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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的“秘密”是柜中骷髅

2017-02-10 15:41 北京晚报

来源标题:新闻的“秘密”,是柜中骷髅

在读意大利作家埃科生前最后一本小说《试刊号》时,可以对读其另一部文集《树敌》中的《电视女郎与保持缄默》一文。在后者中,埃科概括性地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如今新闻界做的不是“揭示”,而是“屏蔽”,若想隐瞒什么,正确的做法是“大肆谈论其他行为”。由此,所谓新闻,成为“由新闻界创造出来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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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刊号》(意)翁贝托·埃科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试刊号》这部小说,可以说是埃科对自己此种媒体观念的一次充满反讽性的文学实践。比起他的名作《玫瑰的名字》和《傅科摆》来,《试刊号》的篇幅轻巧得多也通俗好读得多,但那种严肃和戏谑相杂糅的风格以及对于阴谋论的偏爱,一眼看去却仍是埃科式的。

按埃科在采访中的说法,小说讲了一群“失败者”、“小人物”的颇为荒诞的故事。主人公也即叙事者“我”叫科洛纳,是个一向失败的作家,在1992年的某一天受邀进入一个报纸编辑部。但这份叫做《明日报》的报纸永远不会出版面世,因为它的诞生乃是源于其背后的股东冀图借此作为把柄,进入上流权力阶层;而股东找来的主编也心怀鬼胎,希望科洛纳做他的枪手,写一部记录编报全部原委和过程的“记者回忆录”,以作他用。另外四个编辑则来路各异,被蒙在鼓里的他们并不知晓这份报纸的真相和命运,但同样无一不是失败的倒霉蛋。譬如后来和科洛纳发生亲密关系的玛雅,她一心想成为严肃的战地记者,靠写作来影响世界,却先是在绯闻杂志里做狗仔,后是在《明日报》里编星座运势;又如布拉加多齐奥,他擅长揭露丑闻、洞察和阴谋论,连篇累牍对科洛纳讲述自己对于墨索里尼和情妇之死的怀疑,最后(可能)因为对某些秘密事件的追踪,成为了一具尸体。

虽然是“试刊号”,虽然这份报纸及其编辑者同样注定将是“没有明日”的失败结局,但埃科依然借出自编辑部诸人之口的话语,集中讨论了大众传媒的若干“关键性原则”——这些内容,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对于新闻真实性的定义和认知。若是媒体从业者或是对这一行业多少有些了解的人,看到以下这些判断或观点时,再后知后觉的人,大概也会会心一笑(或许是自嘲?),但笑过之后,更多会是如芒刺在背,仿佛被人发现了藏在橱柜中的骷髅:

“加上引号之后,那些声明就变成了事实……可以想见,记者只不过把话语权交给一个与他观点相同的人。”

“并非新闻创造报纸,而是报纸创造新闻。懂得如何将四条不同的新闻放在一起发表,就意味着向读者提供了第五条新闻。”

“人们并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倾向,然后我们给予他们一种倾向,于是他们察觉到自己有了倾向。”

这些“原则”,首先会决定或否决某个新闻选题是否会出现在报上,以及以何种形式出现、出现在什么位置,是头条还是中缝。这些自然是媒体从业者必须掌握的职业技能,但学过形式主义理论的我们知道,形式本身会蕴含着比内容更加意味深长的东西。甚至很多时候,之于媒体而言,形式才是第一性的,而内容退缩为第二性的。如若推至极端,即是艾柯笔下的这份“试刊号”,沦为一种被各方操秉的阴暗工具。被牺牲的,当然是那些不记名姓的失败者。

小说的背景虽设置在1992年的意大利,但它依然、且或许更加适合用来审视我们当下的这个时代。1992年,人们尚面对的是单向度传播的媒介,而今,却处在一个更为复杂、更为歧路丛生的媒体环境中。当我们点开网站或是新媒体头条,喜闻乐见的明星八卦、耸人听闻的“标题党”,浮现的正是“明日报”的幽灵。在这样一个多向度传播的时代里,我们以为能够自主选择自己想看的新闻,但拜大数据等技术所赐,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其实是被更加精准和高超地安排好了,也越来越偏离全面和客观。而移动互联网催生出的大量自媒体、“意见领袖”,往往更是惯于用富有暗示性的叙述策略,让人们不自觉地产生某种倾向,进而观点迅速归拢并站队。网络时代以几何级倍数释放出比以往多无数倍的噪音,它们拼命用无用的八卦信息阻拦人们去接收切实有用的信息。从某个角度上说,传媒不是更好了,而是更坏了——去年才刚刚去世的埃科,想必晚年对这样一种新的媒体环境也有深刻的体认和反思。

如果说小说前半部分论及的诸种原则还更偏于是埃科眼中的新闻业方法论,那么小说的结局,无疑是一种总结性质的时代经验,虽然拥有这些经验的主体是一群装睡的人。阴谋论者布拉加多齐奥沿着对墨索里尼之死的怀疑,一直引申到二战后的一系列恐怖活动以及西方国家针对左派的“短剑行动”。他被谋杀后,知道内情的科洛纳也陷入巨大的恐慌中。于是还没等一份“试刊号”编出来,编辑部就四散了(这真是一个大反讽)。直到后来,科洛纳看到了英国广播公司播放的《短剑行动》的纪录片,方才如遇大赦——“谁说出真相,谁就给了你自由。”

对于一部不乏悬疑色彩的小说而言,这个结局仿佛有点不了了之,但埃科的本意本来就不是弄清曲折找出元凶,而是揭示某种“有意义的无意义”。信息爆炸的时代里,人们正在习惯失去羞耻感,任何新闻都无法打扰他们,也不会被记得,因为“任何新故事,我们都曾经听过更糟糕的,这件事只不过是模仿”。新闻业也因此成了一个某种意义上的“诚实的职业”,“说的都是一些扯淡的事,但大家都心知肚明,且以此为乐”。媒体和公众“各取所需”之下,加速了娱乐时代的合谋。科洛纳说:“世界是一个噩梦,亲爱的。我想下车,但他们对我说不行,我们是在一列特快车上面,中间没有停靠站。”盖当如是。我们制造着“噩梦”,也消费着“噩梦”,必须靠“噩梦”来过活。

责任编辑:纪敬(QC0003)作者:张玉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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