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故宫博物院陶瓷馆展览
展期：暂时闭馆
地点：故宫博物院武英殿展厅
2005年，著名藏家埃斯肯纳齐（Giuseppe Eskenazi）以相当于2.3亿元人民币的高价将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大罐收入囊中。这一事件，让原本就备受关注的元青花彻底“出圈”。元青花偌大名声，却疑团重重。最大的疑团或许是，在青瓷与白瓷主导的传统瓷业格局中，怎么横生出这样一种特殊的瓷器？而这种在元代方才萌芽的青花瓷，在若干年后竟取代青瓷，成为国际市场最受欢迎的陶瓷商品之一，风靡全球。这一切，不由让人们对它更觉好奇。
“俗甚”
明初曹昭论及景德镇瓷器，曾有语：“新烧者足大，素者欠润，有青花及五色花者，且俗甚矣”。若看惯了宋代青如玉的官器、白若雪的定器，以为青花瓷落俗，似乎也不无道理。宋代文人雅士推崇的瓷器品类，无不以含蓄雅淡为要。釉色纯净素淡，为重中之重；如欲有所装饰，讲究的是若有似无、隐约朦胧。如汝窑、官窑、龙泉窑，诸般青瓷，将瓷器的玉质感推向一浪高过一浪的峰巅；定器、饶器，略施“粉黛”，不过是在纯白的背景上，以极为流畅的笔画犀利地浅浅刻画出几道淡影般的轮廓——三杯两盏淡酒，多少风流，欲说还休。以此标准而观，青花瓷虽胎白色青，但色彩如此鲜明浓艳，艺术表达如此直白热烈，论其“俗甚”，似无大谬。
其实，曹昭对青花瓷的品评，或许也可算作“老眼光”看“新事物”的偏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元青花堪称“出道即巅峰”。它的出现，称得上是面向高端市场的成功创新。
为什么说是创新呢？青瓷、白瓷、青花瓷，看上去好像只是产品种类的不同，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是制瓷技术与原料选择的不断进阶。白瓷的产生远比青瓷要晚，原因就是白瓷对原料本身或者原料精炼技术有着更高的要求。想要生产出精细白瓷，必须降低胎釉原料中的铁含量。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从青瓷出现到白瓷出现，中间隔了约两千年。
白瓷技术的成熟，为彩绘瓷的出现奠定了重要基础——想要在瓷上作画，必须要先创造出白色的界面。白瓷出现之时，白色界面便也存在，“瓷上作画”也随即展开，早有磁州窑白地黑花等瓷器的先例，但值得注意的是，磁州窑窑工用的是白瓷中化腐朽为神奇的化妆白瓷。化妆白瓷本身胎釉条件不佳，全凭一层化妆土遮瑕，再围绕着化妆土做出千般变化、万种妖娆，追求黑白分明的张力，于“通俗”一道登峰造极，不入雅士法眼。在定器、饶器等精细白瓷纤细娇贵的躯体上，从未有如此明目张胆的鲜明开拓。青花瓷的出现，无疑打破了这一局面。其所用的青花色料，发色幽蓝，配以洁白的胎色，在洁净感的整体氛围下，又渗透着色彩对比带来的张力，创造出一种全新的陶瓷质感与视觉效果。
为什么说这一创新面向高端呢？如前所述，青花瓷是在精细白瓷基础之上的创新，其对胎釉原料的标准有更高要求。除此之外，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元青花使用的青花料是来自西亚地区的苏麻离青。这种来自远方的进口色料相当珍贵，本身便价值不菲，不会轻易用在一般瓷器上做实验。而近年来的考古证据表明，尽管在一般印象中，元青花几乎已经成了元代景德镇产品乃至元代陶瓷的代表，但其产量实际上非常低。这也证明了青花料和青花瓷的珍稀。数量有限的元青花频繁出土于社会上层人士的墓葬或居址之中，表明它受到了当时权贵与精英的欢迎。
