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三代，漕运进入了鼎盛时期。两万余艘漕运船只首尾衔接，浩浩荡荡地穿行在京杭大运河之上。尤其是到了运河通州段，甚至要采取“限行”的措施，也就是要对行船的顺序和到达通州的时间，以及返航的时间都作出十分详细的规定。正如朝鲜使臣李宜显所载：“曾闻通州船樯，有如万木之森立，为天下壮观云。”清代通州学政尹澍也赋诗云：“天际砂名帆正悬，翩翩遥望影相连。漕艇贾舶如云集，万国鹈航满潞川。”
除了众多的漕船，还有不少商船、客船在运河上往来。船只数量如此之多，所需的船工数量也极为庞大。我国劳动人民自古就有在耕作时喊号子的传统，比如《西游记》中就有“每一个小行者……一齐着力，打个号子，把那丝绳都搅断，各搅了有十余斤”的描写，而更早之前的西汉典籍《淮南子》有一段记载：“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这是汉族先民一边集体搬运巨木，一边呼喊号子的逼真描写。所谓“劝力之歌”就是后来的劳动号子，一些协作性较强而劳动动作在节奏、速度上经常变化的集体劳动，需要步调一致、动作协调，如果没有统一的指挥号令，动作就会参差不齐、力量分散，劳动就无法顺利进行。而船工也不例外，行船之时，每当有打蓬、拉纤、摇橹、撑篙、闯滩等各种需要船工们集体协作的劳动项目，号子声便响彻云霄，形成了“南来北往船如梭，处处欣闻号子歌”的热闹景象。
久而久之，号子也成为船工们劳逸结合的工具，甚至发展成为歌曲，比如“嗨呀哈嗨!栽下膀子探下腰，背紧纤绳放平脚，拉一程来又一程噢，不怕流紧顶风头。临清州里装胶枣，顺水顺风杭州城，杭州码头装大米，一纤拉到北京城”。
运河越往北，全国各地的船只就越多，号子也就各具特色，南腔北调都能听闻。尤其到了通州一带，运河上日夜运输漕粮，号子声响彻连天，以至于靠岸而居的人们称之为“十万八千嚎天鬼”，这句话在后来说及船工号子时，经常会被大家引用。
不过，在这南腔北调之中，也夹杂着具有北京特色的船工号子。这些号子是由通州的船工们受南方漕运船工的影响而创作，具有南方民歌音调，却也有北京典型的儿话音。用发掘出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通州文化馆工作人员常富尧的话来说，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独有风格可以概括为：水稳号不急，词带着通州味，北曲含南腔，闲号儿独一份。
1
最后的纤夫与领号人
在家里排行老三的赵庆福今年已经88岁，他是通州永顺镇盐滩村人。这位老人可不简单，他是大运河通州段上最后一位纤夫，也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惟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年轻的时候，他还是船上的领号人。
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是在2006年被评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属于北京市传统民间音乐的号子，指的是通州到天津段运河（即北运河）的船工号子，它是运河船工为提高劳动效率而创作的民歌品种。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渊源，如今只能根据演唱者的回忆追溯到清道光年间，它是以家庭、师徒、互学的方式传承至今的。光绪末年，漕运废除，通州码头地位逐渐消失，但在运河上民间的客货运输却延续到1943年，直到运河因大旱断流才停止。至此，与漕运共兴衰的号子也从大运河上消失。但是船工号子因有传人，所以流传至今。
作为最后一位会唱船工号子的纤夫，在前些年，赵庆福老人会在每天早上6点多，走到离家不远的运河边上，亮开嗓门吆喝一阵船工号子，要不然这一天都过不舒坦。但是，据赵庆福老人的大儿子赵义强介绍，随着年龄的增大，老人已经不能准确回忆年轻时代的故事。当然，老人这一辈子的经历，儿女们从小到大听过无数遍，早已耳熟能详，甚至也能随口喊出一段船工号子来。
