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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2020-01-05 11:57 新京报

来源标题: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阿尔贝·加缪被认为是一位荒诞哲学家。然而什么是荒诞?

加缪的荒诞是存在主义的荒诞吗?他认为,“荒诞本质上是一种分裂,它不存在于对立的两种因素的任何一方,它产生于它们之间的对立”,具体地说,“荒诞不在人,也不在世界,而在两者的共存”,所谓“共存”,其表现形式乃是人类社会。

但是,认识到此并未完结,仅仅是迈开了第一步。在加缪看来,荒诞只是个出发点,重要的是面对荒诞采取什么态度,即在荒诞的条件下,人应该如何行动。

是以死来结束荒诞的状态?还是以反抗来赋予人生某种意义,从而获得幸福?显然,加缪的选择是后者,所以,他说西绪福斯是荒诞的英雄的典型。

贯穿加缪一生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勇往无前的反抗。在这反抗中,不仅有孤独,更有团结。我们看到,最深刻的绝望中,包含着最深刻的热情。如同加缪所说:“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1915年,两岁时的加缪。

“他必须独自学习,独自长大,在力量上,在能力上,独自发现他的道德和真理,终于成长为男子汉,然后更加严酷地再诞生一次,也就是面对他人......”——《第一个人》

孤独与团结——影像中的加缪

他是孤独的,但他在普通人中间收获了友谊。

加缪孤独吗?孤独,但是他在“众人”之中,正如他的女儿所说:“我的父亲和那些人在一起……他们每天都兢兢业业地做着他们该做的事。不知其名。”

2009年,当时的法国总统萨科齐打算将加缪的遗体移至先贤祠,受到加缪的儿子让·加缪的反对,被指为“利用和消费”加缪,遂作罢。同年,由加缪的女儿卡特琳娜·加缪编辑的《孤独与团结:阿尔贝·加缪影像集》出版,两者之间大概不会有什么联系。

可是,它们的价值会有什么不同吗?先贤祠是供奉法兰西民族最孚众望的贤人的地方,如雨果、左拉、居里夫人等,可供法国人和世界各地的游客瞻仰膜拜,身价可谓大矣。一本影像集,加缪的一生可通过照片呈现出来,一个人的形象活生生地立在读者眼前,可谓亲切又直接。两种尊重的方式,一虚一实,如何选择?加缪的儿子替他的父亲做了选择,说:“父亲一生反对虚名,是不会同意住进先贤祠供人膜拜的。”看来,这对双胞胎子女是理解他们的父亲的,死在先贤祠里的高台上,不如活在一张张照片里。


《孤独与团结》,[法]卡特琳娜·加缪著,译林出版社2014年1月版。 

2013年是加缪诞辰一百周年,译林出版社于年末推出这本影像集,于是,这位亲切而鼓舞人心的作家形象,再次在中国读者心中复活。

阿尔贝·加缪因为不爱虚名,所以是孤独的,但是他在普通人中间收获了友谊。他幼年贫穷,中年清贫,一生没有钱,一生蔑视奢华,但是一生追求简单的快乐,纵情享受“大海和阳光”给予每个人的馈赠,“义无反顾地生活”。他在1957年获得了诺贝尔奖金之后,有钱可以买房了。他不愿住在巴黎,在巴黎的知识分子中间感到“浑身不自在”,对“很豪华的生活”感到“疏远”和“怜悯”,就在普罗旺斯的一个小村庄卢尔马兰买了一栋房子,终于可以不受干扰地安心写作了。

卢尔马兰,一个“庄重而严峻”的地方,一个只有六百人的地方。然而,这个小村子容不下他,两年之后,他死于一次车祸,他说过:“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死于车祸更愚蠢的了。”可是他竟死于车祸,死于发生在一条九米宽三车道空无一人刚刚下过微雨的通衢的车祸,荒诞啊,人生!

