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人民画报》阿拉伯文编译室的老主任，中国阿语届的权威，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众所周知，阿拉伯语是世界上最难掌握的语言之一，但他从未接受过正规外语专业的教育，他的第一份工作更是与阿拉伯语全无关系，而是遥远的柴达木盆地里一间小邮局的汇兑员……他叫李华英，一位出身河南普通农家的回族学者。
“别写我，写我的两位老师”
初见李华英先生，那是个面色红润，有两道浓眉的老人。他远远就迎出了门外，向我伸出一双温热有力的大手，“外面冷，快进屋来。”
像很多回族人家一样，李华英的家特别整洁，一尘不染。客厅里除了墙上的《古兰经》装饰盘和阿文书法作品，最惹眼的就是一幅放大的彩色结婚照：一对相貌好看的年轻夫妇，坐着的男子身穿笔挺黑西装，一张英俊的国字脸，显然是年轻时的李华英；站着的女子身材窈窕，穿一袭红地白花旗袍，戴着玉镯，一双大眼睛让人一见难忘，酷似电影明星姚晨——那是李华英的夫人李进先，两人结婚至今，已经65年了。
老太太也显得年轻，高身量、大嗓门，敞怀穿件绛紫色花的中式棉袄，穿梭在客厅和厨房间给我们添茶、端水果，带着笑，用浓重的乡音指着李华英嗔怪：“这老头子，就是话多！”——《潜伏》里的翠平如果老了，一定就是这个样子。
照片上这对漂亮洋气的年轻夫妇，其实都来自河南沁阳的一个回族小村庄。
李华英的启蒙教育来自于父亲李文明——一位粗通文墨，但对伊斯兰教经学造诣颇深的宗教职业者。父亲略懂阿语，家乡的经堂教育，为李华英打下了阿语的基本文法、句法和修辞基础。
李华英还上过一年国民党办的普通中学。“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时至今日，老人还能语调铿锵地流利背诵孙中山的“总理遗训”。“前些天我见到一个老同学，叫李紫金，她现在在地质大学当博导了，一见我就说：‘我还记得你当年穿了件蓝色的背心，还在背后用粉笔自己写了四个字——精忠报国。’”
李华英始终有颗不安于室的心，1954年，已经在老家成家的他考上了北京的回民学院阿拉伯文专修班。第二年，借着亚非会议召开的东风，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在阿专班的基础上成立了。首批24名学生，都是从全国各地考进来的尖子生。前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陈广元，是李华英的班长。
经学院一个月有24元的助学金，比当年普通大学生每月12元5角的助学金几乎翻了一番。学校一年还给大家做两套衣服，一日两顿正餐至少是两菜一汤。
比起舒适的学习环境，更让李华英感觉幸福的是学校雄厚的师资力量。每每提到自己的老师们，李华英总是关不上话匣子：“别写我，写我的老师们吧，他们才是值得纪念的人。”
伊斯兰教历来崇尚学习，穆罕默德有句名言：“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民国时，几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大阿訇兴起了“中国回教文化运动”。顾颉刚曾总结这个运动的几大要素：在回族同胞中普及汉语言文化；改革传统经堂教育；在回族社区兴办洋学堂；创办回族新闻媒体；增强回族的国家观念；翻译伊斯兰教经典，以及向阿拉伯国家选派留学生等。
回教文化运动培养了一批爱国爱教又有极高文化素养的大阿訇，包括著名的四大“抗战阿訇”——达浦生、哈德成、王敬斋、马松亭，其中，达浦生和马松亭担任了经学院的正、副院长。此外，学校还聘请了四位埃及老师，确保学生们受到最好的教育。学校的课程中不但包括阿拉伯语文选、语法、修辞学、教法学以及《古兰经》等伊斯兰教基础知识，还有中国古典文学等课程。
李华英最崇敬的老师叫庞士谦，同为沁阳老乡，李华英对庞士谦有特别的亲近感。抗战期间，身在埃及的庞士谦阿訇正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爱资哈尔大学任教，并被聘为国王的东方事务顾问。他利用一切机会，在遥远的北非为祖国的抗日战争鼓与呼。李华英特意找出庞士谦的照片给我看：“是不是很像孙道临？哎呀他真是好看，气派极了。我还记得，在教子胡同北口，一大片十几间房的产业，都是他家的。”
