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刘小枫这一代学者，大多有知青经历，八十年代起踏上学术道路，之后由于国内外局势的变迁、各种分歧以及个人志趣的差异，编委会作为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在九十年代就已星散。如今众人重新聚首，总不免谈及当年的趣事，那种随心所欲的共同体氛围，带着八十年代的特殊印记。参与翻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刘锋说，“当时主要是好玩，一方面大家一块干点事情，另一方面也是在一块闲聊喝酒，这个才是真正的凝聚力，跟现在在体制下做事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成绩奠定了当代中国人了解西方现代学术的第一块基石，那么随着时代的变迁，八十年代“全盘西化”的激进态度早已成为历史，对于“古今中西之争”更为深入的理解在逐步展开，重新认识西方，建立中国的文化自主性，成为学者们的普遍追求。甘阳说，八十年代初刚进入大学的时候，想要了解西方是“零起步”，三十年过去，今天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的了解，已经远远超过任何时代。“当年鲁迅提出‘拿来主义’的时代早就结束了，中国学者现在对西方已经有了更深刻的辨别力、分析批判的能力，译介一两个人的作品就令中国学者激动到不行，再也不可能了。中国学术界整体的成熟度，意味着在逐渐形成一个传统，从70后、80后的学者身上，能看到中国学术界的成长。”
学术出版总是与学术研究并肩而行。三联书店前任总经理董秀玉在发言中向学者和编辑们致敬，“三联的学术出版能够持续深入地进行，有赖于学者的帮助和引导，编辑的坚持和推动。”随着九十年代以来局势和学术风气的变化，三联有意识地调整了出版方向，一方面梳理二十世纪中国学界积累的成果，倡导当代原创著作的出版，推出了《钱锺书集》、《陈寅恪集》、“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丛书”（甘阳主编）、“三联哈佛燕京丛书”等一系列作品；另一方面承继“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的精神，出版了“学术前沿”、“社会与思想”、“西学源流”（甘阳、刘小枫主编）等大型西方学术丛书。
三十年一晃而过，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几套深入人心的书，彰显着八十年代的魅力，也无言地诉说着它的局限。一次集体回眸，不是为了怀旧的纪念，而是意在梳理学术传统，拓展思想空间。
甘阳、刘小枫这一代学者，大多有知青经历，八十年代起踏上学术道路，之后由于国内外局势的变迁、各种分歧以及个人志趣的差异，编委会作为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在九十年代就已星散。如今众人重新聚首，总不免谈及当年的趣事，那种随心所欲的共同体氛围，带着八十年代的特殊印记。参与翻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刘锋说，“当时主要是好玩，一方面大家一块干点事情，另一方面也是在一块闲聊喝酒，这个才是真正的凝聚力，跟现在在体制下做事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成绩奠定了当代中国人了解西方现代学术的第一块基石，那么随着时代的变迁，八十年代“全盘西化”的激进态度早已成为历史，对于“古今中西之争”更为深入的理解在逐步展开，重新认识西方，建立中国的文化自主性，成为学者们的普遍追求。甘阳说，八十年代初刚进入大学的时候，想要了解西方是“零起步”，三十年过去，今天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的了解，已经远远超过任何时代。“当年鲁迅提出‘拿来主义’的时代早就结束了，中国学者现在对西方已经有了更深刻的辨别力、分析批判的能力，译介一两个人的作品就令中国学者激动到不行，再也不可能了。中国学术界整体的成熟度，意味着在逐渐形成一个传统，从70后、80后的学者身上，能看到中国学术界的成长。”
学术出版总是与学术研究并肩而行。三联书店前任总经理董秀玉在发言中向学者和编辑们致敬，“三联的学术出版能够持续深入地进行，有赖于学者的帮助和引导，编辑的坚持和推动。”随着九十年代以来局势和学术风气的变化，三联有意识地调整了出版方向，一方面梳理二十世纪中国学界积累的成果，倡导当代原创著作的出版，推出了《钱锺书集》、《陈寅恪集》、“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丛书”（甘阳主编）、“三联哈佛燕京丛书”等一系列作品；另一方面承继“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的精神，出版了“学术前沿”、“社会与思想”、“西学源流”（甘阳、刘小枫主编）等大型西方学术丛书。
三十年一晃而过，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几套深入人心的书，彰显着八十年代的魅力，也无言地诉说着它的局限。一次集体回眸，不是为了怀旧的纪念，而是意在梳理学术传统，拓展思想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