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强
又是一年考试季到来，考试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如今的考生除了全身心投入考试，争取好的成绩外，对于衣食住行并不用过多关注。
在古代，因为物质条件所限，参加考试并非易事。事实上，仅是赶考这一个环节，就让诸多学子发愁。
县考就在县城，相对来说还比较近，乡试需要到省城贡院，这对偏远地方的秀才来说，就挺麻烦了。如果有幸进入会试，则要到京城参加考试，这固然是人生中的一大喜事，但对不少学子来说，也是一件“苦事”：需要跋山涉水，远赴京城。
因此，在一千多年的科举历史中，早就有了“赶考”一说，以此来形容考试的艰辛。明清时期，海南、广东、广西、甘肃等地参加会试的举子，坐车步行，历经曲折，少则半年，多则数年，才能到达京城。
有举子命丧路途
赶考固然不易，但对于古代士子（读书人）来说，能参加赶考是一种“幸福的烦恼”：只有获得至少是秀才的资格，才会参加到赶考的大军中来，而且一旦金榜题名，人生的命运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科举时代有多种考试，但是大的考试，或者说可以获取功名的主要是三种考试，即县试、乡试、会试（殿试），通过这三种考试后，分别获得秀才、举人、进士的功名。
科举分三级：第一级是县考，它又称岁考。这级考试以县为单位，有县试（县官主持的考试）、府试（知府主持的考试）以及院考（学政主持的考试），共考11场。县试和府试有时同时考，其中县试考5场，府试考5场，最后一场院考，全部通过后，才是生员或秀才，可见考中秀才并不容易。
第二级省考（乡试）又称省试，唐代称解试。乡试是在省城贡院进行的考试，考中后就为举人。
第三级则是全国考（会试），举人来到京城参加考试，考中后获进士身份。会试后又有皇帝主持的殿试，选出进士的三甲名次。如果乡试、会试、殿试皆为第一，则称“连中三元”（解元、会元及状元）。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科举三级考试是乡试、会试、殿试，将县试称为三级外考。其实殿试不能称为第三级，因为殿试不影响录取，只是选出进士中的一二三名。
在这三级考试中，最不易的就是会试。会试三年一次，每到会试之年，举子们常常是提前半年或一年就出门了。经济条件好的，可以乘坐马车、驴车，条件差的只有步行。有文献记载，唐代时，湖北荆州的举子刘蜕，因要赴京城长安赶考，花了两个月，筹措赶考经费，再加上考试往返，共花了半年时间。850年，刘蜕在应举近三十年后，终于考中进士，当时人称“破天荒”。
另一位举子就没那么幸运了，温宪考了二十多年未中。还有更惨的，有的在赶考途中，会染上疾病，甚至一命呜呼。唐代元和年间（唐宪宗李纯的年号，公元806-820年），举子廖有方赴长安参加会试落第，返乡途中，在宝鸡遇到一位病危的举子，那位病危的举人临终前，托付廖有方帮其掩埋尸首。举子去世后，廖有方身无长物，只好卖掉马匹，筹措银两，埋葬了这位寒士，廖有方写了这样一首诗：“嗟君殁世委空囊，几度劳心翰墨场。半面为君申一恸，不知何处是家乡？”
赴京城参加会试不易，对一些省份的士子来说，就连参加乡试也极为不易。清朝初年，湖广（湖北、湖南）乡试设在武昌，湖南士子要去武昌参加考试，需要经过洞庭湖，遇到风急浪高的天气，连渡船都不敢开。即便风浪平息时，船在洞庭湖行驶，也面临很大的危险，时常有船倾人亡的事故发生。一直到清雍正元年，湖广乡试才在湖南设考场。
打劫考生后果很严重
科举赶考之旅，路途遥远，难免遇到强盗、土匪，不过，典籍中对士子被打家劫舍的事，记载不多。这另有原因。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参加科举的士子，官府都对他们有特殊政策加以保护。打劫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后果很严重。如果士子的钱财被劫或者书籍被打劫者损坏，士子会到县衙报案，如果县里查办不力，他们可以进京向御史举报弹劾。因此，一旦士子遇到打劫，地方官员就会非常紧张，一般会限令破案，并严格侦办。
清代乾隆年间，就出现过一起打劫举人的案件，影响颇大。当时，在卢沟桥税关，几个税关人员敲诈路过的举子，还毁坏他们的书籍，并打伤了举子。举子进京之后向御史告状，御史向皇帝参奏一本，乾隆皇帝大怒，敕令严查，杀了三个行凶的差役，且将主管官员降职处分。此事传谕全国，此后全国关卡都不敢为难举子，并且都是善待举子。