赵庆福原来住在永顺镇盐滩村，一出门走几步就是运河大堤。如今的永顺镇位于通州新城区的中心区域，运河文化广场就地处永顺镇域之内。而在历史上，它也是京杭大运河的北起点，大运河、通惠河、温榆河等六条河流流经永顺镇，可谓交通便利，多河富水。在漕运兴盛的年代，永顺镇盐滩村是盐的集散地，从南方运过来的盐都要先卸到这个小村落，然后再运到京城里去，而这也是这个小村落的名称由来。盐滩村的生意并不仅仅局限于盐，它还是从南方运来的丝绸、瓷器等物件的集散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盐滩村的村民主要在运河上讨生活，赵庆福一家也不例外。
“历史上我们村子里有几个人口比较多的家族，比如赵家、屈家、程家等，都有各自的船只，没船的人也给有船的人打工。在我爸还小的时候，这些船主要是跑天津，一趟得一个星期，去的时候满载毛皮和药材，回来的时候装着海盐、食糖和茶叶。”赵义强介绍说，“我父亲没上过学，6岁的时候就到船上干活了，那时候船上要培养领号子的，主要是看哪个孩子聪明、水性好、熟悉航道，知道哪儿有漩涡、浅滩，知道根据不同的情况提醒纤夫如何拉纤等。”在这个过程中，赵庆福脱颖而出。
领号的人在船上是有特殊地位和待遇的，一般领号人多是有经验的船工，出活不出活全看领号的，所以工钱都比船上其他的师傅高。6岁时，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小福子”的赵庆福初上船时，先是帮大人浇船，一遍一遍地浇，主要是防止船裂开。到9岁的时候，赵庆福干的活就相当于一个伙计，他可以扳舵、推舵。他还记得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掌握技术的要诀在于心里念念有词，“推舵，吃烧饼；扳舵，吃油炸鬼（油条）”。
在这个过程中，赵庆福学会了喊船工号子。领号多为家族传承，其次是师徒传承，互学传承。赵庆福喊的船工号子是祖传，爷爷教会了姨夫和父亲，姨夫和父亲又教会了他，姨夫曾经告诉他，学会这号儿就能吃遍天下。当然，赵庆福没有想到，漕运没落之后，船工号子在运河上没了用武之地，却因为其艺术价值而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反而受到更广泛的关注。
2
领号的活儿并不好干
如果不是接触到船工号子，很少有人会想到，北京居然也有纤夫！在大家的印象中，纤夫往往是在长江之类水流湍急的地方出现，其实不然，运河河水虽然平稳，逆水而行时也是要纤夫拉纤的。
赵义强介绍说，他听父亲讲过，村里的船只基本上都是跑天津，一趟来回要一个星期。去天津时顺水，不拉纤，船工们摇橹即可，费时大约3天，回来时逆流，就要拉纤。每艘大船一般配7到10个纤夫，分头纤、二纤等，头纤掌握方向，领号的在末纤观察整个方向，大家都听领号的指挥。
生长在紧靠运河的浅滩村，赵庆福从小就在水里泡着，听着船工号子长大。他记得有一次父亲对他说，纤夫这行当虽然累，但学会了号子就能苦中作乐。刚上船时，赵庆福才6岁，没法干纤夫这样的重活，他便受命手握铃铛，脸上抹白，再弄个假小辫儿顶在脑袋上，在船头边喊边跳，逗大伙儿。过了几年，赵庆福就跟着大人上岸拉纤，而且学会了全套的船工号子，成了当时队伍里最年轻的纤夫。
赵义强说，拉纤的活很不好干，不过父亲说运河纤夫是个既辛苦又浪漫的活儿。运河纤夫背纤拖船，比人力大板车夫还要艰辛。少数大板车夫至少还拥有自己的大板车，而运河纤夫一般是纯凭劳力输出讨生活，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白天不论刮风下雨毒日头，都是照走不误，晚上船舱里一窝就是一觉。那时的纤夫们没人穿鞋，因为穿鞋走在河道里太费了，尽管脚上都是老茧，但走河滩的时候还是经常蹭出血泡。
最有意思的是，当年纤夫们的“工作服”大多是一条缅裆裤，从前向后一系，遮前不遮后，从后面看，一群光屁股的大老爷们走在河滩上，粗野豪放。为什么纤夫会光屁股？大概是纤夫虽然在岸上走，但只要船一搁浅，就要跳下水干活儿。当时纤夫们太穷了，根本没有几条像样的裤子，舍不得成天在水里泡着让它变糟。
