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5日）上午9点，北京的天空飞着细雪。
近一周的蓝天冬日刚刚过去，2017年的这第一场雪，很干净。
“周有光先生追思会”，一个有很多白发闪耀的聚会，在望京某标志性建筑高高的29层上，以全体静立默哀的仪式准时开始。
两日之前，它原本的名字还是“周有光先生112岁寿诞座谈会”——自2013年老人108岁起，每个新年伊始的1月13日前后，民间知识界为周有光老先生举办的这一座“欢叙”，已然成为一年一度的佳期。2017年，原本人们可以迎来的是它的第五届。
为此，数不清的人已经忙碌了半个多月。这其中包括诗人流沙河，在他从遥远巴蜀发来的视频上，还满满都是欢暖顽皮——“请周先生做长寿的榜样，鼓舞后生小子延龄到百年”。流沙河老人生于1931年，今年86岁。
1月13日，周有光先生过了112岁生日。第二天，他驾鹤仙去。
“还办吗？”“办。背板换，主题不改。”主题是——“正确认识世界与中国”。
主办方“搜狐文化”今年已是第二度为之提供平台支持。总监于一爽是80后，几乎满堂白发的嘉宾席上唯独她的面孔年轻得实在个别。“作为80后，我对周有光先生的了解很有限，就跟大家一样似乎只是听闻他的学识。”她在致词中老实地承认。“很多年前因为工作接触过老人的亲属，当时的感觉是，生活中那么那么多曾跟他一起的人、他同时代的人，基本上都离开了，老人多孤独。”
而“他的见识、他知晓的常识，那么多智慧有胆识的话是由这么老的一个老人的嘴里说出来”，这才是真正最打动她的地方——“我们为什么如此爱一个老人？”
“好孩子放心吧，我写完就来”
关于老人最后的日子，从周有光先生外甥女毛晓园嘴里听到的，与坊间已有的传说都不一样：
“12月肺部有点感染，住进协和后控制得很好，白血球很快下降后舅舅精神比较好，跟身边他的两个小保姆说，那两个小保姆跟着他最长的都20年了，跟亲人一样，他说‘我们三个偷偷一起回家吧’。大夫没有同意他回家，他那几天就跟她们讲故事，讲他的兄弟姐妹，讲他的老家，他讲了差不多有两天两夜。讲累了就开始睡觉，出院前两天就开始睡，出院到最后也基本一直在睡觉。他就是这样睡着睡着就走了，离开我们。舅舅一生是从来不麻烦别人的人，他对任何人都非常平等谦虚，非常慈爱，临走也是不麻烦任何人。”
本来，要来参会的是毛晓园的表姐屠乐琴，“舅舅三姐的大女儿，在南京，86岁了，最后因为身体的原因没有来成。”毛晓园帮表姐念了她的一封亲笔信：
“上月初周老因白血球过高住院，我打电话问候。他接电话听出是我就说‘乐琴，快来，帮我出院吧，医生说指标已经正常了。你来我家住下，我很想跟你在家聊聊’。我的弟弟妹妹们听了都非常地羡慕，都说‘舅舅最爱大姐’，我说‘他也爱你们，他有大爱’。
小时候我们和舅舅常常在一起。抗战那年舅舅带着拖着四个孩子的我妈妈一家逃难到四川。舅舅那时候在重庆农本局工作，他的担子很重。一天日本人的轰炸机来了，紧急警报响起来，舅舅赶紧把我们领到防空洞，可是他自己还留在办公室继续工作。我跟他说‘飞机马上来了，舅舅跟我们一块儿马上进洞吧’，他说‘好孩子放心吧，我写完就来’。看到舅舅那么不顾自己的生死，我心里非常地担心，又很敬佩，觉得我自己长大以后是有责任要保护他的。”
可是到她长大，那么多年过去，仍然是舅舅带给她们无限的知识和快乐，甚至是在他110岁失去唯一的儿子的那一刻：“2015年，舅舅刚过110岁生日十来天，传来他唯一的儿子周晓平去世的噩耗，我差点被击倒。我赶到北京，亲人们焦急万分。都知道110岁的舅舅和他80岁的儿子是无话不说、亲如兄弟的一对父子，这个儿子也是老父唯一的依靠。”
当时，她们没敢把周晓平去世的消息马上告诉舅舅，“舅舅就一直让小保姆打电话，要找晓平。大家用各种办法来拖延，我们真是愁肠百结，不知道怎么告诉舅舅才能让他承受这样的痛苦。”
“没想到我住在舅舅家的那天晚上10点多，舅舅让保姆推着他的轮椅到我的床前把我叫醒，他说：‘你为什么要来北京？我们俩来对对牌。’110岁的老人在我的惊惶中讲了对儿子的爱、讲了儿子的病，分析了儿子的一生和他的家庭，最后他说：‘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愁也没有用，这样的事谁都会碰到，所以我要把‘从世界看中国’印出来，让大家心胸敞开，不要狭隘。我心态好，你们不要担心我。’”
那次对话持续了一个小时，完了舅舅对她说“对不起呀乐琴，把你叫醒了，你赶快睡觉吧。”她记得舅舅还让小保姆给她加被子，怕她着凉。“这就是我的舅舅，在如此的痛苦面前，虽然谁也没有点破真相，但是都心如明镜。110岁的老人强忍下自己的痛苦，反过来安慰下一辈，我无言以对。”屠乐琴强忍到此时，声音才哽咽起来。