为什么说这一创新成功呢？元青花的流行状态比较特殊。它和宫廷独宠的官窑、御窑产品，或广受欢迎的民窑产品都不一样。御窑或官窑产品通常质高量小，管控严格，供应范围和渠道极其有限；民窑中的翘楚，通常质优量大，广为流布。元青花则不同，其质量不凡，数量较少，但流传范围却极大。不仅畅销于国内南北各地，在海外也到达了彼时中国商品所能抵达的几乎任何地方——近至东瀛，远至东非，丝路沿岸几乎均有发现。数量尽管不多，但通常并不缺席。在龙泉青瓷称霸的14世纪，星星点点的元青花显得特殊而亮眼。
这种定位高端而具有世界流传度的产品，让人不禁想要知道，它究竟是怎么出现的？它为何会出现？
青花的由来
元青花的起源时间至今并无定论。综合各类考古发现，如以相对谨慎的态度而论，元青花的出现当不晚于14世纪30年代。元青花如此精美新颖、卓尔不群，让人不禁把它的出现和当时的统治者联系在一起。这样的思路，并非毫无依据。一来，元朝统治者很早就在景德镇地区设立了“浮梁磁局”，参与瓷器的制作；二来，元青花出现的年代，在位的恰是一位汉文化修养程度较高、艺术修养较好的皇帝元文宗；三来，蒙古族因有“苍狼白鹿”的祖先传说，故色尚蓝白。将这三点综合起来，恰可建构起蒙元宫廷主导元青花出现的逻辑理路。
但问题是，“浮梁磁局”管理松散，在性质和管理方法上与后来的明清御窑厂明显不同，皇帝的意志果真能够由上而下通过层层传递精确抵达窑工吗？至于色尚之说，似乎刻意规避了蒙古统治者对于其他颜色的爱好，比如我们常见的蒙古大汗御容绘像，便很少见到他们穿蓝白颜色的服装，为何落脚到瓷器便忽然强调起祖先传说？元青花作为一款高档瓷器，或许出现后在宫廷中确实曾受到欢迎，但若说宫廷定要景德镇研发出他们自己也未曾见过的青花瓷来，证据有待加强。
从青花料的来源入手，细观青花构图中独特的繁密图案设计，很容易开启另一种思路：强调西亚地区和伊斯兰艺术对青花瓷起源的影响。土耳其托普卡帕宫和伊朗阿德比尔神庙的元青花收藏，更证明了海外王室对这类瓷器的偏爱。从元青花的面貌和相关原料，推测出其受域外影响而生，也不无道理。只是，青花瓷产生之时，即便在西亚也未见个能参考的对象——这种瓷器品类实属中土独创。苏麻离青固然助力匪浅，但在从0到1的过程中，设计和想法恐怕比原料的提供或装饰风格更为重要。
瓷器新产品出现的具体过程或难以复原，单一的推导理路或有瑕疵，但无论是蒙元宫廷还是域外影响，都是不应忽略的时代背景。在陶瓷研究中，宋元往往并称，但历史并非静态，漫长的时间中，宋与元毕竟不同。元青花诞生时景德镇的瓷业生产，身处于怎样的大时代与小区域中呢？
相较于辽宋金夏时代政权并立的格局，黄金家族所建立的巨大帝国，无疑更有利于东西交流。从前南宋朝廷为扩大财政来源，鼓励民间对外贸易，南宋朝廷多与海外各国建立友好关系；但对于元朝统治者来说，西方伊尔汗国的统治者是血亲。统治者间的亲密关系根本不在一个等级。另一方面，蒙古贵族除了热衷于扩大疆土，也爱好赚钱。对外贸易一本万利，何乐而不为？政治纽带与财富追求——双重刺激带动的物资交换与文化互动，自然能更深一步。这一情形，为苏麻离青的东流和青花瓷的西传奠定了基础。
尽管不少学者认为，浮梁磁局对瓷器生产的管理相当松散，甚至有学者认为浮梁磁局仅制作瓷器，不涉管理，但其毕竟是官方势力的代表。瓷器生产中的官方力量，与民间力量颇有不同，它代表着另外一套追求和与之配套的资源。官方瓷器生产，可以不惜成本追求质量，也可以为追求质量搜罗更丰富的原料与设计。将珍贵的苏麻离青用在瓷器上，总要有个实验过程，谁最有可能取得这种珍贵的原料？谁最有底气承担试验的沉没成本？谁最有权力能集中不同背景的工匠？答案不言而喻。而或许正因为浮梁磁局的松散，使得官方因素有意无意地进入了民间生产，产生了奇妙的“化学效应”。因此，尽管浮梁磁局的诸般面貌至今仍若隐若现，但它为景德镇瓷器生产带来的刺激，或不可小觑。
