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择明
董卿又火了，因为《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
几年前，笔者曾设想，如果重拍《围城》，应该找哪些演员来演？李梅亭当然依旧是由葛优出演，当年他太年轻，现在定能出神入化；百家讲坛上的文化明星尽可以出演沈太太、高松年、刘东方等一众人物；白百合比王络丹更接近孙柔嘉；能扮演鲍小姐的女艺人可真不少；曹元朗可由东方卫视主持人曹可凡担任，基本不用化妆；在想到苏文纨时，面前竟然浮现出了董卿的形象。
喜欢将演员与角色混为一谈的观众一定以为我是在黑董卿。恰恰相反，笔者认为她作为主持人，技术几乎无可挑剔。对于台下的她，我也认为她也并不像一些黑粉指认的“装”，她只是与乡村社会场域喜闻乐见的“自来熟”不是一个套路。之所以觉得她可以出演苏小姐，主要是因为她有旧上海布尔乔亚女性的阶层感和距离感。
距离感其实不是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因为它既可以解释为一种分寸感、教养，也可以被解读为一种防御的姿态，以及给人一种“我不想和任何人过于亲近”的讯号。而这种讯号对于主持人来说并不讨喜。包括春晚在内，董卿的面孔与伪乡土气息的晚会内容总是会让人产生一种错位感，有时候甚至是错乱的。但这种错乱其实正是对大众意识形态的折射。比如前些年，东北方言在电视上之所以火爆，那是因为它用一种大红大绿的、意淫中的“乡土”去弥合、掩盖现实中乡土伦理的迅速流失与断裂。这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分裂。这种虚假的“接地气”其实很容易就被真实的“接地气”——消费主义趣味所击溃。例如，以“娱乐”为标签的某台就靠综艺迅速攻占了那个真实的乡村及城镇。然而，一切都在流动，如今整个社会结构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这种低端消费娱乐也需要开发更高的版本了。而像《中国诗词大会》这种以往会被视为曲高和寡的节目，今年到了第二季，竟然以黑马的姿态横空出世，这实际上正反映了所谓“高端”内容的极度匮乏，以及中国社会阶层的流动、大众文化消费诉求的悄然变化。
“高端”二字，当然有着身份、阶层、权力的属性。而决定这种感受的关键，其实从来就不是由银行存款定义的，而是另一些事物，例如文化、趣味等等。诗歌，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比如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其实是相当尴尬的一个事物，通常与“不实在”、“无用”、“矫情”、“神经病”这些负面评价联系在一起。也正因为如此，诗歌所代表的“高雅文化”变成了一种稀缺文化资本，并且，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彰显这种稀缺性，成为资本追逐的对象。《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的火爆仅仅是个前奏曲。作为身份、权力标识物的“文化趣味”将成为一个庞大的、新兴阶层的刚性需求。这个阶层的庞大或许超越我们的想象，好比《巨人传》里的庞大固埃。
当代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指出，生成趣味判断力的机制并非源自人类先验的综合判断，相反，趣味判断力是后天的，是社会等级的标志；社会等级对趣味判断力具有规范和等级塑形作用。“高雅”的文化趣味以都市文化为基础，与伴随组织资本主义终结的后现代城市文化相关。“高雅文化”的价值因其数量而异，并必然随着数量的增多或普及而减少。资产阶级通过在符号秩序与物质上长期垄断稀缺性文化产品，而普罗大众不具有对艺术作品的解码能力，无法从日常经验所理解意义初级层面，进入到“意义的第二层面”，而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居间位置的“小资”则介于两者之间：他们要么利用合法文化的资源，把通俗的艺术赋予合法形式，要么把“严肃艺术”通俗化。如果说，通俗化趣味是容易得到的，那么当它们不甘心于被看作在本质上是平庸的、普通的，不甘心于没有可以炫耀自身的权力、更没有可以歧视他者的权力的时候，通俗化趣味因其本身的易得所产生的自我厌倦感会转化成对稀缺感的渴望——就向着更为“高雅”的品位转移。
