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的历史重影

2019-08-02 08:49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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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标题:河西走廊的历史重影

◎丁雨

展览:丝路孔道——甘肃文物菁华展

时间:2019年5月16日至8月18日

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

说起甘肃,最有存在感的,仿佛是……拉面?而当翻开甘肃地图,一条东西纵横的道路仿佛一道筋脉,支起了甘肃的主心骨。拉面形象的蜿蜒与口感的劲道,与串起甘肃的东西干道的空间感和苍凉的时间感如此相像,或许正是同一方水土表里内外的统一。兰州拉面的形态丰富,从毛细到大宽,变幻多姿;而贯穿甘肃的河西走廊同样多彩。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试图用“丝路孔道——甘肃文物菁华展”,条分缕析地一层层揭开这古老孔道上的诸般“味道”。

彩陶之路

步入展览序厅,全画幅的曲面展板上是甘肃绵亘起伏的复杂地貌,而在这广袤大地的背景下,聚光灯打在展厅中央的独立展柜上,一位身姿挺拔、肩宽脚大的彩陶男子,双手插兜,有些满不在乎地眼望着它所站立的土地。这件人形彩陶其实是一个中空的罐子。它全部的特征向我们暗示了陇原大地上那群先民天生的性格——注重实际又不乏生活情趣、活泼灵动、无拘无束。这性格或是因河西走廊天然的交流便捷而生,而其最初的承载者,正是彩陶。

甘肃号称彩陶之乡。这一美誉首先立足于其彩陶发现异常丰富,从秦安大地湾开始,在马家窑、半山、马厂、齐家等诸多考古学遗址中发现了器型多样、异彩纷呈的彩陶。碗盆瓶罐等器型昭示了甘肃先民的日常生活,鱼鸟蛙等纹饰暗示着他们的精神世界。而其中更能窥探到中国艺术萌芽中的奥秘。展览中的两件鱼纹盆,是中国艺术研究中的经典物件。学者们由地层获知它们的相对年代,继而揭示出艺术形象由写实到抽象的普遍规律。

作为史前文明活跃而重要的部分,人们自然关心这交通要道上的彩陶究竟来自何方。而放眼于更宏观的视角,甘肃彩陶来源,这一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上曾有过非同一般的分量。

1923年,行走于甘肃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极为兴奋,因为甘肃之行,让他和他的助手先后发现了辛店、齐家、马家窑、半山、马厂等遗址——甘肃地区的重要彩陶文化几乎被其“一网打尽”。在此之前,他认为自己于1921年发现的仰韶彩陶很有可能来自中亚,并提出了彩陶由西向东的假说。甘肃地处东西交通要道,此地发现的彩陶不正好可以成为自己学术观点的支撑吗?通过对彩陶排序,安特生认为以甘肃为中心的齐家文化早于当地的仰韶文化,也就是说,西北地区的彩陶文化要比中原的彩陶文化更早产生,所以仰韶文化应当是由西方传入。这就是著名的“仰韶文化西来说”。由于仰韶文化当时被认为是中华文化的源流,因此这一假说也常被称为“中国文化西来说”。

20世纪初的中国虽然山河破碎,但国人至少仍能以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和延续性而自豪。然而此说一出,石破天惊。甘肃彩陶的发现连缀起了完整的彩陶之路,但是这方向到底向东还是向西,对当时学界乃至民众心态上的意义大不相同。解铃还须系铃人,想要反驳安特生,关键的证据仍要在甘肃寻找。20世纪40年代,夏鼐先生发现甘肃齐家文化地层位于仰韶文化地层之上,这一证据明确表明甘肃的齐家文化晚于中原的仰韶文化。此后30年在甘肃地区的一系列发现,以确凿的地层关系明确了仰韶文化早于以甘肃地区为中心的马家窑、半山、马厂、齐家等诸文化。“中国文化西来说”由此不攻自破。

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河西走廊是一条东方彩陶文化西传的重要通道。而信步于展厅中,那一件件彩陶承载的,不只是几千年前东西人群的交融,也是百年前东西再次邂逅时,中华民族一段特殊的心路。

青铜之路

如今我们重新审视文明的交流,早已能够以平常心视之。文化的交流总是你来我往,风云变幻。在不同的时代,孔道总在那里,但主题却在变换。马家窑文化林家遗址出土的含锡青铜刀被认为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它揭开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序幕,也为我们探究中国青铜的来源提供了线索。

青铜部分的展陈并未被设计出绵延连续的展线,两列展柜对峙而立,柜中展品明显呈现出迥异的风格。一列展柜器型以鼎簋爵觚等中原流行的青铜礼器为主,另一列展柜的器类则多是刀斧匕镞等工具为主。如此设计,是为了突出甘肃青铜文化的复杂,其既包含中原地区的青铜器物,亦包含有来自欧亚草原的青铜器。青铜器是中国文明的象征,因此,中国的青铜器究竟如何起源,一直是人们孜孜以求的问题。

实际上,“青铜时代”这个词原本来自西方,是丹麦国家博物馆保管员汤姆森为整理其单位中的藏品而做出一种概括。汤姆森的总结立足于西方考古学研究中发现的大量青铜器工具,因此这一术语与“石器时代”“铁器时代”并列,具有某种生产力进步的内涵。中国夏商周三代青铜器的样貌与西方大相径庭,中国的青铜被称为吉金,是王室贵族的珍宝,他们可不舍得用这些美好的材料做工具,而是把这最珍贵的材料制成礼器,奉献给祖先,以保佑国家与家族。由此而观,中西虽然皆有青铜器,但器类、用途乃至其背后折射的人群观念均不相同,似很难混为一谈。

