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榔路、星加坡路、东京路、马崎路……这些以海外地名命名的道路，曾经出现在上海的地图上。沧桑路名中，更有中国共产党留下的红色足迹。
槟榔路上的半日学校
1920年，受中共发起组委托，一位身穿灰布夹袍的湖南青年，来到了上海槟榔路锦绣里。
这里位于苏州河南岸处，纺织厂集聚。上万名工人就近住在周边，有的能住进工厂提供的简易工房，有的只能沿河搭建危棚简屋居住，房屋的“墙壁”只是草席和泥土。
对于这些勉强糊口的工人来说，每日完成长达12小时的“三班倒”后，谁还有心思做别的事情？偏偏是这个教师模样、名叫李启汉的湖南青年，在他们中间打开了一间教室，摆下二十来张没有油漆过的白桌凳，墙上挂起一块黑板，收拾得干干净净。他打开留声机，招呼周围下班的工人进来歇歇脚、听听书。正是从这里开始，工人们接触到最早的思想启蒙。
这间教室不是普通的教室，而是一所工人学校——沪西工人半日学校。这是为了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运实践结合，中共发起组特意委托李启汉创办的。他因地制宜，根据周围工人做工的时间分早晚两班上课，故称“半日学校”。
此后，半日学校不断调整，经历数次中断和重整，报名人数逐渐增加，纺织工人工会也在此基础上成立。到1921年春，李启汉建立了上海纺织工会沪西分会。除了这间半日学校，他还曾到位于叉袋角的工人补习学校活动。
半日学校所在的槟榔路锦绣里，位于今天的安远路。而李启汉去过的叉袋角，位于今海防路、淮安路、西苏州路交会处。今天，从这一带走过，沿路都是高楼林立。
从李启汉抵达锦绣里的1920年往前推5年，这条槟榔路刚刚被工部局越界筑造好。它的名字来源，是马来西亚槟榔屿，一个扼守马六甲海峡北口的重要港口。
事实上，当时上海有好几条道路的名字，都源自海外地名。
“八百壮士”滞留星加坡路
从今日安远路出发，沿着胶州路往南，便到了余姚路。而在1943年前，这条路的名字是星加坡路，得名于新加坡。
星加坡路由公共租界工部局于1907年开辟。星加坡路上原来还有一个星加坡公园，如今这里是上海市第一中学所在地。
这所中学原名“上海市工部局女中”，1931年由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力主创办。该校1940届校友，外交部离休干部，工部局女中创建人、教育家陈鹤琴之长女陈秀霞，曾在纪念母校的文章中说：“女中遵照家父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反对读死书、死读书的封建传统教育），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的民生化、科学化的教育方针办学。”女中还在抗战时支持学生的进步活动。陈秀霞本人就曾征得校方同意在校内举办了一次义卖，把所得的钱捐给抗战。
星加坡路更改为余姚路后，原名还是在居民口中沿用了几年。直到195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教育局在发布寒假期间中学政治教员学习班通知时，在公布学习地点时，还会如下标注：请集中到星加坡路九号市立第一女中。
1937年，四行仓库保卫战后，“八百壮士”撤入租界，原本商定通过沪西返回部队参加战斗，不料一进入租界就被英军收缴武器，羁留在胶州路、星加坡路口一块空地里。四周以铁丝网围困，被“万国商团”驻兵看守，被称为“孤军营”。在1938年7月的《谢晋元答复上海同胞书》中，谢晋元写道：“余等驻地为星加坡路四十号对过，因为这块十亩上下的空地，原系水湖，大部为高低不平堆积垃圾的空坪，因此没有门牌，和胶州花园仅一墙之隔。”
从马崎路到句容路
在今天安远路和余姚路的东侧，分别还有一条昌化路和句容路。它们曾经的名字也来自国外。
昌化路，原名东京路。此处的东京不是日本东京，而是越南北部旧称。东京路先改为归化路，后改为昌化路。
句容路原名马崎（Moji）路，以日本九州岛上的门司港（Moji）命名。门司曾是小渔村，后来因港而兴。这条路同样也是在1943年收回租界时，以江苏句容改为今名。
1921年春天，大阪每日新闻社委托小说家芥川龙之介以视察员身份，从日本的门司港登舟，乘“筑后丸”渡海，于3月30日午后抵达上海。但作家出发前就身体不适，加上舟车劳顿，水土不服，一上岸就病倒了，住进了今峨眉路由日侨开设的里见病院，直到4月将尽，方才出院并游历中国三个多月。后来，这位作家将这些经历，都化入了他的《中国游记》。