然而，1958年，庞士谦阿訇被打成右派，不久就告别了人世。
那时候，李华英毕业离校还不足一年，他永远记得，1957年6月21日那一天，他和同学们走进中南海，作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的首批毕业生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然而，仅仅两月之后，“反右”运动开始，老师们一个个被打成右派，另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陈克礼，甚至含冤被判处了死刑。
虽然“文革”后获得平反，但时至今日，李华英提及此事，仍然愤愤：“到现在还有人说，陈克礼被枪毙是‘事出有因’，再反复提这件事会扰乱视听。我觉得恰恰相反，我愿意尽一切努力，写文章、发言，还陈老师一个清白。”
由一首译诗改变的命运
用李华英的话说，“从经学院毕业之时，就是我向命运低头之日”。
在北京根本找不到工作，四处碰壁，难以立足，唯一能给李华英提供工作的，是青海柴达木一间小小的邮局。毕竟有家要养，李华英心气再高，也无法对这个机会说不。在邮局汇兑员的岗位上，李华英干了整整四年，只是每每走到背人处，他会控制不住地号啕大哭。
直到1962年的某一天，邮局发行科一捆报纸的包装上，一行不起眼的小字跳入李华英的眼帘——“外文出版社阿拉伯语编译室”。李华英从没听说过这个单位，但至少，那是个需要阿拉伯语人才的地方！自觉跌入命运谷底的李华英仿佛看到了幽微的希望之光。他立刻着手把何其芳的诗《我最亲爱的祖国》翻译成阿文，并附上自己的简要情况介绍，寄给了外文出版社。
没过多久，李华英收到回信——他被外文出版社录用了！
漫卷诗书喜欲狂。那时的李华英还不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外文出版社有个规矩：只录用留学归来或国内名牌大学毕业且有实际翻译经验的人员，要求一上岗就能着手工作，刚毕业的大学生原则上都不予录用。像李华英这样仅凭一首译诗走进外文出版社的大门，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重回北京，自小生长在传统穆斯林家庭中的李华英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当时的阿文编译室有两名叙利亚专家，其中一位是作家，正是他拆读了李华英的信，并立即把这个远在青海的年轻人推荐给了出版社领导。阿文室的其他成员都是专业外语院校的毕业生，只受过传统经堂教育的李华英显得非常“另类”，尤其是口语生疏。但凭着自己的努力，一年之后，李华英的翻译成果就评上了出版社的一等奖。1970年，与外文出版社同属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管辖的《人民画报》任命李华英为画报阿文版负责人，几年后被任命为室主任。
《人民画报》共有21种文字版本，在当时是我国对外宣传最重要的阵地之一。由于当时的政策是“不要外国人”，阿文室的许多同事都离开了，整个阿文版几乎在由李华英一个人苦苦支撑。庆幸的是，“文革”期间，《人民画报》一直由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让李华英能有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埋首于阿文研究，不受外界侵扰。
十年浩劫，对于宗教的破坏也是巨大的。一大批寺院和宗教文物被损毁，再加上信息沟通不畅，对于国际世界而言，中国和中国的宗教政策都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有很多人甚至怀疑：“中国还有穆斯林吗？”
李华英说，1955年到1964年，我国每年都会派出朝觐团前往沙特阿拉伯朝觐。李华英有同学在那个年代的朝觐团中当过翻译，回来之后他对李华英描述，当地的穆斯林曾经问他：“你是不是中国最有钱的穆斯林，才能到这么远的地方来？”
