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盘点最近几年正当红的青年作家，爱尔兰作家萨莉·鲁尼一定榜上有名。
从《聊天记录》到《正常人》再到最近的新作《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鲁尼的每一部作品都堪称全球现象级畅销小说。其中，根据《正常人》（Normal People）改编的同名剧集，也掀起一轮收视狂潮，同时收获了很高的观众口碑。
那么，萨莉·鲁尼的小说为何能在全球流行？
这位年轻的作家一定是用小说道出了某些全球年轻人共享的生命状态。故事中看似平淡轻巧的讲述，却戳中了当下年轻人亲密关系中的诸多硬核问题。鲁尼及其作品也因此成为一扇窗，让我们得以从中窥探世界不同地区和国家年轻人的思考、欲求与渴望。
鲁尼的小说有诸多共同点，比如故事主角常常设定在“千禧一代”的年轻人身上，这些年轻人往往处于生活状态、亲密关系或者身份、阶层的某种困境中。在本文作者看来，小说中也常常弥漫着一种属于当下年轻人的意义场：它往往由朋友、恋人等小共同体创造，在看似模糊的挣扎中搭建一种适合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固定的生活方式烟消云散
在萨莉·鲁尼新书《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中，展现出了这位被《纽约时报》称为“千禧一代第一位伟大作家”至今三部作品所关注的相同主题——对于“美好世界”的谈论、渴望与寻找。
无论是《聊天记录》里四人的情感纠缠、文本中精彩碰撞的对话，还是《正常人》中玛丽安与康奈尔存在着阶级差异的恋爱，这些还未迈出校园的年轻人都在不停地谈论中表达出自己感到的困惑、痛苦和迷惘。而且，在鲁尼的作品中，我们会发现只有在与他人的亲密关系和交流中，才能缓慢地疗愈那种几乎是“先天”的创伤。
就如鲁尼就新书在接受英国评论家采访时所说的，席勒这句看似充满了怀旧的诗句“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对于生活在当代的年轻人而言，具有“某种幻灭感”。而这种感觉正是鲁尼小说中的年轻人们身上最典型的特征，并且这一感觉不会因传统的阶级、性别或经济地位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反而大都具有强烈的普遍性。或许正是因为共享这一当代生活的幻灭感，那些无论是还在大学读书或是刚刚踏入社会工作的年轻人身上才会流露出这些让读者也感同身受的失落。正是氤氲在故事以及人物身上的这层当代氛围，让鲁尼的小说自出版后就能快速地在全球引起关注。
鲁尼在谈论《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中艾丽丝的小说家身份时指出，“我写的是我知道的人和事……书中的世界是基于我真实生活的世界写的。我对这个世界的经验当然是非常有限的，我在小说中也只写一部分有限的事情”。但恰恰是这一“有限的世界和事情”，构成了当代年轻人生活的普遍处境。尤其在新书中，四个已经离开校园、工作一段时间、奔三的年轻人们，依旧对于自己的生活、存在、情感以及她们所置身的世界感到迷惘与不安，而焦虑和困惑也贯穿其中。
在书中，艾琳和艾丽丝的通信贯穿整部小说，透露了她们对于自己所处世界以及自我在这一状况下所遭遇的危机。在其中，她们谈论过去，“我们很难不觉得现代生活不如过去，过去似乎代表一种更丰厚、与人类共存处境的本质更为密切的生活方式”；并且她们也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和父母们的不同，“我不了解他们，没法和他们一起生活，无法将他们引入我的内心世界——同样，也无法书写他们”……这些年轻人切身地感受到自己当下所处世界与以往的不同，因此父母辈们所遵循的某种在他们看来是固定的生活方式也就此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有各种零碎的、等待着被她们自身重新组装、创造和想象的碎片，“觉得自己仿佛在观念世界中悬浮，被孤立，失去了智性的家园”。
