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文学评论家。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著有《颜色的名字》、《纸现场》、《河边的日子》、《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见证一千零一夜——21世纪初的文学生活》、《为文学申辩》、《小春秋》、《致理想读者》等专著和文集。曾获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奖、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以及2015年《羊城晚报》花地文学榜“年度文学批评”金奖。
李敬泽渴望在文学的视域里，以绝大的勇气与才学，将他心目中的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宏大叙事与生活细节、传统与现代化、虚构与非虚构的复杂关系，来一次厘定和呈现。
“我提供的是一个散文家如何进入历史叙事的角度和方法。”
蒋蓝：你已经出版了二三十部著作，这本由译林出版社新近推出的《青鸟故事集》为什么显得特别重要？
李敬泽：我算是鲁迅的信徒。从小读大先生的书长大，我发现他是特立独行的，连书名也是，一字不能易，《呐喊》、《彷徨》等等，戛金断玉。即使不断再版，他也不会另取一个书名，对此我一直是谨从的。而且我也学习大先生另外一个德性，那就是新书里不收录别的版本里的文章，货真价实，以示童叟无欺。但是，出版《青鸟故事集》却是一个“例外”。
蒋蓝：此话怎么讲？
李敬泽：在我看来，一本书是否值得再版，要看它的思想、观点是否过时。我至今认为，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没有过时，而且对当下如何思考现实与历史、本土与西方、文学和思想等等，仍然具有启发意义。何况，《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出版至今满16年了。当下中国变化之巨大、思想更替之迅猛，历史上没有任何时代可以与之相提并论。16年回首，我就有一种充分自信：两千年来，国人从未想到用这种言路来演绎历史。我提供的是一个散文家如何进入历史叙事的角度和方法，16年弹指而过，你会发现有很多作者也按照这本书的言路在写作历史了。这本书对于我而言，不但是一个具有生命刻痕的纪念，而且是时间对我探索性写作的一个褒奖。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不悔“少作”。
2016年译林出版社的人找我，决定新出《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我思考良久，同意了。在原稿基础上，我修订了百分之二十的篇幅，主要是去掉了一些抒情过分的段落，另外补充了一些观点和少量新作。
蒋蓝：《青鸟故事集》的命名，你自然有考虑。
李敬泽：我当了多年编辑，书名命名自有“机巧”。开始本拟使用“飞鸟”，考虑到已经被人糟蹋，白白毁了这个好词，只好另辟蹊径。李商隐名句“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但我的“青鸟”里并没有多少这样的意思，反而是大师梅特林克的最著名代表作——六幕梦幻剧《青鸟》，在我的故事集里留下了它巨大的鸟影。
蒋蓝：梅特林克的《青鸟》是欧洲戏剧史上融神奇、梦幻、象征于一炉的杰作。写兄妹迪迪和麦迪去寻找青鸟的故事。一路上他们经历了许多事情：夜宫的五道大门、恐怖的墓地之路、难以置信的青孩子的身世，以及幸福家园的见闻。种种经历都是为了让兄妹明白幸福的真正含义。
李敬泽：我在《青鸟故事集》里展示的是我进入历史迷宫的历险。我们不应该再采用教科书的态度进入历史，而是自由地探索历史真谛：我强烈地感到，人的境遇其实并未发生重大变化，那些充满误解和错谬的情境，我们和陌生的人、陌生的物相遇时警觉的目光和奔放的想象，这一切仍然是我们生活中最基本的现实。我们的历史乐观主义往往是由于健忘，就像一个人只记住了他的履历表，履历表记录了他的成长，但是追忆旧日时光会使我们感到一切都没有离去、一切都不会消失，那些碎片隐藏在偏僻的角落，等待着被阅读、被重新讲述。
“文学尤其需要一种平民史观，只有这样才能审视不同时空里的许多问题。”
蒋蓝：在《沉水、龙涎与玫瑰》一章里，你展示了一种“博物学”式的旺盛趣味，考据了这些事物、植物的自然历史与人文历史。引用、考据、想象、思考穿插其间，其碎片拼接之书天衣无缝。
李敬泽：这恰恰就是东西方在文化上的差异，也是历史叙事里我最为看重的事物细节和事物在生活方式里的悲欢荣辱、花开花落。钱穆说过，要用“温情与敬意”去诠释历史，我尽力这么做了。有时，“掉书袋”也是必须的。问题在于我们不是枯燥、且无节制的引用，而又没有自己的独特观点。
蒋蓝：你为什么对历史如此感兴趣？
