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下午，由浙江出版社联合集团、浙江文艺出版社主办的“莫言长篇小说系列最新版暨莫言作品独家授权新闻发布会”在北京皇家饭店举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获得了独家授权的“莫言作品全编”囊括了莫言自1981年开始创作以来发表过的全部作品，涵盖了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剧作、演讲、对话等诸多体裁，被莫言认可为“定稿版”。“莫言长篇小说系列”是这套全编推出的第一部作品，囊括了莫言迄今为止的十一部长篇小说；两个月后，“莫言中短篇小说系列”（五种）亦将推出。
当天，莫言身着灰色中式棉布对襟衫，谈笑自如，言语风趣。莫言称，据家谱记载，祖上曾经在浙江龙泉生活过很长的日子，是当地有名的诗人，还有祖上曾经在浙江当过高官，至今仍有管姓族人在龙泉生活，自己也曾经在前几年去龙泉一个大山沟寻根访古，见过长辈。小时候的莫言常常看鲁迅作品，鲁迅是浙江人，后来莫言又有短篇曾入围过鲁迅文学奖，又获得过茅盾文学奖，茅盾是浙江人，莫言说自己是读着茅盾、鲁迅的作品走上的文学道路；从他们的文学里汲取了很多力量，发现了很多主题。“我们在他们的启示下，文学思想引导下，写出了新作，很多作品是他们的延续。如果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不研究浙江的作家也就无所研究了。”
处女作稿费72元
1981年10月，莫言的处女作《春夜雨霏霏》在保定市文学刊物《莲池》双月刊上以头条形式发表。他收到了72块钱的稿费，对于一个月只有15块钱工资的战士来说，不啻于一笔巨款。他请每个战士吃了最好的鸡，抽了当地最贵的烟喝了最贵的酒。在此鼓励下，他继续投稿，《莲池》一连刊发了他5篇小说。
在军艺大胆创新
让莫言发生重大创作变化的地方是解放军艺术学院，当时解放军艺术学院把全国各地著名的作家、各个门类的艺术家，以讲座的形式请到学校，使学生们短时间之内接触了文学和文学的大量信息，让他们了解中国文学的过去以及世界文学的历史，以及世界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被注意到的部分，由此极大地开阔了学生的眼界，提高了创作的立足点。“刺激了我们大胆求新创作。写出来哪怕不能发表也要按照自己的心意自己的想法写出来。”在军艺莫言写了近80万字的作品，包括《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在内，学生们互相学习互相批评，创作有了很大提高。
梦想就是动力
莫言把精力基本放在长篇写作上，他在长篇的结构上下过很大功夫。早期写作写童年、童年记忆，写故乡的风土人情，民间口头文学，长篇小说依然是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但是此时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扩展成为文学的东北乡，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他把发生在世界各地天南海北，各种事情都纳入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范畴内，“刚开始写自己的故事写熟人亲人，继续写作就把别人的故事别人的经历，当作自己的故事来写。”
从1981年到现在，莫言写了30多年，年过60的他依然有梦，在梦里，他被自己写的经典句子惊醒，醒来之后发现其实不是这样，“我每次写作的时候都铆足了劲儿想写一篇世界文学经典，但往往写着写着就觉得像爬一座高山般，爬不到顶。”但梦想就是动力。
今年写不出新作
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至今已然过去5年，他的新作今年还是千呼万唤始不出来，他坦陈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努力，很努力”。
莫言对文学梦想的力度没有减弱，对写经典文学的准备也没有停止。“我一直悄悄地去要写的小说中的人物所在地去做采访。”写作是延续性的行为，莫言的新作不可能切断与前面作品的关系，他所有的作品都有内在的、永远不会变的关系，然而，变化一定会有，那便是时代滚滚前行所带来的。（新民晚报记者 徐佳和）
“莫言有言”答新民晚报记者问
问：您觉得您之后，还有哪位中国作家有希望获得诺奖？您是否有看好的作家？
答：我比任何一个人都期盼第二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因为这个人出现之后热点和焦点都集中在他/她身上，我就可以集中精力写小说了。作为诺奖获得者，我有向瑞典方面推荐作家的权利，我会好好地行使这个权利。我确实推荐了，但是要保密五十年。
问：您说过您和贾平凹之间有很多共同点，出身相似，您如何评价他？
