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音乐产业排名全球第32位，2017年跻身全球前10位。最近几年，中国音乐在国内建构自己的产业格局和发展本土市场的同时，越来越多音乐家开始走向国际舞台。中国音乐在国际舞台的频频亮相，令“前10位”这个数字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和更丰满的意义。近日，在Tencent Music Connects（TMC）全球音乐产业峰会现场，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的音乐界人士围绕“China is Now”的主题展开讨论，深层聚焦当前的中国音乐。其中“走出去”是现场讨论的一大热门话题，在大家带来的各种信息中，中国音乐“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快、范围越来越广、层次越来越多元。
四支国内乐队亮相戛纳音乐节
上个月初，中国音数协音乐产业促进工作委员会组织了戛纳音乐节的沙滩演出，“今年已经是我们国家参加戛纳音乐节的第十个年头了，我们也希望通过参加戛纳音乐节，借助这个有影响力的平台，使中国优秀的音乐能够有走出去的机会。”中国音数协音乐产业促进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徐宏莉介绍称，此次戛纳音乐节中国方面派出了四个演出的乐团，整个演出的筛选经历了四个月，报名渠道从四大音乐产业基地，包括高校和线上六个渠道报名，最终征集到了1000多个原创的音乐作品、选拔则通过从海选到40强，又到20强，又到最后的12强选出，最终的四强参加戛纳音乐节的沙滩演出。“我们带出去的四支中国乐队都是能够国际化的，很多乐队的成员的素质非常高，语言的交流能力非常强，有的乐队成员是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的毕业生，他们的交流是无语言障碍的。”中国音乐的这次出海不仅是展示，还有更多收获，“第一，国际演出的邀约不断，在参加戛纳音乐节的过程当中，很多国外的音乐经纪公司、制作公司分别和音促会、演出机构沟通，希望后续能够有合作。第二，强势的媒体传播，除了国内的主流媒体以外，包括CCTV的音乐频道、新闻出版广电报、光明网、环球网等主要媒体都做了跟踪，对戛纳音乐界报道的文章有200余篇。音乐是无国界的，它的渗透力非常强，音乐走出去要比其他的文化走出去更容易。”
曳取乐队夺冠欧美主流音乐榜单“声田”
2016年，内地音乐厂牌“草台回声”开始与几家专门做分销的版权公司接洽，开拓中国音乐的全球发行之路。2017年，旗下的新秀组合曳取（Nocturnes）的作品在欧美主流流媒体音乐服务平台“声田（spotify）”上拿到了一个榜单冠军。“当时有一个粉丝跟我说，你知道么曳取是冠军！”草台回声的CEO戈非称自己第一感觉是假的，“是不是同名？我就赶紧找人去查，结果一查就是我们的一首作品。它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榜单，叫very15，是一周大热的榜单，那首作品在周榜上待了一周。当时给我非常大的振奋，我们的好作品同样可以登陆到北美榜单的榜首，我们的音乐在海外有各种可能性。其实我们只是做了一个分发的工作，它就有了这样的回馈。在那之后，我在英国、美国、德国选了三个地方，找了一些类似于志愿者一样的海外留学生，还有一些外国人帮我们来做海外社交网络平台的一些运营。目前来讲，基本上‘草台回声’所有具有国际化可能性的艺人基本上做到了全球的分发，同时我们做到了在重要的社交平台都有专门的账号，以英文同步更新我们一些动态。”
安达组合完成英国27城市巡演
