沸扬。三桂周围的核心人物，个个“愤愤不平”，同声愤慨“王功高，今又夺滇！”他们已在此安居，跟随三桂，都获得官职，生活富贵，一旦撤藩，他们大多失去这一切既得利益！因此，他们开始鼓动并说服三桂起兵，一些谋士为他分析形势：“（以）王威望，兵势举世第一，戎衣一举，天下震动！”三桂开始还犹豫再三，经不住部下一再鼓动，终于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二十一日在昆明宣布起兵。
这场乱子，直接原因的确是圣祖撤藩失策，激变成乱。从太宗特别是世祖之世，累累许下承诺：“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永也”；“王其巩固封疆……功名永垂山河”。这些诺言都写在赐封王爵的金册里，连康熙帝即位后，也几次重复其父祖的承诺。如今，三藩并无蓄谋叛逆之蛛丝马迹，康熙帝等却视同敌人。本可以从长计议，却操之过急，急于求成。三藩情况不同，本可以区别对待，分出先后，以分其势，不至出大乱。岂料圣祖年轻气盛，采取一次性全撤，结果两藩造了反，唯平南王尚可喜始终如一。这就是一个错误的政策和策略招致一场大乱，圣祖与其核心集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吴三桂方面说，不顾大局，为一己之私，不惜大动干戈，且不说他给广大百姓制造苦难，他本人结局也悲惨：身败名裂，祸及子孙，几尽灭绝，而他死无葬身之地，直到近年，才在偏远的贵州岑巩县马家寨发现他的隐身之地——不过是一座很不显眼的小黄土包而已！
以上所议，并非有意为吴三桂辩解，而是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有关吴三桂“降清”、“叛清”等问题进行较为客观的陈述和分析。综合历史史实，并分析吴三桂的心路历程，有助于丰富和加深我们对这一历史人物的认识与了解。
在昆明展出的吴三桂铜像
吴三桂画像
位于贵州岑巩县马家寨的吴三桂墓碑（前立小碑仿雍正元年原碑复制，后立大碑为2015年吴氏后人新立）
近读2月9日《春城晚报》刊登一则消息：“吴三桂绝世珍宝亮相”，即金杯、玉杯与吴本人铜像。这三件宝，是否为三桂遗物，当由考古学者鉴定。若以此三物来证明三桂早有“称帝的野心”、欲与清“平分天下”，甚至当年为夺一个女人而降清，却难以服众。为澄清事实真相，有必要回顾三桂从降清到叛清的心路历程。
李自成的错误政策，“逼”得吴三桂投清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帮助清朝打天下，晚年举兵叛清，落了个身败名裂的结局。300多年来，吴三桂被定为一个反面人物，一直受到人们的唾弃。
对于一个历史人物，不论是正面、反面人物，都应实事求是。不因其反面而妄加罪名，也不因正面而掩饰过错。吴三桂缘何投向清朝？又为何与农民军结仇？
李自成进入北京时，吴三桂率辽兵正行进在进京的途中，他是奉崇祯帝之旨，率部撤离他据守的宁远（今辽宁兴城），进京勤王。三月二十日（1644年）到达丰润，传来京城陷落、崇祯帝殉国的消息。吴三桂惊惧，再继续进兵已属无益，遂回师山海关，观望时局有何变化。
下段史实，就是吴三桂接受李自成招抚，决定投入其政权。事情的起因，还是李自成与他的谋士们深虑吴三桂拥兵山海关，尚未投降，如与关外的清政权勾结，将对新建成的大顺政权造成严重威胁。计虑再三，决定许以封侯、重赏，并动员其父吴襄给三桂写信，动之以父子之情，劝其速来京归降。这一招果然奏效，三桂很动心，痛快答应李自成的条件。当然，正如人们皆知，他的爱妾陈圆圆也在北京。北京陷落，其亲人及圆圆生死未卜，何如接受招抚，他的亲人生命就会得到安全保障！
与此同时，吴三桂还有一选择：投入关外的清政权。在此一、二年前，清太宗给吴三桂写过两次信劝降，又动员已降清的舅父祖大寿、长兄吴三凤、姨夫裴国珍、表兄胡弘先及挚友张存仁等，力劝三桂速降。但三桂皆不答。惟祖大寿二次写信后，三桂回复委婉谢绝投清。原因无他，以明帝尚在，尚存希望；还有一个因素，其父未降，圆圆还在北京，他怎能背父投靠清政权！尽管他的诸多亲友已降清，不断向他劝导，他不为其所动，保持沉默而已。相反，李自成向他发出呼吁，他不多犹豫，即捲甲归顺。
