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历史学家，联合起来！” 二十一世纪的两位历史学家这样呐喊道。
这两位历史学家分别是布朗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乔·古尔迪（Jo Guldi）和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历史学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一书的作者。2014年10月2日，剑桥大学出版社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开了《历史学宣言》电子版，并开设了论坛供读者讨论。这是剑桥大学出版社首次在出版图书纸质版前将书的电子版发布在互联网上。
书甫一出版即引起了学界的热议。不少学者支持古尔迪和阿米蒂奇的观点。《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将《历史学宣言》称作“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历史学教授大卫·克里斯蒂安抱持着大历史观，写就了《大历史：虚无与万物之间》《极简人类史》等书，他认为：“乔·古尔迪和大卫·阿米蒂奇的贡献在于，他们在书中讲述了一个史学如何回归大图景思维的颇有力度的故事，他们要求史学家结合微观史的洞见和大数据的兼容优势。”
截至2017年3月，作者之一阿米蒂奇的哈佛大学个人网站上，就已列出了近一百五十篇对《历史学宣言》一书的书评、博文、报道、访谈等。日语版、意大利语版、西班牙语版、土耳其语版等多个版本也陆续出版。中文版则于2017年3月由格致出版社推出。
为何宣言：长时段的历史和短期主义的幽灵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布罗代尔被囚禁在德国战俘集中营。成为战俘前，他正在撰写关于菲利普二世时期地中海历史的博士论文。在战俘营中，布罗代尔几乎全凭记忆写作。而正是这部在艰苦条件下完成的鸿篇巨制——《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初步显露了布罗代尔对长时段的思考和运用。1958年，布罗代尔在为《年鉴》杂志撰写的文章《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中首次提出“长时段”的概念。年鉴学派和长时段历史观也由此逐渐走上了历史舞台。
《历史学宣言》呼吁的正是长时段的回归。之所以说“回归”，是因为“有一阵子，长时段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短期主义，亦即研究视野仅仅为五十年、十年甚至五年的模式。借用《共产党宣言》的句式，古尔迪和阿米蒂奇慨叹：“一个幽灵，短期主义的幽灵，正困扰着我们这个时代。”
不过，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强调，这里的长时段不同于布罗代尔的那种长时段。他们称其为“新的长时段”，并且认为这种新的长时段较之布罗代尔的长时段更具活力和灵活性，也更具鉴别能力——这些特点的一大来源是这个时代独有的大数据。在这个时代，史学家也背负了新的使命：“不仅仅要后顾，更要前瞻。要重新梳理历史与未来之间的联系。要学会用历史反思未来。”“新的长时段史学家应当学会用历史去批判现实，并恢复史学的本来面目：一种富于批判性的社会科学。”历史这门学科应当是时代的仲裁。
2014年10月22日，英国广播公司（BBC）Radio 3 Free Thinking栏目组织了一期主题为“历史和政策”（History and Policy）的讨论，特邀《历史学宣言》作者之一大卫·阿米蒂奇，英国保守党议员、历史学家克里斯·斯基德莫尔，“历史和政策”组织主任鲁西·德拉普，以及牛津大学中国政治和历史教授拉纳·米特参与讨论。几位嘉宾在节目中讨论了历史如何以及何时失去了其首席地位、微观史（micro-history）和长时段的运用、新兴技术在处理大数据的过程中如何掌控微观和宏观、史学家与政策制定等问题。
在谈及为什么写这部《历史学宣言》以及为什么是现在出版这样一本书的问题时，阿米蒂奇表示，当今世界事务存在一种“短期主义”危机。世界好像是基于五年或至多是一个选举周期的时间跨度在运行。历史学家的视野应该是超过五十年、一百年甚至一千年的更深层的历史，而当今，在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却不会谈及这种视野。“这让历史学家们感到灰心丧气——我相信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有这种感受。眼看着这个世界急速堕落，我们意识到，针对这些问题，历史学家能够发话，因此我们站了出来。我们的话语应当推动所有的史学专业人士重获公共领域话语权。”