“我的舅舅有海一般宽广的胸怀，愿上苍保佑，愿上帝眷顾他，愿他的思想能够给国人以启迪。”这是老人晚辈们的期许。
“我辞这‘之父’，我只能是儿子,中国人民的儿子”
94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辑、诗人屠岸，周有光先生的表弟，是昨日追思会上发言的嘉宾中最年长者。周姓和屠姓是常州当地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两大望族，经常来往，联系密切，老人自言“从有光大哥身上得到非常多的文化教益”，其中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一是对死亡的看法，二是周有光坚辞所谓“汉语拼音之父”之名。
年轻时曾有人断言周有光、张允和伉俪都活不过35岁，最终张允和2002年以93岁之龄辞世，那年周有光先生96岁。
“允和大姐过世以后，有光大哥本来是非常悲伤的，但是很快他就平静下来。他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西方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人的死亡是为后来者腾出生存空间，这样人类就可以生生不息，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从这样一个观点来看待死亡对我来讲很新鲜，但又是非常印象深刻。对于死亡要有一个真理性的认识——人总是要死的，生老病死谁能避开这个规律？要认识这个规律。”这话从94岁的屠岸老人口中听来，尤其令人起敬。
屠老先生的另一亲耳有闻则与所谓的“汉语拼音之父”有关。“有光大哥参与确定的汉语拼音方案，现在已经被国际标准化组织接受全世界通行”，所以有人称他为“汉语拼音之父”，而周有光自己却恰是最反对这一称号之人，屠岸常听他说：“我辞这‘之父’，我怎么能创造出一个儿子叫‘汉语拼音’呢？汉语拼音是一代一代人的研究成果，我只是总结归纳起来了。所以，不能是‘之父’，而是儿子，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屠岸先生告诉大家，周有光还是常州吟诵调的代表性传人。“常州吟诵是一种吟诵的调调，从明清时代一直流传到民国，当年国务院有关单位将常州吟诵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的代表性传人一个是赵元任，一个是周有光，还有一个是在下。”老人还现场为大家吟诵了一首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古老的乡音、传世的古调，让追思会现场有了别样的质感。
追思会上另一个常州人是资深媒体人周志兴，“最近回常州比较多，每次回常州，在每个饭桌上总是会或多或少提起周有光先生，这是我们家乡的骄傲。”
他说：“今天这个会让我想起前不久我们搞一个活动，吴健民先生跟我们一起主持一本书的编纂，在发布会的时候请吴健民参加，结果前一天他去世了，我们把这个发布会变成了追思会。今天也是这样，就在前一天周老仙逝，我们把这次贺寿会变成了追思会。112岁高龄，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好像用不着那么悲伤，我们不如用这个机会更好地总结一下周老的真知灼见。”
95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何方对周老的敬意，则是由其妻宋以敏老人带到的：“今天本来何方要来，他一直想来，说待一下说几句就走。为这个我们早上6点多就使劲设法叫他起来，实在他身体不行，无论如何来不了。”
“何方是周老的仰慕者，他跟周老的接近主要在全球化问题上。‘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而是从世界看中国’，张森根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研究员）把周老全球化的世界观总结成这‘十五字诀’，对周老的学识总结概括方面做了重要贡献，何方听到之后就一定想去拜访周老，后来在张森根先生的介绍之下他们有了交往。”