当然善待举子并非清代独有，在一千多年的科举历史中，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规定，比如举子赴京参加会试，在所乘车或船的前面，会挑出一面黄旗，上书“奉旨会试”四字，有了这个招牌，沿途土匪见了会避让，即便是遇到关卡水闸，当地官员也不会阻挡。在古代，关卡水闸都是按时间节点开闸的，一般情况下，船只都要等到开闸的节点了，才会放行。只有运粮的官船或者总督、巡抚以及钦差的官船到了，主管员官才会随时放行。但如果是乘坐举人的船到了水闸，也会享受特殊待遇——随叫随开。
有官府的保护，再加上大部分读书人并不富裕，所带盘缠并不多，强盗土匪一般不会去打他们的主意。
进京赶考官府出路费
参加科举考试，行旅艰难，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赶考的费用哪里来？几千里的路程，行走数月，食住行费用不菲。官宦之家或者富家子弟，家境殷实，百十两银子的花费不在话下。穷苦人家，指望自家筹措，根本不可能。
为了发现更多人才，历朝历代，对读书人制定了相应的资助政策，比如，会送盘缠或者用车马接送考生。汉代，虽然没有科举制度，但有“举孝廉”之类的选拔机制（各地官员、乡绅推荐出来贤良之人，为中央朝廷效力），对于被征举的读书人，官府用车马接送。《后汉书·武帝纪》记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遗诣公车。”后来，科举制度成熟后，入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以“公车”来代称。
在有些朝代，官府干脆直接给举子发钱，让他们乘坐车船，即公车费。这笔费用由知县代请，藩库支出。清代顺治八年（1651年）规定：举人参加京城会试，由各省布政使给予盘缠。“安徽十两，江西、湖北皆十七两，福建十五两，湖南十四两，广西十二两，浙江、河南皆十两，山西七两，陕西六两，甘肃、江苏皆五两，直隶、四川皆四两，山东一两，广东二十两，惟琼州府增十两，每名三十两。”琼州属于今天海南省，最为偏远，因此给予的资助也最高。
清代，不仅会试有公车费，对于参加乡试（考举人）的秀才也有支助。一般是由本州县给路费三两。虽然由县州到省府，远比县州到京师要方便，但这些钱也远远不够秀才们参加考试，因此，地方上的乡绅、家族也会给予一些资助。比如江浙地区，学风醇厚，也非常鼓励教育，对于参加科举的读书人给予奖励。不仅有路费上的资助，考中之后还有奖励，考中不同的身份，享受不同的奖励。同治八年（1869年）江苏毗陵《费氏重修宗谱》就规定：进院给卷资银一两，乡试给卷资银四两，会试给盘缠银十两；入学给花红银五两，出贡给贺银五两；乡试中试给贺银十两，会试中试给贺银二十两，入翰林给贺银五十两，鼎甲给贺银一百两。
此外，各大书院、社学、私塾等也会对参加科举的士人进行援助。省城有省辖州县会馆，京师有各省的会馆，士子参加乡试、会试，可以免费住进所属州县、省的会馆；如果赶考的士子是某个书院的学生，书院对于他也会有资金支持。士子领到了车船旅差费，雇车乘船就自行解决了，但是如果在途中，车坏船故障，或者找不到车船，他也可以向当地县衙请求帮助，所在县衙的官员都会殷勤接待。
历朝历代，因为多种救助政策，解决了不少贫寒读书人的顾虑，使得贫寒之家也涌现出不少人才。比如，宋代的吕蒙正、范仲淹都是极贫家庭出来的考生，他们最终都考中了进士，还做了大官。
“神童”张居正的赶考生涯
科举的三级考试，录取不同功名的士子，考试时间也不一样。县试的时间不固定，各县自行确定时间，通常考试前一个月由县署发通知。县试虽为小考，却是科举的入门考试。没有考中秀才，就没资格进行第二场的乡试。没有考中的秀才，即便到了80岁仍然是童生。
县考之前，先要在县学教官处报名，必须有禀生作保，如果没有禀生作保人，那就不能参加考试。报名之后，教官再派一位禀生作副保，没有副保也不能参加考试。
当然，如果未中秀才，还有一种变通的方法可以参加乡试，即入国子监（国立大学），成为监生（监生又有举监、贡监、荫监、例监等多种）。
明代中兴名臣张居正，嘉靖十五年（1536年），他12岁。这一年，他在湖北荆州府参加县试，并考中秀才。年仅12岁便一举而中秀才，这在荆州府引起轰动，张居正名声大振，人称“江陵才子”的湖广学政田琐还专门对张居正进行了面试，让他写一篇题为“南郡奇童赋”的文章。
