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关键词 梳理这一年

2016-12-09 07:53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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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标题:三个关键词 梳理这一年

◎徐刚

现实

在对2016年的长篇小说进行简要梳理时,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一批具有宽广社会容纳度的作品,这都显示出当代作家向现实提问的能力。

在长篇小说《极花》中,贾平凹以“妇女拐卖”为叙事焦点,却并非展示现实的浅表景观,以及背后的廉价苦难,而是表达他由来已久的对于乡村命运的关切。小说试图在广受关注的“郜艳敏现象”之上深入思考,挖掘现实背后的问题。然而,小说纵然在城市与乡村,女性主体与农村命运的关切之间,打开了通向情感矛盾与伦理困境的讨论空间,但其鲜明的情感倾向与略显偏执的想象性方案,却也不经意间冒犯了大众的性别观念,从而引出一系列的伦理争议。

徐则臣的《王城如海》同样具有深广的社会内涵,各色人等都在这个并不复杂的故事中一一亮相。而这些看似迥异的人群,都无一例外地承受着内心的焦虑、无奈、惆怅和压抑,以及奋斗之中的苦不堪言。这便是当今城市的现实。小说犹如一部计算精确的仪器,将诸如城乡差距、阶级分野等社会议题,与“雾霾”之中的压抑、人群间相互理解的难以实现,以及知识分子的愧疚、罪感与个人救赎等有效拼接,几组丰富的意象便构成了这个城市万花筒般的复杂表情。

除此,刘继明的《人境》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思考也值得人们敬重。小说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创业史》等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当代再现,其执著的乌托邦意识,对于乡村现状及其前景的关注更是令人感念,而更为重要的是,小说显示出对于当下知识界的全面反思与批判。

历史

对历史的反思,似乎是这一年长篇小说的重要议题。这也难怪,每逢关键年份,对于历史重要节点的重述,总是具有让人欲罢不能的魔力,吸引着作家们纷纷出手。

方方的《软埋》通过历史的“失忆”与重新打捞,来还原一段令人不寒而栗的“真实”,以此建构一种“拒绝遗忘”的伦理姿态。在此,“土改”的历史以其巨大的痛感,带给人们炼狱般的“震惊”,以此让人在历史的反思中思考人性的尊严。然而,小说更加令人惊叹的却是其叙述的精巧。故事通过回忆慢慢展开,而在此之中,不可思议的巧合固然推动着故事向前,但那些“真相”的只言片语不断制造的悬疑,才是“传奇剧”的关键所在。

同样,格非携《望春风》也“重回时间的河流”。但他所面对的,却并非全然是历史的残酷,尽管其间也包含着突如其来的死亡,但在隐藏的历史控诉之间,也不乏温情与暖意。

接下来值得关注的便是80后作家张悦然的《茧》,这部作品清晰地显示了这位年轻作家“青春期写作”的“历史转向”。在此,张悦然为《茧》中的历史回望和清理设计了非常严密的逻辑。作为小说中历史迷雾里的骇人真相,钉子的故事其实来自张悦然父亲当年未曾发表的小说《钉子》,那个写于1977年的灰暗故事,当然无法逃脱当时已然流行的伤痕文学脉络。然而,这个嫁接而来的故事,如此轻易就进入到“我”的记忆之中,甚至构成了历史厚度的核心来源,这多少还是让人觉得过于轻巧。在此,如果说祖父一辈的历史和生活主导者是“文革”,那么父亲一代则遭受了八十年代末的创伤。而不出所料,父亲一生的仓皇、倔强与颓废,既有对于爷爷的徒劳反抗,更有一种难言的政治失败的痛苦。这种历史回溯的人物设计如此巧妙,一下就网罗了主流文学最为热衷的两个历史节点,剩下的事情就变得简单起来。小说借此似乎获得了写作的非凡荣光,再也没有人敢对年轻一代的轻薄说三道四了。然而,这种隆重的意义毕竟是以历史强行植入的方式获得的。

传奇

那些严峻的历史,在其通俗化的言情讲述之中,便可清晰地看出“传奇”的影子来。张炜《独药师》的灵感来自他大学毕业后在档案馆的工作经历。有一天,他在老库房里发现一个晚清时流传下来的小手提箱,他用了二十多年关注箱中档案提到的在胶东半岛上流传了几千年的神秘养生术。于是,养生、革命与爱情这几个关键词,便将历史的“档案”叙述为别开生面的“传奇”。

葛亮的《北鸢》被称为一幅民国时期的“清明上河图”,亦是一部以家族日常生活细节钩沉为主要笔法的民国野史。在此,这位身世煊赫的作者只需“遥望父祖辈的风华与沧桑”,再加之不失时机地向《红楼梦》致敬,便可轻易经营出这部小说“既古典又现代的叙事风格”。

严歌苓与张翎都是传奇的高手,前者的《上海舞男》与后者的《流年物语》都给人深刻印象。看得出来,她们都特别擅长讲故事,对于故事有天生的敏感,也执著追求故事的吸引力,展现的亦是故事的迂回复杂与细腻感人。但其实小说重要的不是它的内容,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故事,镶嵌在“文革”与改革时代的个人或家族故事。这种历史中的传奇,包含着它的悲苦、情感创伤、奇情与三角恋、底层的奋斗与隐忍,小说具备太多通俗言情剧的俗套,但作者却竭力追求俗套中的惊奇。

或许,值得一提的还有乡村的故事。前述的《极花》与《望春风》,一实一虚都有涉及。除此之外,赵兰振在《夜长梦多》里的尝试无疑也值得关注。为了抵抗“虚无性”的焦虑,他拼命捕捉乡村的神性,以此建构残存的价值与意义。因而我们也得以在小说中见证那些原始的蛮荒,灵性的大地上游荡的神神鬼鬼,以及“泛灵论”的世界里遍布的悲苦与奇迹。在此,确定的意义在于某种抽象的根的意识和暧昧的家园情结,以及有关母亲,有关大地的虚妄想象。而这些,对于如何在全球化的历史格局中重新锁定当代中国的主体性,于传统价值伦理中追索过往岁月的理想与荣光,都具有一种难得的现实意义。不过相对而言,付秀莹的《陌上》却显得更为清新自然一些,让人见证这平凡的乡村生活中流淌的诗意。

(本文作者为青年批评家,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本版供图/徐刚

责任编辑:陈莉(QC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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