“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而是从世界看中国”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印象中，最震撼的也是大家频频提及的周有光先生“十五字诀”。“我记得是在某个春节团拜会上，他去了，都106岁了，坐在轮椅上。他提出来‘要从世界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看世界’，他抓住了全球化时代的核心要点。你看他的书都没有很长的，都是那种短短的、纲领性的，总是一下子纲举目张就把一个事情说得很明白，因为他的语词特别明白如水。他的逻辑性特别强，这种逻辑可能也跟他搞计算机有关系。”
雷颐回忆与周有光先生的30年交往：“我1987年认识的周先生，当时我不知道他已经80多岁了，看他的皮肤、面色、身体，还骑那种铁皮车厢的小三轮车，完全不像一般80多岁的人。
“大家好像都对他汉语拼音方面的贡献说得很多，但我最早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在国家语委弄计算机人工语言，这方面他是比较早的开拓者，做了很多贡献，但没有人提到过。1987年我第一次看到在计算机上能敲出汉字，就是周先生让我看到的，他发明了这个系统还是怎么样，我搞不清楚，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我觉得应该有专业人士说一下。”
雷颐先生似乎对周老先生之所以长寿别有心得：“他最好的养生就是他心态总是特别好，很明白、很理智、很理性，能够保护好自己。因为我住在干面胡同，他住在后拐棒胡同，很近。他住在那很小的院子里，他的书在箱子里面挤着、摞着，他写东西要查一个资料，要去搬很多箱子，才能找到一本书，他就觉得‘我从来没有锻炼过，这就是我的锻炼，那就是让我休息一会儿，让我锻炼锻炼身体’。”
他记得周先生那个小房间，“在大杂院进门的地方，谁从那儿过他都听得见，他说‘这是提醒我，相当于我有一个电铃了’。他的心态总是这样，我觉得这是他能够坚韧不拔，经过一系列各种人生境遇，依然能长寿并且还始终做出成就的原因。原来我只知道他学语言学，后来才知道他最早是学现代西方经济的，在各种经济杂志上发表文章，还都是英文的。但是到1949年之后，当时完全按照苏联的，所有学西方经济学的人都要转行。一转转到文字领域又做出很多成就，从汉语拼音发展到计算机，计算机在我心目中完全是个理科的。我觉得这方面他的人生态度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感慨着“元月还没过完，刚刚十几号就有两位老人去世”，“前几天刚接到中科院李佩女士去世的消息，她是1918年生人，99岁。她长期有一个沙龙，一些顶级科学家、退休的老先生参加，我还参加过。我本来想写一篇小小的文章——《沙龙女主人走了，沙龙还在吗？》刚才问到谈庆明先生（中国科学院力学所资深研究员，周有光之子周晓平高中同学），他说他们最后决定沙龙还要办下去。”
“与其精英去读托克维尔，不如去读周有光先生”
48岁的独立学者余世存与周有光先生也有难忘的交集：
“2012年我从云南回到北京，当时看到知识界的一些状况心里不是很满意，就跟朋友王俊秀先生商量要做一套人格丛书，后来定名为现代文明丛书。这套丛书想请当时的中青年学人来撰写，最后想到要请谁做主编，就想到了华文世界最高寿的周有光先生。后来委托张思之先生去请周有光先生来担任这套丛书的主编，张思之先生说，周先生非常爽快接受了我们的邀请。我觉得这是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极大的鼓励。这份敬意和谢意从那时候到现在一直没有向周先生表达过，内心一直歉疚。”
于是他以接下来所谈，以致对周有光老先生的敬意：
“刚才很多朋友也一再阐述周先生的功德，其中一部分是他作为语言学家之于这个世界的贡献。我希望从语言的角度能够阐发一下，为周先生的一些思想做一个注。
“大家都知道汉语是世界上言说人群人数最众的语言，第二大语言不是英语也不是西班牙语，而是印地乌尔都语。所以汉语的言说人群最多，但是从语言的活力来讲，汉语是排名第14位的，就是大数据的统计，远远在英语、德语、法语甚至在波兰语、捷克语、日语的后面。