《明史·张居正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张居正原名张白圭，考前荆州知府李士翱做了个梦，梦见老天给他一个玉印，吩咐他转交给一个孩子。考试当天荆州府点名时，第一个恰恰是12岁的孩子张白圭，与知府梦中所见相同。于是，李士翱将张白圭的名字改成张居正，期望他能像梦境里一样，成为国之栋梁。
嘉靖十六年（1537年），13岁的张居正从荆州去武昌参加乡试。
乡试一般三年举行一次，而且和会试相隔一年，形成的格局是：乡试在子、卯、午、酉年（1537年正是丁酉年），会试则在丑、辰、未、戌年。乡试的时间一般在八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三天进行。
张居正已是声名在外，这一次很可能高中举人的，不料却被当时的湖广巡抚顾璘拦了一把。顾璘是著名的文学家，少负才名，其才华与当朝的文坛代表何景明、李梦阳不相上下，他也被称为“金陵四大家”。
顾璘认为一个13岁的孩子中举会导致自满，打消他的上进心，对张居正的未来发展不利。因此，他主张给张居正一点挫折，使他更能奋发。顾璘便对监试的御史说：“张居正是一个天才，早些考中举人，原没有什么不可，不过最好还让他迟几年，等到才具老练了，将来的发展更不可限量。”
乡试结束后，湖广按察佥事陈束对张居正非常欣赏，极力主张录取，但是监试的御史想起顾璘的吩咐，又竭力拒绝。最终张居正在这届乡试中落榜。
三年后，16岁的张居正再次参加了乡试，顺利考中了举人。恰巧这年顾璘在安陆（今湖北安陆市）督查，张居正特意前去拜见顾璘，顾璘告诫张居正要做伊尹、颜回（伊尹是初年著名的丞相，颜回是孔子七十二位学生中最杰出的一位）那样有远大抱负的栋梁之才，而不是只做一位少年成名的秀才。说完，顾璘还将束带赠给了张居正。
后来张居正在《与南掌院赵麟阳》书牍中说曾提到这件事：“仆昔年十三，大司寇东桥寇公（按——顾璘，号东桥居士），时为敝省巡抚，一见即许以国士，呼为小友。每与藩臬诸君言：‘此子将相才也。’又解束带以相赠。”
张居正对顾璘也非常感激，张居正曾这样说：“自以童幼，岂敢妄意今日，然心感公之知，恩以死报，中心藏之，未尝敢忘。”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23岁的张居正参加会试。会试考三场，明代在二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三天（清代在三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三天）。会试发榜后十天，举行殿试。明代在三月十五，清代则在四月二十一。殿试由皇帝主持，陪考人员都是朝廷重臣。
张居正的会试成绩并不理想，成绩排在第一百六十名，殿试后取为二甲第九十名进士。不过，幸运的是，在随后的庶吉士考选中，张居正通过考选，进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当时，翰林院没有实质性行政事务，但地位却很高。自明朝中期起，“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在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年后，隆庆元年（1567 年），张居正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值内阁，由此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张居正最终兑现了顾璘对他的期许，在吏治、边防、财政等方面采取改革措施，救明王朝于危亡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从宋代开始，会试后，要经过殿试才能真正取得进士身份。这与宋代的科考案有关。宋代初年，发生过科举舞弊案，有才学的举人未被录取，水平低下的举人却被录取为进士，一位叫徐士廉的落榜举人，击登闻鼓，引起宋太祖赵匡胤重视，宋太祖调查后发现主考官李昉舞弊，宋太祖又在宫殿内亲自复试195名考生，原先录取的38名进士只有26人合格。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能起到复查的作用，此后殿试作为科举的重要一环被正式确定下来。