内地音乐厂牌“战马时代”旗下的安达组合组建于2003年，9位成员都来自内蒙古大草原，大部分成员曾是内蒙古民族歌舞剧院民乐团的演员，平均年龄30岁左右。就在前不久，安达组合刚刚结束在英国46天27个城市的演出，“战马时代”创始人及CEO刘钊介绍称最近几年安达组合大概每年都会在英国做一个30城市30场演出。三年前他们被内蒙古艺术大学返聘，成立了“安达班”，通过这种方式培养有新的意识做民族音乐的年轻人，刘钊认为这是市场对于他们走的这条路的认可。同时刘钊也称“走出去”这个概念应该不仅仅是中国视角，更应该是全球社交、国际化的操作。“‘战马时代’签很多的乐队都是国外乐队，比如图瓦共和国的‘恒哈图’(Huun-Huur-Tu)乐队，核心人物凯戈尔是国际知名的呼麦大师，我们做他中国的艺人经纪，做了大概5年的时间了。我们除了他的巡演、音乐节这种基本的操作，我们还做他的唱片，做他在中国商业的发展。虽然目前我们是在国内经纪他，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开始，我觉得这样的合作也蛮有意思，不一定非要我们的艺人走出去。这种方式也可以传达中国的信息、把中国向世界‘say hello’的信息传递出去。”
中国音乐“走出去”的大背景是整个全球化进程过程中互联网高速发展、数字化在全球全面展开的现状，在这个前提下，“走出去”是一种多样化的进程，从小平台到大平台、从个人行为到机构行为、从单向输出到双向交流。对此，国内音乐产业的一线耕耘者们深有感触，同时他们也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做才能让中国音乐“走出去”的效果达到最佳，不仅为中国音乐人开拓更大的舞台，为中国音乐市场寻找更多的商机，同时也是让中国多元的文化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草台回声CEO戈非：走出去的同时把自己的音乐做好
“对于中国音乐出海是大势所趋，一方面我觉得因为互联网的发展，‘全球’和中国离得很近。另外一方面，中国的音乐也发展到一个阶段，我认为它必须要跟全球音乐无论从市场还是从行业大的标准，需要去接轨。”戈非最近几年有非常明确的感受，欧美国家非常希望看到来自亚洲或者来自中国的艺术家或者偶像，他称这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上世纪80、90年代，到2000年之后，一些独立的音乐人会自己到全球做一些巡回演出，今天这种活动更加频繁，我们公司阿基耐乐队，他一年大概会参加七八个欧美的音乐节，还有欧洲几家挺大的代理人也在跟我们聊，希望能拿到秘密行动乐队在欧洲的一些运营权。”
戈非的另外一个觉得是当前世界的交互越来越紧密。“今年3月我去了美国的‘south by southwest’大会，我们看了很多海外的音乐人，也把我们自己的乐队莫西子诗，还有我们中国其他的乐队也带到这个舞台上。”在这次互动中，戈非还发现中国音乐人和欧美的差距并不是大部分人固有概念中认为的那么大。“甚至我们已经呈现出我们非常独具特色的状态。所以我认为中国音乐应该更大更多更广泛地走出去，而且在前面的阶段里，可能也要更好地利用当下的互联网传媒。我比较乐观，这件事可能在未来的几年之内，中国的音乐人或者中国的流行歌手，会在欧美市场上有更大的亮点露出。而我们最终最核心的东西则应该是我们本身内容的品质。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放眼到全球去，至少要走出去，我把这个东西放出去就知道我到底怎么样。另外一方面我们的重点肯定也在国内，我们要把自己的音乐做好。”
迷笛演出公司CEO单蔚：寻找灵活而成熟的机制
作为国内历史最悠久的音乐节，迷笛音乐节的舞台上一直不乏国外优秀乐队的面孔，同时也一直参与着将中国音乐输送到国外音乐节的行动。