布尔迪厄的判断毕竟是在三十年前、基于法国的社会结构做出的。很难用传统的小资、中产等概念定义中国这个新兴的阶层。然而社会结构与大众文化产品之间总有着奇妙的和谐。作为一档文化消费产品，《中国诗词大会》正是通过对诗歌同时的升格与降格，满足了新型阶层的需求。升格，是将古诗词与“高雅文化”建立起对接，通过一种背诵多少决定胜负的赛制，将其作为经典语录，作为高雅之物，却忽略了这些古诗词都是古人对自己生活鲜活贴切的解释。降格，则是在高雅、美好这些预设目标面前，节目制作采取了一种通俗化的套路。从内容上来看，大部分诗词直接来自中小学语文教材，它所勾起的更多是你对少儿时期的怀旧，以及陪娃背诗的育儿记忆，所以它才能够老少咸宜。
然而，《中国诗词大会》毕竟是众妖艳中的一股清流。在笔者看来，这档电视节目最重要的意义是，诗歌，又可以与我们的生活发生关系了。虽然目前的节目还停留在比赛记忆力的阶段，但不妨预设可以有一档升级版的《中国诗词大会》：它会提醒我们，真正的诗意，从来不在远方，而正是在当下生活中。诗歌是我们对自己私人生活的定义、解释、理解、感悟，是我们远离贪念嗔恨的可靠法门，是苏东坡的“此心安驻是吾乡”、“万人如海一身藏”；这个升级版可以告诉我们，真正的诗歌是朴素的情感表达，它是华丽词藻的天敌，就像爱一样无须粉饰，它是《诗经》的“女曰鸡鸣，男曰昧旦”，是《古诗十九首》的“弃捐无复道，努力加餐饭”，会让伪民谣、流行歌曲的做作与堆砌无所遁形；这个升级版可以告诉我们，诗歌能够抵御消费主义的逻辑，使我们不会轻易就被房价、成功学这些当代社会的怪胎所俘虏；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升级版可以告诉我们，其实人人都是诗人，我们有权利用今天的语言、今天的思想去写今天的事，而不是要“复古”，死在古人的格律与韵脚中。
当然，如果有这个升级版的话。
◎黑择明
董卿又火了，因为《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
几年前，笔者曾设想，如果重拍《围城》，应该找哪些演员来演？李梅亭当然依旧是由葛优出演，当年他太年轻，现在定能出神入化；百家讲坛上的文化明星尽可以出演沈太太、高松年、刘东方等一众人物；白百合比王络丹更接近孙柔嘉；能扮演鲍小姐的女艺人可真不少；曹元朗可由东方卫视主持人曹可凡担任，基本不用化妆；在想到苏文纨时，面前竟然浮现出了董卿的形象。
喜欢将演员与角色混为一谈的观众一定以为我是在黑董卿。恰恰相反，笔者认为她作为主持人，技术几乎无可挑剔。对于台下的她，我也认为她也并不像一些黑粉指认的“装”，她只是与乡村社会场域喜闻乐见的“自来熟”不是一个套路。之所以觉得她可以出演苏小姐，主要是因为她有旧上海布尔乔亚女性的阶层感和距离感。
距离感其实不是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因为它既可以解释为一种分寸感、教养，也可以被解读为一种防御的姿态，以及给人一种“我不想和任何人过于亲近”的讯号。而这种讯号对于主持人来说并不讨喜。包括春晚在内，董卿的面孔与伪乡土气息的晚会内容总是会让人产生一种错位感，有时候甚至是错乱的。但这种错乱其实正是对大众意识形态的折射。比如前些年，东北方言在电视上之所以火爆，那是因为它用一种大红大绿的、意淫中的“乡土”去弥合、掩盖现实中乡土伦理的迅速流失与断裂。这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分裂。这种虚假的“接地气”其实很容易就被真实的“接地气”——消费主义趣味所击溃。例如，以“娱乐”为标签的某台就靠综艺迅速攻占了那个真实的乡村及城镇。然而，一切都在流动，如今整个社会结构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这种低端消费娱乐也需要开发更高的版本了。而像《中国诗词大会》这种以往会被视为曲高和寡的节目，今年到了第二季，竟然以黑马的姿态横空出世，这实际上正反映了所谓“高端”内容的极度匮乏，以及中国社会阶层的流动、大众文化消费诉求的悄然变化。