“我们都知道语言是用来交流、用来表达、用来沟通的，它其实相当于交通网，我们通过语言来抵达世界，来表达世界。所以如果把语言比喻成一个交通中心的话，以中国大陆为例，英语是北京，德语是上海，法语是广州，那么日语是什么呢？日语是西安。那么汉语是什么呢？汉语是西宁。这是我们汉语的现状。就是说我们汉语的活力是不够的。
“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要‘从北上广看西宁，而不是从西宁看北上广’。我觉得这也是周先生他作为一个‘人瑞’，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得出的结论——要从世界看中国，否则的话我们就是夜郎自大，否则的话我们就是坐井观天。因为13亿人说的一个语种只是一个地方性的语言，而且是一个信息封闭的孤岛。我们没有抵达世界。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人要出国，要去学英语、学法语甚至学日语，因为那些语言的交通线才是抵达世界的。我们在西宁我们要经过多次转站才能到北上广？这是个很现实的状况，这是我们语言的一个现状。
“所以我觉得周先生说的话，如果用那种大数据经验来支撑的话，是很沉痛的一个话题，这也是对中国知识人的一个考验。
“当然，我们在西宁生活我们要抵达北上广，除了通过交通工具到北上广来看世界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西宁这个小地方一定有一个懂世界的人，一定有一个能让我们比去一趟北上广更懂这个世界的人，一定要有若干这样的人。我觉得在中国、在汉语世界里面，像周先生是不多的懂得世界的人。所以我特别赞同张森根先生一句话——‘与其精英去读托克维尔，不如去读周有光先生’，因为这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诞生出的一个了解世界并且自身就是世界的人，而且通过他就能够抵达世界。这不能说是一个捷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通道。”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吴菲
昨天（15日）上午9点，北京的天空飞着细雪。
近一周的蓝天冬日刚刚过去，2017年的这第一场雪，很干净。
“周有光先生追思会”，一个有很多白发闪耀的聚会，在望京某标志性建筑高高的29层上，以全体静立默哀的仪式准时开始。
两日之前，它原本的名字还是“周有光先生112岁寿诞座谈会”——自2013年老人108岁起，每个新年伊始的1月13日前后，民间知识界为周有光老先生举办的这一座“欢叙”，已然成为一年一度的佳期。2017年，原本人们可以迎来的是它的第五届。
为此，数不清的人已经忙碌了半个多月。这其中包括诗人流沙河，在他从遥远巴蜀发来的视频上，还满满都是欢暖顽皮——“请周先生做长寿的榜样，鼓舞后生小子延龄到百年”。流沙河老人生于1931年，今年86岁。
1月13日，周有光先生过了112岁生日。第二天，他驾鹤仙去。
“还办吗？”“办。背板换，主题不改。”主题是——“正确认识世界与中国”。
主办方“搜狐文化”今年已是第二度为之提供平台支持。总监于一爽是80后，几乎满堂白发的嘉宾席上唯独她的面孔年轻得实在个别。“作为80后，我对周有光先生的了解很有限，就跟大家一样似乎只是听闻他的学识。”她在致词中老实地承认。“很多年前因为工作接触过老人的亲属，当时的感觉是，生活中那么那么多曾跟他一起的人、他同时代的人，基本上都离开了，老人多孤独。”
而“他的见识、他知晓的常识，那么多智慧有胆识的话是由这么老的一个老人的嘴里说出来”，这才是真正最打动她的地方——“我们为什么如此爱一个老人？”
“好孩子放心吧，我写完就来”
关于老人最后的日子，从周有光先生外甥女毛晓园嘴里听到的，与坊间已有的传说都不一样：
“12月肺部有点感染，住进协和后控制得很好，白血球很快下降后舅舅精神比较好，跟身边他的两个小保姆说，那两个小保姆跟着他最长的都20年了，跟亲人一样，他说‘我们三个偷偷一起回家吧’。大夫没有同意他回家，他那几天就跟她们讲故事，讲他的兄弟姐妹，讲他的老家，他讲了差不多有两天两夜。讲累了就开始睡觉，出院前两天就开始睡，出院到最后也基本一直在睡觉。他就是这样睡着睡着就走了，离开我们。舅舅一生是从来不麻烦别人的人，他对任何人都非常平等谦虚，非常慈爱，临走也是不麻烦任何人。”
