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诗文中看重阳风俗的演变
下周三即将迎来重阳节。农历九月九日的重阳节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被各地确立为老人节，到了2012年正式被定为全国的老人节。然而，人们也许不知道，重阳节最初的风俗与现在的“敬老”有很大的差别，它也像其他的风俗一样，在不断地融合时代特征，生长变化。
九九为吉日
与八月十五的中秋节一样，重阳节也非“自古有之”。它的产生和中国记录日期方法的变化分不开。“重阳”一词是源于“九九”，《易经》中认为“九”是阳数，九月九日是两个九，故为“重阳”。九月九日这样的纪日方法是序数纪日法，在它之前是干支纪日法。序数纪日法何时出现？应不早于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
重阳节一直到东汉末年后才逐渐有了雏形。史书可见最早记录九月九日为吉日的是曹丕的《九日与钟繇书》，“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无论彼时重阳节是否正式形成，从文章中可以看出来，曹丕认为这个日子吉利，适合举办宴会，大家欢聚一堂。曹丕的这个想法与三曹父子热衷于宴饮有关，也与上古以来九月的秋收庆典有关——《吕氏春秋》中记载，九月要野宴、饮酒、祭天地、狩猎。因此，到了曹丕时代，九月九日作为重数日子被重视，自然也离不开相应的时令风俗。
九月九日帝王设宴在南北朝时非常盛行。梁武帝时，沈约、任昉、刘苞、丘迟都有同题诗《九日侍宴乐游苑》，“彩殿回风，丹楼映日”，“丝桐激舞，楚雅闲慧”，“一唱华钟石，再抚被丝笙”，“云飞雅琴奏，风起洞箫吹”，“曲终高宴罢，景落树阴移”等等，描绘了帝宴歌舞盛况。
除了宫廷宴会作乐，民间在重阳节还有登高、插茱萸、饮菊花酒的风俗，这与秋冬交替之际辟邪、祈福的习俗有紧密关联。登高可能来源于古人认为山顶接阳气、登高山能和天对话。茱萸又名“辟邪翁”，在战国时即发现有药用价值，能提神醒脑、温中止痛、降逆止吐等功效，在医药匮乏的过去，无疑是居家不可缺少的良药。重阳在秋寒时刻，容易生病，更少不了茱萸。重阳节因此也被称为“茱萸节”。菊花酒则被称为“延寿客”，有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功效。饮菊花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初年。
这些风俗到了南北朝时被囊括于一则流传广泛的关于重阳节的由来的传说中：“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因谓景曰，九月九日汝家当有灾厄，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酒，祸乃可消。景如其言，举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之矣，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因此也。”桓景听了老师费长房的建议，重阳节登高、佩戴茱萸、饮菊花酒，躲过一劫。登高避难的故事东渡后，内容有些许变化，但大体仍未走样，在日本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重阳节成为日本重要的节日。
后来居上的菊花
重阳节又被称为“菊节”，菊花在重阳节也很受重视——除了饮菊花酒，还要采菊花、赏菊。与原初那些传承多年的风俗不同，采菊、赏菊在重阳节中的“地位”与陶渊明有极大关系。在陶渊明之前，菊花在文学、文化生活和文人的思想观念中并未有独特之处。而经过陶渊明诗歌的不断吟咏，让菊花从菊花酒的配料中脱离出来，成了隐士、君子的代表，蕴含着田园之美、重阳之思的特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三径就荒，松菊犹存”；“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
陶渊明对菊花的热爱和推崇使得菊花成了文人雅士在重阳节不可或缺之物。尤其是表达他们的不得意时，菊花及背后的渊明思想更是他们的精神依托和港湾。如：李白的《九日登山》中“渊明归去来，不与世相逐。为无杯中物，遂偶本州牧。因招白衣人，笑酌黄花菊。我来不得意，虚过重阳时”。壮志难酬，在重阳节登高的失意之时，想到的是陶渊明。
白居易的《九日登巴台》有“黍香酒初熟，菊暖花未开。闲听竹枝曲，浅酌茱萸杯”，将登高、饮酒、茱萸、菊花这些重阳“要素”汇集一起，表现出的仍是落魄，“去年重阳日，漂泊湓城隈。今岁重阳日，萧条巴子台。旅鬓寻已白，乡书久不来。临觞一搔首，座客亦徘徊”。
杜牧《九日齐山登高》有“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更是用菊花插满头的自娱自乐抵挡现实中的悲凉落寞。
