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穿越到大清的京城，有事找衙门，应该往哪儿走？
“老北京”可能会告诉你，明、清两代，北京的地方政府是“一府两县”，这“一府”指的就是顺天府，“两县”则是以中轴路划分的宛平县和大兴县（不是现在的大兴区，名字虽然沿袭，但是辖区不同）。
这里说的顺天府可不是连锁超市，作为行政单位，府比省低一级，比县高一级，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市。
有段相声叫《夸住宅》，其中甲问乙是哪里人，乙说：我是顺天府。甲说：顺天府是四路飞虎厅，代管二十四州县，通、三、武、宝、蓟、香、宁、霸、保、文、大、固、永、东、大、宛、涿、良、房、昌、顺、密、怀、平，不知道您是哪一县呢？
当年的顺天府，比如今的北京市管辖范围更大，可以说是囊括了京津冀。
朝廷希望京畿能成为“首善之地”，但这里上有皇族旗人，下有平民百姓，再加上各路官员，想要管好可不容易。清朝刻意抬高了顺天府尹的地位，一般知府为从四品官阶，而顺天府尹却是正三品官，还拥有直接见圣的特权。老话儿说的“京官儿大三级”就有这层意思。
顺天府的办公地点在皇城东北角，今天的交道口东公街45号。如今，顺天府府衙只剩下大堂，据说当年堂上还挂着雍正皇帝亲笔题字：“畿甸首善之区，必政肃风清，乃可使四方观化，非刚正廉明者，曷克胜任。”
虽名义上贵为“京官”，但顺天府尹真正能管的，其实是北京城墙之外的地区，对于城墙内的事，他能过问的并不多。
为什么说顺天府管不了北京城呢？还是先看看地图吧。
“凸”字形的京师，分为内城和外城，满汉分城而居，分城而治。“旗人”均住在内城和西郊三大营，“民人”也就是老百姓，住在外城。
内城就好似一个大军营，其中皇城内的皇族归“宗人府”管，旗人由步军营管，各级官员则由所属的衙门提供福利。顺天府尹名义上和九门提督“共管”北京内城，但九门提督是一品大员，根本不会和他商量事。
外城住的，有汉族高官也有平民。当时外城是京师繁华之地，商贾林立，如同仁堂、月盛斋、内联陞等都在外城。清末以前，流民不入京，在城里居住的老百姓几乎都是“老北京”。
旗人、民人、官员，不同群体适用不同的治理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只以州县来进行单一化管理，显然无法解决京师的多元治理需求。顺天府尹虽说有三品，但处理起京城的事，也就成了“虚职”。
顺天府在北京内外城最大的政事，其实是管教育。“顺天府学”作为京师的官办学校，位于今府学胡同，比旁边的大兴县县衙还有名，府学胡同的名字就是根据顺天府学而来。
九门提督兵马司
在清代，京城的大街上，能看到很多木质栅栏门放在胡同口，这其实是清代北京的城市管理制度之一。
我国古代一向“军警不分”，军队一般也兼着城市治安职能。清代有三个官方机构按区域管理着北京城的治安：内城的步军营，外城的巡捕营和五城兵马司。其中，前两个营归一个官来统领，叫“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也就是民间所谓的“九门提督”。
由于这个职位直接关系到皇家的安危，因此历来都由心腹大臣担任，终满清一朝，这个职位都没有落到过满人以外其他族人的手里，甚至还有不少亲王亲自就任此职。
在九门提督治下，基本的军事单位叫做“汛”，皇城内有90汛，内城城墙上有87汛，内城城内有625汛，一个汛由步军12人看管，负责地面安全。
汛之下，则有栅栏和堆拔。清代北京城内共有栅栏两千余座，前门大栅栏就是因为廊房四条的栅栏特别大，形成的特殊地名。至于堆拔也叫堆子，一般设在城里的重点区域，是一两间单独的房子，房外有兵器架，凸显其官方身份。栅栏和堆拔类似于今天的“执勤点”，有固定的“堆兵”看守。
“堆兵”管理着所辖居民，谁家生了孩子，谁家有了红白喜事，谁眼下出了远门，谁家来了“客人”，他们俱了如指掌。除此之外，这些“堆兵”，还要维护街面的交通，预防火灾。他们白天巡街泼水，到了晚上则打更看守，也是非常辛苦。