作为领号人，赵庆福就更辛苦了。拉纤的时候他要喊号子鼓舞大家，等船停下全休息了，他还要去打前站，也就是要单独往前走几公里再走回来，他不回来船不能走。尤其是下雨天，船主担心河边有变化，这样拉纤经过的地方和所拉的方向都不一样，更是需要领号的提前探好路。而当船只晚上停靠在码头时，为了调剂大家的情绪，调动船工和围观人群的积极性，领号人就要手拿拨浪鼓，把民间小曲揉进号子里唱出来，这就属于领号人的个人表演了。
领号人所喊的船工号子看似简单，其实门道非常多。开船的时候有起锚号、船行到水深处要有摇橹号，卸货或者装货的时候有出舱号和装舱号，船只搁浅时要有闯滩号，纤夫拉纤时要有拉纤号……林林总总不下十种。除了嗓门要大，喊号的船工还要有行船经验，喊得恰到好处就会事倍功半，船都搁浅了才想起来喊号子，那就是“欠抽”了。船工号子中有一种“打篷”号子，是水手扬帆时唱的，因为“帆”和“翻”同音，运河的船帮最忌讳提翻字。赵庆福有一次忘了规矩，把打篷说成了打帆，结果被师傅抽了个大耳刮子。
3
与爱人因号子结缘
“摇啦啦嘿，晃起来嘿，呦啦嘿~吆嘿~呦哇嘿……。”说到动情处，赵义强会随口来一段号子，这是他从小跟着父亲在运河上打鱼和摆渡时学的。他还记得，前几年父亲还能随口唱出立桅号、打篷号等九套号子。
这些船工号子都是赵庆福在16岁之前所常用的。他16岁那年，正好赶上国民党抓兵，他被抓去后又跑到张家口学评剧，并到沈阳评剧院学戏。于是，他在运河之上的拉纤与领号人生涯便结束了。当然，在这个时期，船工号子已经随着漕运的废除而没落。早在光绪年间，北运河的主要补给河流潮白河溃决改道，再加上海运和陆运兴起，以及朝廷改征粮为折扣银两，致使通州码头的地位逐渐减弱，漕运废除。但运河上民间的客货运输，直到1943年运河因大旱断流时才停止。赵庆福的水上时光，正好是运河年代的末端。
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赵庆福回到了家乡，当时通州通往北平的一座桥被烧了，为配合解放军和平解放北平，赵庆福组织了一些船工一夜之间搭好了浮桥。喊过船工号子又在戏园子里唱过戏的赵庆福，在修桥中开始喊鼓舞干劲的号子，比如“大家使吧劲噢，唉哟唉哟嗨……”由此，祖传的船工号子在赵庆福手中得到了新生，此后多年，赵庆福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参与修桥架梁建设，现场总是能响起他那富有特色韵味儿的号子声。在传统船工号子的基础上，他还不断根据当时的生产生活背景即兴创作不少新时期的号子。
号子还给赵庆福带来了姻缘。赵义强听父母说过他们是如何相识的。原来，修建密云水库的时候，赵庆福每天都领着大伙儿喊号子，给大家鼓舞干劲。“我母亲心想，这人怎么不累啊，一天喊这么久。后来，我父母就相识了，我母亲当过广播员，跟着我父亲也学会领号了。”赵义强说，父母还组织过200多人的秧歌会，用运河特色的文化制作了道具，安排了领号的、拉纤的、掌舵的……用扭秧歌的形式表演漕运。后来，村子拆迁后，秧歌会也解散了，道具还保存在赵义强家里。
赵庆福有两个儿子，赵庆福在运河上打鱼时带着大儿子赵义强喊号子，骑自行车时也吆喝，有时候躺那儿也喊几嗓子，于是赵义强耳濡目染，学会了船工号子。二儿子赵义军喊得也比较好，而且唱京东大鼓也比较拿手。“我侄女是天津戏校毕业的，唢呐吹得好，而且号子也喊得专业。”赵义强说，“我们一家子准备把船工号子喊下去，让老一辈留下来的东西一直传下去！”
4
他发掘出了船工号子
谈起通州运河船工号子，就不得不提到通州区文化馆的退休职工常福尧。通州区博物馆书记任德永告诉记者，正是常福尧老人率先发掘并整理出了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才使这些民间音乐不至于被历史所湮灭。
记者到通州区文化馆找到了常福尧老人。据他回忆，他最早接触到船工号子，是在1987年。当时文化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编纂《中国民间艺术十大集成志书》，北京市也进行民间歌曲征集，要求各基层文化单位负责搜集整理本地的民间歌曲。而常福尧正是通州文化系统的基层工作人员，他写过曲，会记谱，正是具体经办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于是，局里给他配了个录音机，让他骑辆自行车天天一个人去各个村里跑。