▌黄 强
又是一年考试季到来，考试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如今的考生除了全身心投入考试，争取好的成绩外，对于衣食住行并不用过多关注。
在古代，因为物质条件所限，参加考试并非易事。事实上，仅是赶考这一个环节，就让诸多学子发愁。
县考就在县城，相对来说还比较近，乡试需要到省城贡院，这对偏远地方的秀才来说，就挺麻烦了。如果有幸进入会试，则要到京城参加考试，这固然是人生中的一大喜事，但对不少学子来说，也是一件“苦事”：需要跋山涉水，远赴京城。
因此，在一千多年的科举历史中，早就有了“赶考”一说，以此来形容考试的艰辛。明清时期，海南、广东、广西、甘肃等地参加会试的举子，坐车步行，历经曲折，少则半年，多则数年，才能到达京城。
有举子命丧路途
赶考固然不易，但对于古代士子（读书人）来说，能参加赶考是一种“幸福的烦恼”：只有获得至少是秀才的资格，才会参加到赶考的大军中来，而且一旦金榜题名，人生的命运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科举时代有多种考试，但是大的考试，或者说可以获取功名的主要是三种考试，即县试、乡试、会试（殿试），通过这三种考试后，分别获得秀才、举人、进士的功名。
科举分三级：第一级是县考，它又称岁考。这级考试以县为单位，有县试（县官主持的考试）、府试（知府主持的考试）以及院考（学政主持的考试），共考11场。县试和府试有时同时考，其中县试考5场，府试考5场，最后一场院考，全部通过后，才是生员或秀才，可见考中秀才并不容易。
第二级省考（乡试）又称省试，唐代称解试。乡试是在省城贡院进行的考试，考中后就为举人。
第三级则是全国考（会试），举人来到京城参加考试，考中后获进士身份。会试后又有皇帝主持的殿试，选出进士的三甲名次。如果乡试、会试、殿试皆为第一，则称“连中三元”（解元、会元及状元）。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科举三级考试是乡试、会试、殿试，将县试称为三级外考。其实殿试不能称为第三级，因为殿试不影响录取，只是选出进士中的一二三名。
在这三级考试中，最不易的就是会试。会试三年一次，每到会试之年，举子们常常是提前半年或一年就出门了。经济条件好的，可以乘坐马车、驴车，条件差的只有步行。有文献记载，唐代时，湖北荆州的举子刘蜕，因要赴京城长安赶考，花了两个月，筹措赶考经费，再加上考试往返，共花了半年时间。850年，刘蜕在应举近三十年后，终于考中进士，当时人称“破天荒”。
另一位举子就没那么幸运了，温宪考了二十多年未中。还有更惨的，有的在赶考途中，会染上疾病，甚至一命呜呼。唐代元和年间（唐宪宗李纯的年号，公元806-820年），举子廖有方赴长安参加会试落第，返乡途中，在宝鸡遇到一位病危的举子，那位病危的举人临终前，托付廖有方帮其掩埋尸首。举子去世后，廖有方身无长物，只好卖掉马匹，筹措银两，埋葬了这位寒士，廖有方写了这样一首诗：“嗟君殁世委空囊，几度劳心翰墨场。半面为君申一恸，不知何处是家乡？”
赴京城参加会试不易，对一些省份的士子来说，就连参加乡试也极为不易。清朝初年，湖广（湖北、湖南）乡试设在武昌，湖南士子要去武昌参加考试，需要经过洞庭湖，遇到风急浪高的天气，连渡船都不敢开。即便风浪平息时，船在洞庭湖行驶，也面临很大的危险，时常有船倾人亡的事故发生。一直到清雍正元年，湖广乡试才在湖南设考场。
打劫考生后果很严重
科举赶考之旅，路途遥远，难免遇到强盗、土匪，不过，典籍中对士子被打家劫舍的事，记载不多。这另有原因。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参加科举的士子，官府都对他们有特殊政策加以保护。打劫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后果很严重。如果士子的钱财被劫或者书籍被打劫者损坏，士子会到县衙报案，如果县里查办不力，他们可以进京向御史举报弹劾。因此，一旦士子遇到打劫，地方官员就会非常紧张，一般会限令破案，并严格侦办。
清代乾隆年间，就出现过一起打劫举人的案件，影响颇大。当时，在卢沟桥税关，几个税关人员敲诈路过的举子，还毁坏他们的书籍，并打伤了举子。举子进京之后向御史告状，御史向皇帝参奏一本，乾隆皇帝大怒，敕令严查，杀了三个行凶的差役，且将主管官员降职处分。此事传谕全国，此后全国关卡都不敢为难举子，并且都是善待举子。