1941年,阿尔贝和弗朗西娜·加缪回到阿尔及利亚。他们住在奥兰,没有固定的工作。弗朗西娜是高级小学教师,加缪在一所私人学校教书。弗朗西娜靠着加缪,他们毕生相互照顾。

“对未来真正的慷慨在于把一切都献给现在。”——《反抗的人》

阿尔贝·加缪的墓地不在巴黎,而在卢尔马兰,2011年的深秋,我去看过。在一个小小的公墓里,一丛荒草下,有一方粗粝的、没有打磨过的石头,上面刻着“阿尔贝·加缪1913-1960”的字样,没有墓志铭,旁边是他妻子的墓,墓碑却比他的大而整齐,周围是一些当地普通居民的墓地。加缪孤独吗?孤独,但是他在“众人”之中,正如他的女儿所说:“我的父亲和那些人在一起,所有的那些人,人数最多的那些人,他们每天都兢兢业业地做着他们该做的事。不知其名。”他在他们中间发现了友爱,发现了“他们对幸福之绝望的追求和他们的兄弟之情”。 

加缪的女儿卡特琳娜知道,用照片呈现一个人的一生是困难的,因为“事情的本身是虚幻的:一个生命是变化,怀疑,矛盾。”但是,一位叫做雅克琳·列维-瓦朗齐的批评家告诉她:“……他向我们呈现的神话,远非一些美丽的谎言,从而出卖了真实,这些神话揭示了人类条件的深刻的真理、世界的美、人的痛苦、他们的孤独、他们对生命的热爱……”

这本影像集除了简短的前言和照片的说明之外,几乎所有的文字都出于加缪的作品,这固然需要对加缪的作品烂熟于心,更为重要的是,对加缪的生活的每一重要阶段选用适当的文字。卡特琳娜·加缪将加缪的活动分为“起源”、“觉醒·行动”、“反抗”和“孤独·团结”四个阶段,其中“孤独·团结”所占的篇幅最多,与影像集的名字相呼应,表现了一个女儿对父亲的怀念之情和理解之意,这是需要读者特别留意的。

1943年,加缪在《苍蝇》彩排时第一次遇见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站立的人中左一为雅克·拉康,左三为诗人彼埃尔·勒韦尔迪,右一为波伏瓦,右三为毕加索。坐着的左一为萨特,左二为加缪。几年后,加缪和萨特这两位好友因为哲学思想,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的态度不合而反目成仇。

“在知识社会中,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有一个印象,即我有某种东西需要别人原谅。我不断地有一种感觉,我破坏了小圈子的某种规则。当然,这使我失去了真性情,而没了脾性之后,我感到了厌倦。”——《我为什么从事戏剧?》

荒诞在于人与世界的共存

加缪的荒诞是存在主义的荒诞吗?他认为,“荒诞本质上是一种分裂,它不存在于对立的两种因素的任何一方,它产生于它们之间的对立。”

阿尔贝·加缪的一生始于贫穷,终于清贫,但是他并不以为耻,为困,为苦,或为罪,他说得好:“贫穷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一种不幸:光明在其中撒播着它的财富,甚至我的反抗也被照亮了。”贫穷与光明,贯穿了他的一生。他从不羡慕,从不嫉妒,从不觊觎,没有“怨恨之心”,而是更热情地投入灵与肉的狂欢之中,他“生活在窘迫之中,生活在某种快乐之中”。

他坦然地面对贫穷,免除了嫉妒之心,这首先来源于他的家庭、他童年的生活环境,他说:“免除嫉妒,我首先要归功于我的亲人,他们几乎什么都缺,却几乎什么也不羡慕。这个家庭甚至不识字,它以沉默、谨慎、自然而朴素的骄傲给了我最高的教诲,我毕生受用不尽。”他以贫穷为骄傲,为高贵。他的幸福在于心灵的高贵:“我从来也不能沉醉于人们所说的室内生活(它常常与内心生活相反);所谓的资产者的幸福使我厌倦,使我害怕。”贫穷与高贵,在他并不是一件矛盾的事情,但是,他为普通人的贫穷与苦难发出了抗议的呼声。贫穷而有尊严,这是他的选择,这种选择使他在荒诞之中找到了一条幸福的道路。


1946年8月,加缪与一对双胞胎儿女在一起。

“当人们观察时间的时候,它流逝得并不快。它感觉到有人在看着它。但是它利用了我们的分心。也许存在两种时间:人们观察的时间和改变我们的时间。”——《加缪笔记》

阿尔贝·加缪被认为是一位荒诞哲学家,然而什么是荒诞?加缪的荒诞是存在主义的荒诞吗?他认为,“荒诞本质上是一种分裂,它不存在于对立的两种因素的任何一方,它产生于它们之间的对立”,具体地说,“荒诞不在人,也不在世界,而在两者的共存”,所谓“共存”,其表现形式乃是人类社会。这是加缪的荒诞与存在主义的荒诞不同的地方。

但是,认识到此并未完结,仅仅是迈开了第一步。在他看来,荒诞只是个出发点,重要的是面对荒诞采取什么态度,即在荒诞的条件下,人应该如何行动,是以死来结束荒诞的状态,还是以反抗来赋予人生某种意义,从而获得幸福。