“虽然每天顶着大太阳骑自行车大老远跑好几个村子，但真没觉得苦，主要是年轻，而且也确实是喜欢民间歌曲。” 常福尧介绍说，他搜集了70多首花会歌曲、小调、儿歌、叫卖、吟诵调的时候，规定的上报时间已经快到了，领导催着他赶快上报得了。但是，他想到自己还听到过船工号子，于是，他又骑着自行车沿着运河沿浅的村庄，挨个村寻找会唱船工号子的人。
在西集镇张各庄村，有人会唱拉纤号子，常福尧录了三首。到了上坡村，他录下了起帆号，在杜柳棵村，他又录下了摇橹号。“说实在的，那时候每录下一首船工号子，我都挺激动的，因为会唱的人太少了，偶尔找到会唱的，也唱不全，就会几句，或者就会一两首。”常福尧说，突破口在浅滩村。找到浅滩村时，有人告诉他，有位叫王春龙的老人，已经78岁了，会唱船工号子。常福尧找到王春龙，老人唱了摇橹、拉纤等5首，而且老人还告诉他，村里还有人会唱。于是，常福尧继续在村里走访，直到他找到赵庆福。
“赵庆福几乎会唱所有的号子，像起锚号、揽头冲船号、摇橹号、出舱号、装舱号、立桅号、跑篷号、闯滩号、拉纤号、绞关号、闲号等等。”常福尧一边说着每种号子的名称，还一边详细介绍每种号子的唱法。
整理出这些号子后，常福尧又总结出其有别于其他地方号子的特点。他认为，运河没有长江、黄河的船工号子那样紧张激烈的节奏，因为北运河经过之地皆为平原，水势平缓，所以船号也平稳、优美、抒情如歌，这叫“水稳号不急”。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唱词中京味儿、通州味儿特别浓，主要体现在唱词多用儿化（如三儿、人儿、鞋儿等），以及具有通州地方特色的衬字、衬词（如四儿搭四儿的、一了个儿的），再加上通州人特有的幽默风趣的表达方式（如称媳妇为“做饭的人儿”、称男人为“一百多斤儿”等），使它更具有通州特色，这叫“词带通州味”。由于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是从南方学过来的，其中的拉纤号和出仓号就含有南方的民歌音调，尤其在悠长、速度较慢的曲调中表现更为明显，这与漕运带来的南北文化交流融合有关，所以第三个特点就是“北曲含南调”。而第四个特点就是“闲号独一份”，“闲号”之名是常福尧起的，指的是船停靠在码头之后，船工和岸上的人交流逗乐之时，唱一段让大家高兴的曲儿，由于不是劳动之时所唱的号子，所以起名为“闲号”。
常福尧把这些录音整理成曲谱递交了上去，而这些曲谱也成为北京市惟一的船工号子。当时常福尧收集整理的14首船工号子全刊登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志书·北京卷》，而且还是开篇之作。
“没有了漕运，船工号子就失去生存的土壤了，只能乘传承人还在，录音录像保存起来，然后放在音乐教材里，利用音乐院校来传承。”常福尧提到了船工号子面临的难题，而他也在通过自己的方式保护与传承船工号子，比如他去运河中学、史家小学通州分校讲船工号子，他在保护船工号子原生态的基础上，重新编曲，使其舞台化、艺术化，使其更具有生命力。希望在船工号子的传承人赵庆福及发掘人常福尧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使北京市的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能更好地传承下去。
元明清三代，漕运进入了鼎盛时期。两万余艘漕运船只首尾衔接，浩浩荡荡地穿行在京杭大运河之上。尤其是到了运河通州段，甚至要采取“限行”的措施，也就是要对行船的顺序和到达通州的时间，以及返航的时间都作出十分详细的规定。正如朝鲜使臣李宜显所载：“曾闻通州船樯，有如万木之森立，为天下壮观云。”清代通州学政尹澍也赋诗云：“天际砂名帆正悬，翩翩遥望影相连。漕艇贾舶如云集，万国鹈航满潞川。”