迷笛演出公司CEO单蔚回忆称大概2010年之前，主动安排国内的音乐人走出去的情况并不多。“在我印象当中，2010年之前只有个别国内的摇滚乐队，会参加日本的富士音乐节，或者去美国、欧洲做一些巡演。这种在行业内感觉其实是一个挺新鲜，而且会觉得挺厉害的一个事情。2010年之后，国内音乐人的资金渐渐充裕了起来，能够负担自己或者旗下的音乐人走到国外，还有政府部门也越来越开始重视音乐所代表的软实力，迷笛曾经有两年是政府相关部门出资金，由迷笛组织国内重型的重金属乐队去德国参加全球最大的重金属音乐节Wacken Open Air，春秋乐队、窒息乐队等优秀的重型乐队都去过，今年我们也会送乐队过去。”不管以前我们最习以为常的“引进来”，还是现在已经越来越普遍的“走出去”，在这个双向渠道中交流都是最重要的一环。而在交流的过程中，中外都在探讨寻找着一种更加灵活而成熟的机制。“比如我们每年都会和韩国一个音乐节进行合作，叫互派乐队，我们给国外的音乐节介绍推荐中国的乐队过去，由对方支付他们乐队的差旅和落地的接待。而韩国方面会推荐一支韩国的乐队来参加迷笛音乐节，由我们支付他们的相关费用。这样很平等，大家都有这样的平台，都会进行这种交流。这其实是一个挺好的方式，我们跟德国、英国都有类似的合作。”
战马时代创始人及CEO刘钊：大平台和小平台相互结合
从战术上，刘钊一直思考着“走出去”的两个层面，“第一部分，文化在海外展示的必要性。我们其实后来也受惠于一些政策，也跟着别的项目一起出去。第二部分，像战马时代这样的公司，我们立足于把我们的产品推出去，这是我们从产品方向来说一个策略。就发展来说，其实我们最早合作的乐队，我觉得他们应该算是中国在海外知名度最高的乐队杭盖乐队。最早他们走出去的历程是非常艰辛的，作为一个个体没有任何支持的情况下闯出去了，经过十几年的打拼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渠道和资源以及有了自己一票海外的粉丝。当然杭盖特别成功的爆发点是在第二届《中国好歌曲》得了冠军，我记得他们乐队的主唱跟我说，以往杭盖乐队在海外参加音乐节或者做巡演的时候，台下很少有中国观众，基本上都是西方的观众。自从得了《中国好歌曲》的冠军之后，台下有很多中国人。”刘钊认为，两部分应该结合到一起，“未来应该有更多的结合，更多的产品出来，既有官方有大平台的指引，也有像我们这种更偏向单个单一的产品单一艺人向海外的输出，我觉得这样的结合一定很有意思，而且这样对我们的艺术家也有很大的帮助。”
海外音乐人看中国音乐市场
Jon Dworkin（环球音乐的代表）——
中国其实有很多很好的机会，在过去的10年当中，中国的音乐行业发展的非常快，在早期的时候会有一些行业转型，我们这个行业的平台以及政府也已经有了很多合作，而且促进了这样的转型。差不多15年前，中国音乐的行业是非常等级森严的市场，非常难以让国外的企业进入，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已经非常的开放了，是非常自由化的一个生态系统，现在有更多的版权方面的保护，我们也看到中国音乐的消费也高涨，而且还有很多非常丰富的文化音乐人。
Shawn Paltiel（索尼音乐的代表）——
目前全球的音乐更加深入地进入到了中国市场，但中国的市场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音乐人是音乐行业非常重要的资源，所以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是市场发展的基础。我们要来中国发现本地人才，把他们培养成国际的巨星，这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Simon Wheeler（伦敦独立厂牌Beggars）——
音乐在互联网上的传播已经成为一种产业，一首歌曲能够架起一座桥梁，能够在听众和音乐家之间有深层次的互动。在西方花了很长时间建立起来的这种联系，在中国可以很快实现。
中国有很多的超级巨星，他们愿意花很多时间和粉丝沟通。我相信这种互动，还有这种关联性是很重要的。每个人都应该参与到这个行业里面，来思考我们如何去塑造品牌，能够建立起一个艺术家的品牌，能够和这些听众进行互动。同时，在中国很多人都是在使用音乐服务，需求也不尽相同，如果我们要在中国提供服务的话，就要思考如何给他们带来不同的个性化服务，这是未来的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潜力。