所以,他说西绪福斯是荒诞的英雄的典型。西绪福斯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巨石旋即滚落下来,他又得重新下山,再把巨石推上去,如此反复,了无终期。这是神对西绪福斯的惩罚,加缪从中看出了荒诞的意义。他感兴趣的是下山途中的西绪福斯,他敢于正视那块巨石,敢于把它再次推上山顶,这种精神是对命运的蔑视、挑战和反抗。“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照亮人的心灵”,他发现了这条千古不灭的真理。从《局外人》到《鼠疫》,由个人的觉醒上升为集体的斗争,这正是《反抗的人》要加以发展和明确的问题。

在反抗与革命之间,引入“太阳思想”

加缪试图使革命回到反抗,于是他引进了一缕古希腊的阳光,即“关于界限的思想”,崇尚相对、平衡、自然和人性的地中海思想或者太阳思想。

发现了荒诞,只能说明人的清醒;只有进行反抗,才能说明人真正进入了生活。“在荒诞的经验中,痛苦是个人的。从反抗的行动开始,痛苦才意识到它变成了集体的,成了所有人的遭遇”。

1943年,加缪与《战斗报》的地下运动取得联系,写了不少文章。加缪希望参加抵抗运动,但是疾病使他不能上战场。他的笔成了他的武器。图为加缪和《战斗报》团队在一起。

“实际上,这与您有关,与我们大家有关。所有的法国人都因敌人而进入这种联系之中,一个人的行为激起了所有人的热情,一个人的心不在焉或漠不关心都会造成十个人的死亡。”——《地下的<战斗报>》

反抗只存在于主人和奴隶,即统治和奴役的关系之中,发生于主人对奴隶的驱赶和压迫之时,故只有奴隶的反抗,没有主人的反抗,反抗也只是“转身”而已。反抗不是无限制的,也不仅仅是否定和破坏:“何谓反抗的人?一个说不的人。然而如果他拒绝,他却并不放弃,因此他是从第一个行动开始就说是的人。”所谓“转身”,所谓“限制”,说的是奴隶转过身来,直面主人的压迫说不,从而取得与主人平等的地位。

然而,他不可以在说不之后,把主人当做奴隶再行压迫,那么当了奴隶的主人会反抗当了主人的奴隶,对他的压迫说不,如此则怨怨循环,没完没了。这就是反抗越过了限度、变成革命的结果,因此,革命是反抗的蜕变和堕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经受了战争洗礼的加缪曾经发出“从抵抗走向革命”的号召,当他得知苏联存在着大规模的集中营的时候,当他看到“无产者战斗了,牺牲了,却把权力交给了军人和知识分子(未来的军人),转而受他们的奴役”的时候,他陷入了沉思,融汇个人的经验和历史的考察,提出了反抗与革命之间的辩证法。


著名摄影师布莱松镜头中的加缪。

“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夏天集·重返蒂巴萨》

加缪试图使革命回到反抗,于是他引进了一缕古希腊的阳光,即“关于界限的思想”,崇尚相对、平衡、自然和人性的地中海思想或者太阳思想,他说:“在欧洲之夜的深处,太阳思想,这种具有两副面孔的文明正在等待它的黎明,不过它已然照亮了真正的控制的道路。”他进入了蒂巴萨这座“庇护所和避风港”,又“认出了寂静造成的难以察觉的声音”:“鸟儿的持续的低音,悬崖下大海轻而短促的呻吟,树的颤动,圆柱的盲目的歌唱,苦艾的摩擦,倏忽而逝的蜥蜴,我听见了这一切,我也在倾听我身上涌起的幸福的波涛。”

1945年,加缪在《笔记ll》中写道:“为什么我是一个艺术家而不是一个哲学家?这是因为我思想是根据词而不是根据观念。”所谓“词”,乃是具体而微的事物,具有生命的热度;而“观念”,则是从事物中抽象出来的概念,大多缺少活气。加缪的所有思想和行动根据的是鲜活的生活经验,而不是空洞的哲学理念,这是卡特琳娜·加缪的《孤独与团结》为我们呈现的阿尔贝·加缪的面貌和内心世界。 

图片来自于书籍《孤独与团结:加缪影像集》,经译林出版社授权刊发,图片版权归译林出版社所有。

作者:郭宏安(翻译家,译有大量法国文学作品。是《局外人》《鼠疫》等加缪作品译者,亦为《加缪影像集》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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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纪敬(QC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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