除了众多的漕船，还有不少商船、客船在运河上往来。船只数量如此之多，所需的船工数量也极为庞大。我国劳动人民自古就有在耕作时喊号子的传统，比如《西游记》中就有“每一个小行者……一齐着力，打个号子，把那丝绳都搅断，各搅了有十余斤”的描写，而更早之前的西汉典籍《淮南子》有一段记载：“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这是汉族先民一边集体搬运巨木，一边呼喊号子的逼真描写。所谓“劝力之歌”就是后来的劳动号子，一些协作性较强而劳动动作在节奏、速度上经常变化的集体劳动，需要步调一致、动作协调，如果没有统一的指挥号令，动作就会参差不齐、力量分散，劳动就无法顺利进行。而船工也不例外，行船之时，每当有打蓬、拉纤、摇橹、撑篙、闯滩等各种需要船工们集体协作的劳动项目，号子声便响彻云霄，形成了“南来北往船如梭，处处欣闻号子歌”的热闹景象。
久而久之，号子也成为船工们劳逸结合的工具，甚至发展成为歌曲，比如“嗨呀哈嗨!栽下膀子探下腰，背紧纤绳放平脚，拉一程来又一程噢，不怕流紧顶风头。临清州里装胶枣，顺水顺风杭州城，杭州码头装大米，一纤拉到北京城”。
运河越往北，全国各地的船只就越多，号子也就各具特色，南腔北调都能听闻。尤其到了通州一带，运河上日夜运输漕粮，号子声响彻连天，以至于靠岸而居的人们称之为“十万八千嚎天鬼”，这句话在后来说及船工号子时，经常会被大家引用。
不过，在这南腔北调之中，也夹杂着具有北京特色的船工号子。这些号子是由通州的船工们受南方漕运船工的影响而创作，具有南方民歌音调，却也有北京典型的儿话音。用发掘出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通州文化馆工作人员常富尧的话来说，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独有风格可以概括为：水稳号不急，词带着通州味，北曲含南腔，闲号儿独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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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纤夫与领号人
在家里排行老三的赵庆福今年已经88岁，他是通州永顺镇盐滩村人。这位老人可不简单，他是大运河通州段上最后一位纤夫，也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惟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年轻的时候，他还是船上的领号人。
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是在2006年被评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属于北京市传统民间音乐的号子，指的是通州到天津段运河（即北运河）的船工号子，它是运河船工为提高劳动效率而创作的民歌品种。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渊源，如今只能根据演唱者的回忆追溯到清道光年间，它是以家庭、师徒、互学的方式传承至今的。光绪末年，漕运废除，通州码头地位逐渐消失，但在运河上民间的客货运输却延续到1943年，直到运河因大旱断流才停止。至此，与漕运共兴衰的号子也从大运河上消失。但是船工号子因有传人，所以流传至今。
作为最后一位会唱船工号子的纤夫，在前些年，赵庆福老人会在每天早上6点多，走到离家不远的运河边上，亮开嗓门吆喝一阵船工号子，要不然这一天都过不舒坦。但是，据赵庆福老人的大儿子赵义强介绍，随着年龄的增大，老人已经不能准确回忆年轻时代的故事。当然，老人这一辈子的经历，儿女们从小到大听过无数遍，早已耳熟能详，甚至也能随口喊出一段船工号子来。
赵庆福原来住在永顺镇盐滩村，一出门走几步就是运河大堤。如今的永顺镇位于通州新城区的中心区域，运河文化广场就地处永顺镇域之内。而在历史上，它也是京杭大运河的北起点，大运河、通惠河、温榆河等六条河流流经永顺镇，可谓交通便利，多河富水。在漕运兴盛的年代，永顺镇盐滩村是盐的集散地，从南方运过来的盐都要先卸到这个小村落，然后再运到京城里去，而这也是这个小村落的名称由来。盐滩村的生意并不仅仅局限于盐，它还是从南方运来的丝绸、瓷器等物件的集散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盐滩村的村民主要在运河上讨生活，赵庆福一家也不例外。