新中国成立后，每年古尔邦节前夕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都会邀请阿拉伯国家的驻华使节参加招待会，1966年之后，这个常规便被打破了。为保持与阿拉伯国家的联系，1970年外交部建议中国伊协用寄送节日贺卡的方式弥补无法举行招待会的不足，但早已无公可办的伊协，绝大多数人都在干校劳动，只有体弱多病的宛耀宾先生留在单位值班。他不懂阿拉伯语，只好骑着自行车来找李华英，求他帮助翻译、设计节日贺卡，寄送给阿拉伯国家的驻华使节，把伊协在“文革”期间仍然存在的消息传递给阿拉伯世界。李华英马上放下手头工作，争分夺秒完成了这项任务。看上去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在当时阿拉伯世界亟待了解中国穆斯林的命运之时，一张贺卡传达的信息量是巨大的。
时间来到1979年，粉碎“四人帮”已经三年，被“文革”扰乱了的民族宗教政策亟待落实。《人民画报》准备在这个当口出一篇“大稿”，全面反映中国穆斯林的历史和现状。编辑部原本希望回族史学大师白寿彝承担这个选题的撰写任务，但他因为不了解中国穆斯林现状而婉拒了。当时的社领导找到李华英，“你写过文章吗？”李华英回答得很老实：“只写过大字报，写过检讨。”
思前想后，李华英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对于他来说，过去几十年的知识积累，此刻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买好机票，李华英和负责摄影的同事陈和毅飞往新疆。可没过多久就横生变故——才拍完喀什著名的艾提尕尔清真寺古尔邦节的礼拜场面，陈和毅就突发心脏病病倒了。李华英只能求助当地宣传部门，重新请了一位《新疆日报》的摄影记者傅胜瑞协助拍摄。结果因祸得福，傅胜瑞是个新疆通，人缘又好，帮助李华英联系到了不少难以见到的采访对象，拍摄到了许多精彩的画面。
眼前这份1980年第一期《人民画报》，大16开全彩印刷，封面是精美的青绿色大幅哪吒闹海图。翻开杂志，第二篇文章就是李华英的《中国的穆斯林》，3000余字的文章，配有十几幅精美的照片，占据了4个整版。李华英在文章中理清了汉族与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证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自唐代以来友好交往，未有隔阂”。 傅胜瑞拍摄的照片上除了鲜花簇拥的清真寺，更有穆斯林群众做礼拜、欢度开斋节，以及欢乐的歌舞场景。更重要的是，在参加宗教活动的穆斯林群众中，年轻人占了多数。
“这说明伊斯兰教在中国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得到了良好的传承。”李华英说。而且，与之前外宣工作惯用的“报喜不报忧”不同，李华英在文章中坦诚地提到了“文革”中大量清真寺被毁的事实，更让国外读者感觉真实。
这篇文章被翻译成21种文字，面向世界各国发行，总发行量超过100万份。《人民画报》编辑部很快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国雪片般的来信，这些信不光来自阿拉伯国家，还有信仰基督教和佛教的国家。“大家都很兴奋，看到中国的宗教政策有了变化。”李华英说。
自此之后，中国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形象开始有所扭转，在国内，坚冰也在慢慢消融。很快，关闭已久的牛街清真寺重新开放，中国伊协打破长期的禁锢，派出了几十年来的第一个朝觐团，李华英正是成员之一。
一通古碑
改革开放后，外文出版社把重要的阿文翻译工作都交给了李华英。1985年，《人民画报》第一次评职称，全社只有三个人破格提拔成了“正高”，李华英是其中之一。另两位专家一个是季羡林的学生，一个是司徒雷登的学生。“而我只是经学院毕业的，”李华英说，“证书上给我的理由是‘对国家新闻出版事业有突出贡献’。”
那之后，李华英接到过许多工作邀请，包括外交部甚至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但都被他拒绝了。“我们回族原来被叫作‘西域回回’，与西亚、北非国家有天然的联系，所以一说是外宣工作，我就特别来劲，没想过去干别的。”
