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柒斤
元宵是春节的尾声，先民早在两千年前的西汉就已“闹”元宵。可谁能想到，古人为使元宵“闹”得有趣、有味，想出了诸多“闹”法，更有“偷”元宵。
那么，古人何时明目张胆地“偷”进元宵节？《魏书·本纪第十二》东魏孝敬帝记条曰：“天平四年（公元537年）春正月，禁十五日相偷戏。”这说明，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偷在元宵”的娱乐活动已在河南、苏北、山西等中原一带泛滥成灾，否则朝廷不会严令禁止。“相偷戏”即元宵节这一天大家可以玩互相随便偷的活动。相传，元宵节“放偷”肇始于南北朝时的契丹族，苦于无文字记载，无从查证。不过，东魏傀儡皇帝——孝敬帝元善见虽发了禁令，但并未能禁止“偷在元宵节”活动的肆意蔓延，其后的朝代深受其遗风影响，并开发出名目繁多的“元宵偷”。
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二“偷灯盏”条解释当时人在元宵节偷灯的原因时说：“一云，偷灯者，生男子之兆。”这里“灯”谐音“丁”，就是男丁。而且还说，若夫妻一起把别人家的灯偷来并放置床下，妻子当月就能怀孕。当时还有民谣唱到：“偷了刘家的灯，当年吃了当年生，有了女孩叫灯哥，生了男孩唤灯成。”看来，宋代元宵节，刘姓人家的灯是一等一的抢手货。
相比南方人“偷灯”是为添丁的迷信游戏，北方辽、金等少数民族元宵之偷就实诚多了。宋洪皓《松漠纪闻》说：金国治盗甚严，每捕获偷盗犯，除依法论罪，还按所偷物品价值的七倍予以赔偿。“唯正月十六日，则纵偷一日以为戏，妻女、宝货、车、马为人所窃，皆不加刑。”于是，这一天，大家都严加戒备，遇到小偷，笑着赶走，“既无所获，虽畚微物，亦携去。”而妇女们则率婢妾大摇大摆到人家偷东西，她们往往趁主人迎客之际“纵其婢妾盗饮器”。被盗人家发现或“偷者自言”后，失窃者还要“具茶食以赎（谓羊、酒、肴馔之类），次则携壶，小亦打糕取之”。此风俗“自契丹以来，皆然，今燕亦如此”。看来，北京、天津、河北一带人旧时元宵节也乐于此道。
到了元朝，元宵“放偷”就延长到了三天。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灯市”条谓：“金元时，放偷三日，偷至，笑遣之，虽窃至妻女不加罪。”这金、元民族的人真够慷慨大方，元宵节不仅可以偷物，还能偷美女，且老婆女儿为他人所窃也不以为忤。当然，此事是否真实，有待考证。
元宵之“偷”，各地风俗也不相同。有真偷，就有“假”偷。台湾及贵州等地未婚女青年元宵节偷摘青菜就是“假偷”，她们是以元宵为“平台”，期待遇到如意郎君，此“偷”也为所谓中国情人节平添了几分诗情画意。同样元宵“偷青”，有些地方则“将菜园一扫而空”。据清版本的江苏、四川、广西等地的一些地方志载，许多地方“一遇元宵节，不论男女老少，不待夜深，饭后即出，到处汹汹，势同掠夺，各园主稍为疏防，即被一扫而空”。此习俗一直延续至清末。
其实，古人元宵“放偷”不是傻，而是心照不宣地实行一种别致的馈赠，也可看成是原始共产制的再分配。可是到了后世，除可偷闲、偷懒等外，任何时候偷盗实物都是犯罪。大概是人类财产意识提高后，便开始人心不古了吧。
◎赵柒斤
元宵是春节的尾声，先民早在两千年前的西汉就已“闹”元宵。可谁能想到，古人为使元宵“闹”得有趣、有味，想出了诸多“闹”法，更有“偷”元宵。
那么，古人何时明目张胆地“偷”进元宵节？《魏书·本纪第十二》东魏孝敬帝记条曰：“天平四年（公元537年）春正月，禁十五日相偷戏。”这说明，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偷在元宵”的娱乐活动已在河南、苏北、山西等中原一带泛滥成灾，否则朝廷不会严令禁止。“相偷戏”即元宵节这一天大家可以玩互相随便偷的活动。相传，元宵节“放偷”肇始于南北朝时的契丹族，苦于无文字记载，无从查证。不过，东魏傀儡皇帝——孝敬帝元善见虽发了禁令，但并未能禁止“偷在元宵节”活动的肆意蔓延，其后的朝代深受其遗风影响，并开发出名目繁多的“元宵偷”。
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二“偷灯盏”条解释当时人在元宵节偷灯的原因时说：“一云，偷灯者，生男子之兆。”这里“灯”谐音“丁”，就是男丁。而且还说，若夫妻一起把别人家的灯偷来并放置床下，妻子当月就能怀孕。当时还有民谣唱到：“偷了刘家的灯，当年吃了当年生，有了女孩叫灯哥，生了男孩唤灯成。”看来，宋代元宵节，刘姓人家的灯是一等一的抢手货。
相比南方人“偷灯”是为添丁的迷信游戏，北方辽、金等少数民族元宵之偷就实诚多了。宋洪皓《松漠纪闻》说：金国治盗甚严，每捕获偷盗犯，除依法论罪，还按所偷物品价值的七倍予以赔偿。“唯正月十六日，则纵偷一日以为戏，妻女、宝货、车、马为人所窃，皆不加刑。”于是，这一天，大家都严加戒备，遇到小偷，笑着赶走，“既无所获，虽畚微物，亦携去。”而妇女们则率婢妾大摇大摆到人家偷东西，她们往往趁主人迎客之际“纵其婢妾盗饮器”。被盗人家发现或“偷者自言”后，失窃者还要“具茶食以赎（谓羊、酒、肴馔之类），次则携壶，小亦打糕取之”。此风俗“自契丹以来，皆然，今燕亦如此”。看来，北京、天津、河北一带人旧时元宵节也乐于此道。
到了元朝，元宵“放偷”就延长到了三天。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灯市”条谓：“金元时，放偷三日，偷至，笑遣之，虽窃至妻女不加罪。”这金、元民族的人真够慷慨大方，元宵节不仅可以偷物，还能偷美女，且老婆女儿为他人所窃也不以为忤。当然，此事是否真实，有待考证。
元宵之“偷”，各地风俗也不相同。有真偷，就有“假”偷。台湾及贵州等地未婚女青年元宵节偷摘青菜就是“假偷”，她们是以元宵为“平台”，期待遇到如意郎君，此“偷”也为所谓中国情人节平添了几分诗情画意。同样元宵“偷青”，有些地方则“将菜园一扫而空”。据清版本的江苏、四川、广西等地的一些地方志载，许多地方“一遇元宵节，不论男女老少，不待夜深，饭后即出，到处汹汹，势同掠夺，各园主稍为疏防，即被一扫而空”。此习俗一直延续至清末。
其实，古人元宵“放偷”不是傻，而是心照不宣地实行一种别致的馈赠，也可看成是原始共产制的再分配。可是到了后世，除可偷闲、偷懒等外，任何时候偷盗实物都是犯罪。大概是人类财产意识提高后，便开始人心不古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