在芥川的书中，记录了他和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建人之一李汉俊的见面：“以信条言系社会主义者，上海‘少年中国’代表之一人也。”交谈中，李汉俊分析了中国的社会形势，宣传革命主张。“李氏云，现代中国应将如何？此问题之解决，不在共和亦不在复辟。此种政治革命于中国改造之无力，过去既已证明之。现在亦复将证明之。然吾人之当努力者，唯社会革命一途而已耳。”（施小炜《芥川龙之介：邂逅中国的“新·创世纪”》）
此时，大约在1921年的5月。两个月后，李汉俊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海防路得名越南海防港
李汉俊曾去李启汉创办的工人半日学校上过课。而李启汉则从半日学校出发去过叉袋角。
资料显示，该地南北有吴淞江两大河曲，曲度分别为90度和60度，北部河曲为凸出的三角半岛状，南部河曲为凹进的河湾。据文献记载，此处是明代中叶吴淞江下游改道宋家浜（即宋家港、减水河）的转折处。至清代中叶，这一带为苇草丛生、受潮水涨落影响的低洼滩地。《法华乡志》中称其为沙袋角。随着民族资本家亦在这一带低洼滩地上建厂，三角河曲顶端河岸两侧先后兴建了阜丰、福新面粉厂，涌现出不少豪门巨贾。在20世纪初的舆图中，在三角河曲处及安远路东端均标有叉袋角地名。也有一说，因袋装面粉两角叉开，形似河曲之角，乃将沙袋角改称为叉袋角。
叉袋角西侧的海防路，东起西苏州路，西接余姚路。其得名与海防哨所无关，而是来自海外，即越南海防港。这是一条1914年筑路至今没有改名的道路。今天，这条路上还有以海防命名的海防村和海防村居委会。
过去，这一带有上海第一铜棒厂、义生橡胶厂、上海乐器钢材厂、上海第十一毛纺织厂、上海织袜十五厂、上海美术颜料厂等不少中小型工厂，工厂工人也就集中居住在周边。海防路上曾有一所海防中学，过去名气一般，但如今已经一跃成为沪上的优质教育资源——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由海防路、余姚路、西康路合围而成的三角地带上，还有一条极具上海特色的弄堂——同乐坊。百年前，这里曾有多家工厂，从钢铁制作加工业、纺织印染业、化工印刷业到食品加工业……各种工厂留下类型不同的厂房建筑，也让这里成为沪上首批实践“文化创意+娱乐休闲”新思路的时尚社区。如今，这里是人们近悦远来，感受海派文化兼容并蓄的场所。
槟榔路、星加坡路、东京路、马崎路……这些以海外地名命名的道路，曾经出现在上海的地图上。沧桑路名中，更有中国共产党留下的红色足迹。
槟榔路上的半日学校
1920年，受中共发起组委托，一位身穿灰布夹袍的湖南青年，来到了上海槟榔路锦绣里。
这里位于苏州河南岸处，纺织厂集聚。上万名工人就近住在周边，有的能住进工厂提供的简易工房，有的只能沿河搭建危棚简屋居住，房屋的“墙壁”只是草席和泥土。
对于这些勉强糊口的工人来说，每日完成长达12小时的“三班倒”后，谁还有心思做别的事情？偏偏是这个教师模样、名叫李启汉的湖南青年，在他们中间打开了一间教室，摆下二十来张没有油漆过的白桌凳，墙上挂起一块黑板，收拾得干干净净。他打开留声机，招呼周围下班的工人进来歇歇脚、听听书。正是从这里开始，工人们接触到最早的思想启蒙。
这间教室不是普通的教室，而是一所工人学校——沪西工人半日学校。这是为了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运实践结合，中共发起组特意委托李启汉创办的。他因地制宜，根据周围工人做工的时间分早晚两班上课，故称“半日学校”。
此后，半日学校不断调整，经历数次中断和重整，报名人数逐渐增加，纺织工人工会也在此基础上成立。到1921年春，李启汉建立了上海纺织工会沪西分会。除了这间半日学校，他还曾到位于叉袋角的工人补习学校活动。
半日学校所在的槟榔路锦绣里，位于今天的安远路。而李启汉去过的叉袋角，位于今海防路、淮安路、西苏州路交会处。今天，从这一带走过，沿路都是高楼林立。
从李启汉抵达锦绣里的1920年往前推5年，这条槟榔路刚刚被工部局越界筑造好。它的名字来源，是马来西亚槟榔屿，一个扼守马六甲海峡北口的重要港口。
事实上，当时上海有好几条道路的名字，都源自海外地名。
“八百壮士”滞留星加坡路
从今日安远路出发，沿着胶州路往南，便到了余姚路。而在1943年前，这条路的名字是星加坡路，得名于新加坡。
星加坡路由公共租界工部局于1907年开辟。星加坡路上原来还有一个星加坡公园，如今这里是上海市第一中学所在地。