“高端”二字，当然有着身份、阶层、权力的属性。而决定这种感受的关键，其实从来就不是由银行存款定义的，而是另一些事物，例如文化、趣味等等。诗歌，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比如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其实是相当尴尬的一个事物，通常与“不实在”、“无用”、“矫情”、“神经病”这些负面评价联系在一起。也正因为如此，诗歌所代表的“高雅文化”变成了一种稀缺文化资本，并且，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彰显这种稀缺性，成为资本追逐的对象。《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的火爆仅仅是个前奏曲。作为身份、权力标识物的“文化趣味”将成为一个庞大的、新兴阶层的刚性需求。这个阶层的庞大或许超越我们的想象，好比《巨人传》里的庞大固埃。
当代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指出，生成趣味判断力的机制并非源自人类先验的综合判断，相反，趣味判断力是后天的，是社会等级的标志；社会等级对趣味判断力具有规范和等级塑形作用。“高雅”的文化趣味以都市文化为基础，与伴随组织资本主义终结的后现代城市文化相关。“高雅文化”的价值因其数量而异，并必然随着数量的增多或普及而减少。资产阶级通过在符号秩序与物质上长期垄断稀缺性文化产品，而普罗大众不具有对艺术作品的解码能力，无法从日常经验所理解意义初级层面，进入到“意义的第二层面”，而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居间位置的“小资”则介于两者之间：他们要么利用合法文化的资源，把通俗的艺术赋予合法形式，要么把“严肃艺术”通俗化。如果说，通俗化趣味是容易得到的，那么当它们不甘心于被看作在本质上是平庸的、普通的，不甘心于没有可以炫耀自身的权力、更没有可以歧视他者的权力的时候，通俗化趣味因其本身的易得所产生的自我厌倦感会转化成对稀缺感的渴望——就向着更为“高雅”的品位转移。
布尔迪厄的判断毕竟是在三十年前、基于法国的社会结构做出的。很难用传统的小资、中产等概念定义中国这个新兴的阶层。然而社会结构与大众文化产品之间总有着奇妙的和谐。作为一档文化消费产品，《中国诗词大会》正是通过对诗歌同时的升格与降格，满足了新型阶层的需求。升格，是将古诗词与“高雅文化”建立起对接，通过一种背诵多少决定胜负的赛制，将其作为经典语录，作为高雅之物，却忽略了这些古诗词都是古人对自己生活鲜活贴切的解释。降格，则是在高雅、美好这些预设目标面前，节目制作采取了一种通俗化的套路。从内容上来看，大部分诗词直接来自中小学语文教材，它所勾起的更多是你对少儿时期的怀旧，以及陪娃背诗的育儿记忆，所以它才能够老少咸宜。
然而，《中国诗词大会》毕竟是众妖艳中的一股清流。在笔者看来，这档电视节目最重要的意义是，诗歌，又可以与我们的生活发生关系了。虽然目前的节目还停留在比赛记忆力的阶段，但不妨预设可以有一档升级版的《中国诗词大会》：它会提醒我们，真正的诗意，从来不在远方，而正是在当下生活中。诗歌是我们对自己私人生活的定义、解释、理解、感悟，是我们远离贪念嗔恨的可靠法门，是苏东坡的“此心安驻是吾乡”、“万人如海一身藏”；这个升级版可以告诉我们，真正的诗歌是朴素的情感表达，它是华丽词藻的天敌，就像爱一样无须粉饰，它是《诗经》的“女曰鸡鸣，男曰昧旦”，是《古诗十九首》的“弃捐无复道，努力加餐饭”，会让伪民谣、流行歌曲的做作与堆砌无所遁形；这个升级版可以告诉我们，诗歌能够抵御消费主义的逻辑，使我们不会轻易就被房价、成功学这些当代社会的怪胎所俘虏；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升级版可以告诉我们，其实人人都是诗人，我们有权利用今天的语言、今天的思想去写今天的事，而不是要“复古”，死在古人的格律与韵脚中。
当然，如果有这个升级版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