上世纪80年代末，李华英又出了《中国的清真寺》等三本阿拉伯文书籍，图文并茂，在开罗书展上大受欢迎。
李华英一共去过15个国家，其中沙特阿拉伯就去过5次，2003年那次最令他印象深刻。那是他应邀出席第18届哲纳迪里亚文化节学术讨论会，会上云集了全世界顶尖的伊斯兰教学者，分配给中国的只有3个名额。但在沙特王储，也就是后来的沙特国王阿卜杜拉的欢迎宴会上代表所有学者发言的，就是李华英。
那次的发言让李华英成为了阿拉伯世界的名人，走在利雅得的街头，他都会被人认出来。第二天，他还接到了阿卜杜拉王储的私人宴会邀请。
1998年，李华英退休，转头就被沙特驻华使馆请了去。当时的沙特大使正在写一本叫《中国文化》的书，需要精通中国与阿拉伯文化的李华英担任顾问，有不明白的地方随时请教。原说只帮几天忙，书写好了，李华英却被“扣”在了沙特使馆，大使把大量文字和翻译工作都交给了李华英，他这一干就是6年，直到2004年，李华英被检查出了眼底黄斑病变，视力严重衰退，2006年，他不得不辞去了沙特大使馆的工作。
不想第二年，又有一个“大任务”找上门来。
李华英的老家河南沁阳县有个古老的回族村落水南关村，1990年翻修村中古老的清真寺时出土了一通元代阿文古碑，2006年经专家初鉴，认为碑文内容“将为研究回族先民移居中国的历史提供珍贵资料”。当务之急是要找一位精通回族历史和阿拉伯文的专家，将碑文作一个完整鉴定。李华英自然是不二的人选。
借考证古碑的机会，李华英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上世纪80年代初他回去过一次，那经历至今提起来还让人心酸——看着亲戚们生活窘迫，李华英打算给他们每家买一块布料，亲戚们听闻此事纷纷叮嘱：“一定买蓝色或者黑色的，做件衣服全家都能穿。”然而，二十多年后再回去，家乡的变化让李华英大吃一惊。特别是古碑所在的水南关村，靠着乡亲们勤劳的双手，这个回族村庄已经“富得流油”，甚至带动了周边汉族村庄的发展。
李华英曾经完成过兵马俑、马王堆、殷墟等众多考古资料的翻译工作，考证水南关古碑本不是难事，但由于眼底病变，他的视力已经极弱。李华英只能借助特制的放大镜，一面死盯着电脑屏幕，一面交替移动键盘上的手指……敲一下，再敲一下，最终完成了两篇考证报告：《沁阳回回古碑考》和《回回重要历史里程碑的失而复得》，以及一篇长达30000字的《古豫焦作——回族历史源头所在地初探》。
经李华英考证，沁阳古碑上的文字是首次发现的记载中原回族主流形成的阿文历史资料，是中原回族形成的重要历史见证。2013年，水南关清真寺阿文碑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的视力仅有0.1，但仍要报当年的师生情”
李华英几乎没有白发，皱纹也少，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底气很足，乍一看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交谈久了就会发现，老人的目光是游离的，仿佛若有所思，拿东西的时候手也会颤抖。“我的视力只有0.1了，”老人说，“做了四十多年文字工作，大夫说可能和年轻时用眼过度有关。”
谈话过程中，老人不时起身去书房，捧回一摞摞文字或是照片资料。没有放大镜，看不清具体的文字，但老人总能准确地一下翻到要找的那一页，然后指着某一段说：“念念它，这是我当时写的。”随着我的朗读，老人眼睛看着窗外，很自然地接着背诵下去——所有这些，都已经深深刻在了心里。
粗略一算，四十多年来，李华英完成的翻译作品已经超过800万字，写过的文章更是难以计数。说话间，老人去书房捧回了一大摞厚厚的手稿，他伸出微微颤抖的手，细细摩挲着那泛黄的纸页，上面一行行整齐娟秀的阿拉伯文铅笔字，像是用尺子比着写出来的。“你看，阿拉伯文是从右向左写的。”李华英说。“阿拉伯文和维吾尔文有区别吗？”我问。“不一样的，维吾尔文只是用了阿文的字母而已。”
如今，虽然视力孱弱，年过八旬的李华英还在为每年的工作做着计划，“去年完成了5件事，今年要做3件，包括要把庞士谦年谱整理出来，我总想着，趁我现在还能做点事，一定要报当年的师生之情。”
