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多勇的《淮水谣》勾勒的是淮水河畔大河湾村的日常生活景象。大河湾村是个四周被淮河水围困的小村庄，韩立海一家六口人，就生活在大河湾村的庄台上。曹多勇对韩立海一家六口人的婚嫁生子及求学求职的日常生活描写背后，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大且无法回避的主题，即人与土地关系的变化。当代农村题材的作品，在表达人与土地这层关系时，读者更多看到的是匍匐在土地上、挣扎在土地上的人，直立在土地上、能够站起来的人不多。《淮水谣》试图揭示人和土地的复杂关系，同时在纠结缠绕中也有亲切与和谐。作品里无论人与土地处于何种关系，都能看出作家在努力塑造出一批直立于土地上的人，无论生活如何艰难如何困顿，人的努力和抗争赋予了人物骨气和勇气。
《淮水谣》以韩立海一家六口人及相关人物来结构整部小说。每个人物独立成章，同时又让韩立海和吴水月这两个人物贯穿始终。这样的结构类似于橘瓣，韩立海和吴水月就是包裹橘瓣的橘皮。每章既相对独立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作家给了每个小说人物足够独立展示的时间和空间，也让同一件事在不同人物的生活中展现出不同的面貌。
小说中最让我欣赏的是对韩立海与吴水月的刻画。这对夫妇和土地的关系，始终是温和、安分的，但也是努力的。他们在和土地建立起一种亲近的、有血缘关系的联系。他们既对土地有着很深的依赖，同时又对土地有着很深的理解。在这种依赖、理解、温和、努力之下，是一种在土地上的坚持，也是韩立海夫妇对他们人生信念的一种坚持。无论如何抗争，韩立海先是自己想要离开这片土地未果，继而把孩子一个一个地送出了这片土地，但最终，他们与土地是和解的，是惺惺相惜的。所以吴水月才会要求死后埋在大河湾村临水的岸边，韩立海也不顾孩子的反对坚持把吴水月葬在了河边。连接韩立海夫妇和土地的，还有一种更为深层的因素：情。韩立海夫妇与土地之间是有情感联系的，曹多勇对于他们的这种关系的刻画，也是在很深的情感推动下才能完成的。对土地的感情，这是一种贯穿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史内核里的情感，如今正被渐渐忘却。曹多勇让韩立海和吴水月告诉我们，无论何时，人始终不应该背弃土地。
曹多勇在小说中有意虚化了时代背景，把时代历史的内核放置到人物的命运中。让人物来诉说、结构历史，给历史作证，让历史的力量以人物命运的方式呈现出来。重新结构、诉说历史，是小说家的责任。怎样去结构历史，曹多勇作了可贵的努力和探索。在某段具体的历史时空中人们的生活是否就是当下文艺作品中常见的样式？我们想象的历史生活一定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所有的生活姿态吗？曹多勇在作品中让人物的命运来说话，把判断的权力交还给了读者。
比如，小说里写到韩立海、吴水月在饥饿和苦难中不妥协，而是坚韧温和地一点儿一点儿改变自己的命运。为了让孩子读书，他们每年喂四头小花猪，用这样的方式把四个孩子送进了学校，并且创造了大河湾村的第一。苦难中有希望，艰难中有温暖，通过人物的命运，曹多勇表明，人不是历史的被妥协物，人是历史的书写者和创造者。他以韩立海、吴水月的方式，完成了人和历史关系的一种表述。
有评论者认为，曹多勇是以悍然拒绝的姿态在写作。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其实，拒绝亦是一种坚守。《淮水谣》的写作，是曹多勇在写作中建立起一个淮河流域人及生活的文学基因库的努力。坚韧而温和的性格，柔婉而热烈的花鼓灯情歌……淮河流域人和物的形象就这样活泼泼地立在了纸上。立足于地域风物书写，扎根在土地上的文学，如果不为这个地域人的文学基因库贡献一点自己的创造，那他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合格的，是失败的。《淮水谣》中，我看到了曹多勇的努力。
