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书话】
这些年来中日两国纵有种种的不和谐，但在审美趣味上却越来越接近了，甚至可以说形成了一个“东亚审美共同体”。而在这个过程中，村上春树的作品及其在中国的翻译与阅读，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日本国外，村上读者最多的当属中国。这30多年来村上春树小说译介与阅读在中国持续不衰，从成名作《挪威的森林》，到刚出版的《刺杀骑士团长》，几乎每隔几年总要在中国掀起村上阅读的旋风。卷进这个旋风的读者几乎都是都市的青年人，主要是在校大学生和白领读者。还有一些人30年前是青年人至今仍混在青年读者中，对村上始终不离不弃。日本读者的情况大概也是如此。
与其说村上造就了这样一代读者，不如说是这批读者造就了村上。可以认为，村上的持续热读，已经成为一种值得探讨的“现象”。在这代人的阅读中，为了认识社会而读，为了陶冶情操而读，为了寻求人生答案而读，都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要由阅读来躲避一下熙熙攘攘的世间，而进入另一个自由的、单纯的审美世界。这种审美世界是与那种权力的、暴力的、功利的世界相区隔的。于是，阅读成为一种审美性的消费、消遣活动。
一
村上春树的小说预示着以往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乃至现代主义文学的阅读时代的衰微乃至终结。现实主义文学的阅读指向是观察剖析批判作为体制的社会，浪漫主义文学的阅读指向主要是关注个人、个性与心理，现代主义的阅读指向主要是超越的沉思，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村上春树那里，这三种阅读的界限被打消了。社会的人、个体的人、超越的人三者的分别，在他的小说中都模糊化了；同时，写实与虚幻、历史与想象、妥协与反抗、胁迫与自由、束缚与逍遥、紧张与松弛、真诚与游戏，放浪与自律、卑微与崇高、形而上与形而下等等都没有了截然的界限，从而变成了写实的虚幻、历史的想象、妥协的反抗、胁迫的自由、束缚的逍遥、紧张的松弛、真诚的游戏、自律的放浪。于是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矛盾对立就消失了，矛盾只是虚幻的暂时的，“怎么都可以”——这是读者熟悉的村上式的口头禅，人们由此获得了自在与自由。
这种状态实际上是很“东方”式的，而不是西方式的。细究起来，这颇有东方传统的禅宗的意味。若以现代式的表述，他及其他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形象似可以称为“小资”的，具有“小资情调”的，但是在其深处却流贯着东方的、东亚的、日本的传统。尽管村上自己不太愿意承认自己与东方文学（包括日本传统文学）的关联，而且多次强调西方文学对他的影响，但是，实际上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东方人。这不仅是因为他本人具有典型的日本人的某些气质，而且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他的作品本身所内含的东亚的、日本传统文化的要素。
村上似乎曾说过他没读过《源氏物语》，然而看一看他早期的以青年男女恋爱为主题的小说，却颇有《源氏物语》那种超道德、纯审美观照的“物哀”遗风。“物哀”美学的本质就是对人性与感情的高度包容与理解。村上对男女之事不做伦理道德上的判断，而只做审美性的表现，将男女关系写成了天真无邪的儿童式的游戏，一种本然的纯真。这曾使中国读者大为惊诧，但对日本作家而言，却是《源氏物语》以来的千年传统。
二
村上的小说情节的构思构架，颇有禅宗公案的出其不意，“冒险”“寻找”的情节看似正经和重大、煞有介事，到结尾处却不了了之，赋予意义而又消解意义，最终只不过一场庄严的游戏而已；一些看似漫不经心、似是而非而又耐人寻味的对话，也富有禅语的韵味。或时而有之的高谈阔论，也不是西方文学中的那种理论逻辑的演讲调，而是充满东方式的机警。
村上小说中的那种淡淡的幽默，轻快的洒脱，与日本的俳谐（俳句）美学即“俳味”相通。俳味是东方式的幽默诙谐，是一种节制的“狂”态，是一种以审美之眼看待万事万物的风流与风雅。村上本人及小说中的人物常常有孤寂而又潇洒的旅行，也颇有“俳圣”松尾芭蕉及“蕉门弟子”云游的遗风，不同的是村上将松尾芭蕉的瘦马换成了汽车飞机，由日本列岛而走向更远的异国他邦。