李敬泽：我父母均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所以我的童年玩耍的地点，基本上是在一些考古发掘现场。考古十分艰辛，父亲一年也不容易回一次家。我当时就想，历史、考古自然是高大上的，是宏大叙事，与寻常百姓根本没有关系。这种想法伴随自己阅历的增加，我最后彻底否定了这些看法。我从布罗代尔的著作里，看到了西方的平民历史，尤其是老百姓的生活方式，那就是我心目中可信的历史。在我看来，记载历代帝王将相的历史，远不及一部《红楼梦》伟大。
蒋蓝：你是以平民历史观来演绎、展开你的历史视域。也可以这样说，《青鸟故事集》也是一种文学的“微观史”。
李敬泽：要害在于：我们如何看待中华民族的历史？而文学尤其需要一种平民史观，只有这样才能审视不同时空里的许多问题。我在一篇文章里谈到，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什么意思？就是说随着每一代人的境遇、每一代人面临的问题的变化，我们需要重新回望我们的过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丰富了对历史的认识，也扩展了对自身、对当下的理解。所以历史是需要不断重写的，每一代人都会重写，否则只有一部《二十四史》不就够了？在重写中人们会不断有新的发现，达到对我们民族历史更为真切、更为宽阔的认识。
“在价值向度上，我必须知道好与坏。然后，在文本上等着别人来挑毛病。”
蒋蓝：你如何看待文学与吟唱？
李敬泽：我不大相信口述实录。一个人口才再好，笔头很烂，这两者没有关系。但吟唱不同。走在天地之中，心中有歌要唱。这就是文学，这就是荷马，这就是元典精神，这就是鲍勃·迪伦给我们的启示：我们需要不断返回元写作。
蒋蓝：你目前工作如此繁忙，如何来面对自己的写作？
李敬泽：2000年前后，我的写作十分流畅。后来写作时间就不够用了。这也没有办法，我只好采取冲刺性写作。近年来，我在《收获》《十月》开设了个人专栏，让专栏编辑挥舞鞭子赶着走。有时太忙竟然忘记了交稿，干脆最后一天交稿。这也好，一年也完成了不少作品。
蒋蓝：你说过，一个作家要让傻瓜与天才都能服气很难。
李敬泽：是的。首先是反省自己：在价值向度上，我必须知道好与坏。然后，在文本上等着别人来挑毛病。对此，我又有把握地说，我有“吊花腔”的本事。书，好看！
蒋蓝：你是非常敬重才华的。
李敬泽：一个有才华的人需要得到最大敬重。才华是一种气息。才华在任何正常时代都是珍稀资源。
李敬泽，文学评论家。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著有《颜色的名字》、《纸现场》、《河边的日子》、《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见证一千零一夜——21世纪初的文学生活》、《为文学申辩》、《小春秋》、《致理想读者》等专著和文集。曾获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奖、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以及2015年《羊城晚报》花地文学榜“年度文学批评”金奖。
李敬泽渴望在文学的视域里，以绝大的勇气与才学，将他心目中的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宏大叙事与生活细节、传统与现代化、虚构与非虚构的复杂关系，来一次厘定和呈现。
“我提供的是一个散文家如何进入历史叙事的角度和方法。”
蒋蓝：你已经出版了二三十部著作，这本由译林出版社新近推出的《青鸟故事集》为什么显得特别重要？
李敬泽：我算是鲁迅的信徒。从小读大先生的书长大，我发现他是特立独行的，连书名也是，一字不能易，《呐喊》、《彷徨》等等，戛金断玉。即使不断再版，他也不会另取一个书名，对此我一直是谨从的。而且我也学习大先生另外一个德性，那就是新书里不收录别的版本里的文章，货真价实，以示童叟无欺。但是，出版《青鸟故事集》却是一个“例外”。
蒋蓝：此话怎么讲？
李敬泽：在我看来，一本书是否值得再版，要看它的思想、观点是否过时。我至今认为，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没有过时，而且对当下如何思考现实与历史、本土与西方、文学和思想等等，仍然具有启发意义。何况，《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出版至今满16年了。当下中国变化之巨大、思想更替之迅猛，历史上没有任何时代可以与之相提并论。16年回首，我就有一种充分自信：两千年来，国人从未想到用这种言路来演绎历史。我提供的是一个散文家如何进入历史叙事的角度和方法，16年弹指而过，你会发现有很多作者也按照这本书的言路在写作历史了。这本书对于我而言，不但是一个具有生命刻痕的纪念，而且是时间对我探索性写作的一个褒奖。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不悔“少作”。