“历史上我们村子里有几个人口比较多的家族，比如赵家、屈家、程家等，都有各自的船只，没船的人也给有船的人打工。在我爸还小的时候，这些船主要是跑天津，一趟得一个星期，去的时候满载毛皮和药材，回来的时候装着海盐、食糖和茶叶。”赵义强介绍说，“我父亲没上过学，6岁的时候就到船上干活了，那时候船上要培养领号子的，主要是看哪个孩子聪明、水性好、熟悉航道，知道哪儿有漩涡、浅滩，知道根据不同的情况提醒纤夫如何拉纤等。”在这个过程中，赵庆福脱颖而出。
领号的人在船上是有特殊地位和待遇的，一般领号人多是有经验的船工，出活不出活全看领号的，所以工钱都比船上其他的师傅高。6岁时，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小福子”的赵庆福初上船时，先是帮大人浇船，一遍一遍地浇，主要是防止船裂开。到9岁的时候，赵庆福干的活就相当于一个伙计，他可以扳舵、推舵。他还记得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掌握技术的要诀在于心里念念有词，“推舵，吃烧饼；扳舵，吃油炸鬼（油条）”。
在这个过程中，赵庆福学会了喊船工号子。领号多为家族传承，其次是师徒传承，互学传承。赵庆福喊的船工号子是祖传，爷爷教会了姨夫和父亲，姨夫和父亲又教会了他，姨夫曾经告诉他，学会这号儿就能吃遍天下。当然，赵庆福没有想到，漕运没落之后，船工号子在运河上没了用武之地，却因为其艺术价值而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反而受到更广泛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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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号的活儿并不好干
如果不是接触到船工号子，很少有人会想到，北京居然也有纤夫！在大家的印象中，纤夫往往是在长江之类水流湍急的地方出现，其实不然，运河河水虽然平稳，逆水而行时也是要纤夫拉纤的。
赵义强介绍说，他听父亲讲过，村里的船只基本上都是跑天津，一趟来回要一个星期。去天津时顺水，不拉纤，船工们摇橹即可，费时大约3天，回来时逆流，就要拉纤。每艘大船一般配7到10个纤夫，分头纤、二纤等，头纤掌握方向，领号的在末纤观察整个方向，大家都听领号的指挥。
生长在紧靠运河的浅滩村，赵庆福从小就在水里泡着，听着船工号子长大。他记得有一次父亲对他说，纤夫这行当虽然累，但学会了号子就能苦中作乐。刚上船时，赵庆福才6岁，没法干纤夫这样的重活，他便受命手握铃铛，脸上抹白，再弄个假小辫儿顶在脑袋上，在船头边喊边跳，逗大伙儿。过了几年，赵庆福就跟着大人上岸拉纤，而且学会了全套的船工号子，成了当时队伍里最年轻的纤夫。
赵义强说，拉纤的活很不好干，不过父亲说运河纤夫是个既辛苦又浪漫的活儿。运河纤夫背纤拖船，比人力大板车夫还要艰辛。少数大板车夫至少还拥有自己的大板车，而运河纤夫一般是纯凭劳力输出讨生活，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白天不论刮风下雨毒日头，都是照走不误，晚上船舱里一窝就是一觉。那时的纤夫们没人穿鞋，因为穿鞋走在河道里太费了，尽管脚上都是老茧，但走河滩的时候还是经常蹭出血泡。
最有意思的是，当年纤夫们的“工作服”大多是一条缅裆裤，从前向后一系，遮前不遮后，从后面看，一群光屁股的大老爷们走在河滩上，粗野豪放。为什么纤夫会光屁股？大概是纤夫虽然在岸上走，但只要船一搁浅，就要跳下水干活儿。当时纤夫们太穷了，根本没有几条像样的裤子，舍不得成天在水里泡着让它变糟。