村上春树及其人物的生活状态，也与东亚茶道的“侘寂”美学相同。茶道主张的“侘”，就是“人在宅中”，是一种孤寂而又自由的、富有诗意的栖居。日本所谓的“宅人”乃至宅男、宅女，即“御宅族”，早已经由起初所指的一种离群索居的病态人物，成为许多人有意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在自由的空间里，在自由的时间里，成为自由的人、审美的人。这与传统的茶道（所谓“侘茶”）的“侘人”“侘居”有深远的关联。村上的人物大都是很“侘”的、很“宅”的，所以他把他小说空间称为“远游的房间”。不管走多远，走到哪里，都是“房间”的远游。这种状态，与西方式的躁动，与西方文学中常见的群山、荒原、大海的广袤背景完全不同。
三
细读村上小说的日文原文，还会感到其文体通俗畅达，但并不那么顺滑，时常有一些出人意料的词语搭配，还有俯拾皆是的最时髦的外来语，其中含有一种茶道美学所提倡的“涩味”，形成了村上很有特点的文体风格。也正因为如此，中文译文中那些汉语特有的散发着甜味的华辞美藻，因削弱原文的“涩味”而受到了一些评论家的批评。尽管我们在中文译文中难以感受文体上的涩味，但村上作品整体上的“涩味”仍然是明显可感的。“涩味”是一种不俗之味，不媚俗、不随众。尤其是村上的早期创作，当他并不是为了当作家而写小说，而只是为写小说而写小说的时候，“涩味”就出来了，而且非常诱人。可惜，在他晚近的作品中这种涩味却大为减少了。有意识地要出更大的名，招来更多的读者，赚取更多的稿费，“涩味”也不得不有所减少。
不管怎样，村上春树的小说本质上是东方的、东亚的。他的属性是东方文学、东亚文学的。这种东亚属性是由他创作本身，由他的东方式的物哀美学、侘寂美学，由其禅味、俳味与涩味所决定的，他的成功就在于以最现代的方式表现最传统的底蕴，以最为世界的姿态表现最东方、最日本的东西。而村上小说的中国读者们对此是有所意识、有所感知的。可以说，村上春树文学的东亚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中国读者的阅读接受所建构的，中国读者最有可能读出村上小说的东亚味道，而村上阅读热在中国的久盛不衰，表明中国读者已经读得很入味了。
（作者：王向远，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光明书话】
这些年来中日两国纵有种种的不和谐，但在审美趣味上却越来越接近了，甚至可以说形成了一个“东亚审美共同体”。而在这个过程中，村上春树的作品及其在中国的翻译与阅读，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日本国外，村上读者最多的当属中国。这30多年来村上春树小说译介与阅读在中国持续不衰，从成名作《挪威的森林》，到刚出版的《刺杀骑士团长》，几乎每隔几年总要在中国掀起村上阅读的旋风。卷进这个旋风的读者几乎都是都市的青年人，主要是在校大学生和白领读者。还有一些人30年前是青年人至今仍混在青年读者中，对村上始终不离不弃。日本读者的情况大概也是如此。
与其说村上造就了这样一代读者，不如说是这批读者造就了村上。可以认为，村上的持续热读，已经成为一种值得探讨的“现象”。在这代人的阅读中，为了认识社会而读，为了陶冶情操而读，为了寻求人生答案而读，都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要由阅读来躲避一下熙熙攘攘的世间，而进入另一个自由的、单纯的审美世界。这种审美世界是与那种权力的、暴力的、功利的世界相区隔的。于是，阅读成为一种审美性的消费、消遣活动。
一
村上春树的小说预示着以往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乃至现代主义文学的阅读时代的衰微乃至终结。现实主义文学的阅读指向是观察剖析批判作为体制的社会，浪漫主义文学的阅读指向主要是关注个人、个性与心理，现代主义的阅读指向主要是超越的沉思，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村上春树那里，这三种阅读的界限被打消了。社会的人、个体的人、超越的人三者的分别，在他的小说中都模糊化了；同时，写实与虚幻、历史与想象、妥协与反抗、胁迫与自由、束缚与逍遥、紧张与松弛、真诚与游戏，放浪与自律、卑微与崇高、形而上与形而下等等都没有了截然的界限，从而变成了写实的虚幻、历史的想象、妥协的反抗、胁迫的自由、束缚的逍遥、紧张的松弛、真诚的游戏、自律的放浪。于是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矛盾对立就消失了，矛盾只是虚幻的暂时的，“怎么都可以”——这是读者熟悉的村上式的口头禅，人们由此获得了自在与自由。