（作者：刘颋 系《文艺报》文学评论部主任）
曹多勇的《淮水谣》勾勒的是淮水河畔大河湾村的日常生活景象。大河湾村是个四周被淮河水围困的小村庄，韩立海一家六口人，就生活在大河湾村的庄台上。曹多勇对韩立海一家六口人的婚嫁生子及求学求职的日常生活描写背后，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大且无法回避的主题，即人与土地关系的变化。当代农村题材的作品，在表达人与土地这层关系时，读者更多看到的是匍匐在土地上、挣扎在土地上的人，直立在土地上、能够站起来的人不多。《淮水谣》试图揭示人和土地的复杂关系，同时在纠结缠绕中也有亲切与和谐。作品里无论人与土地处于何种关系，都能看出作家在努力塑造出一批直立于土地上的人，无论生活如何艰难如何困顿，人的努力和抗争赋予了人物骨气和勇气。
《淮水谣》以韩立海一家六口人及相关人物来结构整部小说。每个人物独立成章，同时又让韩立海和吴水月这两个人物贯穿始终。这样的结构类似于橘瓣，韩立海和吴水月就是包裹橘瓣的橘皮。每章既相对独立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作家给了每个小说人物足够独立展示的时间和空间，也让同一件事在不同人物的生活中展现出不同的面貌。
小说中最让我欣赏的是对韩立海与吴水月的刻画。这对夫妇和土地的关系，始终是温和、安分的，但也是努力的。他们在和土地建立起一种亲近的、有血缘关系的联系。他们既对土地有着很深的依赖，同时又对土地有着很深的理解。在这种依赖、理解、温和、努力之下，是一种在土地上的坚持，也是韩立海夫妇对他们人生信念的一种坚持。无论如何抗争，韩立海先是自己想要离开这片土地未果，继而把孩子一个一个地送出了这片土地，但最终，他们与土地是和解的，是惺惺相惜的。所以吴水月才会要求死后埋在大河湾村临水的岸边，韩立海也不顾孩子的反对坚持把吴水月葬在了河边。连接韩立海夫妇和土地的，还有一种更为深层的因素：情。韩立海夫妇与土地之间是有情感联系的，曹多勇对于他们的这种关系的刻画，也是在很深的情感推动下才能完成的。对土地的感情，这是一种贯穿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史内核里的情感，如今正被渐渐忘却。曹多勇让韩立海和吴水月告诉我们，无论何时，人始终不应该背弃土地。
曹多勇在小说中有意虚化了时代背景，把时代历史的内核放置到人物的命运中。让人物来诉说、结构历史，给历史作证，让历史的力量以人物命运的方式呈现出来。重新结构、诉说历史，是小说家的责任。怎样去结构历史，曹多勇作了可贵的努力和探索。在某段具体的历史时空中人们的生活是否就是当下文艺作品中常见的样式？我们想象的历史生活一定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所有的生活姿态吗？曹多勇在作品中让人物的命运来说话，把判断的权力交还给了读者。
比如，小说里写到韩立海、吴水月在饥饿和苦难中不妥协，而是坚韧温和地一点儿一点儿改变自己的命运。为了让孩子读书，他们每年喂四头小花猪，用这样的方式把四个孩子送进了学校，并且创造了大河湾村的第一。苦难中有希望，艰难中有温暖，通过人物的命运，曹多勇表明，人不是历史的被妥协物，人是历史的书写者和创造者。他以韩立海、吴水月的方式，完成了人和历史关系的一种表述。
有评论者认为，曹多勇是以悍然拒绝的姿态在写作。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其实，拒绝亦是一种坚守。《淮水谣》的写作，是曹多勇在写作中建立起一个淮河流域人及生活的文学基因库的努力。坚韧而温和的性格，柔婉而热烈的花鼓灯情歌……淮河流域人和物的形象就这样活泼泼地立在了纸上。立足于地域风物书写，扎根在土地上的文学，如果不为这个地域人的文学基因库贡献一点自己的创造，那他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合格的，是失败的。《淮水谣》中，我看到了曹多勇的努力。
（作者：刘颋 系《文艺报》文学评论部主任）
