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2日至31日，第二届北京十月文学月举办。千龙网·中国首都网联合十月文学院约采了9位“十月签约作家”。
曾在高校任教多年的李洱，1966年生于河南济源，现为《莽原》杂志副主编，著有《饶舌的哑巴》《遗忘》等小说集多部，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
2016年10月12日，作家李洱参加北京十月文学院的揭牌仪式。图为作家李洱。资料图片
记者：北京十月文学月是一个向公众普及和推广文学、营造北京文化氛围的文学活动。您与“十月”文学品牌（《十月》杂志、十月文艺出版社、十月文学院）有何渊源？能否与我们读者分享一两个有趣的故事或细节？
李洱：中学时就开始看《十月》杂志。老师在堂上讲课，我在下面偷看《黑骏马》，读得热泪盈眶。张承志的很多小说，都是《十月》发的吧，《北方的河》好像也是。读《北方的河》的时候已经上大学了，当时许子东先生还在华东师大任教，他刚留校，要求我们在课堂上讨论《北方的河》。我们买不到刊物，急得要命。那时候也没有复印机，只好轮流着看。讨论的时候，许子东先生好像比我们还激动。记得许子东先生在台上提到王蒙先生的一句粗话，大意是，有了《北方的河》，三十年之内我们都不要写河了。大学课堂上爆粗口，是比较让人难忘的。记忆中，人们好像不是在讨论文学，而是在讨论什么是青春。铁凝的《没有钮扣的红衬衫》好像也在《十月》发的吧，那是《青春万岁》之后，给我印象最深的写中学生生活的小说，电影拍得也很好。也在《十月》上读过张贤亮的《绿化树》，在一个暑假读的，祖孙三代都读了。读到结尾，吁一口气。我后来也参加过《十月》杂志和十月文学院的活动，也在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本书。感谢十月。
记者：今年，您受邀成为了十月文学院的签约作家，有何感想？未来有相关的创作计划与构想吗？
李洱：原来没想过啊。韩敬群社长和吕约院长打电话，让我好好想想，我就签了。计划就不谈了，只能说以后尽量写得多一点，写得好一点。你知道，我总是写得很少，写得很慢。
记者：《花腔》和《石榴树上结樱桃》这两部长篇小说在普通读者中知名度较高。从您整个创作生涯来看，到目前为止，这两部小说在其间占据着怎样的地位？
李洱：它们当然都是我自己比较看重的作品。《花腔》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让我再写，我未必能写得这么好。《石榴树上结樱桃》还是留有遗憾，因为当时杂志社催稿比较急，一些想法没有完全写出来。所以，我很想再写一部乡土小说，弥补这个遗憾。
记者：一方面，21世纪的中国乡土社会面临着剧烈而深刻的变化，另一方面，乡村经验的叙事并没有失去其重要性，它仍然是当代文学中的重要一环。两者合而观之，社会事实层面的变迁是否带给了作家以全新的书写挑战。另外，您对当下年轻的写作群体们（70后、80后甚至90后）书写当代中国的乡村社会，有何期待或建议？
李洱：我同意你的说法，乡村经验的叙事，并没有失去其重要性。不过，一种比较传统的乡村经验，在两千多年来的诗词歌赋当中，已经得到了一遍遍的书写。后来鲁迅的小说，给乡村经验的书写提供了另一种方法。鲁迅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乡土作家，他也是第一个提出“乡土文学”概念的人。“乡土文学”这个概念的提出，显然就是另一种观念、另一种方法，观照和处理的结果。现在，鲁迅所提醒的方法并没有过时，只是我们现在的语境，比鲁迅那个时候复杂多了，现在连启蒙都需要重新启蒙。
对于更年轻的一代作家的创作，我充满期待。北师大招生时，看到那些报考写作方向的研究生的学生，我就很有感慨，感慨他们知道得真多。当然，有时候又觉得他们知道得太多了。他们读了那么多书。从考场出来，我就和苏童感慨，他们读书很多，视野很宽，感觉很敏锐，不过好像一些应该精读的作品并没有读透，没有内化成经验。知识走在了经验的前头。尽管如此，我依然对他们的创作充满好奇。
记者：面对今天五光十色又充满信息碎片化的生活，寻找和攫取写作资源和创作灵感可能是一件越来越难的事。您对于有文学梦想的青年写作者，有何有效的经验可以分享？
李洱：碎片化的感受，来自你对总体性的感知。你在这个落差当中，柔肠寸断，百感交集。你至少要有这种感知，或者说至少要有一个总体性的幻觉，才能完成对碎片化生活的有效的描述。
记者：您觉得北京十月文学月能否为繁荣北京文学做一份贡献？体现在那些方面？
李洱：只要能持续下去，必定对北京文学、中国文学有重要的贡献。关键是要延续下去，使它成为一个节日，成为一个阅读季，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一个凉亭。
记者：您认为当下文学发展的现状是怎样的？又存在着哪些不足？可以选择您关注的问题谈谈。
李洱：文学终于进入稳步发展的阶段。“地主家有了余粮”，人们就可以安下心来写作了。
记者：您认为该如何促进精品力作生产、推动文学繁荣发展？
李洱：对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沉淀。别急，慢慢来。
记者：请您为十月文学月送上一句祝福。
李洱：十月，新中国的第一个节日。十月，北京文学的第一个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