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发现中国人开放的传统

2017-01-22 08:11 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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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标题:李敬泽:发现中国人开放的传统

在《青鸟故事集》中,李敬泽如考古学家般穿行于博杂的历史文本,收集起蛛丝马迹、断简残章,编织出逝去年代错综复杂的图景。他尝试去寻找那些隐没在历史的背面和角落的人,那些曾在东方和西方之间传递文明的使者,在重重阴影中辨认他们的踪迹,倾听他们含混不清、断断续续的声音。

在想象中,逝去的事物重新生动展现,一个个曾在东方和西方之间衔递交流的人,如一只只青鸟,倏然划过天空,它们飞翔的路径和姿势被想象、被铭刻……

在批评与小说之间穿越,李敬泽自己的感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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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泽  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原《人民文学》杂志主编。著有《为文学申辩》《反游记》《小春秋》《平心》《致理想读者》等。

不为什么而写作最快乐

对于这本书,感到很惶恐。

惶恐之一就是人有的时候真不知道自己写了个什么东西,写作时充满了不自信,充满了焦虑,所以我从来不那么爱自己的作品,总觉得拿出来肯定是要丢人的。

这书是30多岁的书,确实是这样,这也使我有点惶恐,我已经50出头了,这本书的主体部分是2000年前的两年写的,那时才30多岁,那时也没有想很多事,主要是觉得有趣。现在我很怀念十几年前那样的写作状态——没打算真的做什么,也没想在世界上发出什么声音。

那时我是一个无所事事的读者,熟悉我的朋友经常会问,你30岁以前基本啥也没写,也不上进,那些年你在干什么呢?

我觉得,除了写字,人生还有很多事可干。我没开始写作时,我觉得我过得很好,很充实,喝了很多酒,玩的也很高兴,也看了很多书,作为一个广博的,无所事事的,没有什么特定目标的一个读者。

但是没有办法,人要上进的压力太大了,不仅是来自自己的压力,还有来自朋友们的压力。

“写点啥呗。”这样就被劝导着、鼓励着、推动着,只好写,我觉得那个时候写东西依然是快乐的,这本书中大概三分之二的部分,都是在那个时候纯凭兴趣写出来的,自己觉得好,没有想过发表,也没有想过会有很多人看,我也没觉得这是一个必须有动静的书。

要意义也要有点意思

从2000年算起到现在,已经16年了,再拿出来,想法就会比较复杂,因为不那么年轻了,也由不得你怎么想了,总有人会问: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书?想干什么?而十几年前,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

我为什么要写它?说老实话,我到现在也依然没有想清楚。

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件事是,我有很多的朋友,他们都会教我,他们看了以后都会告诉我,说我这本书到底有没有意义以及意义何在。出版前,我把稿子翻出来,在电脑上看。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过了十几年,我觉得这依然是一本有意思的书,依然是我想写的,也依然是我能写的。

评论家喜欢谈论意义,意义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我同时也是一个写作者,当你写作的时候,其实想意义想的不是很多,写作时,我想的最多的是另一个词,叫意思。这就像对待生活一样,生活过完了,大家来告诉你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对于我们每一个正在生活的人来说,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意思,今天到底有没有意思。

其实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是有意思的,让我觉得它现在还值得拿出来给朋友们读。

从物的角度重新发现大事

在我这本书里,谈到布洛代尔,在史学研究中,他对物高度重视,他认为,物在人类生活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同时又在日常经验中,不会被我们天天念叨着。

我常举一个例子,明代有个嘉靖皇帝,此后有万历皇帝和张居正,电视剧最关注这三人,但我认为,比嘉靖、张居正、万历都重要的是一个福建商人,嘉靖年间,这位商人从菲律宾把红薯带入中国。刚开始,政府也不支持他,也不知道红薯能干什么,他这个商人就靠自己的力量,到全国各地推广红薯种植。

红薯变成后来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物质基础,没有红薯,后来中国人口就不至于那么多,明清两代人口暴涨,跟红薯引进关系极大。