接下来，一个重大情节，就是吴三桂率部进军至永平以西的沙河驿（今河北卢龙县境）时，突然变卦，与李自成反目，重返山海关。
史载，三桂率部至永平时，即得到北京方面的信息，其父正在“受闯贼刑法将死”、爱妾已被李自成大将刘宗敏掠去。原来，李自成率农民军一进入北京，就动用酷刑，对京中各级官吏追赃派饷。为要挟三桂就范，已把吴家人作为人质逮捕。吴襄身为御营提督，自然不能幸免，被“拷掠甚酷”。故三桂所派密探回复称：其父受重刑“将死”。农民军一方面大肆向各级官员搜求银两，一方面还搜求女人，将美艳之女分配给各级将领。圆圆被刘宗敏搜得，据为己有。
吴三桂听到这些消息，该作何反应呢？以人情之常，他当然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如史载：当他听到父受刑将死的消息，“不胜发竖”，简直是怒发冲冠！尤其圆圆被掠，受刺激更大，恨得咬牙切齿：“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人耶？”他的情绪愤激到了极点，有点失控吧！这就是吴三桂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在这种情绪支配下，三桂岂能宽容农民军所为，甘心投入这个政权？
对三桂与李自成反目这件事，时人或稍晚之人都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强调圆圆被掠是促使三桂先降后叛李自成的主因。如《明史》《庭闻录》等书，都是这种说法，即如吴梅村《圆圆曲》所说“冲冠一怒为红颜”，点到了此说的要害。近世《清史稿》之吴三桂传，也只说为圆圆被掠而“怒”。另一种说法，与此不同，如《謏闻续笔》称：三桂至永平，“闻其父吴襄为所系，索饷二十万，乃惊曰：‘此诱我也……’乃率兵还。”《甲申传信录》说：三桂至永平，“闻其父为贼刑掠且甚，三桂怒，遂从沙河驿纵兵大掠而东……顿兵山海城。”有意思的是，这些书根本不提圆圆被掠这件事。
不论当时人或后人如何看待这件事，我们必须看到，李自成进京不分官员大小，一律严刑追赃，继而抢劫民产，造成严重后果。特别是，连吴三桂至亲也遭此重创，对他本人的感情与人格造成严重伤害。如果说开始还未意识到，那么在向三桂招降时，李自成就该迅速采取措施，释放吴襄，还回圆圆，给以优待，事情也许不会向坏的方面发展。可惜，他错失时机，并未这么做。当三桂到达永平，北京在望时，他得到上述传来的信息，证明李自成没有纠正错误。一句话，李自成的错误政策造成这一恶果，硬是把三桂逼到清朝这一边。所以，人们独责三桂是不公平的，也与事实不符。以往迄今，一些人只突出或者只说三桂为一个女人而反李自成，是有意贬斥三桂的人格。作为三桂这一方，其父被刑拷、爱妾被掠都是一件事，任何强调一方面而不顾及另一方面，也是不可取的。
与谁“平分天下”
在清军入关前夕，多尔衮与吴三桂谈判，是否曾约定双方将来“平分天下”呢？可以肯定地说，绝无此事！
此事之缘起，实始于三桂向清朝请兵，助他抵抗李自成进攻。在他与李自成决裂后，已预感他必将受到征伐，遂定计邀清军前来山海关助战。当郭云龙、杨珅两使奉命赴沈阳途中，巧遇辅政王多尔衮率大军进关夺权。多尔衮抓住机遇，当机立断，改变经内蒙趋北京的行军路线，直奔山海关而来。很快，三桂第二次遣使，十万火急，力摧多尔衮加快进兵。多尔衮也两次写信答复，同意出兵助战，概无疑问。但信中又力劝三桂归降，不失封王之赏。三桂两信中，绝不提及降清之事，主旨就是“泣求”清军助他报君父亡国之仇，并许愿待事成，必“裂地以酬”，即赠送土地以作感谢！此时，他既无乘危称帝的野心，亦无降清之意。
