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原是英文“知识产权”一词的缩写，进入影视行业后摇身一变，泛指内容，尤其是拥有大量粉丝基础的内容，包括故事、角色等。2017年开年以来引起热议的电视剧《孤芳不自赏》《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大唐荣耀》等，都由热门IP改编而来。
IP概念从2014年起，逐渐成为行业热词。2015年、2016年的中国电视剧市场上，IP剧受到投资方、各播出平台的青睐，呈爆发式涌现。耐人寻味的是，IP自诞生之日起，广受追捧的同时，对它的质疑和声讨也没有停息。许多知名编剧频频发声剑指IP，甚至直呼“IP+小鲜肉=大傻瓜”。
IP铲平了影视行业的门槛
编剧汪海林一句话点出了IP概念何以令人讨厌：它去技术化，铲平了影视行业的门槛。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资本流入影视行业，资本对利润的天然追求，滋生了对影视剧数量增长的渴求。据统计，2016年我国电影产量944部，电视剧创作规模也相当可观。问题在于，中国影视行业成熟的创作人才一年内并无法完成如此大量的作品，促使业内对既有IP进行改编，以满足影视剧数量增长的需求。“影视行业尤其是影视编剧有其特殊性，这是一个费脑费力的行业，不能机械化，因此短期内也不可能实现高产，就只好注水降低标准，从各种渠道打捞许多业余人士入行，生产出许多次品。”编剧王力扶说。
IP降低了行业门槛，不仅体现在编剧身上，也体现在演员乃至行业风气上。汪海林说，“IP+小鲜肉”已经形成一种创作模式，“小鲜肉”所仰仗的主要不是演技，而是热度、颜值乃至替身。
替身原本是代替演员完成规定动作的人，传统的影视剧拍摄中，只有演员难以完成的高难度或危险动作才请专业人士代为完成。而今，“手替”“腿替”甚至“饭替”充斥影视行业。业内人士透露，某话题度极高的热播剧，拍了数十集，男女主人公的扮演者共同出现在片场的时间仅有几天，大部分戏份都由替身完成。艺术创作沦为“儿童过家家”，其质量不难想象。
好作品应对生活有新的发现
“有的作者写的东西跟文学、创作、故事几乎无关，与其说是一部作品，更像理财产品，是他人借以融资的工具。”编剧宋方金说。
组织编剧团队快速生产故事并投放市场以求获利是时下很多影视公司的套路，宋方金对这种集体创作很不认同。“剧本创作是非常个体化的。你熟悉的、相信的、一往情深的才有可能写得好，团队孵化很难创造出好故事。”宋方金提出，“理想模式的编剧工作室是编剧们形成经济共同体，但对于创作则各自为战。”
王力扶回忆，曾有一位导演对她说：“你们编剧素质太差了，用几十万字、上百万字写一个老女人和一个小女人的战争。”这让王力扶感觉非常张不开嘴。“我没有写过这样的东西，但我们这个行业里确实有人写过，还不少。”王力扶说，“我觉得创作要生产思想力，写什么是个非常严肃的话题。”
好的编剧、作品应该对社会生活有新的发现，这是许多编剧对影视行业的共同期待。去年热播的聚焦中国学生教育以及海外留学现象的《小别离》、观照不同阶层都市女性生活的《欢乐颂》等口碑上乘的电视剧，都具有这样的气质。
努力摆脱播出平台限制
明确了什么样的故事值得写，并不等于这样的故事就可以顺利呈现在观众面前。
如果说作家的创作主要面对的是自己的内心，那么，编剧的创作则要面对千军万马，因为影视剧不是一人之力可以完成的，各个生产、制作环节尤其是播出平台影响着影视剧的最终面貌。汪海林的一位导演朋友为某电视台拍电视剧，电视台竟要求“拍得脑残一点”。这乍一听很好笑，细一想却哭笑不得，深刻暴露了播出平台对创作的制约。
“很多有责任心不甘流于俗套的影视人在寻找新的出口，但又不幸地被资本圈回来了。”编剧史建全如是说。史建全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某影视公司请他参与策划新作，开会期间，大家对新题材、新创意踌躇满志，聊得热火朝天，最后老板还是敲定了两个题材老套的作品，因为新样式意味着冒险，还要说服播出平台接受，付出沟通成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的影视剧题材、类型始终难有突破。
随着“一剧两星”等政策的实施，“网台联动”等新的播剧模式逐渐运用并成熟，播出平台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平台对内容的限制。“未来，我们的影视剧应该走泛视频、大视频路线，不再像今天这样重视平台，进而为内容创作争取更大的空间。”汪海林如此期冀。