他是《人民画报》阿拉伯文编译室的老主任，中国阿语届的权威，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众所周知，阿拉伯语是世界上最难掌握的语言之一，但他从未接受过正规外语专业的教育，他的第一份工作更是与阿拉伯语全无关系，而是遥远的柴达木盆地里一间小邮局的汇兑员……他叫李华英，一位出身河南普通农家的回族学者。
“别写我，写我的两位老师”
初见李华英先生，那是个面色红润，有两道浓眉的老人。他远远就迎出了门外，向我伸出一双温热有力的大手，“外面冷，快进屋来。”
像很多回族人家一样，李华英的家特别整洁，一尘不染。客厅里除了墙上的《古兰经》装饰盘和阿文书法作品，最惹眼的就是一幅放大的彩色结婚照：一对相貌好看的年轻夫妇，坐着的男子身穿笔挺黑西装，一张英俊的国字脸，显然是年轻时的李华英；站着的女子身材窈窕，穿一袭红地白花旗袍，戴着玉镯，一双大眼睛让人一见难忘，酷似电影明星姚晨——那是李华英的夫人李进先，两人结婚至今，已经65年了。
老太太也显得年轻，高身量、大嗓门，敞怀穿件绛紫色花的中式棉袄，穿梭在客厅和厨房间给我们添茶、端水果，带着笑，用浓重的乡音指着李华英嗔怪：“这老头子，就是话多！”——《潜伏》里的翠平如果老了，一定就是这个样子。
照片上这对漂亮洋气的年轻夫妇，其实都来自河南沁阳的一个回族小村庄。
李华英的启蒙教育来自于父亲李文明——一位粗通文墨，但对伊斯兰教经学造诣颇深的宗教职业者。父亲略懂阿语，家乡的经堂教育，为李华英打下了阿语的基本文法、句法和修辞基础。
李华英还上过一年国民党办的普通中学。“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时至今日，老人还能语调铿锵地流利背诵孙中山的“总理遗训”。“前些天我见到一个老同学，叫李紫金，她现在在地质大学当博导了，一见我就说：‘我还记得你当年穿了件蓝色的背心，还在背后用粉笔自己写了四个字——精忠报国。’”
李华英始终有颗不安于室的心，1954年，已经在老家成家的他考上了北京的回民学院阿拉伯文专修班。第二年，借着亚非会议召开的东风，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在阿专班的基础上成立了。首批24名学生，都是从全国各地考进来的尖子生。前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陈广元，是李华英的班长。
经学院一个月有24元的助学金，比当年普通大学生每月12元5角的助学金几乎翻了一番。学校一年还给大家做两套衣服，一日两顿正餐至少是两菜一汤。
比起舒适的学习环境，更让李华英感觉幸福的是学校雄厚的师资力量。每每提到自己的老师们，李华英总是关不上话匣子：“别写我，写我的老师们吧，他们才是值得纪念的人。”
伊斯兰教历来崇尚学习，穆罕默德有句名言：“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民国时，几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大阿訇兴起了“中国回教文化运动”。顾颉刚曾总结这个运动的几大要素：在回族同胞中普及汉语言文化；改革传统经堂教育；在回族社区兴办洋学堂；创办回族新闻媒体；增强回族的国家观念；翻译伊斯兰教经典，以及向阿拉伯国家选派留学生等。
回教文化运动培养了一批爱国爱教又有极高文化素养的大阿訇，包括著名的四大“抗战阿訇”——达浦生、哈德成、王敬斋、马松亭，其中，达浦生和马松亭担任了经学院的正、副院长。此外，学校还聘请了四位埃及老师，确保学生们受到最好的教育。学校的课程中不但包括阿拉伯语文选、语法、修辞学、教法学以及《古兰经》等伊斯兰教基础知识，还有中国古典文学等课程。
李华英最崇敬的老师叫庞士谦，同为沁阳老乡，李华英对庞士谦有特别的亲近感。抗战期间，身在埃及的庞士谦阿訇正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爱资哈尔大学任教，并被聘为国王的东方事务顾问。他利用一切机会，在遥远的北非为祖国的抗日战争鼓与呼。李华英特意找出庞士谦的照片给我看：“是不是很像孙道临？哎呀他真是好看，气派极了。我还记得，在教子胡同北口，一大片十几间房的产业，都是他家的。”