正是菊花在重阳节中的“超高热度”，使得它在节后便立即过气，因此才有“明日黄花”这样的说法。苏轼在《九日次韵王巩》中以“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劝朋友今朝有酒今朝醉，活在当下——等到了重阳次日，再好的菊花也无人欣赏了。
在“老人节”中再度回归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了唐代，随着士子们流行远游、仗剑天涯，重阳节的风俗中又多了一份怀乡的感发。如王勃的《蜀中九日》：“九月九日望乡台，他席他乡送客杯。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卢照邻《九月九日玄武山旅眺》：“九月九日眺山川，归心归望积风烟。他乡共酌金花酒，万里同悲鸿雁天。”岑参的《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妇孺皆知的当属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杜甫写了不少重阳诗，尤以晚年在夔州写的五首《九日》（存四首）及《登高》最为突出。这些诗作中无不表述思乡、怀人、念旧、追忆往昔，“弟妹萧条各何往，干戈衰谢两相催”，“北阙心长恋，西江首独回。茱萸赐朝士，难得一枝来”，“他时一笑后，今日几人存”，“系舟身万里，伏枕泪双痕”。而《登高》则为其中翘楚，“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长年漂泊、老病孤愁的复杂感情跃然纸上，极尽愁苦，又激越慷慨，动人心脾。
两宋延续了唐人重阳节的风俗并发展壮大，各地也有独特的地方风俗。但明代的重阳节已经不那么热闹了，宫宴改成了分吃花糕，登高、赏菊仍在保持。到了清代重阳节逐渐式微，在1941年还曾被民国政府一度命名为“体育节”。
现代将重阳节加入敬老，并定为“老人节”并非空穴来风，亦有其文化渊源。中国古代，在秋天有敬老的习俗。周礼中就有仲秋给老人授杖、赐食物的记载，秦代重新规定了这一礼俗，唐玄宗时至少两次宴请民间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而诗词中“重阳”的首次出现，应在庾信的父亲、南北朝时梁朝诗人庾肩吾的《九日侍宴乐游苑应令诗》中。其中“献寿重阳节，回銮上苑中”，即提到“献寿”。“九九”与“久久”谐音，寓意吉祥，也符合敬老之意。由此，九月九日重阳节便一路逶迤，由秋季庆典、避灾发展到尊老敬老，在老龄化加剧的时下焕发其新的风貌。
从古诗文中看重阳风俗的演变
下周三即将迎来重阳节。农历九月九日的重阳节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被各地确立为老人节，到了2012年正式被定为全国的老人节。然而，人们也许不知道，重阳节最初的风俗与现在的“敬老”有很大的差别，它也像其他的风俗一样，在不断地融合时代特征，生长变化。
九九为吉日
与八月十五的中秋节一样，重阳节也非“自古有之”。它的产生和中国记录日期方法的变化分不开。“重阳”一词是源于“九九”，《易经》中认为“九”是阳数，九月九日是两个九，故为“重阳”。九月九日这样的纪日方法是序数纪日法，在它之前是干支纪日法。序数纪日法何时出现？应不早于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
重阳节一直到东汉末年后才逐渐有了雏形。史书可见最早记录九月九日为吉日的是曹丕的《九日与钟繇书》，“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无论彼时重阳节是否正式形成，从文章中可以看出来，曹丕认为这个日子吉利，适合举办宴会，大家欢聚一堂。曹丕的这个想法与三曹父子热衷于宴饮有关，也与上古以来九月的秋收庆典有关——《吕氏春秋》中记载，九月要野宴、饮酒、祭天地、狩猎。因此，到了曹丕时代，九月九日作为重数日子被重视，自然也离不开相应的时令风俗。
九月九日帝王设宴在南北朝时非常盛行。梁武帝时，沈约、任昉、刘苞、丘迟都有同题诗《九日侍宴乐游苑》，“彩殿回风，丹楼映日”，“丝桐激舞，楚雅闲慧”，“一唱华钟石，再抚被丝笙”，“云飞雅琴奏，风起洞箫吹”，“曲终高宴罢，景落树阴移”等等，描绘了帝宴歌舞盛况。
除了宫廷宴会作乐，民间在重阳节还有登高、插茱萸、饮菊花酒的风俗，这与秋冬交替之际辟邪、祈福的习俗有紧密关联。登高可能来源于古人认为山顶接阳气、登高山能和天对话。茱萸又名“辟邪翁”，在战国时即发现有药用价值，能提神醒脑、温中止痛、降逆止吐等功效，在医药匮乏的过去，无疑是居家不可缺少的良药。重阳在秋寒时刻，容易生病，更少不了茱萸。重阳节因此也被称为“茱萸节”。菊花酒则被称为“延寿客”，有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功效。饮菊花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初年。