正是对于自己当下所处世界变化的清晰认知，让鲁尼故事里的年轻人们重新开始讨论起那些在父母辈已经渐渐消失的社会议题，如阶级、政治、性别与社会不平等。从处女作《聊天记录》里弗朗西斯对一系列社会议题的夸夸其谈，到《正常人》中因为阶级差异而使得玛丽安不得不思考她与康奈尔的关系，直至《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中艾丽丝与菲利克斯关于“谁是无产阶级”的讨论，鲁尼对于阶级的关注贯穿她的长篇故事。
但正如许多评论所指出的，故事中这些年轻人对欧美左翼运动的议论纷纷大都是“政治流于姿态”，并且大抵属于纸上谈兵而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的政治参与与行动。
寻求年轻人的意义场
在某种程度上，上述这些评论并未真正地理解鲁尼故事中这些年轻人如此热衷于谈论社会或阶级议题的原因。就如她们对政治、生态环境和性别的敏感一样，与其说她们的谈论是为了某种现实的政治行动，不如说她们更可能是借助于这些看似已经消失（如阶级问题）或是激进的（如生态与性别、性取向）议题来解决当下她们所处的“悬浮”状态。
这些议题更像是一个得以暂时包裹她们的空间，能够让她们在一地鸡毛的当代社会中获得某种稳定的，甚至只是暂时的落脚点。或者利用德国新实在论哲学家马库斯·加布里尔的术语，它们都是“意义场”（Sinnfelder），是让这些年轻人能够于其中显现自身的地方。
当然，这些议题影响甚至干扰着她们的生活、人际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但我们会发现，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并不是这些外部的差异。在《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中，艾琳与艾丽丝在彼此的通信中讨论了当下她们所生活的世界中的各种社会议题，而在她们与彼此的亲密之人像西蒙和菲利克斯之间也交流了她们对于各种外部世界、宗教、阶级与性别的看法，这些讨论最终的目的都指向了他们选择怎样的意义场作为自己生存或是能够自我认同的空间。
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信仰基督教的西蒙。在通过对西蒙信仰的讨论中，艾琳和艾丽丝解构了传统宗教、信仰甚至上帝的观念，而把它们重新创造以适合自身当下的处境。“但或许这些东西在某种程度上能有助于我们和其代表的意义产生联结”，正是因为传统社会与世界意义场的崩塌，这些年轻人才需要新的意义场予以栖居。而这些被翻新的意义场也大都脱离了传统的形象，因此我们不能说鲁尼小说中的年轻人最终因为选择宗教或是婚姻而走向保守。
在鲁尼的爱尔兰前辈作家科尔姆·托宾的观察中，当代许多爱尔兰年轻小说家早已经将“自我”而非“家庭”或“社会”置于小说的核心。而鲁尼自己对此也有着清晰的认知，她指出“恋爱关系是我作品的主要推动力”，虽然她把自己的这一选择置于经典小说如《爱玛》《安娜·卡列尼娜》和《鸽翼》的传统中，但她所生活的世界的改变本身对其的直接影响或许更大。与托宾或特雷弗这辈小说家所处的世界不同，前者必须面对来自外部压力对于个体造成的影响，而鲁尼则需要面对在一个生活富足、稳定和安全的世界中，年轻人遭遇的普遍幻灭与匮乏。因此，恋爱关系成为鲁尼三部长篇中的核心。
正因为这一点，鲁尼小说遭到诸多批评，认为她的作品对个体恋爱关系的过度关注而使其缺乏对于更大或更具社会视角的生活的描写。这一批评本身是陈词滥调以及带着强烈的偏见，在《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中，我们恰恰是通过四个年轻人之间纠缠且充满不安和渴望的亲密关系，才能够真切地体会到为了在一个“悬浮”的世界中获得某处暂时的停泊以及在其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生活和可能是多么得困难与脆弱。而其中最让人难过的或许是，他们在面对亲密和与他人建立关系时的自怜、敏感、恐慌与脆弱。这些情绪与感觉并不表示这些年轻人的矫情，而恰恰反映了她们不得不的小心翼翼与谨慎。
在艾丽丝和菲利克斯的关系中，我们能看到彼此的欲拒还迎、不断地试探以及对于某些行为或话语的敏感。这些年轻人似乎都置于一种两脚悬空的处境之中，因此他们在面对亲密和爱情时变得更加不堪一击，所以才会出现一出出的矛盾和戏剧冲突。无论是菲利克斯对自己体力劳动的无奈还是由此在面对经济上富足的艾丽丝时的敏感，或是艾琳和西蒙之间明明彼此相爱，却又都不敢说出的承诺……他们在爱情里的状态很大程度上直接展现了他们于世界中的处境，而当共享着相似幻灭感的两人碰到一起，在一个没有稳固的外部框架保证而只能依靠他们自己来创造以及维序这一承诺时，这些年轻人往往一时间都会不知所措。