然而，1958年，庞士谦阿訇被打成右派，不久就告别了人世。
那时候，李华英毕业离校还不足一年，他永远记得，1957年6月21日那一天，他和同学们走进中南海，作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的首批毕业生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然而，仅仅两月之后，“反右”运动开始，老师们一个个被打成右派，另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陈克礼，甚至含冤被判处了死刑。
虽然“文革”后获得平反，但时至今日，李华英提及此事，仍然愤愤：“到现在还有人说，陈克礼被枪毙是‘事出有因’，再反复提这件事会扰乱视听。我觉得恰恰相反，我愿意尽一切努力，写文章、发言，还陈老师一个清白。”
由一首译诗改变的命运
用李华英的话说，“从经学院毕业之时，就是我向命运低头之日”。
在北京根本找不到工作，四处碰壁，难以立足，唯一能给李华英提供工作的，是青海柴达木一间小小的邮局。毕竟有家要养，李华英心气再高，也无法对这个机会说不。在邮局汇兑员的岗位上，李华英干了整整四年，只是每每走到背人处，他会控制不住地号啕大哭。
直到1962年的某一天，邮局发行科一捆报纸的包装上，一行不起眼的小字跳入李华英的眼帘——“外文出版社阿拉伯语编译室”。李华英从没听说过这个单位，但至少，那是个需要阿拉伯语人才的地方！自觉跌入命运谷底的李华英仿佛看到了幽微的希望之光。他立刻着手把何其芳的诗《我最亲爱的祖国》翻译成阿文，并附上自己的简要情况介绍，寄给了外文出版社。
没过多久，李华英收到回信——他被外文出版社录用了！
漫卷诗书喜欲狂。那时的李华英还不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外文出版社有个规矩：只录用留学归来或国内名牌大学毕业且有实际翻译经验的人员，要求一上岗就能着手工作，刚毕业的大学生原则上都不予录用。像李华英这样仅凭一首译诗走进外文出版社的大门，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重回北京，自小生长在传统穆斯林家庭中的李华英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当时的阿文编译室有两名叙利亚专家，其中一位是作家，正是他拆读了李华英的信，并立即把这个远在青海的年轻人推荐给了出版社领导。阿文室的其他成员都是专业外语院校的毕业生，只受过传统经堂教育的李华英显得非常“另类”，尤其是口语生疏。但凭着自己的努力，一年之后，李华英的翻译成果就评上了出版社的一等奖。1970年，与外文出版社同属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管辖的《人民画报》任命李华英为画报阿文版负责人，几年后被任命为室主任。
《人民画报》共有21种文字版本，在当时是我国对外宣传最重要的阵地之一。由于当时的政策是“不要外国人”，阿文室的许多同事都离开了，整个阿文版几乎在由李华英一个人苦苦支撑。庆幸的是，“文革”期间，《人民画报》一直由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让李华英能有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埋首于阿文研究，不受外界侵扰。
十年浩劫，对于宗教的破坏也是巨大的。一大批寺院和宗教文物被损毁，再加上信息沟通不畅，对于国际世界而言，中国和中国的宗教政策都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有很多人甚至怀疑：“中国还有穆斯林吗？”
李华英说，1955年到1964年，我国每年都会派出朝觐团前往沙特阿拉伯朝觐。李华英有同学在那个年代的朝觐团中当过翻译，回来之后他对李华英描述，当地的穆斯林曾经问他：“你是不是中国最有钱的穆斯林，才能到这么远的地方来？”