本来，要来参会的是毛晓园的表姐屠乐琴，“舅舅三姐的大女儿，在南京，86岁了，最后因为身体的原因没有来成。”毛晓园帮表姐念了她的一封亲笔信：
“上月初周老因白血球过高住院，我打电话问候。他接电话听出是我就说‘乐琴，快来，帮我出院吧，医生说指标已经正常了。你来我家住下，我很想跟你在家聊聊’。我的弟弟妹妹们听了都非常地羡慕，都说‘舅舅最爱大姐’，我说‘他也爱你们，他有大爱’。
小时候我们和舅舅常常在一起。抗战那年舅舅带着拖着四个孩子的我妈妈一家逃难到四川。舅舅那时候在重庆农本局工作，他的担子很重。一天日本人的轰炸机来了，紧急警报响起来，舅舅赶紧把我们领到防空洞，可是他自己还留在办公室继续工作。我跟他说‘飞机马上来了，舅舅跟我们一块儿马上进洞吧’，他说‘好孩子放心吧，我写完就来’。看到舅舅那么不顾自己的生死，我心里非常地担心，又很敬佩，觉得我自己长大以后是有责任要保护他的。”
可是到她长大，那么多年过去，仍然是舅舅带给她们无限的知识和快乐，甚至是在他110岁失去唯一的儿子的那一刻：“2015年，舅舅刚过110岁生日十来天，传来他唯一的儿子周晓平去世的噩耗，我差点被击倒。我赶到北京，亲人们焦急万分。都知道110岁的舅舅和他80岁的儿子是无话不说、亲如兄弟的一对父子，这个儿子也是老父唯一的依靠。”
当时，她们没敢把周晓平去世的消息马上告诉舅舅，“舅舅就一直让小保姆打电话，要找晓平。大家用各种办法来拖延，我们真是愁肠百结，不知道怎么告诉舅舅才能让他承受这样的痛苦。”
“没想到我住在舅舅家的那天晚上10点多，舅舅让保姆推着他的轮椅到我的床前把我叫醒，他说：‘你为什么要来北京？我们俩来对对牌。’110岁的老人在我的惊惶中讲了对儿子的爱、讲了儿子的病，分析了儿子的一生和他的家庭，最后他说：‘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愁也没有用，这样的事谁都会碰到，所以我要把‘从世界看中国’印出来，让大家心胸敞开，不要狭隘。我心态好，你们不要担心我。’”
那次对话持续了一个小时，完了舅舅对她说“对不起呀乐琴，把你叫醒了，你赶快睡觉吧。”她记得舅舅还让小保姆给她加被子，怕她着凉。“这就是我的舅舅，在如此的痛苦面前，虽然谁也没有点破真相，但是都心如明镜。110岁的老人强忍下自己的痛苦，反过来安慰下一辈，我无言以对。”屠乐琴强忍到此时，声音才哽咽起来。
“我的舅舅有海一般宽广的胸怀，愿上苍保佑，愿上帝眷顾他，愿他的思想能够给国人以启迪。”这是老人晚辈们的期许。
“我辞这‘之父’，我只能是儿子,中国人民的儿子”
94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辑、诗人屠岸，周有光先生的表弟，是昨日追思会上发言的嘉宾中最年长者。周姓和屠姓是常州当地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两大望族，经常来往，联系密切，老人自言“从有光大哥身上得到非常多的文化教益”，其中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一是对死亡的看法，二是周有光坚辞所谓“汉语拼音之父”之名。
年轻时曾有人断言周有光、张允和伉俪都活不过35岁，最终张允和2002年以93岁之龄辞世，那年周有光先生96岁。
“允和大姐过世以后，有光大哥本来是非常悲伤的，但是很快他就平静下来。他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西方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人的死亡是为后来者腾出生存空间，这样人类就可以生生不息，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从这样一个观点来看待死亡对我来讲很新鲜，但又是非常印象深刻。对于死亡要有一个真理性的认识——人总是要死的，生老病死谁能避开这个规律？要认识这个规律。”这话从94岁的屠岸老人口中听来，尤其令人起敬。