我们或许也可以把鲁尼小说中的爱情看做一个意义场，这些年轻人在其中显现自己，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其中与他人形成联结。在艾琳写给艾丽丝的信中，便在讨论世界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和生命的意义变迁问题时涉及了与他人的联结问题：“会不会地球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永无止境地接近某种模糊的目标——比如研发出越来越强大的科技，发展出越来越复杂晦涩的文化形式？会不会这些东西只是自然地潮起潮落，而生命的意义亘古不变——去生活，和他人相伴？”正是在这里，鲁尼向我们揭示了她小说中的问题，美丽的世界不在远方，不在那些“模糊的目标”，美丽的世界就在“去生活，和他人相伴”之中。
因此，《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整部小说所写或展现的就是对这一标题的回答，无论是艾琳、艾丽丝还是西蒙与菲利克斯，他们所渴望或寻找的美丽世界不在其他地方，而就在于他们彼此的爱情与友情之中。在小说的第二十五节，当分隔两地的艾琳和艾丽丝终于在火车站相见的时候，她们在彼此的拥抱中意识到了她们所渴望的东西。“因为她们在这一刹那窥见了某种更深刻的东西，隐藏在生活表面之下的东西，它不是非现实，而是隐秘的现实：一个存在于所有时空的美丽世界。”而其后当他们四人一起生活在艾丽丝的海边房子里时，朋友之间的晚餐、聊天到凌晨都栩栩如生地展现了那个美丽世界的出现，并且也由此让我们意识到，“美丽的世界”不是某个在别处的目标或是某个空间，而正是当这些年轻人选择与朋友、爱人们一起生活时所创造出的地方。
这个地方在彼此之间，在她们拥抱之间、在餐桌之间、在坐在沙发里聊天之间、在晨曦初露上楼睡觉时说的“晚安”之间……只有在与他人，与朋友与爱人之间（in-between）才会有“世界”出现——汉娜·阿伦特在她的《人的境况》中指出。
创造适合自己生活的世界
阿伦特对“世界”（world）的理解来自她老师海德格尔的解释，指的是人类的生活世界，空荡荡的物理空间与自然世界与人无关。“无人之地”在阿伦特看来只会是荒漠，因为世界出现在人与人的联结、生活和一起行动之间。在《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中，鲁尼通过四个年轻人对于彼此的依恋、交流、相爱与冲突，展现了她们对于自己所生活世界的建构与创造。我们是在与具体的人的交往中感知到我们的存在以及世界的存在，并且我们通过自己的身体去感知和构建围绕在我们周围的氛围，因此鲁尼在小说中反复书写的性爱场景就有着更加深刻的意味。
许多评论把鲁尼小说中的性爱场景看作是作者先进性别与性观念的展现，但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肉身与他人的贴近。在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露西·伊利格瑞的《性差异的伦理学》中，爱人的抚摸和肉身具有神性，并且恰恰是通过爱欲活动，身体与灵魂的丰饶与和美才会实现。鲁尼笔下的性爱往往简单且干净，但却意蕴缠绵，正是在性爱中，这些具有幻灭感的年轻人变得勇敢而坚定，把自身交付给彼此，才能真正地意识到那种与他人深刻且真挚的联结所能带来的幸福与信任。
许多评论都关注到现代影视剧或文学作品中，年轻人对自身私密情感的关注，它与对自我的关注是同步出现的。就如日本电影《花束般的恋爱》，不再涉及传统如《东京爱情故事》中对公共空间的关注，反而是转向私人空间。而在其背后隐藏的便是当代社会生活以及人生态度的变化，而它本身也并无价值判断上的优劣。因此以此来批评鲁尼的小说本身是无力的，且极有可能因而错失了她小说中真正能够触动我们的部分。