2008年中国音乐产业排名全球第32位，2017年跻身全球前10位。最近几年，中国音乐在国内建构自己的产业格局和发展本土市场的同时，越来越多音乐家开始走向国际舞台。中国音乐在国际舞台的频频亮相，令“前10位”这个数字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和更丰满的意义。近日，在Tencent Music Connects（TMC）全球音乐产业峰会现场，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的音乐界人士围绕“China is Now”的主题展开讨论，深层聚焦当前的中国音乐。其中“走出去”是现场讨论的一大热门话题，在大家带来的各种信息中，中国音乐“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快、范围越来越广、层次越来越多元。
四支国内乐队亮相戛纳音乐节
上个月初，中国音数协音乐产业促进工作委员会组织了戛纳音乐节的沙滩演出，“今年已经是我们国家参加戛纳音乐节的第十个年头了，我们也希望通过参加戛纳音乐节，借助这个有影响力的平台，使中国优秀的音乐能够有走出去的机会。”中国音数协音乐产业促进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徐宏莉介绍称，此次戛纳音乐节中国方面派出了四个演出的乐团，整个演出的筛选经历了四个月，报名渠道从四大音乐产业基地，包括高校和线上六个渠道报名，最终征集到了1000多个原创的音乐作品、选拔则通过从海选到40强，又到20强，又到最后的12强选出，最终的四强参加戛纳音乐节的沙滩演出。“我们带出去的四支中国乐队都是能够国际化的，很多乐队的成员的素质非常高，语言的交流能力非常强，有的乐队成员是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的毕业生，他们的交流是无语言障碍的。”中国音乐的这次出海不仅是展示，还有更多收获，“第一，国际演出的邀约不断，在参加戛纳音乐节的过程当中，很多国外的音乐经纪公司、制作公司分别和音促会、演出机构沟通，希望后续能够有合作。第二，强势的媒体传播，除了国内的主流媒体以外，包括CCTV的音乐频道、新闻出版广电报、光明网、环球网等主要媒体都做了跟踪，对戛纳音乐界报道的文章有200余篇。音乐是无国界的，它的渗透力非常强，音乐走出去要比其他的文化走出去更容易。”
曳取乐队夺冠欧美主流音乐榜单“声田”
2016年，内地音乐厂牌“草台回声”开始与几家专门做分销的版权公司接洽，开拓中国音乐的全球发行之路。2017年，旗下的新秀组合曳取（Nocturnes）的作品在欧美主流流媒体音乐服务平台“声田（spotify）”上拿到了一个榜单冠军。“当时有一个粉丝跟我说，你知道么曳取是冠军！”草台回声的CEO戈非称自己第一感觉是假的，“是不是同名？我就赶紧找人去查，结果一查就是我们的一首作品。它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榜单，叫very15，是一周大热的榜单，那首作品在周榜上待了一周。当时给我非常大的振奋，我们的好作品同样可以登陆到北美榜单的榜首，我们的音乐在海外有各种可能性。其实我们只是做了一个分发的工作，它就有了这样的回馈。在那之后，我在英国、美国、德国选了三个地方，找了一些类似于志愿者一样的海外留学生，还有一些外国人帮我们来做海外社交网络平台的一些运营。目前来讲，基本上‘草台回声’所有具有国际化可能性的艺人基本上做到了全球的分发，同时我们做到了在重要的社交平台都有专门的账号，以英文同步更新我们一些动态。”
安达组合完成英国27城市巡演