比如关于气候变化问题。很明显，近年来关于这一话题的争论引起了人们的忧虑，科学共识明确指出了气候变化的人为性质，至少过去二百年来是这样的。但这一问题大部分都留给了气候学家解答，然而对于历史上气候变化如何从世界上的某些区域、某些人群以及某些人类行为如工业革命或帝国主义中显现出来，他们却一无所知。而历史学家直到最近才在这场争论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历史学家还能引发出很多类似的辩论。这些问题通常被选举政治和短周期给横切了，但这种时候我们需要的反而是在几百甚至几千年的周期中进行思考。“对此，我们既要往回看，也要向前看：往回看，了解气候变化从何而来、谁对此负责；向前看，对于各种可能的未来情形，想象我们会做什么。”
宏观史和微观史当共存互惠
大数据、数字化资源、数字化档案和信息储存等的发展改变了历史学家参与政策的程度。阿米蒂奇直言，这给历史学家带来差异化，但同时也拓宽了历史学家参与更广泛公共讨论的余地。大数据正在从我们身上搜集每时每刻的数据。数字化的历史研究和分析、可视化、数据处理，这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机遇，而对社会活动家而言则有点像是危机。他们在寻求数据，历史学家也是。史学家需要找到某些数字历史学家称为“远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的方法，并在数据中找寻更大的模式，后者能够指引史学家深入研究的方向和研究的问题，以及在大量信息资料中要关注哪些档案和材料。
当然，面对大数据，史学家面临的是抽样和挑选的风险。他们可以用这些数据证明想要证明的问题，但也会有另一批人用另外一些数据去驳斥前者基于大数据的论点。史学家可以用统计学证明任何想要证明的问题，也能用历史案例研究论证要想论证的观点。政治家们很好地掌握了这一点。克里斯·斯基德莫尔拿英国下议院的例子说明了这个问题：“两边的政治家可以选取简单的事实，使其有利于自己的观点。”
对此，《历史学宣言》强调：“我们不是要用宏观史去反对微观史，而是要提出大问题，这些大问题源于特定案例研究。将宏观和微观、长期视野和短期主义相融合，这才是关键。”历史有着识古通今、去伪存真的力量。长时段历史可以开阔视野，拓宽研究和治理的思路，利于史学家和政治家破除束缚我们展望未来的绳索，看到更为清晰的发展前景。微观考据则可以去伪存真。在这个信息超载、大数据成为一种时尚的时代，微观考据对大量信息数据的历史式处理更加不可或缺。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希望复兴的历史，“既要延续微观史的档案研究优势，又须将自身嵌入到更大的宏观叙事，后者要采信多种文献数据”。只有微观史（短期分析）和宏观史（长时段概述）相结合，才能产出内容厚实、观点鲜明、富有道德蕴含的综合性学术作品，达成历史后顾前瞻的使命。
批判性历史：史学家如何参与政治
当然，历史学家能够谈论的不仅仅是这些长期性的大问题，对日常较小的政策变化他们也能发话。“历史和政策”组织主任路西·德拉普介绍说，该组织运行了十二年，期间汇集了五百名历史学家，产出上百篇研究成果。研究成果中包括从十八世纪“金酒醉乱”时期的酒类法律法规，到十九世纪威廉·格莱斯顿首相的《售酒法案》，帮助他们对酗酒和酒类单价展开讨论，而这些正与当下息息相关。历史学家要注意的是这些现象发生的不同方式和不同背景，然后看当下的政府和公众人物对此如何评说，以及哪些政策会奏效。
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在《历史学宣言》中叹息道，伴随长时段的退却和短期主义盛行的，是史学家失去了一度享有的对政策的影响力。过去，历史学家在政治中的投入比现在多很多。也许不能说那是一个“黄金时代”，但确实有过历史学家居于领导地位的时候。比如，十九世纪末阿尔弗莱德·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有数十年时间是美国、德国、日本海军院校军事战略课的指定教材。韦伯夫妇撰写了十一卷本的英国政治史，使英国历史上的诸种制度能够成为未来改革的参照。