德勒兹在谈论文学时提醒我们，所有的少数文学都直接是政治的，并不是指它包含着政治信息或讨论，而是因为它的表达方式是突破言说主体的疆域和边界的。思考与创造新的可能便是小说最迷人的部分。在《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的故事结尾，新冠疫情开始肆虐，我们根据艾琳写给艾丽丝的信获得了她们生活的最新进展：艾琳对自己与西蒙的爱有了信心，但对婚姻以及即将做妈妈则依旧充满焦虑；艾丽丝和菲利克斯也感情稳定，但菲利克斯依旧会因为他们的不同工作处境以及由此形成的关系模式而担心……
表面上看，这样的结尾似乎是保守的，艾琳再次回到了一夫一妻制，但根据之前她写给艾丽丝的信中对异性恋婚姻的讨论我们能够知道，艾琳这样的选择既不是保守也不是激进，不如说它其实是艾琳当下想要的“度过人生的一种方式”。就如她们对宗教和上帝传统意义的解构，她们对于传统一夫一妻制同样在解构着，除了我们习以为常的传统婚姻制度之外，黑格尔还曾在其《精神现象学》中把组成婚姻关系看作一种勇敢的伦理行为。
我们不要求鲁尼给出一个完美的答案或解决方式，因为它本身就是不存在的。在马库斯·加布里尔的《为什么世界不存在》中，他便否定了传统形而上学所承诺的那个整全完满的“世界”，并指出它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无数交互的意义场，而我们在这些不同的意义场中显现。
在鲁尼小说中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她的主人公们在对传统意义体系思考的同时对其的解构与再创造，就如鲁尼故事里的年轻人们对于传统性别角色和性倾向的开放看法，往往能够由此发掘出更多潜藏的可能性。而这些年轻人不厌其烦地讨论着那些让她们焦虑或感兴趣的社会议题，然后在生活中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它们，为己所用的同时也就在创造着属于她们自己的“美丽世界”。这或许是鲁尼的小说以及那些年轻人带给我们的最具意义的启发。
“孩子们总会诞生，宏观地来看，他们是不是我俩的或许没什么关系。我们必须努力去建构一个他们能生活的世界”。正是对于幻灭感的意识以及在对其的思考、探索和对抗中，这些年轻人创造了适合他们自己生活的世界，而“孩子的诞生”以及对其的孕育——在艾琳看来——正是为了“证明人类最平凡的品质不是暴力和贪婪，而是爱与关怀”，而这一切也都预示着新的可能的开始。
如果要盘点最近几年正当红的青年作家，爱尔兰作家萨莉·鲁尼一定榜上有名。
从《聊天记录》到《正常人》再到最近的新作《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鲁尼的每一部作品都堪称全球现象级畅销小说。其中，根据《正常人》（Normal People）改编的同名剧集，也掀起一轮收视狂潮，同时收获了很高的观众口碑。
那么，萨莉·鲁尼的小说为何能在全球流行？
这位年轻的作家一定是用小说道出了某些全球年轻人共享的生命状态。故事中看似平淡轻巧的讲述，却戳中了当下年轻人亲密关系中的诸多硬核问题。鲁尼及其作品也因此成为一扇窗，让我们得以从中窥探世界不同地区和国家年轻人的思考、欲求与渴望。
鲁尼的小说有诸多共同点，比如故事主角常常设定在“千禧一代”的年轻人身上，这些年轻人往往处于生活状态、亲密关系或者身份、阶层的某种困境中。在本文作者看来，小说中也常常弥漫着一种属于当下年轻人的意义场：它往往由朋友、恋人等小共同体创造，在看似模糊的挣扎中搭建一种适合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固定的生活方式烟消云散
在萨莉·鲁尼新书《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中，展现出了这位被《纽约时报》称为“千禧一代第一位伟大作家”至今三部作品所关注的相同主题——对于“美好世界”的谈论、渴望与寻找。
无论是《聊天记录》里四人的情感纠缠、文本中精彩碰撞的对话，还是《正常人》中玛丽安与康奈尔存在着阶级差异的恋爱，这些还未迈出校园的年轻人都在不停地谈论中表达出自己感到的困惑、痛苦和迷惘。而且，在鲁尼的作品中，我们会发现只有在与他人的亲密关系和交流中，才能缓慢地疗愈那种几乎是“先天”的创伤。
