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15日下午，一位独居在深圳的有三十多年教龄的退休中学女教师，突然从“公安机关”打来的电话中得知自己“卷入了犯罪集团的活动”。在巨大的恐慌中，她听从“警官”的安排，将全部存款集中起来，转汇到了“公安机关”的安全账号上。这是发生在作家薛忆沩母亲身上的一个真实故事。在接下来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一方面运用自己的理智和情感努力将母亲带离令其懊悔不已、羞愧难当的“一天”，一方面也在思考她的“一生”，分析母亲那一代人的心理和精神，试图找到她上当受骗的根源。基于这样的创作背景，据薛忆沩自己讲，在从北京飞往多伦多的航班上，创作灵感如火山岩浆般喷薄而出，接着是在蒙特利尔的严寒中长达64天强有力的持续喷发，《空巢》就是由这灵感的岩浆凝结而成。这部贴近生活和生命的长篇，是薛忆沩奉献给汉语文学的又一部有深度和情怀的杰作。
小说《空巢》：
一个老人受骗的一天与一生
作品完成后先是刊登在《花城》杂志2014年第3期上，然后由深圳《晶报》以每天一个八开整版的篇幅（第一期是三个整版）对小说进行全文连载。这长达43天整版的连载留下的不仅是薛忆沩个人的一个记录，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录。连载即将结束的时候，《空巢》的单行本已经开始上市，并入围2014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评委的推荐辞这样写道：“薛忆沩的大手笔把一个普通的电信诈骗案升华为一部炉火纯青的心理小说，在一天24小时经历的恐惧、疑惑和懊悔中，演绎了一个时代的空虚和悲悯。”
接到电话后起伏不定的恐慌，让一生洁身自好、教书育人的老人惊慌失措。她最担心的就是：“卷入犯罪集团活动”的事实会让她颜面尽失，晚节不保。没有按约定时间现身的“顾警官”，让期待整个案件水落石出的老人心头疑窦丛生。身心疲惫、精神恍惚之中，她想起了她夭折的孩子。她疑惑为什么那样的厄运会降临到她的身上。她想起了她发疯的舅舅。她疑惑充满革命激情的左翼文艺青年，怎么同时又会那样的颓废。她想起了她的父母。她疑惑被“扫地出门”的父母为何仍然被算成是“剥削阶级”。在络绎不绝的疑惑中，个人和家族的命运渐趋呈现。
叙事如此荡开，延展铺排，一个受害者如何主动配合、自投罗网的故事，却有着侦探推理小说的紧张和悬疑气氛，形成了小说涟漪不断的湖面，成为小说的明叙事。在这起伏有致、波澜不断的风光之下，小说的暗叙事却有着强大的漩流和冲激，隐于波光粼粼的湖水之下，形成小说复调结构的一股暗流，推动着小说明叙事的展开与前行。我们看到的是作者如何把一个空巢老人当下的遭遇与其过往种种紧密相连；如何让荒诞的历史和魔幻的现实彼此观照。叙事在时间上伸向了历史，在空间上伸进了内心。通过迷宫一样的内心世界，我们发现了现实与历史之间的联系。而这正是小说贴近现实却又超越现实的奥秘所在。
电影《空巢》：
关怀当下社会问题
将如此一部小说搬上银幕，对于任何一位导演来说都是极具挑战的事情。且不说将近八十岁的主人公微妙的情绪与情感变化，抑或细腻的心理与心情的起伏，还有母亲和舅舅的灵魂意象，单单明暗两条叙事线索的处理就很是棘手。导演张唯以《空巢》为蓝本改编的同名电影以“避重就轻”的叙事架构与“删繁就简”的叙事方式，很好地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问题。在原著的复调叙述中，表面是老人一天中一波三折的被骗过程，实质则呈现了老人一生的遭际是如何塑造了她的人格和心理，并进而决定了她的命运。而聚焦于现实的影片将详尽袒露的历史退隐为简短晦涩的背景：开头是父亲不得已离开女儿，结尾是丈夫不得不离家出走，而中间是再也拼不完整的撕碎的合影照。三个闪回的黑白场景既展示了个人在历史中是如何的卑微，又隐含着老人在空巢中为何如此地孤独。