四月二十一日晚，清军终于到达距山海关八里远的威远台。农民军已先清军到达，白天已与三桂军展开激战，三桂军岌岌可危，山海关险些被攻占。此战结束，预示次日必有一场恶战。三桂心急如焚，一夜间派遣使者往返于清军大营凡八次。但多尔衮就是按兵不动，意在逼三桂亲自出面，使其降清。果然，至天蒙蒙亮时，三桂遂率部分亲兵，驰出关外（农民军在关内一侧），谒见多尔衮。两人立即会谈，在如何应对李自成这个关键问题上，双方一拍即合，共同制定作战方案。三桂为表示他的真诚与决心，率先剃发易服。至此，他正式降清。他们两人还谈了什么，有何承诺，不见诸于清官方史书记载。
30年后，当三桂在云南起兵反清，发布一道讨清檄文，内中有一段话：“（击败李自成后）不意狡虏遂尔，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踞燕都（北京），窃我先朝神器”。三桂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当年他与多尔衮谈判，曾订立盟约。《謏闻续笔》明载此事：
桂念腹背受敌，势不得全，乃与清帅（指多尔衮）约云：“从吾言，并力击贼，吾取北京归汝……”。（多尔衮）问所欲？（三桂）曰：“……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黄河为界，通南北好。”清帅许之，攥刀说誓……
这段话意思是，吴三桂处境危机，请求清兵与他一起拼力“击贼”，待取得北京，就归多尔衮。他要求找到崇祯帝的皇太子及永、定两王，在南京即位，清与明以黄河为界，和平共处。这就是三桂设想的“平分天下”的方案。他一提出，当即得到多尔衮的完全赞成。于是，双方举行仪式，承诺信守誓言。
尽管明朝已亡，三桂还是力图明朝复国，为感谢清朝的帮助，他为明朝做主，让出半壁江山，与清“平分天下”。
以多尔衮为代表的清朝统治集团，赞成三桂“平分天下”的方案，不过是权宜之计。这有利于争取并利用三桂的军事实力，彻底打败李自成，天下便唾手可得。形势的发展只在转瞬间，所谓“平分天下”的设想便沦为泡影！三桂只能顺其势而行，真正成了清朝的一位“平西王”，效命疆场，助大清完成了对全国的重新统一。
“屯兵集粮于昆明”，准备“反清称帝”？
问题又来了：三桂奉命镇守云南兼辖贵州时，是否“屯兵集粮于昆明”，以图实现“反清称帝”、与清“平分天下”的野心？
这的确是个重大问题。迄今为止，还未发现有一部史书对此有明确记载。三桂自顺治十六年（1659）迁入云南，迄至康熙十二年（1673）底离开云南，他在昆明生活了15年。说他“屯兵集粮”，准备反清，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臆断。
与上述说法正好相反，他把云南看作是他的世守之地，将他的平西亲王爵传之于子子孙孙，与清朝共终始。史称，三桂“自以为西南一隅，真子孙万世之业”，“世守云南”。他的本意在于，“冀得世守藩封，如沐氏故事，永踞滇中。”希望如明代把云南封给沐英之例，永远踞云南。
当撤藩令下达，云南巡抚朱国治催他搬迁时，他还争辩说：“吾挈天下以与人，只此云南是吾血挣……”他是说，他把天下给了人，只此云南是我用血汗换来的！他眷恋其封地，并未想夺天下之意。
在撤藩前的几年中，三桂为消除朝廷对他的疑虑，主动采取行动：康熙六年（1667）正月，以“精力日减”为由，自请辞去云贵总管的职务，同时又把选任当地官员的人事权上交。三桂的权势进一步削减。
军队是夺取政权与维护政权的根本。三桂掌握一支数万人的精锐军队，也主动提出裁军，还在他请辞云贵总管前，即康熙四年（1665）正月，一次就裁去云南额兵7200余名。他创建的“忠勇”与“义勇”两营亲军，也几经消减；其心腹之将，也纷纷调离，故其两营已是有名无实。
由此可见，今人所说三桂“屯兵集粮于昆明”，准备“反清称帝”等说法，并不符合事实。还有诸多事实能证明三桂居滇并无谋反之企图。早在顺治五年（1648），三桂就把长子吴应熊送到北京，入侍世祖。其他两王：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也把长子送到北京来。实则是充作人质，以牵制三王或有不轨之事。康熙十一年，三桂60岁，应熊奉命回昆明拜寿，事毕即回北京。此时离叛清只有一年多，如果三桂真有叛意，他一定会想办法将长子留下的！