就如鲁尼就新书在接受英国评论家采访时所说的，席勒这句看似充满了怀旧的诗句“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对于生活在当代的年轻人而言，具有“某种幻灭感”。而这种感觉正是鲁尼小说中的年轻人们身上最典型的特征，并且这一感觉不会因传统的阶级、性别或经济地位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反而大都具有强烈的普遍性。或许正是因为共享这一当代生活的幻灭感，那些无论是还在大学读书或是刚刚踏入社会工作的年轻人身上才会流露出这些让读者也感同身受的失落。正是氤氲在故事以及人物身上的这层当代氛围，让鲁尼的小说自出版后就能快速地在全球引起关注。
鲁尼在谈论《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中艾丽丝的小说家身份时指出，“我写的是我知道的人和事……书中的世界是基于我真实生活的世界写的。我对这个世界的经验当然是非常有限的，我在小说中也只写一部分有限的事情”。但恰恰是这一“有限的世界和事情”，构成了当代年轻人生活的普遍处境。尤其在新书中，四个已经离开校园、工作一段时间、奔三的年轻人们，依旧对于自己的生活、存在、情感以及她们所置身的世界感到迷惘与不安，而焦虑和困惑也贯穿其中。
在书中，艾琳和艾丽丝的通信贯穿整部小说，透露了她们对于自己所处世界以及自我在这一状况下所遭遇的危机。在其中，她们谈论过去，“我们很难不觉得现代生活不如过去，过去似乎代表一种更丰厚、与人类共存处境的本质更为密切的生活方式”；并且她们也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和父母们的不同，“我不了解他们，没法和他们一起生活，无法将他们引入我的内心世界——同样，也无法书写他们”……这些年轻人切身地感受到自己当下所处世界与以往的不同，因此父母辈们所遵循的某种在他们看来是固定的生活方式也就此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有各种零碎的、等待着被她们自身重新组装、创造和想象的碎片，“觉得自己仿佛在观念世界中悬浮，被孤立，失去了智性的家园”。
正是对于自己当下所处世界变化的清晰认知，让鲁尼故事里的年轻人们重新开始讨论起那些在父母辈已经渐渐消失的社会议题，如阶级、政治、性别与社会不平等。从处女作《聊天记录》里弗朗西斯对一系列社会议题的夸夸其谈，到《正常人》中因为阶级差异而使得玛丽安不得不思考她与康奈尔的关系，直至《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中艾丽丝与菲利克斯关于“谁是无产阶级”的讨论，鲁尼对于阶级的关注贯穿她的长篇故事。
但正如许多评论所指出的，故事中这些年轻人对欧美左翼运动的议论纷纷大都是“政治流于姿态”，并且大抵属于纸上谈兵而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的政治参与与行动。
寻求年轻人的意义场
在某种程度上，上述这些评论并未真正地理解鲁尼故事中这些年轻人如此热衷于谈论社会或阶级议题的原因。就如她们对政治、生态环境和性别的敏感一样，与其说她们的谈论是为了某种现实的政治行动，不如说她们更可能是借助于这些看似已经消失（如阶级问题）或是激进的（如生态与性别、性取向）议题来解决当下她们所处的“悬浮”状态。
这些议题更像是一个得以暂时包裹她们的空间，能够让她们在一地鸡毛的当代社会中获得某种稳定的，甚至只是暂时的落脚点。或者利用德国新实在论哲学家马库斯·加布里尔的术语，它们都是“意义场”（Sinnfelder），是让这些年轻人能够于其中显现自身的地方。
当然，这些议题影响甚至干扰着她们的生活、人际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但我们会发现，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并不是这些外部的差异。在《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中，艾琳与艾丽丝在彼此的通信中讨论了当下她们所生活的世界中的各种社会议题，而在她们与彼此的亲密之人像西蒙和菲利克斯之间也交流了她们对于各种外部世界、宗教、阶级与性别的看法，这些讨论最终的目的都指向了他们选择怎样的意义场作为自己生存或是能够自我认同的空间。
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信仰基督教的西蒙。在通过对西蒙信仰的讨论中，艾琳和艾丽丝解构了传统宗教、信仰甚至上帝的观念，而把它们重新创造以适合自身当下的处境。“但或许这些东西在某种程度上能有助于我们和其代表的意义产生联结”，正是因为传统社会与世界意义场的崩塌，这些年轻人才需要新的意义场予以栖居。而这些被翻新的意义场也大都脱离了传统的形象，因此我们不能说鲁尼小说中的年轻人最终因为选择宗教或是婚姻而走向保守。
