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余年前,我们成为了颠沛流离的文化坚守者。1937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和上海沦陷,我们再遭日本法西斯重创,总管理处先迁长沙后移重庆,其间主要出版工作曾转至香港办事处。大灾之下,必图大志。商务立即发出启事,重申学术报国之志,在战争灾难困难重重的条件下仍然砥砺前行,不仅应战时之需出版了“抗战小丛书”“战时常识丛书”“战时经济丛书”和《战时手册》等图书,还出版了张元济的《中华民族的人格》、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稿》、钱穆《国史大纲》、金岳霖《论道》、王力的《中国文法学初探》《辞源》正续编合订本、《马可波罗行纪》、但丁《神曲·地狱》、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还在香港出版了《万有文库》简编一二集等。商务人用自己的文化坚守向世人证明,国破不仅山河在,与山河同在的,还有文化,还有精神。
60余年前,我们来到了北京,成为新中国新文化的重要建设者。我们把东方图书馆的藏书全部捐献给了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出版了《缩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卢梭《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等外国学术名著则成规模出版。出版《英华大辞典》《俄汉大辞典》和德汉、法汉以及张道真《实用英语语法》和薄冰、赵德鑫《英语语法手册》等多种外语辞书和工具书。堪称重中之重的是承载深厚大国文化、担当新中国国民教育和推广普通话与现代汉语规范化重任的《新华字典》新一版的出版和印出《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送审稿。
50余年前,我们成为了不幸年代的万幸者,成为那个特殊年代文化沙漠中少有的一片绿洲。以“东方红出版社”名义出版俄文版和英汉对照本《毛主席语录》。全体干部到湖北咸宁参加“文化部五七干校”。1971年,受重修承载大国文化的《新华字典》的使命召唤,我们返回北京迁入了王府井大街36号,出版了《新华字典》(1971年修订版);与全国14家出版社联合翻译出版国别史;与全国17家出版社联合出版国别地理;出版摩尔根《古代社会》、阿庇安《罗马史》、霍尔巴赫《袖珍神学》和罗素《西方哲学史》等。
40余年前,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成为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践行者,结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不仅成为改革开放的最重要成果,还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正式出版《现代汉语词典》,出版《辞源》第二版,出版《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出版《新华词典》《汉英词典》,创刊《英语世界》,出版《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俄汉便携大辞典》,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商务印书馆文库”,还出版“日本丛书”“美国丛书”“莎士比亚注释丛书”“中国自然地理知识丛书”“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等。创建第一个中外合资的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