答：我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我从新疆回来到西安，素昧平生，我拍了个电报给贾平凹，让他来火车站接我的往事。那时候火车晚点了8个小时，他举着块写着“莫言”二字的牌子在站台上来回走，没人理他。深更半夜，西安火车站一出站，我充满希望四处张望寻找着贾平凹的身影，我的同学们都说，贾平凹那么大的名气，又和你素不相识，怎么可能来接你。多年之后，我在日本看到了他根据这件事写的散文，才知道真相，觉得他真的是个好人。
问：您以前说过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把自己当“罪人”写，是不是自我剖析的意思？
答：文学史上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先入为主的东西太多，好人坏人非常明确，文学描写也是用词分明，事实上不是如此，生活当中各种人都有，我们不能沿袭过去的写法。好人坏人都要当人来写，好人不是永远不会犯错误，要写出好人作为人的一面自私怯懦，坏人也有好的一面，也可能动恻隐之心。每个人心中总是有一个朦胧地带，在人和兽之间的朦胧地带。把自己当罪人写是对自己的一种认识，一个作家深刻认识自我，剖析自我，然后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宽谅他，才能被别人宽谅。把人当人写，不要受时代的政治的流行的观点影响，无论什么年代的写作都是把“人”当作首要对象。
问：现在的网络文学铺天盖地，改变了阅读方式，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我很早就表态“热烈拥护”。网络文学是文学的重要补充部分，网络文学和严肃文学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最终遵循的最根本的还是关于文学的定律。发展、写作、阅读方式的不同不应该成为评判文学的标准。由于书写方式和阅读方式的改变，造成了文学内容发生一些变化。我们是靠锤炼语言吃饭的，一切都是依靠语言本身的魅力，这是对所有写手共同的要求。
问：您的作品乡土性十分强，在翻译成外文的时候，会不会有被误读的可能？
答：误读是普遍存在的，即使是在中国，我的小说也可能被误读。文学可以有很多种阐释，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做出解释，像《怀抱鲜花的女人》等等，都没有明确的答案，也没有人告诉你最后的结果如何。国外翻译家在语言翻译过程中挺艰难的，我的描写有很多描写是上世纪50，60年代的，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背景，有大量时代创造出的词语，对80年代生人解释起来都比较困难了。这样的过程中，误读是难免的。
1月11日下午，由浙江出版社联合集团、浙江文艺出版社主办的“莫言长篇小说系列最新版暨莫言作品独家授权新闻发布会”在北京皇家饭店举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获得了独家授权的“莫言作品全编”囊括了莫言自1981年开始创作以来发表过的全部作品，涵盖了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剧作、演讲、对话等诸多体裁，被莫言认可为“定稿版”。“莫言长篇小说系列”是这套全编推出的第一部作品，囊括了莫言迄今为止的十一部长篇小说；两个月后，“莫言中短篇小说系列”（五种）亦将推出。
当天，莫言身着灰色中式棉布对襟衫，谈笑自如，言语风趣。莫言称，据家谱记载，祖上曾经在浙江龙泉生活过很长的日子，是当地有名的诗人，还有祖上曾经在浙江当过高官，至今仍有管姓族人在龙泉生活，自己也曾经在前几年去龙泉一个大山沟寻根访古，见过长辈。小时候的莫言常常看鲁迅作品，鲁迅是浙江人，后来莫言又有短篇曾入围过鲁迅文学奖，又获得过茅盾文学奖，茅盾是浙江人，莫言说自己是读着茅盾、鲁迅的作品走上的文学道路；从他们的文学里汲取了很多力量，发现了很多主题。“我们在他们的启示下，文学思想引导下，写出了新作，很多作品是他们的延续。如果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不研究浙江的作家也就无所研究了。”
处女作稿费72元
1981年10月，莫言的处女作《春夜雨霏霏》在保定市文学刊物《莲池》双月刊上以头条形式发表。他收到了72块钱的稿费，对于一个月只有15块钱工资的战士来说，不啻于一笔巨款。他请每个战士吃了最好的鸡，抽了当地最贵的烟喝了最贵的酒。在此鼓励下，他继续投稿，《莲池》一连刊发了他5篇小说。
在军艺大胆创新
让莫言发生重大创作变化的地方是解放军艺术学院，当时解放军艺术学院把全国各地著名的作家、各个门类的艺术家，以讲座的形式请到学校，使学生们短时间之内接触了文学和文学的大量信息，让他们了解中国文学的过去以及世界文学的历史，以及世界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被注意到的部分，由此极大地开阔了学生的眼界，提高了创作的立足点。“刺激了我们大胆求新创作。写出来哪怕不能发表也要按照自己的心意自己的想法写出来。”在军艺莫言写了近80万字的作品，包括《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在内，学生们互相学习互相批评，创作有了很大提高。
梦想就是动力