当然善待举子并非清代独有，在一千多年的科举历史中，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规定，比如举子赴京参加会试，在所乘车或船的前面，会挑出一面黄旗，上书“奉旨会试”四字，有了这个招牌，沿途土匪见了会避让，即便是遇到关卡水闸，当地官员也不会阻挡。在古代，关卡水闸都是按时间节点开闸的，一般情况下，船只都要等到开闸的节点了，才会放行。只有运粮的官船或者总督、巡抚以及钦差的官船到了，主管员官才会随时放行。但如果是乘坐举人的船到了水闸，也会享受特殊待遇——随叫随开。
有官府的保护，再加上大部分读书人并不富裕，所带盘缠并不多，强盗土匪一般不会去打他们的主意。
进京赶考官府出路费
参加科举考试，行旅艰难，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赶考的费用哪里来？几千里的路程，行走数月，食住行费用不菲。官宦之家或者富家子弟，家境殷实，百十两银子的花费不在话下。穷苦人家，指望自家筹措，根本不可能。
为了发现更多人才，历朝历代，对读书人制定了相应的资助政策，比如，会送盘缠或者用车马接送考生。汉代，虽然没有科举制度，但有“举孝廉”之类的选拔机制（各地官员、乡绅推荐出来贤良之人，为中央朝廷效力），对于被征举的读书人，官府用车马接送。《后汉书·武帝纪》记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遗诣公车。”后来，科举制度成熟后，入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以“公车”来代称。
在有些朝代，官府干脆直接给举子发钱，让他们乘坐车船，即公车费。这笔费用由知县代请，藩库支出。清代顺治八年（1651年）规定：举人参加京城会试，由各省布政使给予盘缠。“安徽十两，江西、湖北皆十七两，福建十五两，湖南十四两，广西十二两，浙江、河南皆十两，山西七两，陕西六两，甘肃、江苏皆五两，直隶、四川皆四两，山东一两，广东二十两，惟琼州府增十两，每名三十两。”琼州属于今天海南省，最为偏远，因此给予的资助也最高。
清代，不仅会试有公车费，对于参加乡试（考举人）的秀才也有支助。一般是由本州县给路费三两。虽然由县州到省府，远比县州到京师要方便，但这些钱也远远不够秀才们参加考试，因此，地方上的乡绅、家族也会给予一些资助。比如江浙地区，学风醇厚，也非常鼓励教育，对于参加科举的读书人给予奖励。不仅有路费上的资助，考中之后还有奖励，考中不同的身份，享受不同的奖励。同治八年（1869年）江苏毗陵《费氏重修宗谱》就规定：进院给卷资银一两，乡试给卷资银四两，会试给盘缠银十两；入学给花红银五两，出贡给贺银五两；乡试中试给贺银十两，会试中试给贺银二十两，入翰林给贺银五十两，鼎甲给贺银一百两。
此外，各大书院、社学、私塾等也会对参加科举的士人进行援助。省城有省辖州县会馆，京师有各省的会馆，士子参加乡试、会试，可以免费住进所属州县、省的会馆；如果赶考的士子是某个书院的学生，书院对于他也会有资金支持。士子领到了车船旅差费，雇车乘船就自行解决了，但是如果在途中，车坏船故障，或者找不到车船，他也可以向当地县衙请求帮助，所在县衙的官员都会殷勤接待。
历朝历代，因为多种救助政策，解决了不少贫寒读书人的顾虑，使得贫寒之家也涌现出不少人才。比如，宋代的吕蒙正、范仲淹都是极贫家庭出来的考生，他们最终都考中了进士，还做了大官。
“神童”张居正的赶考生涯
科举的三级考试，录取不同功名的士子，考试时间也不一样。县试的时间不固定，各县自行确定时间，通常考试前一个月由县署发通知。县试虽为小考，却是科举的入门考试。没有考中秀才，就没资格进行第二场的乡试。没有考中的秀才，即便到了80岁仍然是童生。
县考之前，先要在县学教官处报名，必须有禀生作保，如果没有禀生作保人，那就不能参加考试。报名之后，教官再派一位禀生作副保，没有副保也不能参加考试。
当然，如果未中秀才，还有一种变通的方法可以参加乡试，即入国子监（国立大学），成为监生（监生又有举监、贡监、荫监、例监等多种）。
明代中兴名臣张居正，嘉靖十五年（1536年），他12岁。这一年，他在湖北荆州府参加县试，并考中秀才。年仅12岁便一举而中秀才，这在荆州府引起轰动，张居正名声大振，人称“江陵才子”的湖广学政田琐还专门对张居正进行了面试，让他写一篇题为“南郡奇童赋”的文章。