又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R.H.托尼赶赴中国进行调查研究。托尼是著名的费边主义历史学家，其对十六世纪英国圈地运动的研究非常有名。他的研究看上去好像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相去甚远。然而那段时期国际联盟这样的国际组织十分关注土地改革的前景以及中国的农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正经历着什么。同时，历史研究是可转换的技能，就像托尼那样深深沉浸在土地变化以及农民与土地关系的英国历史研究中，却也可以轻松地将其运用到其他地方，比如中国。由此，研究英国圈地运动的托尼被派去了中国，并书写了一部中国农业史的书稿，且书稿与他所写的英国农业史有颇多契合之处，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样的长时段史和比较研究揭示了土地改革的阶级斗争，引领学者和政治家认清当代制度、探索可行的社会变革。
然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历史学家开始逐渐退出公共领域，取而代之占领这块高地的是其他学科的学者，他们的历史观往往不是基于历史证据而是普遍模式，其中最突出的是经济学家。拉纳·米特论辩道，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的交流减少，不是因为历史中的政治少了，而是多了——事实上，历史学家需要走近政治家，反之亦然，因为历史变得更具政治性了。
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呼吁批判性的历史。对此，德拉普认为，隐含在《历史学宣言》中的观点是政治化的历史。那么，为何不称其为政治化的历史？“历史记载的政治相当复杂，通常我们不能将其简化为左和右——那都是非常落伍的分类。历史学家总有他们的观点，但史学领域整体不会有任何政治偏向。”德拉普这样解释书中采用“批判性的历史”而非“政治化的历史”的做法。
对此，阿米蒂奇表示赞同。“关于批判性是否等同于政治化的问题，我认为政治化可以不从政党政治或政治谱系的角度去说，而是要意识到，作为历史学家，至少有一件事我们是可以去做的，就是让我们的长官和领导摆脱满足于左和右的现状。这绝不是一个政党问题。”
“全世界历史学家，联合起来！” 二十一世纪的两位历史学家这样呐喊道。
这两位历史学家分别是布朗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乔·古尔迪（Jo Guldi）和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历史学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一书的作者。2014年10月2日，剑桥大学出版社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开了《历史学宣言》电子版，并开设了论坛供读者讨论。这是剑桥大学出版社首次在出版图书纸质版前将书的电子版发布在互联网上。
书甫一出版即引起了学界的热议。不少学者支持古尔迪和阿米蒂奇的观点。《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将《历史学宣言》称作“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历史学教授大卫·克里斯蒂安抱持着大历史观，写就了《大历史：虚无与万物之间》《极简人类史》等书，他认为：“乔·古尔迪和大卫·阿米蒂奇的贡献在于，他们在书中讲述了一个史学如何回归大图景思维的颇有力度的故事，他们要求史学家结合微观史的洞见和大数据的兼容优势。”
截至2017年3月，作者之一阿米蒂奇的哈佛大学个人网站上，就已列出了近一百五十篇对《历史学宣言》一书的书评、博文、报道、访谈等。日语版、意大利语版、西班牙语版、土耳其语版等多个版本也陆续出版。中文版则于2017年3月由格致出版社推出。
为何宣言：长时段的历史和短期主义的幽灵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布罗代尔被囚禁在德国战俘集中营。成为战俘前，他正在撰写关于菲利普二世时期地中海历史的博士论文。在战俘营中，布罗代尔几乎全凭记忆写作。而正是这部在艰苦条件下完成的鸿篇巨制——《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初步显露了布罗代尔对长时段的思考和运用。1958年，布罗代尔在为《年鉴》杂志撰写的文章《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中首次提出“长时段”的概念。年鉴学派和长时段历史观也由此逐渐走上了历史舞台。