IP，原是英文“知识产权”一词的缩写，进入影视行业后摇身一变，泛指内容，尤其是拥有大量粉丝基础的内容，包括故事、角色等。2017年开年以来引起热议的电视剧《孤芳不自赏》《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大唐荣耀》等，都由热门IP改编而来。
IP概念从2014年起，逐渐成为行业热词。2015年、2016年的中国电视剧市场上，IP剧受到投资方、各播出平台的青睐，呈爆发式涌现。耐人寻味的是，IP自诞生之日起，广受追捧的同时，对它的质疑和声讨也没有停息。许多知名编剧频频发声剑指IP，甚至直呼“IP+小鲜肉=大傻瓜”。
IP铲平了影视行业的门槛
编剧汪海林一句话点出了IP概念何以令人讨厌：它去技术化，铲平了影视行业的门槛。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资本流入影视行业，资本对利润的天然追求，滋生了对影视剧数量增长的渴求。据统计，2016年我国电影产量944部，电视剧创作规模也相当可观。问题在于，中国影视行业成熟的创作人才一年内并无法完成如此大量的作品，促使业内对既有IP进行改编，以满足影视剧数量增长的需求。“影视行业尤其是影视编剧有其特殊性，这是一个费脑费力的行业，不能机械化，因此短期内也不可能实现高产，就只好注水降低标准，从各种渠道打捞许多业余人士入行，生产出许多次品。”编剧王力扶说。
IP降低了行业门槛，不仅体现在编剧身上，也体现在演员乃至行业风气上。汪海林说，“IP+小鲜肉”已经形成一种创作模式，“小鲜肉”所仰仗的主要不是演技，而是热度、颜值乃至替身。
替身原本是代替演员完成规定动作的人，传统的影视剧拍摄中，只有演员难以完成的高难度或危险动作才请专业人士代为完成。而今，“手替”“腿替”甚至“饭替”充斥影视行业。业内人士透露，某话题度极高的热播剧，拍了数十集，男女主人公的扮演者共同出现在片场的时间仅有几天，大部分戏份都由替身完成。艺术创作沦为“儿童过家家”，其质量不难想象。
好作品应对生活有新的发现
“有的作者写的东西跟文学、创作、故事几乎无关，与其说是一部作品，更像理财产品，是他人借以融资的工具。”编剧宋方金说。
组织编剧团队快速生产故事并投放市场以求获利是时下很多影视公司的套路，宋方金对这种集体创作很不认同。“剧本创作是非常个体化的。你熟悉的、相信的、一往情深的才有可能写得好，团队孵化很难创造出好故事。”宋方金提出，“理想模式的编剧工作室是编剧们形成经济共同体，但对于创作则各自为战。”
王力扶回忆，曾有一位导演对她说：“你们编剧素质太差了，用几十万字、上百万字写一个老女人和一个小女人的战争。”这让王力扶感觉非常张不开嘴。“我没有写过这样的东西，但我们这个行业里确实有人写过，还不少。”王力扶说，“我觉得创作要生产思想力，写什么是个非常严肃的话题。”
好的编剧、作品应该对社会生活有新的发现，这是许多编剧对影视行业的共同期待。去年热播的聚焦中国学生教育以及海外留学现象的《小别离》、观照不同阶层都市女性生活的《欢乐颂》等口碑上乘的电视剧，都具有这样的气质。
努力摆脱播出平台限制
明确了什么样的故事值得写，并不等于这样的故事就可以顺利呈现在观众面前。
如果说作家的创作主要面对的是自己的内心，那么，编剧的创作则要面对千军万马，因为影视剧不是一人之力可以完成的，各个生产、制作环节尤其是播出平台影响着影视剧的最终面貌。汪海林的一位导演朋友为某电视台拍电视剧，电视台竟要求“拍得脑残一点”。这乍一听很好笑，细一想却哭笑不得，深刻暴露了播出平台对创作的制约。
“很多有责任心不甘流于俗套的影视人在寻找新的出口，但又不幸地被资本圈回来了。”编剧史建全如是说。史建全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某影视公司请他参与策划新作，开会期间，大家对新题材、新创意踌躇满志，聊得热火朝天，最后老板还是敲定了两个题材老套的作品，因为新样式意味着冒险，还要说服播出平台接受，付出沟通成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的影视剧题材、类型始终难有突破。
随着“一剧两星”等政策的实施，“网台联动”等新的播剧模式逐渐运用并成熟，播出平台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平台对内容的限制。“未来，我们的影视剧应该走泛视频、大视频路线，不再像今天这样重视平台，进而为内容创作争取更大的空间。”汪海林如此期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