在元代，南北各大窑场都在经历着危机与机遇，而在景德镇，似乎危机与机遇并存。景德镇至元代产品面貌大变，这背后涉及包括原料、装烧、窑炉等一系列变化。不少论者指出，当时的景德镇可能正面临着原有原料的枯竭，而不得不采用新的原料。以后见之明来看，景德镇似乎平稳地度过了这场改换原料的危机，但从景德镇窑址的分布来看，原有的生产片区大幅收缩，每一个窑址地点的消失，都意味着一群人生计的消失或改换，变化导致的“阵痛”可能曾极为剧烈。危机与阵痛中的人群无非两种选择，或是甘于消亡、改行换业，或是竭尽全力、奋力一搏。从结果来看，或许是这种压力的刺激，催生了景德镇瓷业生产中新的产品与现象，而青花瓷只是其中的一朵。
青花瓷本身的彩绘图案，也提示了促其面貌形成的一些其他因素。元青花中有一众瓷器以描绘人物图像著称，而彼时正是南方士人遭受打压、杂剧兴起的时代，青花瓷这类图案的出现，或与这一特殊的社会情形有关。著名的大维德收藏中的元代青花云龙象耳瓶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对大瓶子乃是为神祇供奉之用。元青花的器形比例与普通品类不同，其不以碗类最多，而以瓶类最多，这更印证了其在非日常情境之中大有所为。或许地方社会中特殊的宗教或信仰仪式对青花瓷的产生亦有刺激？
青花瓷之美众所周知，青花瓷的由来扑朔迷离。它的产生、流传和后来的发展，很像一个由大而小、又由小而大的过程：时代的巨变渗透社会生产的细节中，孵化了新的产品；而新的产品，广为流传，又改变了全世界人们的生活景观。大时代小产品、上下融通、内外互动，在时间的流淌中，我们原本如此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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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著名藏家埃斯肯纳齐（Giuseppe Eskenazi）以相当于2.3亿元人民币的高价将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大罐收入囊中。这一事件，让原本就备受关注的元青花彻底“出圈”。元青花偌大名声，却疑团重重。最大的疑团或许是，在青瓷与白瓷主导的传统瓷业格局中，怎么横生出这样一种特殊的瓷器？而这种在元代方才萌芽的青花瓷，在若干年后竟取代青瓷，成为国际市场最受欢迎的陶瓷商品之一，风靡全球。这一切，不由让人们对它更觉好奇。
“俗甚”
明初曹昭论及景德镇瓷器，曾有语：“新烧者足大，素者欠润，有青花及五色花者，且俗甚矣”。若看惯了宋代青如玉的官器、白若雪的定器，以为青花瓷落俗，似乎也不无道理。宋代文人雅士推崇的瓷器品类，无不以含蓄雅淡为要。釉色纯净素淡，为重中之重；如欲有所装饰，讲究的是若有似无、隐约朦胧。如汝窑、官窑、龙泉窑，诸般青瓷，将瓷器的玉质感推向一浪高过一浪的峰巅；定器、饶器，略施“粉黛”，不过是在纯白的背景上，以极为流畅的笔画犀利地浅浅刻画出几道淡影般的轮廓——三杯两盏淡酒，多少风流，欲说还休。以此标准而观，青花瓷虽胎白色青，但色彩如此鲜明浓艳，艺术表达如此直白热烈，论其“俗甚”，似无大谬。
其实，曹昭对青花瓷的品评，或许也可算作“老眼光”看“新事物”的偏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元青花堪称“出道即巅峰”。它的出现，称得上是面向高端市场的成功创新。
