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运河，一段历史，大运河蜿蜒千里，运河文化源远流长。九河下梢，三岔河口，不仅是运河文化兴盛之地，更是天津城市发祥之始。了解城市历史，通晓家乡文化，才能拥有强大的文化自信。为了追溯天津文化之源，充分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红桥有线电视台自本周起播出25集科教类电视节目《红桥运河文化讲坛》，邀请多位市、区文史专家讲述运河历史与文化，节目每隔周播出一集。即日起，《美丽红桥》周刊同步开设“红桥运河文化讲坛”栏目，刊发当期讲坛内容，展示红桥作为天津运河重要节点之地的文化渊源、文化底蕴和文化基础，带领广大读者共同领略红桥璀璨的历史文化。
大运河是古代中国人创造的奇迹，其规模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沿运河而兴起的城镇，都有着鲜明的运河烙印，天津就是这样的城市，而红桥区便是这座运河城市的肇始之地、文明之魂、商业之根。
红桥区位于天津中心城区西北部，是市内六区之一，境内北运河段始于千里堤，止于三岔河口与南运河汇流处，长6公里；境内南运河起自杨庄子横堤，止于三岔河口南、北运河汇合处，长7.3公里。2014年，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决议，决定将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包括红桥区三岔河口、北运河、南运河区段运河水工遗存。
天津地区开凿运河，最初始于东汉建安九年（204），曹操北征乌桓，命董昭开凿平虏渠。平虏渠的南口在今天的河北青县以东，北口大约在今天的天津市静海区独流镇，相当于现在的京杭大运河南运河的北段。
隋大业四年（608）春,开凿永济渠，利用了曹魏旧渠。隋唐时期永济渠并不经过现在的天津，而是从静海独流转向西北，经霸州信安北上涿郡。北宋时，修浚一系列塘泊，南运河自独流以下与塘泊合为一体，也称永济河，这大概就是现今南运河下游的初期形态。
金代天津的三岔口才与运河有关。金王朝贞元元年（1153），自今天津地区至今通州地区开凿北运河，当时称为“潞河”。金泰和五年（1205），漕船自静海独流经柳口（杨柳青）至三岔河口，南运河始通。为了保证漕运畅通，金代在三岔河口地区设直沽寨，直沽寨是天津的第一个地名。
1271年蒙古改国号为元，又于1279年灭亡南宋，统一中国，定都大都（今北京）。元十二年（1275），规划形成今“京杭大运河”线路。元十九年（1282）对北运河进行改造，经三岔河口连通海河。北运河成为漕粮的集中运输通道，元延佑三年（1316）在直沽设“海津镇”。
明永乐定都北京，永乐二年（1404）在三岔河口设天津卫。永乐八年（1410），明成祖下令开会通河，打通南北漕运，重开京杭运河。运河统称为“漕”，南运河，时称卫漕。北运河，即白河称“白漕”。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北京皇宫和北京城建成，朱棣正式迁都北京。明政府设置“捞浅夫”对北运河进行清淤，“捞浅夫”居住在北运河两岸，包括北运河红桥区段的丁字沽、西沽等村落。
清代延续了前代对北运河的治理。清初漕运，漕船到津后无法畅行北上，需起卸换用载重百石以下的平底小船──“红驳”船分运通州入仓。众多的船户、舵工、水手在北运河南端、三岔河口、大红桥等地集聚，支应驳运漕粮，揽载往来商货。民国时期，南运河至三岔河口裁弯取直，才成为今日南、北运河汇流海河干流的状况。
北大关到三岔河口一带，从元代起就是天津最早的人口聚集区。明清之际，天津经历了由卫城到城市的发展过程。明代实行禁海政策，京杭大运河成为全国南北商品流通的主干道。特别到了明末清初，民间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运河上商贾络绎不绝，征收过往船只、商品的关税遂成为政府的税收来源之一。随着天津经济的提高，清康熙四年（1665）钞关由河西务移驻天津三岔河口南运河北码头北岸,俗称“北大关”。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北大关处建成了可开闭的浮桥，被称为钞关浮桥或北大关浮桥，即现在金华桥的位置。钞关的存在促进了红桥地区城镇人口数量的增加。
运河带来了红桥地区的繁荣。明代中后期长芦盐区生产也出现了重大革新，即从煎煮向滩晒过渡。康熙七年（1668）和十六年（1677），长芦巡盐御史署、长芦盐运使司衙门，分别从北京、沧州移驻天津，其中长芦巡盐御史署衙门就建在南运河北岸。从天津盐坨通过河运运出的芦盐约占百分之八十三以上，其中南北运河直接运输的约占三分之一，天津已经成了长芦盐的运销中心，大批盐商聚集天津，意味着大量财富向天津聚集。长芦盐业带动了天津商品经济的发展，提升了天津地位，南运河，北运河，以及通过北运河连接的上下西河，四通八达的河道都通过红桥区地区，这里出现商品集散中心的色彩。红桥区的运河沿岸地区既是天津最早的商业中心，也是人口的主要聚集区，因此，可以说这里就是天津城市的发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