这所中学原名“上海市工部局女中”，1931年由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力主创办。该校1940届校友，外交部离休干部，工部局女中创建人、教育家陈鹤琴之长女陈秀霞，曾在纪念母校的文章中说：“女中遵照家父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反对读死书、死读书的封建传统教育），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的民生化、科学化的教育方针办学。”女中还在抗战时支持学生的进步活动。陈秀霞本人就曾征得校方同意在校内举办了一次义卖，把所得的钱捐给抗战。
星加坡路更改为余姚路后，原名还是在居民口中沿用了几年。直到195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教育局在发布寒假期间中学政治教员学习班通知时，在公布学习地点时，还会如下标注：请集中到星加坡路九号市立第一女中。
1937年，四行仓库保卫战后，“八百壮士”撤入租界，原本商定通过沪西返回部队参加战斗，不料一进入租界就被英军收缴武器，羁留在胶州路、星加坡路口一块空地里。四周以铁丝网围困，被“万国商团”驻兵看守，被称为“孤军营”。在1938年7月的《谢晋元答复上海同胞书》中，谢晋元写道：“余等驻地为星加坡路四十号对过，因为这块十亩上下的空地，原系水湖，大部为高低不平堆积垃圾的空坪，因此没有门牌，和胶州花园仅一墙之隔。”
从马崎路到句容路
在今天安远路和余姚路的东侧，分别还有一条昌化路和句容路。它们曾经的名字也来自国外。
昌化路，原名东京路。此处的东京不是日本东京，而是越南北部旧称。东京路先改为归化路，后改为昌化路。
句容路原名马崎（Moji）路，以日本九州岛上的门司港（Moji）命名。门司曾是小渔村，后来因港而兴。这条路同样也是在1943年收回租界时，以江苏句容改为今名。
1921年春天，大阪每日新闻社委托小说家芥川龙之介以视察员身份，从日本的门司港登舟，乘“筑后丸”渡海，于3月30日午后抵达上海。但作家出发前就身体不适，加上舟车劳顿，水土不服，一上岸就病倒了，住进了今峨眉路由日侨开设的里见病院，直到4月将尽，方才出院并游历中国三个多月。后来，这位作家将这些经历，都化入了他的《中国游记》。
在芥川的书中，记录了他和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建人之一李汉俊的见面：“以信条言系社会主义者，上海‘少年中国’代表之一人也。”交谈中，李汉俊分析了中国的社会形势，宣传革命主张。“李氏云，现代中国应将如何？此问题之解决，不在共和亦不在复辟。此种政治革命于中国改造之无力，过去既已证明之。现在亦复将证明之。然吾人之当努力者，唯社会革命一途而已耳。”（施小炜《芥川龙之介：邂逅中国的“新·创世纪”》）
此时，大约在1921年的5月。两个月后，李汉俊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海防路得名越南海防港
李汉俊曾去李启汉创办的工人半日学校上过课。而李启汉则从半日学校出发去过叉袋角。
资料显示，该地南北有吴淞江两大河曲，曲度分别为90度和60度，北部河曲为凸出的三角半岛状，南部河曲为凹进的河湾。据文献记载，此处是明代中叶吴淞江下游改道宋家浜（即宋家港、减水河）的转折处。至清代中叶，这一带为苇草丛生、受潮水涨落影响的低洼滩地。《法华乡志》中称其为沙袋角。随着民族资本家亦在这一带低洼滩地上建厂，三角河曲顶端河岸两侧先后兴建了阜丰、福新面粉厂，涌现出不少豪门巨贾。在20世纪初的舆图中，在三角河曲处及安远路东端均标有叉袋角地名。也有一说，因袋装面粉两角叉开，形似河曲之角，乃将沙袋角改称为叉袋角。
叉袋角西侧的海防路，东起西苏州路，西接余姚路。其得名与海防哨所无关，而是来自海外，即越南海防港。这是一条1914年筑路至今没有改名的道路。今天，这条路上还有以海防命名的海防村和海防村居委会。
过去，这一带有上海第一铜棒厂、义生橡胶厂、上海乐器钢材厂、上海第十一毛纺织厂、上海织袜十五厂、上海美术颜料厂等不少中小型工厂，工厂工人也就集中居住在周边。海防路上曾有一所海防中学，过去名气一般，但如今已经一跃成为沪上的优质教育资源——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由海防路、余姚路、西康路合围而成的三角地带上，还有一条极具上海特色的弄堂——同乐坊。百年前，这里曾有多家工厂，从钢铁制作加工业、纺织印染业、化工印刷业到食品加工业……各种工厂留下类型不同的厂房建筑，也让这里成为沪上首批实践“文化创意+娱乐休闲”新思路的时尚社区。如今，这里是人们近悦远来，感受海派文化兼容并蓄的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