内地音乐厂牌“战马时代”旗下的安达组合组建于2003年，9位成员都来自内蒙古大草原，大部分成员曾是内蒙古民族歌舞剧院民乐团的演员，平均年龄30岁左右。就在前不久，安达组合刚刚结束在英国46天27个城市的演出，“战马时代”创始人及CEO刘钊介绍称最近几年安达组合大概每年都会在英国做一个30城市30场演出。三年前他们被内蒙古艺术大学返聘，成立了“安达班”，通过这种方式培养有新的意识做民族音乐的年轻人，刘钊认为这是市场对于他们走的这条路的认可。同时刘钊也称“走出去”这个概念应该不仅仅是中国视角，更应该是全球社交、国际化的操作。“‘战马时代’签很多的乐队都是国外乐队，比如图瓦共和国的‘恒哈图’(Huun-Huur-Tu)乐队，核心人物凯戈尔是国际知名的呼麦大师，我们做他中国的艺人经纪，做了大概5年的时间了。我们除了他的巡演、音乐节这种基本的操作，我们还做他的唱片，做他在中国商业的发展。虽然目前我们是在国内经纪他，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开始，我觉得这样的合作也蛮有意思，不一定非要我们的艺人走出去。这种方式也可以传达中国的信息、把中国向世界‘say hello’的信息传递出去。”
中国音乐“走出去”的大背景是整个全球化进程过程中互联网高速发展、数字化在全球全面展开的现状，在这个前提下，“走出去”是一种多样化的进程，从小平台到大平台、从个人行为到机构行为、从单向输出到双向交流。对此，国内音乐产业的一线耕耘者们深有感触，同时他们也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做才能让中国音乐“走出去”的效果达到最佳，不仅为中国音乐人开拓更大的舞台，为中国音乐市场寻找更多的商机，同时也是让中国多元的文化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草台回声CEO戈非：走出去的同时把自己的音乐做好
“对于中国音乐出海是大势所趋，一方面我觉得因为互联网的发展，‘全球’和中国离得很近。另外一方面，中国的音乐也发展到一个阶段，我认为它必须要跟全球音乐无论从市场还是从行业大的标准，需要去接轨。”戈非最近几年有非常明确的感受，欧美国家非常希望看到来自亚洲或者来自中国的艺术家或者偶像，他称这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上世纪80、90年代，到2000年之后，一些独立的音乐人会自己到全球做一些巡回演出，今天这种活动更加频繁，我们公司阿基耐乐队，他一年大概会参加七八个欧美的音乐节，还有欧洲几家挺大的代理人也在跟我们聊，希望能拿到秘密行动乐队在欧洲的一些运营权。”
戈非的另外一个觉得是当前世界的交互越来越紧密。“今年3月我去了美国的‘south by southwest’大会，我们看了很多海外的音乐人，也把我们自己的乐队莫西子诗，还有我们中国其他的乐队也带到这个舞台上。”在这次互动中，戈非还发现中国音乐人和欧美的差距并不是大部分人固有概念中认为的那么大。“甚至我们已经呈现出我们非常独具特色的状态。所以我认为中国音乐应该更大更多更广泛地走出去，而且在前面的阶段里，可能也要更好地利用当下的互联网传媒。我比较乐观，这件事可能在未来的几年之内，中国的音乐人或者中国的流行歌手，会在欧美市场上有更大的亮点露出。而我们最终最核心的东西则应该是我们本身内容的品质。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放眼到全球去，至少要走出去，我把这个东西放出去就知道我到底怎么样。另外一方面我们的重点肯定也在国内，我们要把自己的音乐做好。”
迷笛演出公司CEO单蔚：寻找灵活而成熟的机制
作为国内历史最悠久的音乐节，迷笛音乐节的舞台上一直不乏国外优秀乐队的面孔，同时也一直参与着将中国音乐输送到国外音乐节的行动。