莫言把精力基本放在长篇写作上，他在长篇的结构上下过很大功夫。早期写作写童年、童年记忆，写故乡的风土人情，民间口头文学，长篇小说依然是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但是此时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扩展成为文学的东北乡，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他把发生在世界各地天南海北，各种事情都纳入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范畴内，“刚开始写自己的故事写熟人亲人，继续写作就把别人的故事别人的经历，当作自己的故事来写。”
从1981年到现在，莫言写了30多年，年过60的他依然有梦，在梦里，他被自己写的经典句子惊醒，醒来之后发现其实不是这样，“我每次写作的时候都铆足了劲儿想写一篇世界文学经典，但往往写着写着就觉得像爬一座高山般，爬不到顶。”但梦想就是动力。
今年写不出新作
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至今已然过去5年，他的新作今年还是千呼万唤始不出来，他坦陈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努力，很努力”。
莫言对文学梦想的力度没有减弱，对写经典文学的准备也没有停止。“我一直悄悄地去要写的小说中的人物所在地去做采访。”写作是延续性的行为，莫言的新作不可能切断与前面作品的关系，他所有的作品都有内在的、永远不会变的关系，然而，变化一定会有，那便是时代滚滚前行所带来的。（新民晚报记者 徐佳和）
“莫言有言”答新民晚报记者问
问：您觉得您之后，还有哪位中国作家有希望获得诺奖？您是否有看好的作家？
答：我比任何一个人都期盼第二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因为这个人出现之后热点和焦点都集中在他/她身上，我就可以集中精力写小说了。作为诺奖获得者，我有向瑞典方面推荐作家的权利，我会好好地行使这个权利。我确实推荐了，但是要保密五十年。
问：您说过您和贾平凹之间有很多共同点，出身相似，您如何评价他？
答：我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我从新疆回来到西安，素昧平生，我拍了个电报给贾平凹，让他来火车站接我的往事。那时候火车晚点了8个小时，他举着块写着“莫言”二字的牌子在站台上来回走，没人理他。深更半夜，西安火车站一出站，我充满希望四处张望寻找着贾平凹的身影，我的同学们都说，贾平凹那么大的名气，又和你素不相识，怎么可能来接你。多年之后，我在日本看到了他根据这件事写的散文，才知道真相，觉得他真的是个好人。
问：您以前说过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把自己当“罪人”写，是不是自我剖析的意思？
答：文学史上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先入为主的东西太多，好人坏人非常明确，文学描写也是用词分明，事实上不是如此，生活当中各种人都有，我们不能沿袭过去的写法。好人坏人都要当人来写，好人不是永远不会犯错误，要写出好人作为人的一面自私怯懦，坏人也有好的一面，也可能动恻隐之心。每个人心中总是有一个朦胧地带，在人和兽之间的朦胧地带。把自己当罪人写是对自己的一种认识，一个作家深刻认识自我，剖析自我，然后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宽谅他，才能被别人宽谅。把人当人写，不要受时代的政治的流行的观点影响，无论什么年代的写作都是把“人”当作首要对象。
问：现在的网络文学铺天盖地，改变了阅读方式，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我很早就表态“热烈拥护”。网络文学是文学的重要补充部分，网络文学和严肃文学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最终遵循的最根本的还是关于文学的定律。发展、写作、阅读方式的不同不应该成为评判文学的标准。由于书写方式和阅读方式的改变，造成了文学内容发生一些变化。我们是靠锤炼语言吃饭的，一切都是依靠语言本身的魅力，这是对所有写手共同的要求。
问：您的作品乡土性十分强，在翻译成外文的时候，会不会有被误读的可能？
答：误读是普遍存在的，即使是在中国，我的小说也可能被误读。文学可以有很多种阐释，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做出解释，像《怀抱鲜花的女人》等等，都没有明确的答案，也没有人告诉你最后的结果如何。国外翻译家在语言翻译过程中挺艰难的，我的描写有很多描写是上世纪50，60年代的，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背景，有大量时代创造出的词语，对80年代生人解释起来都比较困难了。这样的过程中，误读是难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