为什么说是创新呢？青瓷、白瓷、青花瓷，看上去好像只是产品种类的不同，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是制瓷技术与原料选择的不断进阶。白瓷的产生远比青瓷要晚，原因就是白瓷对原料本身或者原料精炼技术有着更高的要求。想要生产出精细白瓷，必须降低胎釉原料中的铁含量。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从青瓷出现到白瓷出现，中间隔了约两千年。
白瓷技术的成熟，为彩绘瓷的出现奠定了重要基础——想要在瓷上作画，必须要先创造出白色的界面。白瓷出现之时，白色界面便也存在，“瓷上作画”也随即展开，早有磁州窑白地黑花等瓷器的先例，但值得注意的是，磁州窑窑工用的是白瓷中化腐朽为神奇的化妆白瓷。化妆白瓷本身胎釉条件不佳，全凭一层化妆土遮瑕，再围绕着化妆土做出千般变化、万种妖娆，追求黑白分明的张力，于“通俗”一道登峰造极，不入雅士法眼。在定器、饶器等精细白瓷纤细娇贵的躯体上，从未有如此明目张胆的鲜明开拓。青花瓷的出现，无疑打破了这一局面。其所用的青花色料，发色幽蓝，配以洁白的胎色，在洁净感的整体氛围下，又渗透着色彩对比带来的张力，创造出一种全新的陶瓷质感与视觉效果。
为什么说这一创新面向高端呢？如前所述，青花瓷是在精细白瓷基础之上的创新，其对胎釉原料的标准有更高要求。除此之外，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元青花使用的青花料是来自西亚地区的苏麻离青。这种来自远方的进口色料相当珍贵，本身便价值不菲，不会轻易用在一般瓷器上做实验。而近年来的考古证据表明，尽管在一般印象中，元青花几乎已经成了元代景德镇产品乃至元代陶瓷的代表，但其产量实际上非常低。这也证明了青花料和青花瓷的珍稀。数量有限的元青花频繁出土于社会上层人士的墓葬或居址之中，表明它受到了当时权贵与精英的欢迎。
为什么说这一创新成功呢？元青花的流行状态比较特殊。它和宫廷独宠的官窑、御窑产品，或广受欢迎的民窑产品都不一样。御窑或官窑产品通常质高量小，管控严格，供应范围和渠道极其有限；民窑中的翘楚，通常质优量大，广为流布。元青花则不同，其质量不凡，数量较少，但流传范围却极大。不仅畅销于国内南北各地，在海外也到达了彼时中国商品所能抵达的几乎任何地方——近至东瀛，远至东非，丝路沿岸几乎均有发现。数量尽管不多，但通常并不缺席。在龙泉青瓷称霸的14世纪，星星点点的元青花显得特殊而亮眼。
这种定位高端而具有世界流传度的产品，让人不禁想要知道，它究竟是怎么出现的？它为何会出现？
青花的由来
元青花的起源时间至今并无定论。综合各类考古发现，如以相对谨慎的态度而论，元青花的出现当不晚于14世纪30年代。元青花如此精美新颖、卓尔不群，让人不禁把它的出现和当时的统治者联系在一起。这样的思路，并非毫无依据。一来，元朝统治者很早就在景德镇地区设立了“浮梁磁局”，参与瓷器的制作；二来，元青花出现的年代，在位的恰是一位汉文化修养程度较高、艺术修养较好的皇帝元文宗；三来，蒙古族因有“苍狼白鹿”的祖先传说，故色尚蓝白。将这三点综合起来，恰可建构起蒙元宫廷主导元青花出现的逻辑理路。
但问题是，“浮梁磁局”管理松散，在性质和管理方法上与后来的明清御窑厂明显不同，皇帝的意志果真能够由上而下通过层层传递精确抵达窑工吗？至于色尚之说，似乎刻意规避了蒙古统治者对于其他颜色的爱好，比如我们常见的蒙古大汗御容绘像，便很少见到他们穿蓝白颜色的服装，为何落脚到瓷器便忽然强调起祖先传说？元青花作为一款高档瓷器，或许出现后在宫廷中确实曾受到欢迎，但若说宫廷定要景德镇研发出他们自己也未曾见过的青花瓷来，证据有待加强。