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这期间，不断有“反清”志士给三桂写信，鼓动他起兵反清。如原南明弘光朝官员查如龙，给三桂“上血书”策动他造反。三桂毫不留情地将此人连同血书送交北京处理，已见其忠清之心不变。
康熙撤藩，逼反吴三桂
三桂最终叛清，绝非蓄谋已久，真正的原因则是圣祖突然撤藩，伤及三桂与其部属的根本利益，逼其铤而走险。
三桂在云南近20年，他的意图就是力图保住云南这块地盘，传给子孙，世代承袭平西亲王的爵位。他的部属，跟随他从东北打到西北，再打到西南，最后落脚于云南，子孙繁衍，各个富且贵。
事情的缘起，当始于平南王尚可喜申请撤藩。可喜与三桂并列为王，镇守广东。他自感位高权重，必会引起朝廷的疑虑。为自己及后世子孙计，何不主动交权，引身全退！于是，可喜于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主动上疏，向圣祖提出撤藩的请求，重返他的故乡——海洲（今辽宁海城）养老。
可喜的举动，正合圣祖的本意，当即批准。他也期待平西王吴三桂与靖南王耿精忠仿效，主动提出撤藩。但三桂压根儿就不曾想过撤藩回故乡。迫于形势，不得不申请撤藩，但心存侥幸，以为朝廷一定会挽留他。正如他的谋士刘玄初警告：若申请撤藩，必是朝辞夕准。果如其言，圣祖批准的旨意很快传到云南，三桂半晌说不出话来！事到如今，如果他执行旨意，搬出昆明，什么乱事也不会发生。
但是，三桂与可喜的想法完全不同。在他看来，云南这块地盘是他用生命换来的，朝廷予之，今又剥夺，当然无法接受！不只是他个人，他的部属反应尤其激烈。撤藩令下达时，“全藩震动”，人心沸扬。三桂周围的核心人物，个个“愤愤不平”，同声愤慨“王功高，今又夺滇！”他们已在此安居，跟随三桂，都获得官职，生活富贵，一旦撤藩，他们大多失去这一切既得利益！因此，他们开始鼓动并说服三桂起兵，一些谋士为他分析形势：“（以）王威望，兵势举世第一，戎衣一举，天下震动！”三桂开始还犹豫再三，经不住部下一再鼓动，终于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二十一日在昆明宣布起兵。
这场乱子，直接原因的确是圣祖撤藩失策，激变成乱。从太宗特别是世祖之世，累累许下承诺：“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永也”；“王其巩固封疆……功名永垂山河”。这些诺言都写在赐封王爵的金册里，连康熙帝即位后，也几次重复其父祖的承诺。如今，三藩并无蓄谋叛逆之蛛丝马迹，康熙帝等却视同敌人。本可以从长计议，却操之过急，急于求成。三藩情况不同，本可以区别对待，分出先后，以分其势，不至出大乱。岂料圣祖年轻气盛，采取一次性全撤，结果两藩造了反，唯平南王尚可喜始终如一。这就是一个错误的政策和策略招致一场大乱，圣祖与其核心集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吴三桂方面说，不顾大局，为一己之私，不惜大动干戈，且不说他给广大百姓制造苦难，他本人结局也悲惨：身败名裂，祸及子孙，几尽灭绝，而他死无葬身之地，直到近年，才在偏远的贵州岑巩县马家寨发现他的隐身之地——不过是一座很不显眼的小黄土包而已！
以上所议，并非有意为吴三桂辩解，而是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有关吴三桂“降清”、“叛清”等问题进行较为客观的陈述和分析。综合历史史实，并分析吴三桂的心路历程，有助于丰富和加深我们对这一历史人物的认识与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