外城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城，五城下设坊，坊又设铺或牌。全城及附近郊区共有33坊，106牌，705铺。铺下的百姓按照保甲制编户，由五城察院和五城兵马司实施着“网格化管理”。
当时，北京内外城以及近郊都是由皇家机构——禁卫军、步军统领、都察院直接管理，可以视作“直管区”。雍正年间，“直管区”有了明确的边界，并被称为“城属”，可以说是最早的城市区划。
城属内由多个部门、多头管理，自然行政链条较长，运行复杂。同时下发至“步军统领衙门、五城、顺天府”的谕令在《清实录》《大清会典事例》中不胜枚举，正反映出京师多头管理的复杂状况。
巡警衙门连卫生防疫也管
清代后期，皇权衰落，流民入城，多项禁令均被突破。比如，为了永葆旗人斗志，内城曾取缔商业街区，禁开娱乐场所，但在此时，东安门外已经成了热闹的定期集市。
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和光绪西逃，京城成了暂时的权力真空，城市秩序完全瘫痪。为了保证北京的正常运转，清廷留守官员与各国占领军协商，由士绅出面，组成临时治安机构，分区治理，后来统称为“安民公所”。
“安民公所”里有中外巡警，主要职责是协助各国进行占领区管理，覆盖了人口、公共卫生、社会治安等多个方面。这一机构只存在了一年，但其让中国人在屈辱中触摸到了近代城市的管理模式。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依据丧权辱国的条款，天津竟然不允许中国人驻军。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想出了“化兵为警”的办法，亲率3000名换了警服的新军来到天津。洋人本来很有意见，但袁世凯解释说，他带来的是警察，是来维护社会秩序的，符合国际惯例。洋人没了脾气，中国最初的警察就此诞生。
清廷恢复对北京的统治权后，沿袭“安民公所”之制，在京城设立善后协巡总局，1902年又改为工巡总局。原有治安机构除步军统领衙门予以保留外，其余各机构全部撤销并入工巡总局，由满族亲贵大臣毓朗、善耆管理。这一机构除了维护治安，还增加了城市建设与管理的职能，可以说，已经具备了近代市政管理机关的雏形。
1905年9月，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在火车站登车之时，突然发生了革命党人吴樾炸车事件。清廷上下震动，袁世凯借机提出，为首都治安和皇族安全起见，倡办警察，清査户口，预防革命人士潜伏。于是，同年10月，巡警部在中央成立，徐世昌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巡警部尚书。
徐世昌以一届翰林身份执掌巡警事务，本来是材非所用，但由于徐世昌曾在阻止刺客吴樾时立下大功，加之袁世凯的大力推荐，才让一个汉人执掌了京城防务。
该部成立之后，立即接收了北京的工巡总局，将其改组为“内外城巡警总厅”。一年后，总厅又转隶民政部，成为中国最早的真正具备近代意义的城市警察机构。
由于中国的城市管理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于是，巡警在履职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担当起了城市管理者的角色，成了北京城的“大管家”，可说是包揽今天110、119、120、城管、环卫、居委会大妈等各种工作。
就拿公共卫生一项来说，总厅下设卫生处，卫生处又分设四股：清道股、防疫股、医学股、医务股。无论是做广告宣传讲卫生，还是给娼妓检查身体，乃至推行厕所革命，事无巨细均责无旁贷。