屠老先生的另一亲耳有闻则与所谓的“汉语拼音之父”有关。“有光大哥参与确定的汉语拼音方案，现在已经被国际标准化组织接受全世界通行”，所以有人称他为“汉语拼音之父”，而周有光自己却恰是最反对这一称号之人，屠岸常听他说：“我辞这‘之父’，我怎么能创造出一个儿子叫‘汉语拼音’呢？汉语拼音是一代一代人的研究成果，我只是总结归纳起来了。所以，不能是‘之父’，而是儿子，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屠岸先生告诉大家，周有光还是常州吟诵调的代表性传人。“常州吟诵是一种吟诵的调调，从明清时代一直流传到民国，当年国务院有关单位将常州吟诵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的代表性传人一个是赵元任，一个是周有光，还有一个是在下。”老人还现场为大家吟诵了一首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古老的乡音、传世的古调，让追思会现场有了别样的质感。
追思会上另一个常州人是资深媒体人周志兴，“最近回常州比较多，每次回常州，在每个饭桌上总是会或多或少提起周有光先生，这是我们家乡的骄傲。”
他说：“今天这个会让我想起前不久我们搞一个活动，吴健民先生跟我们一起主持一本书的编纂，在发布会的时候请吴健民参加，结果前一天他去世了，我们把这个发布会变成了追思会。今天也是这样，就在前一天周老仙逝，我们把这次贺寿会变成了追思会。112岁高龄，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好像用不着那么悲伤，我们不如用这个机会更好地总结一下周老的真知灼见。”
95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何方对周老的敬意，则是由其妻宋以敏老人带到的：“今天本来何方要来，他一直想来，说待一下说几句就走。为这个我们早上6点多就使劲设法叫他起来，实在他身体不行，无论如何来不了。”
“何方是周老的仰慕者，他跟周老的接近主要在全球化问题上。‘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而是从世界看中国’，张森根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研究员）把周老全球化的世界观总结成这‘十五字诀’，对周老的学识总结概括方面做了重要贡献，何方听到之后就一定想去拜访周老，后来在张森根先生的介绍之下他们有了交往。”
“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而是从世界看中国”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印象中，最震撼的也是大家频频提及的周有光先生“十五字诀”。“我记得是在某个春节团拜会上，他去了，都106岁了，坐在轮椅上。他提出来‘要从世界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看世界’，他抓住了全球化时代的核心要点。你看他的书都没有很长的，都是那种短短的、纲领性的，总是一下子纲举目张就把一个事情说得很明白，因为他的语词特别明白如水。他的逻辑性特别强，这种逻辑可能也跟他搞计算机有关系。”
雷颐回忆与周有光先生的30年交往：“我1987年认识的周先生，当时我不知道他已经80多岁了，看他的皮肤、面色、身体，还骑那种铁皮车厢的小三轮车，完全不像一般80多岁的人。
“大家好像都对他汉语拼音方面的贡献说得很多，但我最早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在国家语委弄计算机人工语言，这方面他是比较早的开拓者，做了很多贡献，但没有人提到过。1987年我第一次看到在计算机上能敲出汉字，就是周先生让我看到的，他发明了这个系统还是怎么样，我搞不清楚，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我觉得应该有专业人士说一下。”
雷颐先生似乎对周老先生之所以长寿别有心得：“他最好的养生就是他心态总是特别好，很明白、很理智、很理性，能够保护好自己。因为我住在干面胡同，他住在后拐棒胡同，很近。他住在那很小的院子里，他的书在箱子里面挤着、摞着，他写东西要查一个资料，要去搬很多箱子，才能找到一本书，他就觉得‘我从来没有锻炼过，这就是我的锻炼，那就是让我休息一会儿，让我锻炼锻炼身体’。”