为什么大家更重视嘉靖皇帝他们?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看世界的眼光问题,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的那些大事未必是大事,包括我们今天,觉得是大事的那些事,其实也未必是大事,反而一些看上去似乎很普通的小事,在常识的眼光里,那才是真正的大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物确实很有意思,而且这个物的意义是多端的。

垃圾堆可能比金条更有价值

我在书中谈到了考古,考古学家挖到一个古代的垃圾堆,他也会很高兴,考古学家不是盗墓贼,不会觉得挖到金罐子才有价值,挖到垃圾堆就没有价值。他会一层一层将垃圾堆剥开,看其中的破碗破杯、食物遗迹、动物残骸等,这样他就可以获得一个,重建一个,想象一个,推断一个,关于往昔生活的知识,从而推断出,几千年前的人们是怎么活着的。

你可以反过来质疑:几千年前的人们只把那些没价值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当他们迁徙、逃跑时,他们会把自认为最珍贵的东西带上,比如金条、细软之类。垃圾堆里的东西,有什么珍贵呢?

但是,金条、细软带给后人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反而是垃圾堆里的东西,那些前任不在意的东西,告诉了后人很多关于他们生活的真相,这些东西在考古学家眼中,反而是最珍贵的。

我想,我们不仅看历史时应该这样看,在看我们自己生活时,也应该这样看——就是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那些不为我们所道的,不被我们所感知的,不被我们所珍惜的,也许才是最重要的,才是最有意思的。

我们在误解中建构起理解

作为写作者,在我写作过程中,始终觉得误解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

在这本书中,我在写《飞鸟的谱系》这一章时,我心里一边在想着,现在翻译们混得实在太好了,不知道当年这个行当是多么危险、卑微和暧昧。这是极有意思的一件事。

在明代,人们将翻译径直叫做舌头,从这些人的身影里,你真能看出大事何以成为大事、大事何以呈现为那个样子,在这些小的人物的影子中,我们能够理解曾经的、大的格局。

在大历史之下,小人物的活动形成了小历史,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人与人之间的误解,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误解,一个不同民族和一个不同民族的误解,都是没有办法的,绝不是说因此我们就不寻求理解,我们恰恰是在误解中去建构起理解。

我们现在依然处在误解史上,这个过程依然没有终结,现在是个全球化时代,每个人每天早晨拿起手机来,纽约又发生什么了,安卡拉又发生什么了,我们觉得世界尽在掌握,其实不是这样。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依然处在一个相互之间深刻误解的世界上,我们中国人经常会觉得我们在被别人误解,同时我们可能也误解着别人。

如何达到一个尽可能接近于真的理解,对我们来说,依然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我们未必比老祖宗更聪明

有一本书叫《美国精神的封闭》,我们也要警惕一个中国精神的封闭,过去常说,古代中国有闭关锁国的传统,但我觉得不完全是,中国历史太长了,也太复杂了,我们很容易把一段历史拿出来说事,进行一个整体性的论述。清代也许是闭关锁国的,但汉唐不是,宋代也不是,即使是明代也不是,中国精神没有完全封闭过,我们传统从来都保持了一种开放性。

当然,这个过程充满了想象、幻想、误解,也充满了谬误,充满了戏剧性的情节,充满了阴差阳错,充满了愚蠢,但是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不要嘲笑古人的愚蠢,不要嘲笑我们老祖宗的愚蠢,在有些方面,我们未必比道光年间,或者乾隆年间的人更高明,我们甚至有可能犯跟他们一样的错误。

我倒是觉得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在中国的传统和精神中,不管误解如何发生,始终存在生机勃勃的,有力量的一种开放性,一种对于异质经验接纳的力量和热情,一种愿意想象陌生事物这样的意愿和能力,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直到现在,依然是非常非常宝贵和重要的。

在今天,我们有互联网,我们有飞机,我们有什么了,其实你看一看这本书,你就会觉得在有些问题上,我们和我们的祖先在骨子里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们唐代的时候一见到波斯人,就觉得他一定很有钱,否则一定是在装穷。其实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好多人也这么想。 

陈辉/整理

责任编辑:纪敬(QC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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