《历史学宣言》呼吁的正是长时段的回归。之所以说“回归”，是因为“有一阵子，长时段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短期主义，亦即研究视野仅仅为五十年、十年甚至五年的模式。借用《共产党宣言》的句式，古尔迪和阿米蒂奇慨叹：“一个幽灵，短期主义的幽灵，正困扰着我们这个时代。”
不过，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强调，这里的长时段不同于布罗代尔的那种长时段。他们称其为“新的长时段”，并且认为这种新的长时段较之布罗代尔的长时段更具活力和灵活性，也更具鉴别能力——这些特点的一大来源是这个时代独有的大数据。在这个时代，史学家也背负了新的使命：“不仅仅要后顾，更要前瞻。要重新梳理历史与未来之间的联系。要学会用历史反思未来。”“新的长时段史学家应当学会用历史去批判现实，并恢复史学的本来面目：一种富于批判性的社会科学。”历史这门学科应当是时代的仲裁。
2014年10月22日，英国广播公司（BBC）Radio 3 Free Thinking栏目组织了一期主题为“历史和政策”（History and Policy）的讨论，特邀《历史学宣言》作者之一大卫·阿米蒂奇，英国保守党议员、历史学家克里斯·斯基德莫尔，“历史和政策”组织主任鲁西·德拉普，以及牛津大学中国政治和历史教授拉纳·米特参与讨论。几位嘉宾在节目中讨论了历史如何以及何时失去了其首席地位、微观史（micro-history）和长时段的运用、新兴技术在处理大数据的过程中如何掌控微观和宏观、史学家与政策制定等问题。
在谈及为什么写这部《历史学宣言》以及为什么是现在出版这样一本书的问题时，阿米蒂奇表示，当今世界事务存在一种“短期主义”危机。世界好像是基于五年或至多是一个选举周期的时间跨度在运行。历史学家的视野应该是超过五十年、一百年甚至一千年的更深层的历史，而当今，在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却不会谈及这种视野。“这让历史学家们感到灰心丧气——我相信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有这种感受。眼看着这个世界急速堕落，我们意识到，针对这些问题，历史学家能够发话，因此我们站了出来。我们的话语应当推动所有的史学专业人士重获公共领域话语权。”
比如关于气候变化问题。很明显，近年来关于这一话题的争论引起了人们的忧虑，科学共识明确指出了气候变化的人为性质，至少过去二百年来是这样的。但这一问题大部分都留给了气候学家解答，然而对于历史上气候变化如何从世界上的某些区域、某些人群以及某些人类行为如工业革命或帝国主义中显现出来，他们却一无所知。而历史学家直到最近才在这场争论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历史学家还能引发出很多类似的辩论。这些问题通常被选举政治和短周期给横切了，但这种时候我们需要的反而是在几百甚至几千年的周期中进行思考。“对此，我们既要往回看，也要向前看：往回看，了解气候变化从何而来、谁对此负责；向前看，对于各种可能的未来情形，想象我们会做什么。”
宏观史和微观史当共存互惠
大数据、数字化资源、数字化档案和信息储存等的发展改变了历史学家参与政策的程度。阿米蒂奇直言，这给历史学家带来差异化，但同时也拓宽了历史学家参与更广泛公共讨论的余地。大数据正在从我们身上搜集每时每刻的数据。数字化的历史研究和分析、可视化、数据处理，这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机遇，而对社会活动家而言则有点像是危机。他们在寻求数据，历史学家也是。史学家需要找到某些数字历史学家称为“远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的方法，并在数据中找寻更大的模式，后者能够指引史学家深入研究的方向和研究的问题，以及在大量信息资料中要关注哪些档案和材料。
当然，面对大数据，史学家面临的是抽样和挑选的风险。他们可以用这些数据证明想要证明的问题，但也会有另一批人用另外一些数据去驳斥前者基于大数据的论点。史学家可以用统计学证明任何想要证明的问题，也能用历史案例研究论证要想论证的观点。政治家们很好地掌握了这一点。克里斯·斯基德莫尔拿英国下议院的例子说明了这个问题：“两边的政治家可以选取简单的事实，使其有利于自己的观点。”