作为领号人，赵庆福就更辛苦了。拉纤的时候他要喊号子鼓舞大家，等船停下全休息了，他还要去打前站，也就是要单独往前走几公里再走回来，他不回来船不能走。尤其是下雨天，船主担心河边有变化，这样拉纤经过的地方和所拉的方向都不一样，更是需要领号的提前探好路。而当船只晚上停靠在码头时，为了调剂大家的情绪，调动船工和围观人群的积极性，领号人就要手拿拨浪鼓，把民间小曲揉进号子里唱出来，这就属于领号人的个人表演了。
领号人所喊的船工号子看似简单，其实门道非常多。开船的时候有起锚号、船行到水深处要有摇橹号，卸货或者装货的时候有出舱号和装舱号，船只搁浅时要有闯滩号，纤夫拉纤时要有拉纤号……林林总总不下十种。除了嗓门要大，喊号的船工还要有行船经验，喊得恰到好处就会事倍功半，船都搁浅了才想起来喊号子，那就是“欠抽”了。船工号子中有一种“打篷”号子，是水手扬帆时唱的，因为“帆”和“翻”同音，运河的船帮最忌讳提翻字。赵庆福有一次忘了规矩，把打篷说成了打帆，结果被师傅抽了个大耳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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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爱人因号子结缘
“摇啦啦嘿，晃起来嘿，呦啦嘿~吆嘿~呦哇嘿……。”说到动情处，赵义强会随口来一段号子，这是他从小跟着父亲在运河上打鱼和摆渡时学的。他还记得，前几年父亲还能随口唱出立桅号、打篷号等九套号子。
这些船工号子都是赵庆福在16岁之前所常用的。他16岁那年，正好赶上国民党抓兵，他被抓去后又跑到张家口学评剧，并到沈阳评剧院学戏。于是，他在运河之上的拉纤与领号人生涯便结束了。当然，在这个时期，船工号子已经随着漕运的废除而没落。早在光绪年间，北运河的主要补给河流潮白河溃决改道，再加上海运和陆运兴起，以及朝廷改征粮为折扣银两，致使通州码头的地位逐渐减弱，漕运废除。但运河上民间的客货运输，直到1943年运河因大旱断流时才停止。赵庆福的水上时光，正好是运河年代的末端。
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赵庆福回到了家乡，当时通州通往北平的一座桥被烧了，为配合解放军和平解放北平，赵庆福组织了一些船工一夜之间搭好了浮桥。喊过船工号子又在戏园子里唱过戏的赵庆福，在修桥中开始喊鼓舞干劲的号子，比如“大家使吧劲噢，唉哟唉哟嗨……”由此，祖传的船工号子在赵庆福手中得到了新生，此后多年，赵庆福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参与修桥架梁建设，现场总是能响起他那富有特色韵味儿的号子声。在传统船工号子的基础上，他还不断根据当时的生产生活背景即兴创作不少新时期的号子。
号子还给赵庆福带来了姻缘。赵义强听父母说过他们是如何相识的。原来，修建密云水库的时候，赵庆福每天都领着大伙儿喊号子，给大家鼓舞干劲。“我母亲心想，这人怎么不累啊，一天喊这么久。后来，我父母就相识了，我母亲当过广播员，跟着我父亲也学会领号了。”赵义强说，父母还组织过200多人的秧歌会，用运河特色的文化制作了道具，安排了领号的、拉纤的、掌舵的……用扭秧歌的形式表演漕运。后来，村子拆迁后，秧歌会也解散了，道具还保存在赵义强家里。
赵庆福有两个儿子，赵庆福在运河上打鱼时带着大儿子赵义强喊号子，骑自行车时也吆喝，有时候躺那儿也喊几嗓子，于是赵义强耳濡目染，学会了船工号子。二儿子赵义军喊得也比较好，而且唱京东大鼓也比较拿手。“我侄女是天津戏校毕业的，唢呐吹得好，而且号子也喊得专业。”赵义强说，“我们一家子准备把船工号子喊下去，让老一辈留下来的东西一直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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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掘出了船工号子
谈起通州运河船工号子，就不得不提到通州区文化馆的退休职工常福尧。通州区博物馆书记任德永告诉记者，正是常福尧老人率先发掘并整理出了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才使这些民间音乐不至于被历史所湮灭。