2016年译林出版社的人找我，决定新出《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我思考良久，同意了。在原稿基础上，我修订了百分之二十的篇幅，主要是去掉了一些抒情过分的段落，另外补充了一些观点和少量新作。
蒋蓝：《青鸟故事集》的命名，你自然有考虑。
李敬泽：我当了多年编辑，书名命名自有“机巧”。开始本拟使用“飞鸟”，考虑到已经被人糟蹋，白白毁了这个好词，只好另辟蹊径。李商隐名句“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但我的“青鸟”里并没有多少这样的意思，反而是大师梅特林克的最著名代表作——六幕梦幻剧《青鸟》，在我的故事集里留下了它巨大的鸟影。
蒋蓝：梅特林克的《青鸟》是欧洲戏剧史上融神奇、梦幻、象征于一炉的杰作。写兄妹迪迪和麦迪去寻找青鸟的故事。一路上他们经历了许多事情：夜宫的五道大门、恐怖的墓地之路、难以置信的青孩子的身世，以及幸福家园的见闻。种种经历都是为了让兄妹明白幸福的真正含义。
李敬泽：我在《青鸟故事集》里展示的是我进入历史迷宫的历险。我们不应该再采用教科书的态度进入历史，而是自由地探索历史真谛：我强烈地感到，人的境遇其实并未发生重大变化，那些充满误解和错谬的情境，我们和陌生的人、陌生的物相遇时警觉的目光和奔放的想象，这一切仍然是我们生活中最基本的现实。我们的历史乐观主义往往是由于健忘，就像一个人只记住了他的履历表，履历表记录了他的成长，但是追忆旧日时光会使我们感到一切都没有离去、一切都不会消失，那些碎片隐藏在偏僻的角落，等待着被阅读、被重新讲述。
“文学尤其需要一种平民史观，只有这样才能审视不同时空里的许多问题。”
蒋蓝：在《沉水、龙涎与玫瑰》一章里，你展示了一种“博物学”式的旺盛趣味，考据了这些事物、植物的自然历史与人文历史。引用、考据、想象、思考穿插其间，其碎片拼接之书天衣无缝。
李敬泽：这恰恰就是东西方在文化上的差异，也是历史叙事里我最为看重的事物细节和事物在生活方式里的悲欢荣辱、花开花落。钱穆说过，要用“温情与敬意”去诠释历史，我尽力这么做了。有时，“掉书袋”也是必须的。问题在于我们不是枯燥、且无节制的引用，而又没有自己的独特观点。
蒋蓝：你为什么对历史如此感兴趣？
李敬泽：我父母均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所以我的童年玩耍的地点，基本上是在一些考古发掘现场。考古十分艰辛，父亲一年也不容易回一次家。我当时就想，历史、考古自然是高大上的，是宏大叙事，与寻常百姓根本没有关系。这种想法伴随自己阅历的增加，我最后彻底否定了这些看法。我从布罗代尔的著作里，看到了西方的平民历史，尤其是老百姓的生活方式，那就是我心目中可信的历史。在我看来，记载历代帝王将相的历史，远不及一部《红楼梦》伟大。
蒋蓝：你是以平民历史观来演绎、展开你的历史视域。也可以这样说，《青鸟故事集》也是一种文学的“微观史”。
李敬泽：要害在于：我们如何看待中华民族的历史？而文学尤其需要一种平民史观，只有这样才能审视不同时空里的许多问题。我在一篇文章里谈到，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什么意思？就是说随着每一代人的境遇、每一代人面临的问题的变化，我们需要重新回望我们的过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丰富了对历史的认识，也扩展了对自身、对当下的理解。所以历史是需要不断重写的，每一代人都会重写，否则只有一部《二十四史》不就够了？在重写中人们会不断有新的发现，达到对我们民族历史更为真切、更为宽阔的认识。
“在价值向度上，我必须知道好与坏。然后，在文本上等着别人来挑毛病。”
蒋蓝：你如何看待文学与吟唱？
李敬泽：我不大相信口述实录。一个人口才再好，笔头很烂，这两者没有关系。但吟唱不同。走在天地之中，心中有歌要唱。这就是文学，这就是荷马，这就是元典精神，这就是鲍勃·迪伦给我们的启示：我们需要不断返回元写作。
蒋蓝：你目前工作如此繁忙，如何来面对自己的写作？
李敬泽：2000年前后，我的写作十分流畅。后来写作时间就不够用了。这也没有办法，我只好采取冲刺性写作。近年来，我在《收获》《十月》开设了个人专栏，让专栏编辑挥舞鞭子赶着走。有时太忙竟然忘记了交稿，干脆最后一天交稿。这也好，一年也完成了不少作品。
蒋蓝：你说过，一个作家要让傻瓜与天才都能服气很难。
李敬泽：是的。首先是反省自己：在价值向度上，我必须知道好与坏。然后，在文本上等着别人来挑毛病。对此，我又有把握地说，我有“吊花腔”的本事。书，好看！
蒋蓝：你是非常敬重才华的。
李敬泽：一个有才华的人需要得到最大敬重。才华是一种气息。才华在任何正常时代都是珍稀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