新中国成立后，每年古尔邦节前夕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都会邀请阿拉伯国家的驻华使节参加招待会，1966年之后，这个常规便被打破了。为保持与阿拉伯国家的联系，1970年外交部建议中国伊协用寄送节日贺卡的方式弥补无法举行招待会的不足，但早已无公可办的伊协，绝大多数人都在干校劳动，只有体弱多病的宛耀宾先生留在单位值班。他不懂阿拉伯语，只好骑着自行车来找李华英，求他帮助翻译、设计节日贺卡，寄送给阿拉伯国家的驻华使节，把伊协在“文革”期间仍然存在的消息传递给阿拉伯世界。李华英马上放下手头工作，争分夺秒完成了这项任务。看上去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在当时阿拉伯世界亟待了解中国穆斯林的命运之时，一张贺卡传达的信息量是巨大的。
时间来到1979年，粉碎“四人帮”已经三年，被“文革”扰乱了的民族宗教政策亟待落实。《人民画报》准备在这个当口出一篇“大稿”，全面反映中国穆斯林的历史和现状。编辑部原本希望回族史学大师白寿彝承担这个选题的撰写任务，但他因为不了解中国穆斯林现状而婉拒了。当时的社领导找到李华英，“你写过文章吗？”李华英回答得很老实：“只写过大字报，写过检讨。”
思前想后，李华英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对于他来说，过去几十年的知识积累，此刻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买好机票，李华英和负责摄影的同事陈和毅飞往新疆。可没过多久就横生变故——才拍完喀什著名的艾提尕尔清真寺古尔邦节的礼拜场面，陈和毅就突发心脏病病倒了。李华英只能求助当地宣传部门，重新请了一位《新疆日报》的摄影记者傅胜瑞协助拍摄。结果因祸得福，傅胜瑞是个新疆通，人缘又好，帮助李华英联系到了不少难以见到的采访对象，拍摄到了许多精彩的画面。
眼前这份1980年第一期《人民画报》，大16开全彩印刷，封面是精美的青绿色大幅哪吒闹海图。翻开杂志，第二篇文章就是李华英的《中国的穆斯林》，3000余字的文章，配有十几幅精美的照片，占据了4个整版。李华英在文章中理清了汉族与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证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自唐代以来友好交往，未有隔阂”。 傅胜瑞拍摄的照片上除了鲜花簇拥的清真寺，更有穆斯林群众做礼拜、欢度开斋节，以及欢乐的歌舞场景。更重要的是，在参加宗教活动的穆斯林群众中，年轻人占了多数。
“这说明伊斯兰教在中国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得到了良好的传承。”李华英说。而且，与之前外宣工作惯用的“报喜不报忧”不同，李华英在文章中坦诚地提到了“文革”中大量清真寺被毁的事实，更让国外读者感觉真实。
这篇文章被翻译成21种文字，面向世界各国发行，总发行量超过100万份。《人民画报》编辑部很快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国雪片般的来信，这些信不光来自阿拉伯国家，还有信仰基督教和佛教的国家。“大家都很兴奋，看到中国的宗教政策有了变化。”李华英说。
自此之后，中国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形象开始有所扭转，在国内，坚冰也在慢慢消融。很快，关闭已久的牛街清真寺重新开放，中国伊协打破长期的禁锢，派出了几十年来的第一个朝觐团，李华英正是成员之一。
一通古碑
改革开放后，外文出版社把重要的阿文翻译工作都交给了李华英。1985年，《人民画报》第一次评职称，全社只有三个人破格提拔成了“正高”，李华英是其中之一。另两位专家一个是季羡林的学生，一个是司徒雷登的学生。“而我只是经学院毕业的，”李华英说，“证书上给我的理由是‘对国家新闻出版事业有突出贡献’。”
那之后，李华英接到过许多工作邀请，包括外交部甚至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但都被他拒绝了。“我们回族原来被叫作‘西域回回’，与西亚、北非国家有天然的联系，所以一说是外宣工作，我就特别来劲，没想过去干别的。”