1908年的《北京日日画报》上有一幅 《北京大街景象》，介绍了北京的6种新事物：“槐与柳两行碧青；设岗位指挥交通；太平童以防危险；自燃灯大放光明；石子路洒扫干净；四轮车最走当中。”站岗的巡警成为了大街上重要一景，实际上，上述列举的6种“景象”皆是巡警的职责。
与“新政”的其他部分不同，巡警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他们一身黄布制服，腰系宽皮带，散腿裤子大皮鞋，手持警棍，身配东洋刀和捕绳、哨子，碰到有妇女泼洒洗衣刷锅水时，马上干涉，看见小孩在街上大小便，就打门叫大人出来罚款。对这种新生事物，民众既有期待，又有揶揄，还有同情。
巡警的月收入只有七八元，和人力车夫、店铺仆役等一样，属于社会的下层。清末有民谣说，“黑夜扛枪白天拿棍儿，巡警不如看街的狗，不当巡警没饭吃”。可见，与之前的军人、官吏不同，巡警不再是高高在上。
最初的电灯电话自来水
对于北京的变化，外国记者显然更为敏锐。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的莫理循1897年刚来北京时，发现北京天气热、尘土多，给人以拥挤幽闭的不适感觉。而1911年当他再次来到北京时，新建筑、新马路和新组建的警察部队都展现出“一个发展中城市的骄傲”。他在给布雷克夫人的信中赞扬，“在北京，我发现这个城市正在变样……”
北京变样了，如果说管理体制是制度基础,那么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就是城市近代化的物质基础。
内政始于道路，道路改造是城市改造的重要前提。清末，北京道路之坏，闻名于世，雨天则泥泞满地，晴日则尘埃蔽天。1905年成立内城、外城路工东西两局，就是专门负责京城马路的修建的。
为了与东交民巷使馆区“接轨”，清政府从1904年起陆续修了十几条石渣路。1909年为给慈禧出殡，在海淀一带修路时，先用碎石填平，再灌石灰水，然后用汽碾轧平。当时称这种铺路法叫“锯子活”，受到朝野一致好评。
巡警机构建立之后，各厅建立了清道队，负责维护道路卫生及整修，并在主要街道种植树木，尤以前门大街的马缨花最美。沟渠整修工程也同时展开，东交民巷玉河、大明壕、北新华街等沟渠均改造为暗沟。
庚子年间，为满足军事需要，德国军队架设了北京通往天津塘沽的电话线， 1904年北京第一个面向社会的电话局开业。此后，北京的电话事业陆续扩展至南苑、香山、汤山等地。
电力照明是从宫廷开始的，西苑三海、颐和园是北京最早亮起电灯的地方。19世纪末，东交民巷使馆区开始使用电灯照明。1905年，官商联营的华商电力公司在正阳门内的顺城街成立，为官府、街道、商店的8000余盏电灯供电。到1909年，还有600多户官员的住宅用上了电灯。
1908年，实业家周学熙引进德国设备，创立“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两年后正式向北京城内供水。不过，自来水一出现就遭到山东水夫群体的联合抵制，还有谣言说这是洋人布下的圈套，因此普及率极低。1911年，内外城巡警总厅向市民发表了劝食自来水的白话公告，开门见山地说：“这个自来水，是奉皇上旨意办的，全集的是中国股，全用的是中国人，不是净为图利啊。”
早期城内限制商业发展，大街摆摊无人管理，苍蝇成群，臭气熏天，特别是肉铺随便开设，血污横流于地，更是有碍观瞻。为了解决地摊问题，内城巡警总厅在闲置的神机营操练场上设立了东安市场，外城卫生局在牛街设立了第一个屠宰场。1909年出版的《京华百二竹枝词》曾刊有“新开各处市场宽，买物随意不费难，若论繁华首一指，请君城内赴东安”的小诗，说明北京商业的发展。
1906年，学习宪政的五大臣归国，并带回各种各样的动物，包括狮子、斑马等。慈禧将这些动物饲养在三贝子亲王的花园里，并将这座花园命名为“万牲园”。1908年动物园向公众开放，这也成了民国公园运动的发轫。
一系列公共设施的建设，使得古都北京一改往日封闭、压抑的氛围，城市面貌、社会风尚都为之一新。
本版文字 孙文晔