对此，《历史学宣言》强调：“我们不是要用宏观史去反对微观史，而是要提出大问题，这些大问题源于特定案例研究。将宏观和微观、长期视野和短期主义相融合，这才是关键。”历史有着识古通今、去伪存真的力量。长时段历史可以开阔视野，拓宽研究和治理的思路，利于史学家和政治家破除束缚我们展望未来的绳索，看到更为清晰的发展前景。微观考据则可以去伪存真。在这个信息超载、大数据成为一种时尚的时代，微观考据对大量信息数据的历史式处理更加不可或缺。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希望复兴的历史，“既要延续微观史的档案研究优势，又须将自身嵌入到更大的宏观叙事，后者要采信多种文献数据”。只有微观史（短期分析）和宏观史（长时段概述）相结合，才能产出内容厚实、观点鲜明、富有道德蕴含的综合性学术作品，达成历史后顾前瞻的使命。
批判性历史：史学家如何参与政治
当然，历史学家能够谈论的不仅仅是这些长期性的大问题，对日常较小的政策变化他们也能发话。“历史和政策”组织主任路西·德拉普介绍说，该组织运行了十二年，期间汇集了五百名历史学家，产出上百篇研究成果。研究成果中包括从十八世纪“金酒醉乱”时期的酒类法律法规，到十九世纪威廉·格莱斯顿首相的《售酒法案》，帮助他们对酗酒和酒类单价展开讨论，而这些正与当下息息相关。历史学家要注意的是这些现象发生的不同方式和不同背景，然后看当下的政府和公众人物对此如何评说，以及哪些政策会奏效。
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在《历史学宣言》中叹息道，伴随长时段的退却和短期主义盛行的，是史学家失去了一度享有的对政策的影响力。过去，历史学家在政治中的投入比现在多很多。也许不能说那是一个“黄金时代”，但确实有过历史学家居于领导地位的时候。比如，十九世纪末阿尔弗莱德·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有数十年时间是美国、德国、日本海军院校军事战略课的指定教材。韦伯夫妇撰写了十一卷本的英国政治史，使英国历史上的诸种制度能够成为未来改革的参照。
又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R.H.托尼赶赴中国进行调查研究。托尼是著名的费边主义历史学家，其对十六世纪英国圈地运动的研究非常有名。他的研究看上去好像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相去甚远。然而那段时期国际联盟这样的国际组织十分关注土地改革的前景以及中国的农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正经历着什么。同时，历史研究是可转换的技能，就像托尼那样深深沉浸在土地变化以及农民与土地关系的英国历史研究中，却也可以轻松地将其运用到其他地方，比如中国。由此，研究英国圈地运动的托尼被派去了中国，并书写了一部中国农业史的书稿，且书稿与他所写的英国农业史有颇多契合之处，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样的长时段史和比较研究揭示了土地改革的阶级斗争，引领学者和政治家认清当代制度、探索可行的社会变革。
然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历史学家开始逐渐退出公共领域，取而代之占领这块高地的是其他学科的学者，他们的历史观往往不是基于历史证据而是普遍模式，其中最突出的是经济学家。拉纳·米特论辩道，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的交流减少，不是因为历史中的政治少了，而是多了——事实上，历史学家需要走近政治家，反之亦然，因为历史变得更具政治性了。
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呼吁批判性的历史。对此，德拉普认为，隐含在《历史学宣言》中的观点是政治化的历史。那么，为何不称其为政治化的历史？“历史记载的政治相当复杂，通常我们不能将其简化为左和右——那都是非常落伍的分类。历史学家总有他们的观点，但史学领域整体不会有任何政治偏向。”德拉普这样解释书中采用“批判性的历史”而非“政治化的历史”的做法。
对此，阿米蒂奇表示赞同。“关于批判性是否等同于政治化的问题，我认为政治化可以不从政党政治或政治谱系的角度去说，而是要意识到，作为历史学家，至少有一件事我们是可以去做的，就是让我们的长官和领导摆脱满足于左和右的现状。这绝不是一个政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