但在甘肃,这两类青铜器似乎发生了邂逅。空间上的共存,并不能证明时间中的共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先生就指出,中国的早期铜器很可能是由西经河西走廊而来。在甘肃地区,西来的青铜器年代更早。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孔道,但甘肃先民并不只是西来青铜器的运输者。最新的冶金考古证据表明,他们也参与了冶金技术的改造与本土化过程。甘肃地区应是冶金技术进一步向东传播的策源地。当冶金技术传至中原,强势的夏商周族群塑造了富有特色中原青铜文化之后,又将其创新产生的青铜器向外传播至其势力能够到达的范围。甘肃地区作为商周势力的西界,当然为统治者所重视。由此,东西两方的青铜器便在河西走廊相遇。在这条廊道上,青铜器来来往往,遥望东方,已有大国的光芒。

统一之路

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中华文明政治与文化的核心区似乎始终是在中原变换,无论是由西向东,还是南北交替,大体的地理范围不出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与这些地区相比,甘肃毕竟偏远,略显边缘。但若在史书中寻根究底,建立了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秦人,其发源地便在甘肃。近年来,随着大堡子山、张家川马家塬等一系列重量级遗址的发现,史书中模糊的记录被清晰地定位,早期秦人称霸西戎的辉煌、秦与戎的纠缠,在一件件文物上获得了答案。

秦人崛起与西周的西部战略密切相关。周宣王时,命秦仲征伐西戎,秦仲虽然失败被杀,但子承父业,其长子秦庄公率领其兄弟却大获成功,不仅得报父仇,还占据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地盘。周幽王父子内斗,犬戎进逼之时,并非所有的诸侯都无动于衷,秦庄公的孙子秦襄公便曾率兵勤王,后来周幽王被杀、周平王宜臼无法控制局面时,又是秦襄公派兵护送周平王迁都至洛阳。作为回报,周平王许诺,只要秦人能把被戎人占领的岐山以西的土地打下来,那么这些土地就都为秦人所有。政策的开放刺激了秦人的野心,也让秦人迅速地拿到了周平王给他们画下的大饼。这是史书所记录的秦人的最初创业。如今的考古发现将他们的创业基地锁定在甘肃天水大堡子山一带。

展览中的秦子青铜镈钟,便是出自大堡子山的重量级文物。这件青铜器体量巨大,纹饰奇诡张扬,显示出卓尔不群的气质。细观其器体下方的鼓部,可见铭文二十八字,中有“秦子”字样,记录了这件镈钟的身份。实际上,在出土青铜镈钟的乐器坑中出土有镈钟3件,甬钟8件,还有石罄10件,足以组成一支小型乐队。人们谈及秦王赵王渑池之会时,蔺相如在乐器演奏方面对秦王的反击时,往往会据此误以为秦人不通雅乐。而这批秦文化早期阶段青铜乐器的出土,足以证明秦人对正统雅乐的追求或不逊于中原各国。实际上,春战之时,秦人往往因地处边陲而被视为蛮夷。虽然他者的目光并不友好,但秦人从未妄自菲薄。除了一丝不苟地铸造重量级乐器,以聆听雅乐、陶冶情操外,秦人在礼仪活动中,也追慕王风。如西周时代形成的列鼎制度,在秦人墓葬中同样能找到明确的例证。

秦人的统一大业成就于东方,但其早期的磨砺却来自于西方诸戎。他们合作过,也斗争过。义渠王与芈八子的轶事,大概便可视作秦与戎关系的象喻。正因如此,无可否认,在秦人面向东方之前,曾从西面的邻居那里中汲取过很多的营养。而二者水乳交融之地,便在宣太后与义渠王纵马奔腾过的河西走廊。在戎人的遗物上,我们能看到更奔放的气质——黄金配野兽,才是华丽丽的男子气概。这大概也是秦人雄健之风的来源之一吧。

信仰之路

张骞通西域的史实,耳熟能详。虽然丝绸之路的实体早在史前便已存在,但张骞的再度发现,无疑让这条几乎快要被隔绝的道路在东西方的世界重新苏醒。商品因其实用性而成为首当其冲的传播载体,更高难度的交流当然是语言、文字和信息的沟通。然而,总有一批批有志之士前仆后继,成功地把河西走廊打造成一条信仰的传播之路。而其成功的秘诀,也留存至今,那就是石窟。

说起甘肃的石窟,相信敦煌莫高窟会让你脱口而出。但在甘肃,石窟何止一处?从最西边敦煌,到最东头的武威,几乎步步石窟。河西走廊南北两侧皆山,是营建石窟的天然优势,而偌大甘肃居然石窟如此密布,亦可见佛教徒的虔诚。佛教源自印度,经典皆由梵语写就,教义深奥,向知识精英传播,尚需精心翻译,但欲普度众生的僧众们更想把其中智慧推向普罗大众。可是在古代,普通民众几乎都是大字不识的文盲,如何传教?雕绘佛像、本生佛传故事的石窟,便成了传教的前沿阵地。石窟既是佛众修炼之所,亦可供传教之用。民众或多不识字,但总能看出佛陀的慈悲之像,总能在僧众的引导下观看壁画,听明白佛前世今生的牺牲与努力。因其有效,故而自佛教西来,石窟营建便异常繁盛,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时空跨度极大、类型极多的丰厚遗产,值得细细品味。

甘肃的重影不止于此。丝绸、天马、简牍……一层层色彩既让这道路耀眼,也让它更加神秘复杂。当行走于高山、盆地、平原、戈壁的变幻间,重新揭开笼罩其上的一层层面纱时,才会发现,这复杂的外表里只藏着一种简单的渴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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