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人艺来演《白鹿原》,北京人艺成了众矢之的;四川人艺来了《茶馆》,北京人艺再次沦陷,一次次戏剧圈舆论的狂欢,天字一号的剧院似乎很容易被方言话剧打败。这两出戏皆是北京人艺举全院之力、更是导演林兆华在巅峰时期的发力之作,何以就被地方院团映衬得如此“自惭形秽”?
同一个题材,难免一较高下,但每一次“某某人艺不输北京人艺”的说法是否都足够掷地有声?川语《茶馆》视觉满分,但语言的减损以及表演的火候也未免让人有大大的不满足。
四川试演后,有人说“北京人艺的《茶馆》是北京的茶馆,而四川人艺的《茶馆》是全国的茶馆”,这句话颇为点穴——一直以来,《茶馆》独享着“只有一个版本的经典”殊荣,但古今中外,没有一个能够传世的文学经典只以一种方式呈现。从这个角度,四川人艺撬开了一扇无人敢触碰的禁忌之门。
形式虽老但入木三分,舞台虽旧却中外罕有,自带文学光环的经典不应远离舞台,更何况话剧《茶馆》还有表演的加持。1999年这一代演员接班《茶馆》时,黄宗江看后仅仅说了三个字“不容易”。
要知道,在那之前,濮存昕曾经在1992年经典版谢幕时跑过茶客;梁冠华不仅演过黄胖子,还曾是刘麻子的C组;杨立新更是一赶二,前饰卖耳挖勺的老头,后演京剧旦角……“熏”出来的演员尚且不挂味儿、不精道,而如今四川人艺的演员在李六乙导演的改造下,以刚刚摆脱四川盆地的表演气质演绎出的人物,就获得了戏剧界“众口一词”的赞誉,也未免有些言过其实。
其实,四川人艺的《茶馆》,北京人艺的《茶馆》;都各有长处,也自然的,各有短处,取长补短也好,扬长避短也好,纵然有竞争,但也更讲互学。把艺术做得精进,这才是目的。
但有些人,无论是艺术创作者,还是艺术评论者,为了挑战权威而挑战权威,为了挑毛病而挑毛病,为了打靶子而找靶子……什么是经典,什么是实验;什么是传统,什么是反传统……人家说理不辩不明,但这些人辩起来不讲理。
我们需要的是科学的、严肃的艺术批评,需要的是在继承经典的基础上遵循艺术的规律来发展艺术理论、提高艺术创作。艺术作品的成败,不是以打倒谁为考量,而是以是否为人民群众所喜爱为标准,是否为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为标准,是否符合社会发展和艺术发展需要为标准。
如果读过焦菊隐先生的论文或者了解焦菊隐先生的历史,就会知道他虽然搞的是戏剧,但是他的传统艺术基础之雄厚非一般戏剧人所能比;如果看过老舍先生写的相声,就会知道他是如何从传统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如果不知道林兆华的戏剧节组织过鼓曲专场,就不会全面了解他对人艺戏剧的继承与改革;如果没有人艺版《茶馆》以及谢添电影版《茶馆》,也不会体会到李六乙版《茶馆》的灵感发挥。
如果说人艺版的《茶馆》是新中国话剧史上的一个顶峰,那么川语《茶馆》的出现,不应该是对顶峰的挑战,也不是对顶峰的超越,而是在顶峰上面的攀爬,是文化多元化的一种体现。
同时,它的出现,又如一面铜镜,让北京人艺,让经典,时刻不忘记思考与反省,从新事物中汲取营养。经典与创新,相互作用,最终,得利的是中国戏剧事业,乃至于整个文艺事业。
反过来说,那种站在巨人肩上攀爬,最终又向巨人脑袋上吐唾沫的行径,只可能毁掉一切:从艺术到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