如果穿越到大清的京城，有事找衙门，应该往哪儿走？
“老北京”可能会告诉你，明、清两代，北京的地方政府是“一府两县”，这“一府”指的就是顺天府，“两县”则是以中轴路划分的宛平县和大兴县（不是现在的大兴区，名字虽然沿袭，但是辖区不同）。
这里说的顺天府可不是连锁超市，作为行政单位，府比省低一级，比县高一级，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市。
有段相声叫《夸住宅》，其中甲问乙是哪里人，乙说：我是顺天府。甲说：顺天府是四路飞虎厅，代管二十四州县，通、三、武、宝、蓟、香、宁、霸、保、文、大、固、永、东、大、宛、涿、良、房、昌、顺、密、怀、平，不知道您是哪一县呢？
当年的顺天府，比如今的北京市管辖范围更大，可以说是囊括了京津冀。
朝廷希望京畿能成为“首善之地”，但这里上有皇族旗人，下有平民百姓，再加上各路官员，想要管好可不容易。清朝刻意抬高了顺天府尹的地位，一般知府为从四品官阶，而顺天府尹却是正三品官，还拥有直接见圣的特权。老话儿说的“京官儿大三级”就有这层意思。
顺天府的办公地点在皇城东北角，今天的交道口东公街45号。如今，顺天府府衙只剩下大堂，据说当年堂上还挂着雍正皇帝亲笔题字：“畿甸首善之区，必政肃风清，乃可使四方观化，非刚正廉明者，曷克胜任。”
虽名义上贵为“京官”，但顺天府尹真正能管的，其实是北京城墙之外的地区，对于城墙内的事，他能过问的并不多。
为什么说顺天府管不了北京城呢？还是先看看地图吧。
“凸”字形的京师，分为内城和外城，满汉分城而居，分城而治。“旗人”均住在内城和西郊三大营，“民人”也就是老百姓，住在外城。
内城就好似一个大军营，其中皇城内的皇族归“宗人府”管，旗人由步军营管，各级官员则由所属的衙门提供福利。顺天府尹名义上和九门提督“共管”北京内城，但九门提督是一品大员，根本不会和他商量事。
外城住的，有汉族高官也有平民。当时外城是京师繁华之地，商贾林立，如同仁堂、月盛斋、内联陞等都在外城。清末以前，流民不入京，在城里居住的老百姓几乎都是“老北京”。
旗人、民人、官员，不同群体适用不同的治理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只以州县来进行单一化管理，显然无法解决京师的多元治理需求。顺天府尹虽说有三品，但处理起京城的事，也就成了“虚职”。
顺天府在北京内外城最大的政事，其实是管教育。“顺天府学”作为京师的官办学校，位于今府学胡同，比旁边的大兴县县衙还有名，府学胡同的名字就是根据顺天府学而来。
九门提督兵马司
在清代，京城的大街上，能看到很多木质栅栏门放在胡同口，这其实是清代北京的城市管理制度之一。
我国古代一向“军警不分”，军队一般也兼着城市治安职能。清代有三个官方机构按区域管理着北京城的治安：内城的步军营，外城的巡捕营和五城兵马司。其中，前两个营归一个官来统领，叫“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也就是民间所谓的“九门提督”。
由于这个职位直接关系到皇家的安危，因此历来都由心腹大臣担任，终满清一朝，这个职位都没有落到过满人以外其他族人的手里，甚至还有不少亲王亲自就任此职。
在九门提督治下，基本的军事单位叫做“汛”，皇城内有90汛，内城城墙上有87汛，内城城内有625汛，一个汛由步军12人看管，负责地面安全。
汛之下，则有栅栏和堆拔。清代北京城内共有栅栏两千余座，前门大栅栏就是因为廊房四条的栅栏特别大，形成的特殊地名。至于堆拔也叫堆子，一般设在城里的重点区域，是一两间单独的房子，房外有兵器架，凸显其官方身份。栅栏和堆拔类似于今天的“执勤点”，有固定的“堆兵”看守。
“堆兵”管理着所辖居民，谁家生了孩子，谁家有了红白喜事，谁眼下出了远门，谁家来了“客人”，他们俱了如指掌。除此之外，这些“堆兵”，还要维护街面的交通，预防火灾。他们白天巡街泼水，到了晚上则打更看守，也是非常辛苦。