《明史·张居正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张居正原名张白圭，考前荆州知府李士翱做了个梦，梦见老天给他一个玉印，吩咐他转交给一个孩子。考试当天荆州府点名时，第一个恰恰是12岁的孩子张白圭，与知府梦中所见相同。于是，李士翱将张白圭的名字改成张居正，期望他能像梦境里一样，成为国之栋梁。
嘉靖十六年（1537年），13岁的张居正从荆州去武昌参加乡试。
乡试一般三年举行一次，而且和会试相隔一年，形成的格局是：乡试在子、卯、午、酉年（1537年正是丁酉年），会试则在丑、辰、未、戌年。乡试的时间一般在八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三天进行。
张居正已是声名在外，这一次很可能高中举人的，不料却被当时的湖广巡抚顾璘拦了一把。顾璘是著名的文学家，少负才名，其才华与当朝的文坛代表何景明、李梦阳不相上下，他也被称为“金陵四大家”。
顾璘认为一个13岁的孩子中举会导致自满，打消他的上进心，对张居正的未来发展不利。因此，他主张给张居正一点挫折，使他更能奋发。顾璘便对监试的御史说：“张居正是一个天才，早些考中举人，原没有什么不可，不过最好还让他迟几年，等到才具老练了，将来的发展更不可限量。”
乡试结束后，湖广按察佥事陈束对张居正非常欣赏，极力主张录取，但是监试的御史想起顾璘的吩咐，又竭力拒绝。最终张居正在这届乡试中落榜。
三年后，16岁的张居正再次参加了乡试，顺利考中了举人。恰巧这年顾璘在安陆（今湖北安陆市）督查，张居正特意前去拜见顾璘，顾璘告诫张居正要做伊尹、颜回（伊尹是初年著名的丞相，颜回是孔子七十二位学生中最杰出的一位）那样有远大抱负的栋梁之才，而不是只做一位少年成名的秀才。说完，顾璘还将束带赠给了张居正。
后来张居正在《与南掌院赵麟阳》书牍中说曾提到这件事：“仆昔年十三，大司寇东桥寇公（按——顾璘，号东桥居士），时为敝省巡抚，一见即许以国士，呼为小友。每与藩臬诸君言：‘此子将相才也。’又解束带以相赠。”
张居正对顾璘也非常感激，张居正曾这样说：“自以童幼，岂敢妄意今日，然心感公之知，恩以死报，中心藏之，未尝敢忘。”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23岁的张居正参加会试。会试考三场，明代在二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三天（清代在三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三天）。会试发榜后十天，举行殿试。明代在三月十五，清代则在四月二十一。殿试由皇帝主持，陪考人员都是朝廷重臣。
张居正的会试成绩并不理想，成绩排在第一百六十名，殿试后取为二甲第九十名进士。不过，幸运的是，在随后的庶吉士考选中，张居正通过考选，进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当时，翰林院没有实质性行政事务，但地位却很高。自明朝中期起，“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在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年后，隆庆元年（1567 年），张居正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值内阁，由此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张居正最终兑现了顾璘对他的期许，在吏治、边防、财政等方面采取改革措施，救明王朝于危亡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从宋代开始，会试后，要经过殿试才能真正取得进士身份。这与宋代的科考案有关。宋代初年，发生过科举舞弊案，有才学的举人未被录取，水平低下的举人却被录取为进士，一位叫徐士廉的落榜举人，击登闻鼓，引起宋太祖赵匡胤重视，宋太祖调查后发现主考官李昉舞弊，宋太祖又在宫殿内亲自复试195名考生，原先录取的38名进士只有26人合格。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能起到复查的作用，此后殿试作为科举的重要一环被正式确定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