迷笛演出公司CEO单蔚回忆称大概2010年之前，主动安排国内的音乐人走出去的情况并不多。“在我印象当中，2010年之前只有个别国内的摇滚乐队，会参加日本的富士音乐节，或者去美国、欧洲做一些巡演。这种在行业内感觉其实是一个挺新鲜，而且会觉得挺厉害的一个事情。2010年之后，国内音乐人的资金渐渐充裕了起来，能够负担自己或者旗下的音乐人走到国外，还有政府部门也越来越开始重视音乐所代表的软实力，迷笛曾经有两年是政府相关部门出资金，由迷笛组织国内重型的重金属乐队去德国参加全球最大的重金属音乐节Wacken Open Air，春秋乐队、窒息乐队等优秀的重型乐队都去过，今年我们也会送乐队过去。”不管以前我们最习以为常的“引进来”，还是现在已经越来越普遍的“走出去”，在这个双向渠道中交流都是最重要的一环。而在交流的过程中，中外都在探讨寻找着一种更加灵活而成熟的机制。“比如我们每年都会和韩国一个音乐节进行合作，叫互派乐队，我们给国外的音乐节介绍推荐中国的乐队过去，由对方支付他们乐队的差旅和落地的接待。而韩国方面会推荐一支韩国的乐队来参加迷笛音乐节，由我们支付他们的相关费用。这样很平等，大家都有这样的平台，都会进行这种交流。这其实是一个挺好的方式，我们跟德国、英国都有类似的合作。”
战马时代创始人及CEO刘钊：大平台和小平台相互结合
从战术上，刘钊一直思考着“走出去”的两个层面，“第一部分，文化在海外展示的必要性。我们其实后来也受惠于一些政策，也跟着别的项目一起出去。第二部分，像战马时代这样的公司，我们立足于把我们的产品推出去，这是我们从产品方向来说一个策略。就发展来说，其实我们最早合作的乐队，我觉得他们应该算是中国在海外知名度最高的乐队杭盖乐队。最早他们走出去的历程是非常艰辛的，作为一个个体没有任何支持的情况下闯出去了，经过十几年的打拼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渠道和资源以及有了自己一票海外的粉丝。当然杭盖特别成功的爆发点是在第二届《中国好歌曲》得了冠军，我记得他们乐队的主唱跟我说，以往杭盖乐队在海外参加音乐节或者做巡演的时候，台下很少有中国观众，基本上都是西方的观众。自从得了《中国好歌曲》的冠军之后，台下有很多中国人。”刘钊认为，两部分应该结合到一起，“未来应该有更多的结合，更多的产品出来，既有官方有大平台的指引，也有像我们这种更偏向单个单一的产品单一艺人向海外的输出，我觉得这样的结合一定很有意思，而且这样对我们的艺术家也有很大的帮助。”
海外音乐人看中国音乐市场
Jon Dworkin（环球音乐的代表）——
中国其实有很多很好的机会，在过去的10年当中，中国的音乐行业发展的非常快，在早期的时候会有一些行业转型，我们这个行业的平台以及政府也已经有了很多合作，而且促进了这样的转型。差不多15年前，中国音乐的行业是非常等级森严的市场，非常难以让国外的企业进入，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已经非常的开放了，是非常自由化的一个生态系统，现在有更多的版权方面的保护，我们也看到中国音乐的消费也高涨，而且还有很多非常丰富的文化音乐人。
Shawn Paltiel（索尼音乐的代表）——
目前全球的音乐更加深入地进入到了中国市场，但中国的市场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音乐人是音乐行业非常重要的资源，所以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是市场发展的基础。我们要来中国发现本地人才，把他们培养成国际的巨星，这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Simon Wheeler（伦敦独立厂牌Beggars）——
音乐在互联网上的传播已经成为一种产业，一首歌曲能够架起一座桥梁，能够在听众和音乐家之间有深层次的互动。在西方花了很长时间建立起来的这种联系，在中国可以很快实现。
中国有很多的超级巨星，他们愿意花很多时间和粉丝沟通。我相信这种互动，还有这种关联性是很重要的。每个人都应该参与到这个行业里面，来思考我们如何去塑造品牌，能够建立起一个艺术家的品牌，能够和这些听众进行互动。同时，在中国很多人都是在使用音乐服务，需求也不尽相同，如果我们要在中国提供服务的话，就要思考如何给他们带来不同的个性化服务，这是未来的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