记者到通州区文化馆找到了常福尧老人。据他回忆，他最早接触到船工号子，是在1987年。当时文化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编纂《中国民间艺术十大集成志书》，北京市也进行民间歌曲征集，要求各基层文化单位负责搜集整理本地的民间歌曲。而常福尧正是通州文化系统的基层工作人员，他写过曲，会记谱，正是具体经办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于是，局里给他配了个录音机，让他骑辆自行车天天一个人去各个村里跑。
“虽然每天顶着大太阳骑自行车大老远跑好几个村子，但真没觉得苦，主要是年轻，而且也确实是喜欢民间歌曲。” 常福尧介绍说，他搜集了70多首花会歌曲、小调、儿歌、叫卖、吟诵调的时候，规定的上报时间已经快到了，领导催着他赶快上报得了。但是，他想到自己还听到过船工号子，于是，他又骑着自行车沿着运河沿浅的村庄，挨个村寻找会唱船工号子的人。
在西集镇张各庄村，有人会唱拉纤号子，常福尧录了三首。到了上坡村，他录下了起帆号，在杜柳棵村，他又录下了摇橹号。“说实在的，那时候每录下一首船工号子，我都挺激动的，因为会唱的人太少了，偶尔找到会唱的，也唱不全，就会几句，或者就会一两首。”常福尧说，突破口在浅滩村。找到浅滩村时，有人告诉他，有位叫王春龙的老人，已经78岁了，会唱船工号子。常福尧找到王春龙，老人唱了摇橹、拉纤等5首，而且老人还告诉他，村里还有人会唱。于是，常福尧继续在村里走访，直到他找到赵庆福。
“赵庆福几乎会唱所有的号子，像起锚号、揽头冲船号、摇橹号、出舱号、装舱号、立桅号、跑篷号、闯滩号、拉纤号、绞关号、闲号等等。”常福尧一边说着每种号子的名称，还一边详细介绍每种号子的唱法。
整理出这些号子后，常福尧又总结出其有别于其他地方号子的特点。他认为，运河没有长江、黄河的船工号子那样紧张激烈的节奏，因为北运河经过之地皆为平原，水势平缓，所以船号也平稳、优美、抒情如歌，这叫“水稳号不急”。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唱词中京味儿、通州味儿特别浓，主要体现在唱词多用儿化（如三儿、人儿、鞋儿等），以及具有通州地方特色的衬字、衬词（如四儿搭四儿的、一了个儿的），再加上通州人特有的幽默风趣的表达方式（如称媳妇为“做饭的人儿”、称男人为“一百多斤儿”等），使它更具有通州特色，这叫“词带通州味”。由于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是从南方学过来的，其中的拉纤号和出仓号就含有南方的民歌音调，尤其在悠长、速度较慢的曲调中表现更为明显，这与漕运带来的南北文化交流融合有关，所以第三个特点就是“北曲含南调”。而第四个特点就是“闲号独一份”，“闲号”之名是常福尧起的，指的是船停靠在码头之后，船工和岸上的人交流逗乐之时，唱一段让大家高兴的曲儿，由于不是劳动之时所唱的号子，所以起名为“闲号”。
常福尧把这些录音整理成曲谱递交了上去，而这些曲谱也成为北京市惟一的船工号子。当时常福尧收集整理的14首船工号子全刊登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志书·北京卷》，而且还是开篇之作。
“没有了漕运，船工号子就失去生存的土壤了，只能乘传承人还在，录音录像保存起来，然后放在音乐教材里，利用音乐院校来传承。”常福尧提到了船工号子面临的难题，而他也在通过自己的方式保护与传承船工号子，比如他去运河中学、史家小学通州分校讲船工号子，他在保护船工号子原生态的基础上，重新编曲，使其舞台化、艺术化，使其更具有生命力。希望在船工号子的传承人赵庆福及发掘人常福尧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使北京市的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能更好地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