在鲁尼的爱尔兰前辈作家科尔姆·托宾的观察中，当代许多爱尔兰年轻小说家早已经将“自我”而非“家庭”或“社会”置于小说的核心。而鲁尼自己对此也有着清晰的认知，她指出“恋爱关系是我作品的主要推动力”，虽然她把自己的这一选择置于经典小说如《爱玛》《安娜·卡列尼娜》和《鸽翼》的传统中，但她所生活的世界的改变本身对其的直接影响或许更大。与托宾或特雷弗这辈小说家所处的世界不同，前者必须面对来自外部压力对于个体造成的影响，而鲁尼则需要面对在一个生活富足、稳定和安全的世界中，年轻人遭遇的普遍幻灭与匮乏。因此，恋爱关系成为鲁尼三部长篇中的核心。
正因为这一点，鲁尼小说遭到诸多批评，认为她的作品对个体恋爱关系的过度关注而使其缺乏对于更大或更具社会视角的生活的描写。这一批评本身是陈词滥调以及带着强烈的偏见，在《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中，我们恰恰是通过四个年轻人之间纠缠且充满不安和渴望的亲密关系，才能够真切地体会到为了在一个“悬浮”的世界中获得某处暂时的停泊以及在其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生活和可能是多么得困难与脆弱。而其中最让人难过的或许是，他们在面对亲密和与他人建立关系时的自怜、敏感、恐慌与脆弱。这些情绪与感觉并不表示这些年轻人的矫情，而恰恰反映了她们不得不的小心翼翼与谨慎。
在艾丽丝和菲利克斯的关系中，我们能看到彼此的欲拒还迎、不断地试探以及对于某些行为或话语的敏感。这些年轻人似乎都置于一种两脚悬空的处境之中，因此他们在面对亲密和爱情时变得更加不堪一击，所以才会出现一出出的矛盾和戏剧冲突。无论是菲利克斯对自己体力劳动的无奈还是由此在面对经济上富足的艾丽丝时的敏感，或是艾琳和西蒙之间明明彼此相爱，却又都不敢说出的承诺……他们在爱情里的状态很大程度上直接展现了他们于世界中的处境，而当共享着相似幻灭感的两人碰到一起，在一个没有稳固的外部框架保证而只能依靠他们自己来创造以及维序这一承诺时，这些年轻人往往一时间都会不知所措。
我们或许也可以把鲁尼小说中的爱情看做一个意义场，这些年轻人在其中显现自己，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其中与他人形成联结。在艾琳写给艾丽丝的信中，便在讨论世界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和生命的意义变迁问题时涉及了与他人的联结问题：“会不会地球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永无止境地接近某种模糊的目标——比如研发出越来越强大的科技，发展出越来越复杂晦涩的文化形式？会不会这些东西只是自然地潮起潮落，而生命的意义亘古不变——去生活，和他人相伴？”正是在这里，鲁尼向我们揭示了她小说中的问题，美丽的世界不在远方，不在那些“模糊的目标”，美丽的世界就在“去生活，和他人相伴”之中。
因此，《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整部小说所写或展现的就是对这一标题的回答，无论是艾琳、艾丽丝还是西蒙与菲利克斯，他们所渴望或寻找的美丽世界不在其他地方，而就在于他们彼此的爱情与友情之中。在小说的第二十五节，当分隔两地的艾琳和艾丽丝终于在火车站相见的时候，她们在彼此的拥抱中意识到了她们所渴望的东西。“因为她们在这一刹那窥见了某种更深刻的东西，隐藏在生活表面之下的东西，它不是非现实，而是隐秘的现实：一个存在于所有时空的美丽世界。”而其后当他们四人一起生活在艾丽丝的海边房子里时，朋友之间的晚餐、聊天到凌晨都栩栩如生地展现了那个美丽世界的出现，并且也由此让我们意识到，“美丽的世界”不是某个在别处的目标或是某个空间，而正是当这些年轻人选择与朋友、爱人们一起生活时所创造出的地方。
这个地方在彼此之间，在她们拥抱之间、在餐桌之间、在坐在沙发里聊天之间、在晨曦初露上楼睡觉时说的“晚安”之间……只有在与他人，与朋友与爱人之间（in-between）才会有“世界”出现——汉娜·阿伦特在她的《人的境况》中指出。
创造适合自己生活的世界