这些风俗到了南北朝时被囊括于一则流传广泛的关于重阳节的由来的传说中：“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因谓景曰，九月九日汝家当有灾厄，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酒，祸乃可消。景如其言，举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之矣，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因此也。”桓景听了老师费长房的建议，重阳节登高、佩戴茱萸、饮菊花酒，躲过一劫。登高避难的故事东渡后，内容有些许变化，但大体仍未走样，在日本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重阳节成为日本重要的节日。
后来居上的菊花
重阳节又被称为“菊节”，菊花在重阳节也很受重视——除了饮菊花酒，还要采菊花、赏菊。与原初那些传承多年的风俗不同，采菊、赏菊在重阳节中的“地位”与陶渊明有极大关系。在陶渊明之前，菊花在文学、文化生活和文人的思想观念中并未有独特之处。而经过陶渊明诗歌的不断吟咏，让菊花从菊花酒的配料中脱离出来，成了隐士、君子的代表，蕴含着田园之美、重阳之思的特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三径就荒，松菊犹存”；“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
陶渊明对菊花的热爱和推崇使得菊花成了文人雅士在重阳节不可或缺之物。尤其是表达他们的不得意时，菊花及背后的渊明思想更是他们的精神依托和港湾。如：李白的《九日登山》中“渊明归去来，不与世相逐。为无杯中物，遂偶本州牧。因招白衣人，笑酌黄花菊。我来不得意，虚过重阳时”。壮志难酬，在重阳节登高的失意之时，想到的是陶渊明。
白居易的《九日登巴台》有“黍香酒初熟，菊暖花未开。闲听竹枝曲，浅酌茱萸杯”，将登高、饮酒、茱萸、菊花这些重阳“要素”汇集一起，表现出的仍是落魄，“去年重阳日，漂泊湓城隈。今岁重阳日，萧条巴子台。旅鬓寻已白，乡书久不来。临觞一搔首，座客亦徘徊”。
杜牧《九日齐山登高》有“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更是用菊花插满头的自娱自乐抵挡现实中的悲凉落寞。
正是菊花在重阳节中的“超高热度”，使得它在节后便立即过气，因此才有“明日黄花”这样的说法。苏轼在《九日次韵王巩》中以“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劝朋友今朝有酒今朝醉，活在当下——等到了重阳次日，再好的菊花也无人欣赏了。
在“老人节”中再度回归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了唐代，随着士子们流行远游、仗剑天涯，重阳节的风俗中又多了一份怀乡的感发。如王勃的《蜀中九日》：“九月九日望乡台，他席他乡送客杯。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卢照邻《九月九日玄武山旅眺》：“九月九日眺山川，归心归望积风烟。他乡共酌金花酒，万里同悲鸿雁天。”岑参的《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妇孺皆知的当属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杜甫写了不少重阳诗，尤以晚年在夔州写的五首《九日》（存四首）及《登高》最为突出。这些诗作中无不表述思乡、怀人、念旧、追忆往昔，“弟妹萧条各何往，干戈衰谢两相催”，“北阙心长恋，西江首独回。茱萸赐朝士，难得一枝来”，“他时一笑后，今日几人存”，“系舟身万里，伏枕泪双痕”。而《登高》则为其中翘楚，“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长年漂泊、老病孤愁的复杂感情跃然纸上，极尽愁苦，又激越慷慨，动人心脾。
两宋延续了唐人重阳节的风俗并发展壮大，各地也有独特的地方风俗。但明代的重阳节已经不那么热闹了，宫宴改成了分吃花糕，登高、赏菊仍在保持。到了清代重阳节逐渐式微，在1941年还曾被民国政府一度命名为“体育节”。
现代将重阳节加入敬老，并定为“老人节”并非空穴来风，亦有其文化渊源。中国古代，在秋天有敬老的习俗。周礼中就有仲秋给老人授杖、赐食物的记载，秦代重新规定了这一礼俗，唐玄宗时至少两次宴请民间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而诗词中“重阳”的首次出现，应在庾信的父亲、南北朝时梁朝诗人庾肩吾的《九日侍宴乐游苑应令诗》中。其中“献寿重阳节，回銮上苑中”，即提到“献寿”。“九九”与“久久”谐音，寓意吉祥，也符合敬老之意。由此，九月九日重阳节便一路逶迤，由秋季庆典、避灾发展到尊老敬老，在老龄化加剧的时下焕发其新的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