与对小说结构“大刀阔斧”的改编相对应的，是对小说人物的“偷梁换柱”。同样是保健品推销员，原著中老人视为亲生女儿的小雷，在电影里变身为称呼老人“奶奶”的年轻男子；原著中幽默诙谐的邻居老范，几次三番给困境中的老人带来温暖和关怀，但影片中的老范要么是向老人狮子大开口借钱，要么是不厌其烦地说服老人投资。如此改动与影片所要揭示的社会现象密切相关。前者性别的变化有助于情节的展开与场面的调度，如帮老人修理爆裂的水管与破碎的窗户，与老人吃烧烤，喝啤酒，下跳棋，如此等等，从而给小雷配合胁迫他的人实施“电信诈骗”做足铺垫，也给他案发后的忏悔埋下伏笔。后者虽身份不变，但其在小说中的豁达睿智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急功近利，并最终落入“理财陷阱”而自杀身亡。
“救救老人”与“救救孩子”
人口老龄化是目前中国面临的重大“天灾”，电信诈骗是波及无数中国家庭的“人祸”，小说通过一个具体的诈骗案件将这两个“热点”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触及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日常生活中许多不安定的因素。影片“节外生枝”地在老范身上衍生出“理财陷阱”，与此同时又在小雷那里挖掘出“留守儿童”的社会现象，从而以“投机取巧”的方式将原著中老人被幽灵母亲带走的悲剧结尾，转变成老人不远千里奔赴河北农村，看望小雷奶奶的温馨场面。幼时父母反目，老了孩子远离；三岁时父亲死于建筑工地，母亲改嫁他人——一个是“空巢”老人，一个是“留守”儿童，二人互为镜像的命运，折射出的是一个骗局成灾的世界与精神空虚的时代，而“救救老人”与“救救孩子”既是相辅相成的手段，又是小说和电影殊途同归的诉求。
作为聚焦边缘人物与社会现实的一部电影，《空巢》是导演张唯的又一部良心之作。影片如能适当减少老人与小雷各怀目的、但不无真情的相处部分，突显“顾警官”如何步步为营、巧言令色电话诈骗老人的过程，那么其警示作用无疑会比简单呈现老人给骗子转账后的惊慌，更加强烈。而影片如能深挖这些社会热点背后的原因，其担当色彩就会更加浓郁——如为什么老人更容易上当受骗，为什么年轻人更喜欢不劳而获。《空巢》是薛忆沩献给“所有像我母亲那样遭受过电信诈骗的‘空巢’老人”，因为“那一天的羞辱摧毁了他们一生的虚荣”。这部于母亲节上映的电影与原著一样，都“希望生活能够走出络绎不绝的骗局，走出无孔不入的‘空巢’。”
2010年9月15日下午，一位独居在深圳的有三十多年教龄的退休中学女教师，突然从“公安机关”打来的电话中得知自己“卷入了犯罪集团的活动”。在巨大的恐慌中，她听从“警官”的安排，将全部存款集中起来，转汇到了“公安机关”的安全账号上。这是发生在作家薛忆沩母亲身上的一个真实故事。在接下来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一方面运用自己的理智和情感努力将母亲带离令其懊悔不已、羞愧难当的“一天”，一方面也在思考她的“一生”，分析母亲那一代人的心理和精神，试图找到她上当受骗的根源。基于这样的创作背景，据薛忆沩自己讲，在从北京飞往多伦多的航班上，创作灵感如火山岩浆般喷薄而出，接着是在蒙特利尔的严寒中长达64天强有力的持续喷发，《空巢》就是由这灵感的岩浆凝结而成。这部贴近生活和生命的长篇，是薛忆沩奉献给汉语文学的又一部有深度和情怀的杰作。
小说《空巢》：
一个老人受骗的一天与一生
作品完成后先是刊登在《花城》杂志2014年第3期上，然后由深圳《晶报》以每天一个八开整版的篇幅（第一期是三个整版）对小说进行全文连载。这长达43天整版的连载留下的不仅是薛忆沩个人的一个记录，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录。连载即将结束的时候，《空巢》的单行本已经开始上市，并入围2014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评委的推荐辞这样写道：“薛忆沩的大手笔把一个普通的电信诈骗案升华为一部炉火纯青的心理小说，在一天24小时经历的恐惧、疑惑和懊悔中，演绎了一个时代的空虚和悲悯。”
接到电话后起伏不定的恐慌，让一生洁身自好、教书育人的老人惊慌失措。她最担心的就是：“卷入犯罪集团活动”的事实会让她颜面尽失，晚节不保。没有按约定时间现身的“顾警官”，让期待整个案件水落石出的老人心头疑窦丛生。身心疲惫、精神恍惚之中，她想起了她夭折的孩子。她疑惑为什么那样的厄运会降临到她的身上。她想起了她发疯的舅舅。她疑惑充满革命激情的左翼文艺青年，怎么同时又会那样的颓废。她想起了她的父母。她疑惑被“扫地出门”的父母为何仍然被算成是“剥削阶级”。在络绎不绝的疑惑中，个人和家族的命运渐趋呈现。