阿伦特对“世界”（world）的理解来自她老师海德格尔的解释，指的是人类的生活世界，空荡荡的物理空间与自然世界与人无关。“无人之地”在阿伦特看来只会是荒漠，因为世界出现在人与人的联结、生活和一起行动之间。在《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中，鲁尼通过四个年轻人对于彼此的依恋、交流、相爱与冲突，展现了她们对于自己所生活世界的建构与创造。我们是在与具体的人的交往中感知到我们的存在以及世界的存在，并且我们通过自己的身体去感知和构建围绕在我们周围的氛围，因此鲁尼在小说中反复书写的性爱场景就有着更加深刻的意味。
许多评论把鲁尼小说中的性爱场景看作是作者先进性别与性观念的展现，但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肉身与他人的贴近。在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露西·伊利格瑞的《性差异的伦理学》中，爱人的抚摸和肉身具有神性，并且恰恰是通过爱欲活动，身体与灵魂的丰饶与和美才会实现。鲁尼笔下的性爱往往简单且干净，但却意蕴缠绵，正是在性爱中，这些具有幻灭感的年轻人变得勇敢而坚定，把自身交付给彼此，才能真正地意识到那种与他人深刻且真挚的联结所能带来的幸福与信任。
许多评论都关注到现代影视剧或文学作品中，年轻人对自身私密情感的关注，它与对自我的关注是同步出现的。就如日本电影《花束般的恋爱》，不再涉及传统如《东京爱情故事》中对公共空间的关注，反而是转向私人空间。而在其背后隐藏的便是当代社会生活以及人生态度的变化，而它本身也并无价值判断上的优劣。因此以此来批评鲁尼的小说本身是无力的，且极有可能因而错失了她小说中真正能够触动我们的部分。
德勒兹在谈论文学时提醒我们，所有的少数文学都直接是政治的，并不是指它包含着政治信息或讨论，而是因为它的表达方式是突破言说主体的疆域和边界的。思考与创造新的可能便是小说最迷人的部分。在《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的故事结尾，新冠疫情开始肆虐，我们根据艾琳写给艾丽丝的信获得了她们生活的最新进展：艾琳对自己与西蒙的爱有了信心，但对婚姻以及即将做妈妈则依旧充满焦虑；艾丽丝和菲利克斯也感情稳定，但菲利克斯依旧会因为他们的不同工作处境以及由此形成的关系模式而担心……
表面上看，这样的结尾似乎是保守的，艾琳再次回到了一夫一妻制，但根据之前她写给艾丽丝的信中对异性恋婚姻的讨论我们能够知道，艾琳这样的选择既不是保守也不是激进，不如说它其实是艾琳当下想要的“度过人生的一种方式”。就如她们对宗教和上帝传统意义的解构，她们对于传统一夫一妻制同样在解构着，除了我们习以为常的传统婚姻制度之外，黑格尔还曾在其《精神现象学》中把组成婚姻关系看作一种勇敢的伦理行为。
我们不要求鲁尼给出一个完美的答案或解决方式，因为它本身就是不存在的。在马库斯·加布里尔的《为什么世界不存在》中，他便否定了传统形而上学所承诺的那个整全完满的“世界”，并指出它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无数交互的意义场，而我们在这些不同的意义场中显现。
在鲁尼小说中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她的主人公们在对传统意义体系思考的同时对其的解构与再创造，就如鲁尼故事里的年轻人们对于传统性别角色和性倾向的开放看法，往往能够由此发掘出更多潜藏的可能性。而这些年轻人不厌其烦地讨论着那些让她们焦虑或感兴趣的社会议题，然后在生活中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它们，为己所用的同时也就在创造着属于她们自己的“美丽世界”。这或许是鲁尼的小说以及那些年轻人带给我们的最具意义的启发。
“孩子们总会诞生，宏观地来看，他们是不是我俩的或许没什么关系。我们必须努力去建构一个他们能生活的世界”。正是对于幻灭感的意识以及在对其的思考、探索和对抗中，这些年轻人创造了适合他们自己生活的世界，而“孩子的诞生”以及对其的孕育——在艾琳看来——正是为了“证明人类最平凡的品质不是暴力和贪婪，而是爱与关怀”，而这一切也都预示着新的可能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