这种状态实际上是很“东方”式的，而不是西方式的。细究起来，这颇有东方传统的禅宗的意味。若以现代式的表述，他及其他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形象似可以称为“小资”的，具有“小资情调”的，但是在其深处却流贯着东方的、东亚的、日本的传统。尽管村上自己不太愿意承认自己与东方文学（包括日本传统文学）的关联，而且多次强调西方文学对他的影响，但是，实际上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东方人。这不仅是因为他本人具有典型的日本人的某些气质，而且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他的作品本身所内含的东亚的、日本传统文化的要素。
村上似乎曾说过他没读过《源氏物语》，然而看一看他早期的以青年男女恋爱为主题的小说，却颇有《源氏物语》那种超道德、纯审美观照的“物哀”遗风。“物哀”美学的本质就是对人性与感情的高度包容与理解。村上对男女之事不做伦理道德上的判断，而只做审美性的表现，将男女关系写成了天真无邪的儿童式的游戏，一种本然的纯真。这曾使中国读者大为惊诧，但对日本作家而言，却是《源氏物语》以来的千年传统。
二
村上的小说情节的构思构架，颇有禅宗公案的出其不意，“冒险”“寻找”的情节看似正经和重大、煞有介事，到结尾处却不了了之，赋予意义而又消解意义，最终只不过一场庄严的游戏而已；一些看似漫不经心、似是而非而又耐人寻味的对话，也富有禅语的韵味。或时而有之的高谈阔论，也不是西方文学中的那种理论逻辑的演讲调，而是充满东方式的机警。
村上小说中的那种淡淡的幽默，轻快的洒脱，与日本的俳谐（俳句）美学即“俳味”相通。俳味是东方式的幽默诙谐，是一种节制的“狂”态，是一种以审美之眼看待万事万物的风流与风雅。村上本人及小说中的人物常常有孤寂而又潇洒的旅行，也颇有“俳圣”松尾芭蕉及“蕉门弟子”云游的遗风，不同的是村上将松尾芭蕉的瘦马换成了汽车飞机，由日本列岛而走向更远的异国他邦。
村上春树及其人物的生活状态，也与东亚茶道的“侘寂”美学相同。茶道主张的“侘”，就是“人在宅中”，是一种孤寂而又自由的、富有诗意的栖居。日本所谓的“宅人”乃至宅男、宅女，即“御宅族”，早已经由起初所指的一种离群索居的病态人物，成为许多人有意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在自由的空间里，在自由的时间里，成为自由的人、审美的人。这与传统的茶道（所谓“侘茶”）的“侘人”“侘居”有深远的关联。村上的人物大都是很“侘”的、很“宅”的，所以他把他小说空间称为“远游的房间”。不管走多远，走到哪里，都是“房间”的远游。这种状态，与西方式的躁动，与西方文学中常见的群山、荒原、大海的广袤背景完全不同。
三
细读村上小说的日文原文，还会感到其文体通俗畅达，但并不那么顺滑，时常有一些出人意料的词语搭配，还有俯拾皆是的最时髦的外来语，其中含有一种茶道美学所提倡的“涩味”，形成了村上很有特点的文体风格。也正因为如此，中文译文中那些汉语特有的散发着甜味的华辞美藻，因削弱原文的“涩味”而受到了一些评论家的批评。尽管我们在中文译文中难以感受文体上的涩味，但村上作品整体上的“涩味”仍然是明显可感的。“涩味”是一种不俗之味，不媚俗、不随众。尤其是村上的早期创作，当他并不是为了当作家而写小说，而只是为写小说而写小说的时候，“涩味”就出来了，而且非常诱人。可惜，在他晚近的作品中这种涩味却大为减少了。有意识地要出更大的名，招来更多的读者，赚取更多的稿费，“涩味”也不得不有所减少。
不管怎样，村上春树的小说本质上是东方的、东亚的。他的属性是东方文学、东亚文学的。这种东亚属性是由他创作本身，由他的东方式的物哀美学、侘寂美学，由其禅味、俳味与涩味所决定的，他的成功就在于以最现代的方式表现最传统的底蕴，以最为世界的姿态表现最东方、最日本的东西。而村上小说的中国读者们对此是有所意识、有所感知的。可以说，村上春树文学的东亚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中国读者的阅读接受所建构的，中国读者最有可能读出村上小说的东亚味道，而村上阅读热在中国的久盛不衰，表明中国读者已经读得很入味了。
（作者：王向远，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