他记得周先生那个小房间，“在大杂院进门的地方，谁从那儿过他都听得见，他说‘这是提醒我，相当于我有一个电铃了’。他的心态总是这样，我觉得这是他能够坚韧不拔，经过一系列各种人生境遇，依然能长寿并且还始终做出成就的原因。原来我只知道他学语言学，后来才知道他最早是学现代西方经济的，在各种经济杂志上发表文章，还都是英文的。但是到1949年之后，当时完全按照苏联的，所有学西方经济学的人都要转行。一转转到文字领域又做出很多成就，从汉语拼音发展到计算机，计算机在我心目中完全是个理科的。我觉得这方面他的人生态度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感慨着“元月还没过完，刚刚十几号就有两位老人去世”，“前几天刚接到中科院李佩女士去世的消息，她是1918年生人，99岁。她长期有一个沙龙，一些顶级科学家、退休的老先生参加，我还参加过。我本来想写一篇小小的文章——《沙龙女主人走了，沙龙还在吗？》刚才问到谈庆明先生（中国科学院力学所资深研究员，周有光之子周晓平高中同学），他说他们最后决定沙龙还要办下去。”
“与其精英去读托克维尔，不如去读周有光先生”
48岁的独立学者余世存与周有光先生也有难忘的交集：
“2012年我从云南回到北京，当时看到知识界的一些状况心里不是很满意，就跟朋友王俊秀先生商量要做一套人格丛书，后来定名为现代文明丛书。这套丛书想请当时的中青年学人来撰写，最后想到要请谁做主编，就想到了华文世界最高寿的周有光先生。后来委托张思之先生去请周有光先生来担任这套丛书的主编，张思之先生说，周先生非常爽快接受了我们的邀请。我觉得这是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极大的鼓励。这份敬意和谢意从那时候到现在一直没有向周先生表达过，内心一直歉疚。”
于是他以接下来所谈，以致对周有光老先生的敬意：
“刚才很多朋友也一再阐述周先生的功德，其中一部分是他作为语言学家之于这个世界的贡献。我希望从语言的角度能够阐发一下，为周先生的一些思想做一个注。
“大家都知道汉语是世界上言说人群人数最众的语言，第二大语言不是英语也不是西班牙语，而是印地乌尔都语。所以汉语的言说人群最多，但是从语言的活力来讲，汉语是排名第14位的，就是大数据的统计，远远在英语、德语、法语甚至在波兰语、捷克语、日语的后面。
“我们都知道语言是用来交流、用来表达、用来沟通的，它其实相当于交通网，我们通过语言来抵达世界，来表达世界。所以如果把语言比喻成一个交通中心的话，以中国大陆为例，英语是北京，德语是上海，法语是广州，那么日语是什么呢？日语是西安。那么汉语是什么呢？汉语是西宁。这是我们汉语的现状。就是说我们汉语的活力是不够的。
“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要‘从北上广看西宁，而不是从西宁看北上广’。我觉得这也是周先生他作为一个‘人瑞’，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得出的结论——要从世界看中国，否则的话我们就是夜郎自大，否则的话我们就是坐井观天。因为13亿人说的一个语种只是一个地方性的语言，而且是一个信息封闭的孤岛。我们没有抵达世界。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人要出国，要去学英语、学法语甚至学日语，因为那些语言的交通线才是抵达世界的。我们在西宁我们要经过多次转站才能到北上广？这是个很现实的状况，这是我们语言的一个现状。
“所以我觉得周先生说的话，如果用那种大数据经验来支撑的话，是很沉痛的一个话题，这也是对中国知识人的一个考验。
“当然，我们在西宁生活我们要抵达北上广，除了通过交通工具到北上广来看世界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西宁这个小地方一定有一个懂世界的人，一定有一个能让我们比去一趟北上广更懂这个世界的人，一定要有若干这样的人。我觉得在中国、在汉语世界里面，像周先生是不多的懂得世界的人。所以我特别赞同张森根先生一句话——‘与其精英去读托克维尔，不如去读周有光先生’，因为这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诞生出的一个了解世界并且自身就是世界的人，而且通过他就能够抵达世界。这不能说是一个捷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通道。”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吴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