外城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城，五城下设坊，坊又设铺或牌。全城及附近郊区共有33坊，106牌，705铺。铺下的百姓按照保甲制编户，由五城察院和五城兵马司实施着“网格化管理”。
当时，北京内外城以及近郊都是由皇家机构——禁卫军、步军统领、都察院直接管理，可以视作“直管区”。雍正年间，“直管区”有了明确的边界，并被称为“城属”，可以说是最早的城市区划。
城属内由多个部门、多头管理，自然行政链条较长，运行复杂。同时下发至“步军统领衙门、五城、顺天府”的谕令在《清实录》《大清会典事例》中不胜枚举，正反映出京师多头管理的复杂状况。
巡警衙门连卫生防疫也管
清代后期，皇权衰落，流民入城，多项禁令均被突破。比如，为了永葆旗人斗志，内城曾取缔商业街区，禁开娱乐场所，但在此时，东安门外已经成了热闹的定期集市。
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和光绪西逃，京城成了暂时的权力真空，城市秩序完全瘫痪。为了保证北京的正常运转，清廷留守官员与各国占领军协商，由士绅出面，组成临时治安机构，分区治理，后来统称为“安民公所”。
“安民公所”里有中外巡警，主要职责是协助各国进行占领区管理，覆盖了人口、公共卫生、社会治安等多个方面。这一机构只存在了一年，但其让中国人在屈辱中触摸到了近代城市的管理模式。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依据丧权辱国的条款，天津竟然不允许中国人驻军。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想出了“化兵为警”的办法，亲率3000名换了警服的新军来到天津。洋人本来很有意见，但袁世凯解释说，他带来的是警察，是来维护社会秩序的，符合国际惯例。洋人没了脾气，中国最初的警察就此诞生。
清廷恢复对北京的统治权后，沿袭“安民公所”之制，在京城设立善后协巡总局，1902年又改为工巡总局。原有治安机构除步军统领衙门予以保留外，其余各机构全部撤销并入工巡总局，由满族亲贵大臣毓朗、善耆管理。这一机构除了维护治安，还增加了城市建设与管理的职能，可以说，已经具备了近代市政管理机关的雏形。
1905年9月，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在火车站登车之时，突然发生了革命党人吴樾炸车事件。清廷上下震动，袁世凯借机提出，为首都治安和皇族安全起见，倡办警察，清査户口，预防革命人士潜伏。于是，同年10月，巡警部在中央成立，徐世昌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巡警部尚书。
徐世昌以一届翰林身份执掌巡警事务，本来是材非所用，但由于徐世昌曾在阻止刺客吴樾时立下大功，加之袁世凯的大力推荐，才让一个汉人执掌了京城防务。
该部成立之后，立即接收了北京的工巡总局，将其改组为“内外城巡警总厅”。一年后，总厅又转隶民政部，成为中国最早的真正具备近代意义的城市警察机构。
由于中国的城市管理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于是，巡警在履职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担当起了城市管理者的角色，成了北京城的“大管家”，可说是包揽今天110、119、120、城管、环卫、居委会大妈等各种工作。
就拿公共卫生一项来说，总厅下设卫生处，卫生处又分设四股：清道股、防疫股、医学股、医务股。无论是做广告宣传讲卫生，还是给娼妓检查身体，乃至推行厕所革命，事无巨细均责无旁贷。
1908年的《北京日日画报》上有一幅 《北京大街景象》，介绍了北京的6种新事物：“槐与柳两行碧青；设岗位指挥交通；太平童以防危险；自燃灯大放光明；石子路洒扫干净；四轮车最走当中。”站岗的巡警成为了大街上重要一景，实际上，上述列举的6种“景象”皆是巡警的职责。