叙事如此荡开，延展铺排，一个受害者如何主动配合、自投罗网的故事，却有着侦探推理小说的紧张和悬疑气氛，形成了小说涟漪不断的湖面，成为小说的明叙事。在这起伏有致、波澜不断的风光之下，小说的暗叙事却有着强大的漩流和冲激，隐于波光粼粼的湖水之下，形成小说复调结构的一股暗流，推动着小说明叙事的展开与前行。我们看到的是作者如何把一个空巢老人当下的遭遇与其过往种种紧密相连；如何让荒诞的历史和魔幻的现实彼此观照。叙事在时间上伸向了历史，在空间上伸进了内心。通过迷宫一样的内心世界，我们发现了现实与历史之间的联系。而这正是小说贴近现实却又超越现实的奥秘所在。
电影《空巢》：
关怀当下社会问题
将如此一部小说搬上银幕，对于任何一位导演来说都是极具挑战的事情。且不说将近八十岁的主人公微妙的情绪与情感变化，抑或细腻的心理与心情的起伏，还有母亲和舅舅的灵魂意象，单单明暗两条叙事线索的处理就很是棘手。导演张唯以《空巢》为蓝本改编的同名电影以“避重就轻”的叙事架构与“删繁就简”的叙事方式，很好地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问题。在原著的复调叙述中，表面是老人一天中一波三折的被骗过程，实质则呈现了老人一生的遭际是如何塑造了她的人格和心理，并进而决定了她的命运。而聚焦于现实的影片将详尽袒露的历史退隐为简短晦涩的背景：开头是父亲不得已离开女儿，结尾是丈夫不得不离家出走，而中间是再也拼不完整的撕碎的合影照。三个闪回的黑白场景既展示了个人在历史中是如何的卑微，又隐含着老人在空巢中为何如此地孤独。
与对小说结构“大刀阔斧”的改编相对应的，是对小说人物的“偷梁换柱”。同样是保健品推销员，原著中老人视为亲生女儿的小雷，在电影里变身为称呼老人“奶奶”的年轻男子；原著中幽默诙谐的邻居老范，几次三番给困境中的老人带来温暖和关怀，但影片中的老范要么是向老人狮子大开口借钱，要么是不厌其烦地说服老人投资。如此改动与影片所要揭示的社会现象密切相关。前者性别的变化有助于情节的展开与场面的调度，如帮老人修理爆裂的水管与破碎的窗户，与老人吃烧烤，喝啤酒，下跳棋，如此等等，从而给小雷配合胁迫他的人实施“电信诈骗”做足铺垫，也给他案发后的忏悔埋下伏笔。后者虽身份不变，但其在小说中的豁达睿智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急功近利，并最终落入“理财陷阱”而自杀身亡。
“救救老人”与“救救孩子”
人口老龄化是目前中国面临的重大“天灾”，电信诈骗是波及无数中国家庭的“人祸”，小说通过一个具体的诈骗案件将这两个“热点”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触及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日常生活中许多不安定的因素。影片“节外生枝”地在老范身上衍生出“理财陷阱”，与此同时又在小雷那里挖掘出“留守儿童”的社会现象，从而以“投机取巧”的方式将原著中老人被幽灵母亲带走的悲剧结尾，转变成老人不远千里奔赴河北农村，看望小雷奶奶的温馨场面。幼时父母反目，老了孩子远离；三岁时父亲死于建筑工地，母亲改嫁他人——一个是“空巢”老人，一个是“留守”儿童，二人互为镜像的命运，折射出的是一个骗局成灾的世界与精神空虚的时代，而“救救老人”与“救救孩子”既是相辅相成的手段，又是小说和电影殊途同归的诉求。
作为聚焦边缘人物与社会现实的一部电影，《空巢》是导演张唯的又一部良心之作。影片如能适当减少老人与小雷各怀目的、但不无真情的相处部分，突显“顾警官”如何步步为营、巧言令色电话诈骗老人的过程，那么其警示作用无疑会比简单呈现老人给骗子转账后的惊慌，更加强烈。而影片如能深挖这些社会热点背后的原因，其担当色彩就会更加浓郁——如为什么老人更容易上当受骗，为什么年轻人更喜欢不劳而获。《空巢》是薛忆沩献给“所有像我母亲那样遭受过电信诈骗的‘空巢’老人”，因为“那一天的羞辱摧毁了他们一生的虚荣”。这部于母亲节上映的电影与原著一样，都“希望生活能够走出络绎不绝的骗局，走出无孔不入的‘空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