上世纪80年代末，李华英又出了《中国的清真寺》等三本阿拉伯文书籍，图文并茂，在开罗书展上大受欢迎。
李华英一共去过15个国家，其中沙特阿拉伯就去过5次，2003年那次最令他印象深刻。那是他应邀出席第18届哲纳迪里亚文化节学术讨论会，会上云集了全世界顶尖的伊斯兰教学者，分配给中国的只有3个名额。但在沙特王储，也就是后来的沙特国王阿卜杜拉的欢迎宴会上代表所有学者发言的，就是李华英。
那次的发言让李华英成为了阿拉伯世界的名人，走在利雅得的街头，他都会被人认出来。第二天，他还接到了阿卜杜拉王储的私人宴会邀请。
1998年，李华英退休，转头就被沙特驻华使馆请了去。当时的沙特大使正在写一本叫《中国文化》的书，需要精通中国与阿拉伯文化的李华英担任顾问，有不明白的地方随时请教。原说只帮几天忙，书写好了，李华英却被“扣”在了沙特使馆，大使把大量文字和翻译工作都交给了李华英，他这一干就是6年，直到2004年，李华英被检查出了眼底黄斑病变，视力严重衰退，2006年，他不得不辞去了沙特大使馆的工作。
不想第二年，又有一个“大任务”找上门来。
李华英的老家河南沁阳县有个古老的回族村落水南关村，1990年翻修村中古老的清真寺时出土了一通元代阿文古碑，2006年经专家初鉴，认为碑文内容“将为研究回族先民移居中国的历史提供珍贵资料”。当务之急是要找一位精通回族历史和阿拉伯文的专家，将碑文作一个完整鉴定。李华英自然是不二的人选。
借考证古碑的机会，李华英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上世纪80年代初他回去过一次，那经历至今提起来还让人心酸——看着亲戚们生活窘迫，李华英打算给他们每家买一块布料，亲戚们听闻此事纷纷叮嘱：“一定买蓝色或者黑色的，做件衣服全家都能穿。”然而，二十多年后再回去，家乡的变化让李华英大吃一惊。特别是古碑所在的水南关村，靠着乡亲们勤劳的双手，这个回族村庄已经“富得流油”，甚至带动了周边汉族村庄的发展。
李华英曾经完成过兵马俑、马王堆、殷墟等众多考古资料的翻译工作，考证水南关古碑本不是难事，但由于眼底病变，他的视力已经极弱。李华英只能借助特制的放大镜，一面死盯着电脑屏幕，一面交替移动键盘上的手指……敲一下，再敲一下，最终完成了两篇考证报告：《沁阳回回古碑考》和《回回重要历史里程碑的失而复得》，以及一篇长达30000字的《古豫焦作——回族历史源头所在地初探》。
经李华英考证，沁阳古碑上的文字是首次发现的记载中原回族主流形成的阿文历史资料，是中原回族形成的重要历史见证。2013年，水南关清真寺阿文碑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的视力仅有0.1，但仍要报当年的师生情”
李华英几乎没有白发，皱纹也少，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底气很足，乍一看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交谈久了就会发现，老人的目光是游离的，仿佛若有所思，拿东西的时候手也会颤抖。“我的视力只有0.1了，”老人说，“做了四十多年文字工作，大夫说可能和年轻时用眼过度有关。”
谈话过程中，老人不时起身去书房，捧回一摞摞文字或是照片资料。没有放大镜，看不清具体的文字，但老人总能准确地一下翻到要找的那一页，然后指着某一段说：“念念它，这是我当时写的。”随着我的朗读，老人眼睛看着窗外，很自然地接着背诵下去——所有这些，都已经深深刻在了心里。
粗略一算，四十多年来，李华英完成的翻译作品已经超过800万字，写过的文章更是难以计数。说话间，老人去书房捧回了一大摞厚厚的手稿，他伸出微微颤抖的手，细细摩挲着那泛黄的纸页，上面一行行整齐娟秀的阿拉伯文铅笔字，像是用尺子比着写出来的。“你看，阿拉伯文是从右向左写的。”李华英说。“阿拉伯文和维吾尔文有区别吗？”我问。“不一样的，维吾尔文只是用了阿文的字母而已。”
如今，虽然视力孱弱，年过八旬的李华英还在为每年的工作做着计划，“去年完成了5件事，今年要做3件，包括要把庞士谦年谱整理出来，我总想着，趁我现在还能做点事，一定要报当年的师生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