与“新政”的其他部分不同，巡警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他们一身黄布制服，腰系宽皮带，散腿裤子大皮鞋，手持警棍，身配东洋刀和捕绳、哨子，碰到有妇女泼洒洗衣刷锅水时，马上干涉，看见小孩在街上大小便，就打门叫大人出来罚款。对这种新生事物，民众既有期待，又有揶揄，还有同情。
巡警的月收入只有七八元，和人力车夫、店铺仆役等一样，属于社会的下层。清末有民谣说，“黑夜扛枪白天拿棍儿，巡警不如看街的狗，不当巡警没饭吃”。可见，与之前的军人、官吏不同，巡警不再是高高在上。
最初的电灯电话自来水
对于北京的变化，外国记者显然更为敏锐。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的莫理循1897年刚来北京时，发现北京天气热、尘土多，给人以拥挤幽闭的不适感觉。而1911年当他再次来到北京时，新建筑、新马路和新组建的警察部队都展现出“一个发展中城市的骄傲”。他在给布雷克夫人的信中赞扬，“在北京，我发现这个城市正在变样……”
北京变样了，如果说管理体制是制度基础,那么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就是城市近代化的物质基础。
内政始于道路，道路改造是城市改造的重要前提。清末，北京道路之坏，闻名于世，雨天则泥泞满地，晴日则尘埃蔽天。1905年成立内城、外城路工东西两局，就是专门负责京城马路的修建的。
为了与东交民巷使馆区“接轨”，清政府从1904年起陆续修了十几条石渣路。1909年为给慈禧出殡，在海淀一带修路时，先用碎石填平，再灌石灰水，然后用汽碾轧平。当时称这种铺路法叫“锯子活”，受到朝野一致好评。
巡警机构建立之后，各厅建立了清道队，负责维护道路卫生及整修，并在主要街道种植树木，尤以前门大街的马缨花最美。沟渠整修工程也同时展开，东交民巷玉河、大明壕、北新华街等沟渠均改造为暗沟。
庚子年间，为满足军事需要，德国军队架设了北京通往天津塘沽的电话线， 1904年北京第一个面向社会的电话局开业。此后，北京的电话事业陆续扩展至南苑、香山、汤山等地。
电力照明是从宫廷开始的，西苑三海、颐和园是北京最早亮起电灯的地方。19世纪末，东交民巷使馆区开始使用电灯照明。1905年，官商联营的华商电力公司在正阳门内的顺城街成立，为官府、街道、商店的8000余盏电灯供电。到1909年，还有600多户官员的住宅用上了电灯。
1908年，实业家周学熙引进德国设备，创立“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两年后正式向北京城内供水。不过，自来水一出现就遭到山东水夫群体的联合抵制，还有谣言说这是洋人布下的圈套，因此普及率极低。1911年，内外城巡警总厅向市民发表了劝食自来水的白话公告，开门见山地说：“这个自来水，是奉皇上旨意办的，全集的是中国股，全用的是中国人，不是净为图利啊。”
早期城内限制商业发展，大街摆摊无人管理，苍蝇成群，臭气熏天，特别是肉铺随便开设，血污横流于地，更是有碍观瞻。为了解决地摊问题，内城巡警总厅在闲置的神机营操练场上设立了东安市场，外城卫生局在牛街设立了第一个屠宰场。1909年出版的《京华百二竹枝词》曾刊有“新开各处市场宽，买物随意不费难，若论繁华首一指，请君城内赴东安”的小诗，说明北京商业的发展。
1906年，学习宪政的五大臣归国，并带回各种各样的动物，包括狮子、斑马等。慈禧将这些动物饲养在三贝子亲王的花园里，并将这座花园命名为“万牲园”。1908年动物园向公众开放，这也成了民国公园运动的发轫。
一系列公共设施的建设，使得古都北京一改往日封闭、压抑的氛围，城市面貌、社会风尚都为之一新。
本版文字 孙文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