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情应与这片土地和人民息息相关

2017-11-05 10:37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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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光明日报  记者 张国圣

历经百年的中国新诗,已从“渺小之火”发展成“星光满天”。百年新诗如何发展,如何坚守诗歌传统、传载文化自信?近日在西南大学举行的第六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上,著名诗人、诗歌研究者和评论家们,就此进行了交流探讨。

1918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4卷1期,刊登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人的9首诗。这9首诗被认为是公开发表的第一批中国新诗。过去100年间,中国新诗涌现了一批批经典作品和优秀诗人。“华文新诗得到了很大发展,写作者中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兵团’,但应当承认华文诗歌仍然还不成熟。”著名诗评家、重庆市文联荣誉主席吕进认为,新诗需要更多地融入民族文化传统,尤其是要改变长期游离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外的窘况。同时,还需要推进自由体新诗、格律体新诗等多样化诗体建设,进一步丰富新诗诗体。

“新诗作为华文诗歌的现代形态,同样需要确立文体规范,需要推进多样化的诗体建设。”吕进说,“没有公认的文体规范,优秀的诗和低劣的诗、真诗和伪诗就会鱼龙混杂。没有标准,诗歌评论就容易乱象丛生,出现为人诟病的‘圈子诗评’‘金钱诗评’和‘权力诗评’。”

诗评家乔延凤认为,中国新诗完全摆脱诗体约束,客观上造成了规范缺失以致“非诗泛滥”,诗体建设被提上日程是十分自然的事。“在新诗诗体建设中要依照诗歌发展的客观规律,积极做好研究、规范、促进、融合工作,不能消极等待,也不要操之过急。”乔延凤说。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蒋登科说,打破旧体诗格律之后,新诗以自由诗为主。但“破”了之后却“立”得不多,不注重体式规范,不关注诗歌的音乐性特征,不认可既有的艺术经验,出现了散文化、非诗化趋向,在现有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对诗体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新诗的未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一些学者将古典诗歌传统与新诗,进行了截然不同的分段式研究,这有一定道理,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新诗与旧体古诗之间的强大联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认为,百年新诗应该注重与传统文化和传统诗歌的关系,加强与外国诗歌的交流,在中外诗歌交互影响的基础上增强文化自信。诗人创作要具有当下性和世界性眼光,承担起民族诗歌复兴的重任。

“像艾青这样的现代诗人,其作品达到了语言艺术性和内容反映时代声音的双重高度。又比如我们今天读屈原、李白、歌德的作品,依然能读出新的东西来,读出其现代性。这也是伟大诗人的一个特征。”吉狄马加说。

从事诗歌创作30余年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李永才,称赞现在的诗坛新人辈出,很多“90后”作品令人惊喜。李永才感慨地说,新诗跟古体诗不一样,感觉新诗越来越难写,在不断自我突破的过程中,有必要从古体诗传统中汲取养分。诗评家王端诚认为,新诗格律的创建离不开对中华古典诗艺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要继承旧体偶行押韵韵式并借鉴欧诗韵式,还可以遵循对称审美原则构建规范而灵活的句式。“分析和评估诗歌现状时,肯定成就和贡献毋庸置疑,但问题和困难更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面向未来的新诗,迫切需要寻找到一条重返公共艺术场域的路径。”李永才说。

著名诗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傅天琳说,这是一个令诗人自信的时代,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文化和文艺工作的阐述,讲到了文艺工作者的心头上。傅天琳说:“当诗人赤脚踏在这片泥土上,他们所拥有的诗情就应该与这片土地和人民息息相关,并为民族文化而自豪。”

(本报记者 张国圣 本报通讯员 李凡)

责任编辑:袁帅(QN0015)  作者:张国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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