从青花料的来源入手，细观青花构图中独特的繁密图案设计，很容易开启另一种思路：强调西亚地区和伊斯兰艺术对青花瓷起源的影响。土耳其托普卡帕宫和伊朗阿德比尔神庙的元青花收藏，更证明了海外王室对这类瓷器的偏爱。从元青花的面貌和相关原料，推测出其受域外影响而生，也不无道理。只是，青花瓷产生之时，即便在西亚也未见个能参考的对象——这种瓷器品类实属中土独创。苏麻离青固然助力匪浅，但在从0到1的过程中，设计和想法恐怕比原料的提供或装饰风格更为重要。
瓷器新产品出现的具体过程或难以复原，单一的推导理路或有瑕疵，但无论是蒙元宫廷还是域外影响，都是不应忽略的时代背景。在陶瓷研究中，宋元往往并称，但历史并非静态，漫长的时间中，宋与元毕竟不同。元青花诞生时景德镇的瓷业生产，身处于怎样的大时代与小区域中呢？
相较于辽宋金夏时代政权并立的格局，黄金家族所建立的巨大帝国，无疑更有利于东西交流。从前南宋朝廷为扩大财政来源，鼓励民间对外贸易，南宋朝廷多与海外各国建立友好关系；但对于元朝统治者来说，西方伊尔汗国的统治者是血亲。统治者间的亲密关系根本不在一个等级。另一方面，蒙古贵族除了热衷于扩大疆土，也爱好赚钱。对外贸易一本万利，何乐而不为？政治纽带与财富追求——双重刺激带动的物资交换与文化互动，自然能更深一步。这一情形，为苏麻离青的东流和青花瓷的西传奠定了基础。
尽管不少学者认为，浮梁磁局对瓷器生产的管理相当松散，甚至有学者认为浮梁磁局仅制作瓷器，不涉管理，但其毕竟是官方势力的代表。瓷器生产中的官方力量，与民间力量颇有不同，它代表着另外一套追求和与之配套的资源。官方瓷器生产，可以不惜成本追求质量，也可以为追求质量搜罗更丰富的原料与设计。将珍贵的苏麻离青用在瓷器上，总要有个实验过程，谁最有可能取得这种珍贵的原料？谁最有底气承担试验的沉没成本？谁最有权力能集中不同背景的工匠？答案不言而喻。而或许正因为浮梁磁局的松散，使得官方因素有意无意地进入了民间生产，产生了奇妙的“化学效应”。因此，尽管浮梁磁局的诸般面貌至今仍若隐若现，但它为景德镇瓷器生产带来的刺激，或不可小觑。
在元代，南北各大窑场都在经历着危机与机遇，而在景德镇，似乎危机与机遇并存。景德镇至元代产品面貌大变，这背后涉及包括原料、装烧、窑炉等一系列变化。不少论者指出，当时的景德镇可能正面临着原有原料的枯竭，而不得不采用新的原料。以后见之明来看，景德镇似乎平稳地度过了这场改换原料的危机，但从景德镇窑址的分布来看，原有的生产片区大幅收缩，每一个窑址地点的消失，都意味着一群人生计的消失或改换，变化导致的“阵痛”可能曾极为剧烈。危机与阵痛中的人群无非两种选择，或是甘于消亡、改行换业，或是竭尽全力、奋力一搏。从结果来看，或许是这种压力的刺激，催生了景德镇瓷业生产中新的产品与现象，而青花瓷只是其中的一朵。
青花瓷本身的彩绘图案，也提示了促其面貌形成的一些其他因素。元青花中有一众瓷器以描绘人物图像著称，而彼时正是南方士人遭受打压、杂剧兴起的时代，青花瓷这类图案的出现，或与这一特殊的社会情形有关。著名的大维德收藏中的元代青花云龙象耳瓶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对大瓶子乃是为神祇供奉之用。元青花的器形比例与普通品类不同，其不以碗类最多，而以瓶类最多，这更印证了其在非日常情境之中大有所为。或许地方社会中特殊的宗教或信仰仪式对青花瓷的产生亦有刺激？
青花瓷之美众所周知，青花瓷的由来扑朔迷离。它的产生、流传和后来的发展，很像一个由大而小、又由小而大的过程：时代的巨变渗透社会生产的细节中，孵化了新的产品；而新的产品，广为流传，又改变了全世界人们的生活景观。大时代小产品、上下融通、内外互动，在时间的流淌中，我们原本如此紧密相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